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是商周艺术文化之代表，亦是贵族社会文化产物，它不仅作为日常生活用具，更是宗教祭祀重要之礼器，因此青铜器发展史，可称为商周文明发展史。过去之传统，对青铜器研究，偏重在铭文意义及考古断代上，而忽略纹饰与形制之研究。然而铭文、形制与纹饰三者本为一体，并非所有青铜器皆有铭文可作断代用，多数铜器只有纹饰或形制，因此研究青铜器应朝综合研究，才是最佳之研究方向。由於时间之限制，笔者无法对青铜器作全面研究，只对青铜器之「纹饰」作初步探究，俾能有所得，为他日研究之础石。

最早研究青铜器纹饰者，当属清末民初学者容庚，他在《商周彝器通考》（1941）一书中，用一章之篇幅列举纹饰七十七种。首次对铜器纹饰作详细之分类，具体列举各类纹饰，并介绍各类纹饰名称之来源、演变，及其所属时代。透过容庚先生专书介绍，使後世青铜器研究者，开始正视青铜器纹饰之存在与价值。近来研究青铜器纹饰著作甚多，各类动物：如鸟、龙纹及兽面纹之研究不乏其文，在这几类中，虽然龙纹纹饰有较多文章介绍，但多数只针对龙纹之分类、起源著墨而已，对於龙纹时代演变、艺术价值则鲜少探讨，因此本文选择此范畴作为研究方向，希能更深入探究龙纹纹饰之艺术内涵。

要瞭解龙纹何以出现在青铜器之原因，首应瞭解纹饰之起源，神话须从古籍及新石器时代出土古物中探究。龙纹纹饰并非在商代青铜器中突然产生，其起源可追溯新石器时代中陶、玉器。此外，就龙纹存在之意义，探究与当代政治、宗教之关系。龙纹分类中，采马承源先生之分类法作为基础，因马先生分类方式最为实用，具有理论上之价值，且多数商周青铜器之龙纹不出此范围，因此本文所论之龙纹分类，大抵以马承源先生之分类为基础，并拟制一表格，详尽言明各类龙纹盛行时代与其艺术价值。

第二章 龙纹起源及其意义

第一节 神话中之龙

在原始社会中，龙代表重要信仰之一，关於龙之神话层出不穷，古籍中记载颇多，如：《山海经�6�4海内北经》：「冰夷人面，乘两龙」；或《山海经�6�4西山经》：「……锺山，其子曰鼓，其状人面而龙身」。《国语�6�4郑语》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史书中神话，有《史记》、《汉书》、《南史》……等记载龙之神话。史记中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邦，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明，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以而有孕，遂生高祖。」汉书中有「帝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王媪见其上有龙。」南史中有「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长七尺五寸，鳞纹遍体。」综合先秦文献中之龙神话记载，约可整理出较具代表性的四种说法注1：

一、将人、龙混为一体。如开天辟地宇宙开创者伏羲氏、生命创造者女娲氏、战胜蚩尤及创造物质文化之黄帝、亲尝百药神农氏，皆被描写成人面龙身或人面蛇身（图1）。反映出上古原始人在与自然斗争中，对胜者之崇拜。

二、龙乃人之化身。如大禹父亲鲧，死後三年不腐，化为黄龙。

三、龙乃神通广大之神灵。如大禹治水时，因尽心竭力治水，行为感动天地，因此得到神龙的帮助。神龙以尾画地成河，助禹治水有功。

四、龙乃神人驾驭之动物。《山海经》谓，西方之神蓐收，南方之神祝融，北方之神禹疆，东方之神句芒皆乘两龙。

以上之神话及传说虽不可考，但可知「龙」在中国人心中有其特殊之地位、意义。龙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原始社会之崇拜对象，反映人们崇拜超自然力，而龙即为超自然力之象徵，因它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故成为具有神力之形象。然而龙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文化里，只是一想像之生物。在古籍中，描述龙之记载有：

《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管子》曰：「水池」：「欲小则化为虫蠋，欲大则藏於天下；欲上则凌於云气，欲下则入於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

《尚书．洪范》曰：「五行纬」：「龙，虫之生也渊，行无形，游於天者也。」

「龙」究竟是什麼？形状为何？从古至今许多学者皆有考证。较一致结论为龙起源於原始氏族社会之图腾崇拜，它是由许多动物图腾，纵横起来之虚拟物。距离5000年前之远古氏族社会里，人民对各种自然变化还无法充分认识，他们将自然界一切皆视为有灵。从天上日月星辰，空中风雨雷电，至地上生物、非生物…等，皆视为神灵。原始人对这些自然现象，意识到一股神秘力量，是崇敬，也是慑服，於是将天上与世间物象联系起来，企图用周遭熟悉之动物来解释。

