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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看看~~~

解析:

在我国历史上，伴随着神话传说而生的，还有一种童谣。它传唱于儿童之口，但有许多简直与儿童的生活和理解力毫不相干，而几乎是纯粹的政治斗争的反映和产物。从性质看，它应该列入“低幼读物”，但其实内容深奥难解的程度．几乎超过所有的“ 学”。也许正因为如此，历来对它的研究如凤毛麟角，资料也很少；仅有的一些记载中，又混杂着许多奇怪的传说和荒唐的附会，这些都增加了研究的困难。童谣本是一价值得重视而且应该加以研究的文化遗产，然而在很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根本的改观。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应该结束。

什么是童谣？古人说：“童，童子。徒歌曰语。”（《国语·晋语》韦昭注）“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杨慎《丹铅总录》卷二五）大体说来，童谣就是指传唱于儿童之口的没有乐谱的歌谣。它的叫法很多，如清人杜文澜在《古谣谚·凡例》中，把“儿谣、女谣、小儿谣、婴儿谣”等都归入“童谣”一类。此外，其他古籍中还有称“孺子歌”、“童儿歌”、“儿童谣”、“孺歌”、“小儿语”、“女童谣”等的。名称虽不同，内容都是一样的。

童谣的历史真可以说是“久矣夫”的了。《列子》中记载的《康衢童谣》，据说是我国传说中的圣人尧时的童谣。《古今事物考》说：“《列子》曰：‘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谣之起，自尧时然也。”有人认为《列子》这本书不一定可靠，只承认《国语·郑语》中记载的《周宣王时童谣》才是真正最早的童谣。即使如此，童谣也有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我国文学史上，能够与它比“老资格”的，就只有《诗经》中的某些篇章了。

综观中国古代童谣的历史，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明代以前，所有的童谣几乎都是政治童谣，不同程度地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它们与儿童的生活简直不相干；从明代开始，在继续发展政治性童谣的同时，产生了一批真正反映儿童生活的童谣，或者说。这时才有人有意识地开始创作和收集真正意义上的童谣。我想，明以前大概也有非政治性的童谣，只是由于无人搜集记录下来，所以就湮灭了；即使记下来一点，也往往被附会到政治中去了。明代是我国资本主义因素大量产生的时期，当时有一批人，冲破宋元理学的束缚，思想比较解放。他们的视野扩大到了前所未及的许多领域，加上当时印刷业的兴盛，童谣的创作或收集也就有了较好的成绩。现存我国最早的儿歌专集是明代吕坤于 1593年编成的《演小儿语》，此后，这方面的专集才逐渐多了起来。

从现有材料看，我国古代童谣大体上呈现出“两多两少”的状况：乱世多，盛世少；王朝末期多，王朝早期少。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元代，政治上黑暗，内外战争频繁，国家分裂，生灵涂炭，反映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童谣也就比较多。在每一个王朝中，一般又是末期比早中期多，像秦末、汉末、元末．明末等时期，都是童谣大量流传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乱世和末世，政治斗争尖锐复杂，各种政治力量都努力表现自己，其中就包括用童谣为自己造舆论。所以，有着产生童谣的肥沃土壤。另一方面，这时统治者的钳制力则相对削弱，使那些生产出来的童谣不至于全部被扼杀。新上台的统治者对那些替自己造舆论的童谣，固然会乐于保留，就是对那些诅咒被推翻的统治者的童谣，也往往持一种容忍的态度，甚至也乐于记录下来，以作为自己“顺乎天心，合乎民意”的证明。反过来，在每一个王朝的初中期，统治阶级的统治相对稳定，除了歌颂升平的东西之外，真正有战斗力的童谣就不容易创作和保存下来了。

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童谣,甚至於没有文字的族群都有童谣传统童谣属於民间文学

之一,应该是包含在民谣中基本上童谣没有很明确的范畴和界限,凡是民谣中适合孩童听

与唱的都可以归类为童谣

童谣的定义为何

「诗经」大序说:「情动於中而行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歌谣是人类企图强化表达喜怒哀乐等情绪,藉由语言的自然节奏,所表现出来的美化语言这种人类的天性常因民族,年龄,身分,环境…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以语言为基础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然而,将语言的自然节奏进而演化为具备音乐结构的歌曲,却不是儿童所能胜任因此,不论自发或摹仿,儿童能力所及也止於「谣」的阶段,而谓之「童谣」至於成人制作,配曲的便是「童歌」(或儿歌)当然,童谣的创作者未必是儿童,不论是成人为儿童制作,或是本属於成人的谣,只要是被儿童所乐於接受或摹仿,而或跃於儿童的口耳之间的,都可以将它视为童谣

说简单，通俗点，但不一定科学：

“童谣，应该是由一代代人口耳相传的，在儿童口中传唱的，带浓厚的地方特色，诙谐幽默、音节和谐，形式简短的读来朗朗上口的歌谣。”