原始人为求生存与发展，每一氏族或部落将其中一种神灵，作为自己部落之守护神，也作为自己族标或象徵，供奉它、崇拜它，将神灵视为祖先，此即图腾崇拜。当时部落或氏族存在著兼并现象，当一强大部落并掉另一部落时，会将另一部落中最厉害部分吸收至自己部落图腾上，合并与融合成一幅凌驾於原来形象之新图腾，代表所有被合并之氏族。如此形成之图象，即非现实中之动物，而成一种虚拟之综合性生物。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象徵之「龙」，即是从氏族部落之图腾中产生注2。

传说中龙，实际上是神化之蛇，而龙之形象主要来自於蛇。传说古人常遭蛇之袭击，先是恐布，後又对它加以神化，当作能免除一切灾难之灵物，此种畸形心理，使许多不可理解自然现象得到圆满之答案。如春、夏之雷电，在一道曲折白光闪过後，即是倾盆大雨。闪电像一条瞬间腾空疾飞、曲折行进之巨龙，因此人们即想到「云至而龙乘之」，久之则「以龙蛇为天使」。雷电能引起大火，於是龙又可吞吐烟火。如此一来，蛇在原始人心中即成为神灵。它成图腾中之主宰物，其他一切动物只能依附它，龙之神话即顺理成章产生。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龙纹之萌芽

「龙纹纹饰」并非青铜器时代原有之产物，远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中，龙之形象已经出现在中国人使用各式器具上。即使「龙」之原始形貌已不可考，惟透过现代考古之发掘，各时代不断有「龙」形物出现，即可证明「龙纹」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即已萌芽与发展。

龙之雏形，最早出现於山西省吕梁山南端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是一幅鱼尾鹿龙岩画，距今约一万年。在考古发掘中，甘肃省甘谷县及武山县出土文物中，隶属仰韶文化之彩陶已有龙纹装饰，它们曾被称为「人面鲵鱼纹」，实应称之「龙纹」注3。另外在内蒙古与辽宁交接之红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多种玉制龙形器，其中有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龙形玦」；翁牛特旗三星拉他村之「玉龙」，辽宁牛河梁「猪龙形玉饰」（图2）与喀左县东山嘴「双龙首玉璜」。在牛河梁遗址之「女神庙」中，发现泥塑「猪龙」之残块。在内蒙古熬汉旗小山遗址还发掘出之大甸子陶器龙纹（图3），此乃距今约3400年以前，属夏家店下层文物之产物。此外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掘出之彩陶上（图4），亦发现有「龙纹」存在。陶寺出土之陶盤上，盤底内壁磨光，用红白两色彩绘出蟠龙图形。蟠龙头在外圈，尾卷盤中。龙体为蛇躯鳞身，巨口利齿，似蛇非蛇，此龙显然已是想像合成之虚拟生物，属早期龙形象之重大发现。据有关资料考证，此「龙纹」年代不晚於4500年前，可称为「天下第一龙」注4。但若将红山文化之「玉龙」与山西襄汾出土之陶龙进行比较，显示出玉龙较具原始时代气息与文化特性，故一些考古学者推测玉龙应距今5000年前，因此，玉龙取代陶寺龙，成为「天下第一龙」。

以上出现之「龙纹」，出现於距今约四至六千年以前，属新石器时代。它们共同特点是：图像均为两种或三种动物形象之结合体，有一大头与一卷曲成环型或半环形之体躯。所异者是，红山文化与小山遗址中出现之龙，形象为猪首、蛇身及马鬣相加；仰韶文化之龙则是人或兽之首，蛇或鱼之身相结合。仰韶与红山文化，几乎同属一时代，但却属不同文化区域，它们之间有一定之联系，又各有渊源。正由於文化差异之存在，所出现之龙形象徵即各有特色。此证明「龙」之观念，已非某一氏族所专属，而是在长期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成为许多部落之图腾标记注5。

铜器上纹饰之名称，最早见於《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周鼎者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又如《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所论及饕餮与窃曲，皆是後代采用为商周铜器纹饰之名称，但却无法追溯其命名之缘由。所谓饕餮文，在铜器上有时是兽面，有时则配置在龙身上之龙面。至於窃曲文，或谓变形夔龙文，或谓夔之涡转文。而铜器上之夔、虺、螭等纹，依《说文》解释，皆与龙有关，或是龙之别名，或是龙子。

第三节 龙纹之意涵

人们论及史前艺术，皆相信原始纹饰与原始社会与宗教密不可分，商周时代亦存在此现象。原始社会中，纹饰并非仅作为审美之用，其艺术活动与社会型态、宗教信仰，似有更密切之关系。西方学者卡西勒曾曰：「艺术在其起源和开创时，似乎与神话关系密切。艺术即使在发展过程中，也不能离开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范围和影响」注6。因之，原始纹饰与社会文化、宗教三者关系密不可分。

商周时青铜艺术，纹饰占重要一环，由纹饰分类观之，不难发现商周纹饰题材以动物纹样居多，而动物纹样中又以「龙纹」纹饰占绝大部分，此种现象反映出动物图像在商周时期人们心中，有其特殊崇高之地位，而动物纹饰与商周鬼神崇拜之宗教信仰无不关连。张光直先生认为商周器物之动物纹样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之媒介注7，其於《中国青铜时代》曾曰：

在商代早期，神话中的动物功能，是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在古代中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的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於祖先崇拜之仪式，而且死後去参加祖先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之铸刻著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花纹。

商周时，祭祀鬼神为一经常性之大事，商人尚鬼，凡事皆须请示鬼神，而请示鬼神之工作皆由「巫」来作，亦即所谓「占卜」。虽然原始时代之巫术与宗教并不相同，唯巫术与宗教之间仍有密不可分之关系；而原始宗教则从巫术信仰中发展出来。青铜器作为礼器，多用於宗教祭祀上，因此青铜器物上之纹饰，与鬼神崇拜之宗教信仰习习相关。商周时有「铸鼎象物」之观念，而龙纹主要是作为象徵「天命神权」而设计出来之纹饰，因此，在宗教上有其重要意义。

商周人将动物视为具有无限神力之神灵，因此青铜器上之动物纹样，除宗教祭祀意涵外，并富有政治之意义。由於殷人尚鬼，对超自然力颇为崇敬，其祭祀与崇拜并非最终目的。商周人将动物纹样视为巫觋沟通天地之媒介，而能独占此沟通方式者，唯贵族或领导阶层。正因为握有此特权，领导阶层为维护政治地位及利益，透过青铜器上神秘、肃穆之动物纹样来宣扬自己力量，由於此怪异形象之象徵符号，令人望之崇敬、生畏，因此可威吓其下之被统治者，达到贵族巩固本身地位及威权之目的，此动物纹样无形中强化为统治者之政治力量。

第三章 龙纹种类及时代演变

第一节 龙纹类别

龙纹分类，依龙体形状划分，可分为直体、曲体、卷体三类。惟龙纹流行时间较久，同属一类者在时间上或相隔甚长，演变关系较不明确注8。容庚「殷商青铜器通论」，将龙纹分为蟠龙纹、两尾龙纹、爬行龙纹、蛟龙纹四类；马承源先生则将龙纹分成爬行龙纹、卷体 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五类注9；朱凤瀚先生将龙纹分成夔纹、颐龙纹、蟠龙纹、团龙纹、蛟龙纹、曲龙纹、其他形式龙纹七类注10。由於各学者分类观点不同，意见亦异，以马承源先生分类方式最为实用，具有理论之价值，多数商周青铜器龙纹皆不出此范畴，本文所论及之龙纹分类，大抵以马承源先生分类为基础。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之动物，皆可归於龙类。龙纹约可分为下列几类：

（一）爬行龙纹

爬行龙纹（图5）为龙之侧面形象，多平置横向，龙头朝前，身躯作爬形状。通常龙头张口向下，上唇向上卷起，下唇向下卷或卷向口里，额顶有各不同之角形，中间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无足者，尾部常弯曲上卷。爬行龙纹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式排列，由各种不同角形兽头与蛇类躯体组合，盛行於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龙纹中侧视一足者，称为「夔纹」。所谓夔纹系指有一足、二足或省略足之龙形侧面图像。张口，体躯伸直或弯曲，额顶有角，尾部上卷或下卷，皆可称之为夔，夔之名本於《说文解字》：「夔，神魖也，如龙，一足。」《山海经�6�4大荒东经》：「有兽壮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可谓龙或爬行类兽之综合变体，构图不用讲究对称之法，而以变形动物侧视全身之连续构图，以神化飞龙、走兽表现此一特有之动态与节奏。

（二）卷龙纹

卷体龙纹（图6）是龙躯体蜷曲形象。《礼记�6�4王藻》有「龙卷以祭」之说。郑玄注：「画龙於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庙。」古代将龙画作卷曲状。青铜器纹饰中，卷体龙纹可分两类，一是龙上半身直立，龙身布满云雷纹，下半部横卷做曲尺状，龙头则置於青铜圆盤正中央，依构图变化及时代不同产生差异，自商至战国青铜器上皆有；另一是身躯蟠曲一团，以龙首为中心，或首尾相接，或成螺旋状蟠旋，称为蟠（盤）龙纹，盛行於商末周初。蟠龙纹系以龙首为中心，蟠卷成圆形之龙纹，多装饰於青铜盤底内，身躯间或周围常有小龙、鱼、龙鱼及鸟纹等物。