关于曾国其名，在春秋、战国的文献里，均没有记载。但是从宋代开始，却有曾国出土的青铜器见于著录。近10多年来，在河南、湖北的南阳盆地南部和湖北枣阳、随县一带的随枣地区，相继出土了不少曾国的青铜器。特别是1978年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的出土，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存在一曾国，确无疑义。那么，这个曾国究竟在哪里？今天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曾国即是随国。理由是：（一）存在时间相符。《国语。郑语第十六》记述西周末年周人史伯语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说明随至迟在西周晚期即已立国。而见于现存历史记载中的随国的最后一次活动，是与楚、陈、许等国联兵攻围蔡国。时为春秋末年。可见，随大约建于西周末年，亡于战国初期。对于出土的曾国青铜器考证鉴定发现，这些器物均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时物。曾侯乙墓在1978年出土，又进一步证明曾国在战国初期尚存。据文献推知，汉淮间小国能维持到战国初年不灭的，只有随国，然曾国尚存，可见曾即是随。（二）所处地域相同。曾国器物出土地点，迄今以随枣走廊东南端，今随县、安陆、京山之间较为密集。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在相同时期，这一带为随国的所在地。1978年发现的曾侯乙墓，又在随县附近。随是随国国都所在地。按国君之墓，应葬在国都，因此曾即是随。（三）姓氏相吻。随是姬姓之国，史有记载。但1979年4 月，距随县县城15 公里处出土的季氏梁青铜器，中有一季怠戈，上有记载物主国别、官职及其与周王室关系的铭文，证实曾国也是姬姓国。（四）据《左传》记载，定公四年，吴、唐、蔡三国大举攻楚，打下楚之郢都，昭王败走奔随，随人庇护昭王，拒三国之兵。而曾侯乙墓发现，楚惠王曾制一套编钟、镈放在曾国宗庙祭祀曾侯。强大的楚国对小国之君如此敬重，很可能是与随人保护昭王事有关，具有报德之意。可见当时曾国之君，是保护过昭王的随人后裔。（五）在古籍中，一国二名的记载很普遍。如河南附近的吕国又称甫，山东附近的州国又称淳于，楚称荆，魏称梁，比比皆是。所以，曾很可能即是随。另一种说法不同意上述见解，他们认为，考古发现的曾国，显然不同于文献记载的随国，而是史籍上的缯国或鄫国。他们不同意曾即是随的理由是：（一）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国君墓葬不一定都在国都。许多小的诸侯国由于封地狭小，国君墓葬只能在国都附近。较大的诸侯国则有特定的国君墓地。如鲁国国君墓地不在国都曲阜而在阚（距曲阜100 多公里）。《史记。秦始皇本纪》列举秦的国君葬地，其中不少不在国都。曾侯乙墓在随，未必就能说是随地是曾的国都。相反，根据楚王熊章钟铭文记载，楚惠王是得到来自西阳的讣告因而为曾侯乙制作宗庙用的编钟等礼器，送到西阳进行祭奠的。可见战国初期曾的国都不在随而在西阳，即今河南光山县西南。（二）从文献记载看，随国是汉东姬姓国中较大的诸侯国，可谓“汉东之国，随为大“。但它从春秋前期起，逐渐沦为楚的附庸。战国初期史料中随已消失，极可能已灭亡。而曾国直到战国初期，还是个拥有较大经济力量的独立的诸侯国。（三）楚惠王为曾侯乙铸造宗庙礼器，给曾以很高礼遇，决非因随人保护过昭王而报德，而是当时曾处的政治地位和楚王在政治斗争中的需要决定的。（四）把曾与随当作一国二名的解释，不妥。不能因商又称殷，吕又称甫，从而作出简单类比。当时一国二名，都有它的原因。多数是由于迁都，这在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但所有文献在讲到随时一律称”随“，而所有出土的青铜器又一律称”曾“，丝毫看不出其中有一国二名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认为曾国即是文献记载中的缯国或鄫国呢？主要理由是：第一，古书上曾和缯、鄫相通。缯、鄫两国，古籍有记载如”申、缯、西戎方强……“当时申为南方强国，又联合缯、西戎，力量强大。《国语。晋语一》记载史苏说：”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史记。周本纪》也有类似记载。所以，把曾国看作缯或鄫，是有道理的。第二，古代有两个曾国，一为姒姓，就是春秋时代在今山东苍山西北的鄫国。另一个姬姓，在南阳盆地南部，与申相邻。（三）西周时代姬姓曾国的国都在后来楚国方城附近的缯关、缯丘一带。后为日益强大的楚国的逼迫，曾向东南进入随枣走廊。因此，在今河南新野发现曾国铜器和文物，在随枣走廊及其东南端附近地带出现曾国文物，就都可以理解了。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春秋时期楚随对立，楚武王三次伐随，第三次竟死于军中。而从曾侯乙墓的发现看，年事已高的大国之君楚惠王竟为小国之侯曾侯乙送了一份厚礼，说明楚曾关系很友好。如果曾即是随，则很可能是曾人在楚王怂恿下，钻入随内，通过宫庭政变夺取随国，就像田氏伐齐一样。三个“谜底”，当以何者为是？看来尚难以定于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