（三）交龙纹

交龙纹是指两条或两条以上相互缠绕之龙构成之纹饰，又称「蛟龙纹」。交体龙纹（图7）是龙体部交缠形象，见於《周礼�6�4春官�6�4司常》：「王建大常，诸侯建旂。」郑玄注：「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覆也。」又《释名�6�4释兵》：「交龙为旂，其，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此纹饰为数条浮雕交龙相互穿插於青铜器上，龙身状如环带，装饰紧密配合器皿造型，予人节奏感与立体感。在青铜器上，常以X和∞型结构为基础，变化出复杂之交龙形象，而交龙形象乃一上一下，下者上升，上者下覆，两体交缠，故称交龙。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有两龙相交，亦有群龙交缠，发展成各种复杂形式。青铜器上，躯体较粗壮交体龙纹旧称「蟠螭纹」。变形缩小交体龙纹，辄称「蟠蛇纹」注11。

（四）双体龙纹

龙体龙纹特色为龙首居中，体躯向两侧展开，两边分出两尾之意，四足利爪（或龙无足），尾上卷，旧称「双尾龙纹」（图8）。此纹饰构图与兽面纹相似，皆为体躯向两侧展开。此纹饰常装饰於青铜器物之颈部狭长范围内，呈现带状分布，而其优点为可使龙躯体充分展开，此即双体龙纹；盛行於殷商晚期至西周中期注12。

（五）两头龙纹

此种纹饰特点为一兽体之两端，各有一龙头或兽头，旧称「两头龙纹」（图9）。青铜器上，兽体大部分为一斜线，或曲折形线条，此乃图案变形之现象。两头龙纹双头并非完全相同，有时一作正面，另一作侧面。简单且独体之两头龙纹，多见於西周中、晚期；缠绕式之龙纹则盛行於春秋中、晚期。　

第二节 商代龙纹之时代演变

一、商早期：

商早期主要纹饰是兽面纹，随青铜器纹饰之复杂化，在兽面纹两侧常出现二蛇形之辅助图纹，此种蛇行图案常以长条形状之单足、头部向下、嘴巴张开，双唇翻卷之面貌出现，它即夔龙纹之雏形注13。夔龙纹初期虽仅作兽面纹之辅助纹饰，但已渐演化成为夔龙纹。

二、商中期：

商中期有二特殊现象，一为「夔龙纹」自兽面纹之附属部分独立出来，成为夔龙纹饰；另一现象是「蟠龙纹」开始发展。夔龙纹於此期中，可见之型式有三，依出现年代之先後，又可分为下列数型注14：

（1）直短身，首向前

此型之龙体躯干为单体，尾下垂（图10）或上卷（图11），流行於商中期偏晚至商晚期。此型纹饰仍有部分作为兽面纹两旁之辅助纹饰，但形状多倒立。

（2）折身式

折身式夔龙纹特点为，龙躯体下折，折角作直角状，尾上卷，张口向下（图12），见於商中期偏晚至商晚期。

（3）曲身，尾上卷，张口向前

此期龙纹纹饰之龙身躯接近S型，张口向前，流行於商中期偏晚（图13）。

蟠龙纹於此期可分二型：一为龙首作侧面，身躯顺著头向下卷，在青铜盤中盤卷成一圈（图14），见於殷商中期偏晚；另一为龙首作正面，龙体身躯作顺时针盤卷成一圈或一圈半於青铜盤中，身躯间常夹有小龙（图15），多见於殷商中期偏晚，延续至春秋早、中期注15。另外，「爬行龙纹」亦於此期盛行，且出现不同角型之兽头和蛇体组合成之形象，如虎头龙纹、长颈鹿龙纹、外卷角龙纹等，此纹饰盛行於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商晚期：

「夔龙纹」承袭前期风格继续流行，且折身式夔龙纹新变体出现，其特点为龙躯干上折，折角作直角状，尾下卷（图16）。「蟠龙纹」亦於此期继续盛行，由设计巧意而言，此蟠龙即在圆盤内之周围连作团纹，此即龙之雏型。「爬行龙纹」亦於此期继续盛行并延续前期风格。此外，另有两种龙纹纹饰於此期开始发展，一为「双体龙纹」，另一为「颐龙纹」。双体龙纹於商晚期开始出现，特色为龙首居中，体躯向两侧展开，旧称「双尾龙纹」，此纹饰盛行於商晚期至西周中期。「颐龙纹」於商晚期萌芽，龙纹型态为身躯短直，尾上扬，末端下卷垂冠（图17），虽少见，惟西周早期仍可见之（图18）。颐龙多两两相背，多分布於器物颈部以作为主纹饰存在。

第三节 西周龙纹之时代演变

一、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夔龙纹」继续发展，并出现不少夔龙纹之新变体。如直短身，首向前之夔龙纹，龙体体躯分歧为二，尾上卷（图19）。另外在此型基础上，又演变成另一型体之夔龙纹。此龙纹型态为低首，口向下，前额多生出二独角，上枝长而上卷，状似象鼻（图20）。此龙纹虽类似龙体躯分歧为二，尾上卷之夔龙纹，但其龙纹背上有刀状羽翅，因此可藉该特徵区别两龙纹之差异，此龙纹见於西周早期偏晚注16。新变体如一龙头引出两身躯，即「双体龙纹」，於商晚期萌芽，并於此期继续发展；或是一条身躯之两端各有一龙头，成为两头龙，此即「两头龙纹」；或是夔龙、夔凤交接在一起之怪体（图21）。「双身龙纹」、「蟠龙纹」亦於此期继续流行。「爬行龙纹」之新变体於此期出现，称之为「长冠龙纹」，其特点为以凤之长冠取代龙头之角，其头部依然是兽头，而龙身躯较长，中间有一足或作鳍部，尾部分开上下卷曲注17。此外，「颐龙纹」之样式为一身双首，身躯斜直，双龙首因回颐而相向，始见於西周早期偏晚（图22），延续至西周中期（图23）。

南宋官窑的特征

南宋官窑特征是主要表现的不是在它的装饰，而在它本身如玉泉般的、庄重的、典雅的、神秘的自然美。在艺术风格上以釉色取胜，以造型见长，以纹片著称，这些制品反映出东方民族谆厚朴实，崇高古雅的独特艺术风格。 官窑所烧的都是宫廷御用器，因此，要求制作都尽量完美，早期作品为了使器身全部敷釉，盘洗等器一般都以支钉装烧，唯支钉较汝州官窑为大且粗，数目甚至有多达二十枚者。晚期，则多以垫托垫烧，虽然是底留下一道无釉的痕迹，但涂上一层铁质护胎浆成铁足，使制品更富特色。

南宋官窑瓷的特征是既继承了北宋汴京官窑瓷、河南汝官窑瓷等北方名窑的造型端庄简朴，釉质浑厚的特点，又吸收了南方越窑、龙泉窑等名窑的薄胎厚釉，釉面莹沏，造型精巧之精华。北艺南技的结合，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而且对世界文化艺术方面也是一个伟大的卓越的贡献。 南宋王朝覆灭之后，官窑被毁，工匠失散，技艺失传，故传世珍品较少。一九八九年，在香港以2500万港币拍买的一件南宋官窑青瓷，创造了中国古陶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南宋官窑青釉瓷以黑胎青釉而著称。其的确如古籍所说，有三大特征，即紫口铁足，黑，灰色胎；有纹片，金丝铁线；厚釉胎薄，釉呈乳浊，青玉色。形成原因有如下几点；

紫口铁足，黑，灰色胎：这是因为其胎是以掺有紫金土的胎泥制成，因此泥含有较高的三氧化二铁，在还原气氛中烧成，故胎呈黑色；底足露胎处和口沿薄釉处呈现出胎的黑色，即所谓“紫口铁足。



官窑青釉方花盆 宋

有纹片，金丝铁线：有纹片即官窑上的裂纹是由于胎釉的膨胀系数不匹配而呈面大小不等的裂纹，这本是釉的一种缺陷，但在陶工们的巧妙染色下反而成为了别具一格的艺术装饰，即所谓：金丝铁线。



官窑青釉圆洗 宋

厚釉胎薄，釉呈乳浊，青玉色：釉为含有一定量晶体和含有较多氧化铁着色的，并具有强烈玉质感的乳浊釉，烧成颜色 可根据炼制气氛的不同可从粉青到炒米黄。还有由于釉中含有较高的钾而使釉具有很大的高温粘度，可以保持釉层较厚而不流淌，从而形成了薄胎厚釉的特色，甚至还有釉厚于胎的制品。文章来自湖南中历收藏品鉴定中心，是一家专业从事鉴定的第三方平台，藏品鉴定可咨询。

　　青铜器具有极高的 历史 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青铜器最早的用途作用是什么你了解吗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青铜器最早的用途作用，欢迎阅读!

　　青铜器最早的用途

　中国的青铜器出现于史前，繁盛于夏商周时期。不仅器物类型繁多，而且造型庄重华丽，纹饰精湛优美，为世界所罕见，而且铭文内容丰富，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研究文字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从用途上来说，青铜器分为容器、兵器、 乐器 、车马器等几个大类。本文主要简介主要青铜容器的种类和名称。青铜容器，是夏商周时期最主要的器类之一，包括炊器、食器、酒器、盥洗器等。大部分青铜容器皆为礼器。

　鼎

　鼎：古代的烹饪之器，和现在家里的锅差不多，用来煮或盛放鱼、羊、豕肉。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比如有名的商代司母戊大方鼎。鼎，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 传说 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所谓国灭则鼎迁，后世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

　鬲

　鬲(li，音历)：形状和鼎相似，侈口、三空足。一般煮饭用，足中空便于炊煮加热。

　甗

　甗(yan，音演)：相当于现在的蒸锅。有圆体三足和方体四足两类。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zeng，音赠)，放置食物;下部为鬲，盛水。如甑与鬲铸为一体称为合体甗，其中部有一铜片，叫做箄(bi，音比)。上有能够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匕

　匕：相当于现在的汤匙、调羹，是古代挹取食物的器具。从体上分为尖形体匕和椭圆体匕，从柄上分为曲柄匕和直柄匕

　簋

　簋(gui，音轨)：相当于现在的碗，用来盛饭。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

　簠

　簠(fu, 音辅)：其实和簋的作用相同，也是盛食物用。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盖与器的大象相同，合上为一器，打开则是相同的两个器皿。

　盨

　盨(xu, 音须)：用来盛黍，稷，稻，粱用。椭圆形，敛口，腹侧有耳，圈足，上有盖，盖上有四个矩形钮或圈足。

　敦

　敦(dui，音对)：盛黍、稷、稻、粱用。由鼎演变而来，形状酷似西瓜，又称西瓜敦或西瓜鼎。其上下内外皆圆，盖与器体合成球体或卵圆体，两环耳、三短足，盖也可反过来使用。

　豆

　豆：古为食肉器，又为菹醢(zu hai，音祖海)器。菹就是今天的咸菜，醢就是今天的肉酱一类的食物。豆上为盘腹，早期浅，春秋后变深，下有长柄及圈足，有的有盖。

　卣

　卣(you，音有)：盛酒的器皿之一。基本形状为椭圆体、深腹下鼓、圈足，上有盖，盖有钮，形状似壶但有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鸟兽形的。

　尊

　尊：盛酒器，基本形制多为侈口，鼓腹圜底，圈足，形似觚，但中部又比觚肥硕，口部亦比觚大。一般称尊者，分为觚形尊、有肩大口尊和鸟兽尊三类。

　觥

　觥(gong，音工)：也称兕觥(si gong，音四工)，是古代盛酒或饮酒之器。“兕”是古代的犀牛，以前用其角做觥，因不易保存，故殷商时期改用铜作觥。觥体为椭圆形或方形，下有圈足或四足，前有宽流，后有鋬手(pan，音判，把手的意思)，盖多作兽首形或长鼻象首形

　盉

　盉(he，音和)：相当于今日的茶壶，是古代调和酒、水及温酒之器。《说文·皿部》：“盉，调味也”，故此器通过加入不同的水量可以调节酒味浓度的高低。一般是敛口、深腹、有盖、前有管状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

　罍

　(lei，音雷)：是古代的酿酒器，又为大型的盛酒器。形制大体分为两种：圆形罍和方形罍。其特征是敞口、短颈、广肩、肩上有两耳，正面下腹有一穿系用的环鼻，以系绳提取倾酒之用，圈足。

　壶

　壶：长颈容酒或水的器皿。《诗·大雅·韩奕》有云：“清酒百壶”，《孟子·梁惠王下》有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壶的形状多种多样，有圆形、方形、扁形、瓠形、贯耳形和蒜头形等。

　方彝

　方彝：为盛酒器，或为调和酒、水之器。彝也是古代青铜礼器的通称。形制为方形，高身，腹有曲有直，带盖，盖似屋顶形，盖上有钮，有的带扉棱。

　爵

　爵(jue, 音决)：古时饮酒器的总称，相当于现在的酒杯，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青铜利器之一。基本形制为圆腹，前有倾酒用的瓦筒似的流，后有尖状尾，腹侧有鋬，口上有两柱，腹下有三尖足。

　觚

　觚(gu，音姑)：是最早出现的青铜饮酒器。上下均呈喇叭口状，中为长颈细腰。

　角

　角：饮酒器。形似爵，无流无柱，口两翼均若尾，有的有盖，底近半圆形，三锥形足。

　斝

　斝(jia，音甲)：温酒器，《礼经》上称其为“散”，故“散”又为“斝”的别名。形状像爵，但比爵大，容量亦大，圆口，两柱，无流无尾，一鋬，以三棱形足居多。

　觯

　觯(zhi，音志)：饮酒器。形似尊，容量却小于尊，且鼓腹下垂、侈口、圈足，大多数有盖。

　勺

　勺：又谓枓，是取酒器。一般呈短圆筒形，旁有短柄，柄或中空，以安木把。

　盘

　盥器：又称水器，古代盛水之器。盘：盛水和古人盥洗时承接弃水的用具。形制为圆形，口大，圈足，腹浅而平，有的有耳，有的有流。

　匜

　匜(yi，音仪)：古代盥洗时的浇水器，与盘是一套器具。形体椭圆似瓢，前有流可注水，后有鋬可执拿，下有三足或四足或无足，有的带盖。

　鉴

　鉴：形如大缸，大敞口，广腹，平底，无足或圈足，两耳或四耳，是大型盛水器。用来盛水、盛冰、照容和沐浴。“鉴”一名就是根据盛水后照容(起镜子)的作用而来。

青铜器鼎是用来做什么的

　鼎是最重要青铜器物种之一，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

　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春秋左传》有记载：夏朝初年，划 天下 为九州，设州牧。夏启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鼎。派人先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精选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九鼎象征全国九州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

　1做饭的炊具。鼎，最初是很普通的，只是个烹饪的东东，和现在的锅差不多。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鼎的三条腿便是灶口和支架，腹下烧火，用来炖煮和盛放鱼肉。“鼎铛玉石”“钟鸣鼎食”等 成语 就说明了古代贵族生活的奢侈。那时的王公大臣喜欢吃肉，经常用鼎煮，不同种类的肉放在大小不一的鼎里，煮熟后直接吃，古籍中的“列鼎而食”，那场面也真够壮观的。

　2专门用于祭祀或典礼，是身份的象征。

　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普通人很难享用到。因为铸造的成本高，也是贵族地位和阶级的象征。你是什么身份就看你家有几口鼎，“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这是周朝定的 礼仪 制度。

　3被视为传国重器。

　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具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

　历史上有“问鼎”的 典故 ，语出《左传·宣公三年》，大意是：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说：政德 清明 ，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定王使者王孙满的严词斥责。后来就把图谋篡夺王位叫做“问鼎”。“问鼎中原”“问鼎三甲”直接说明了鼎对于国家的重要。

　我国的 传统 文化 博大精深，区区一鼎就有这么多的学问。吾生有涯而知无涯，干一碗知识汤，我们做朋友圈里最牢靠的伙伴吧!

青铜器皿的用途的演变

　一、萌生期(夏代 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

　夏代青铜器最初发现的地点在河南偃师二里头，目前发现的青铜器数量和种类较少，主要是青铜容器、兵器、乐器、工具和饰件。

　青铜容器有明显的仿陶器特征，器壁匀薄，有简单的几何纹装饰。容器中有酒器和食器，表明青铜礼器的制度开始出现。青铜兵器和工具已经脱离了石器的影响而初具规范。陶范法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的主要铸造方法，青铜饰件和一些兵器已有绿松石镶嵌的纹饰。这一切都表明当时的青铜器正处于一个萌芽生长的阶段。

　二、育成期(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3世纪))

　育成期包括商代早期和中期。这一时期，青铜器在黄河、长江的中游地区都有发现。青铜容器、兵器的种类和数量有明显的增长。青铜礼器的使用已有一定的组合关系。青铜器的造型逐步摆脱了陶器的影响，开始形成自身的形制规范。兽面纹、龙纹、鸟纹等青铜器上的主要装饰题材已被广泛运用，并开始向成熟的装饰工艺发展。青铜器铸造中，分铸技术已被娴熟应用，大型青铜容器的铸造也较普遍。青铜器上文字，在这一时期较晚的时候也有发现。此时的青铜工艺，正处在一个向鼎盛期发展的哺育成长时期。

　三、鼎盛期(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

　青铜艺术在商代晚期达到了灿烂辉煌的鼎盛时期，并一直延伸到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种类与器型在这一时期已基本齐全，造型成熟，大器、方器多见，且比较多地运用 动物 形象作为纹饰。器物组合关系明确，礼器中重酒的体制在商代晚期臻于完善，到西周早期则开始向重食的体制转变。青铜器纹饰空前发达，器物往往是满饰花纹，平雕与 浮雕 相结合，使青铜器纹饰富有层次感，立体感强烈。铭文在相当数量的青铜器上出现，商代晚期以使用者的氏族徽记为主，稍晚也出现了记事体铭文。到西周早期，青铜器上普遍铸有铭文，出现长达数百字的记事铭文。从西周中期开始，中国青铜艺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在初期，这一转变是由民族文化、宗教观念和社会习俗所致，青铜工艺开始由鼎盛期的豪华精丽向端庄厚重转变，器形的简洁实用和纹饰的朴实简约相得益彰。食器在这一时期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形，酒器逐步消失，列鼎和编钟制度确立。青铜花纹由具象转变为 抽象 ，由兽面纹、龙纹等变形产生的曲波纹、兽体变形纹等成为纹饰的主体。长篇记事铭文屡见不鲜，内容丰富、字体规范。后期则由于 政治 经济的衰败，导致了青铜工艺的相对停滞，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多是前一阶段的延续，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出现了程式化的倾向。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

　四、更新期(公元前7世纪～前221年)

　春秋中期以后，旧礼制的衰落消除了对青铜工艺的束缚，诸侯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青铜铸造业的振兴，青铜艺术的更新面貌逐渐显露。旧的器形在式样上有较大的改观，新的器形开始出现，器形的设计由于注重与实用的结合，式样更富于变化。以龙纹为主的青铜器纹饰细密繁缛，以人类活动为题材的纹饰，开始以类似 绘画 的形式装饰于青铜器上。镶嵌、错金银、鎏金、 彩绘 等表面装饰新工艺，使青铜器出现了全新的艺术风貌。长篇记事体铭文逐渐减少，物勒工名的明文内容开始出现，铭文中鸟虫书等艺术化字体流行。失蜡法、印模法等新的铸造工艺，使造型奇巧的青铜器铸造成为可能，并大大提高了铸造工艺的效率。诸侯国的青铜器因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战国中期以后，尽管青铜器的形式依然丰富多彩，但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青铜铸造业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末路。战国晚期的青铜器明显地反映出这种衰退的趋势。

1 商朝的青铜器有什么特点

2 不同时期青铜器特点是什么

3 烹饪器具的发展历史与经历阶段

4 出土青铜器要如何清理保养

5 去除青铜器锈的方法是什么

战国时期是史学家对春秋之后、秦灭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的称谓，是我国继东周列国以来的又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战争230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其中，诸多中小诸侯国家已被吞并，最后剩下的秦、楚、燕、韩、赵、魏、齐七个诸侯强国，就是通常所讲的“战国七雄”。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发挥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秦国终于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从而结束了这一战争频繁的时代。

 在战国时期，我国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各诸侯国之间互相促进，相互发展，如都江堰、郑国渠、鸿沟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仅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而且造福后世，此外在文化和思想学术方面，百家争鸣，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战国时，手工业得到大力发展，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青铜器的制作普遍使用熔铸、焊接、失蜡法和金银嵌错工艺，产生了在铜器表面涂金、鎏金和刻纹工艺，器型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具有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水平。虽然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但是仍有许多精美的青铜器物产生。

 第一节战国时期青铜器概述

    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革的时代，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文化艺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此时，商周以来的青铜礼器逐渐衰落，日常生活用器却得到了普遍发展，如铜镜。铜镜在战国时期，至少在统治阶级中已经普遍使用。古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战国人使用铜镜的记载，如《战国策•齐策》中“朝服、衣冠窥镜”，《楚辞•九辩》中的“今修饰而窥镜兮”等。战国铜镜能够取得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第一，铁工具在铜器制造业的使用，为作坊内部更细密的分工、创造新技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二，经过商周以来的发展，至战国时期，铜镜的合金比例已趋于科学和稳定，大大提高了实用效果。战国铜镜以它规范化的形制、精美的装饰纹饰，标志着中国古代铜镜已经从早期的稚朴走向了成熟。

    此外，战国时期有青铜乐器，无论数量上、制造工艺及木架的装饰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代表就是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其用料是铜、锡、铝合金，全套编钟上装饰有人、兽、龙等花纹，铸制精美，花纹细致清晰，并刻有错金铭文，除了乐钟装饰精美外，它的青铜装饰附件也是十分华美的，如钟架横梁两端的浮雕、透雕的龙、鸟和花瓣的青铜套，支撑栋梁用的六个佩剑的武士等等。这样精美的青铜乐器及其附属物，表明了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精湛，同时在音乐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这个时期各类青铜器的造型各具特点，在装饰艺术及工艺方面涉及很多门类，就其大类来说，包括图案、书法、绘画、雕塑等，也可以说其工艺集各类艺术之大成。如青铜器上图案的运用，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装饰手法，如充分利用对比度、呼应、虚实、疏密有节奏的变化，曲线和弧线的反复运用以及突出方向感和运动感等。书法应用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铭文上。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多出自于各诸侯国，因此字体多变，字形有肥有瘦，有些字是承袭商周时期的字体，还有错金字、鸟虫书等，通过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我们可以对当时书法窥见一斑。战国时期的绘画作品我们所能见的就是区区几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青铜器上的图案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绘画成就，这是战国青铜器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时期一些青铜器上的图案可以作为绘画来欣赏，如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战斗、狩猎、宴饮、车马、建筑等图案，构图简单，线条质朴，刻画娴熟，有的达到了形神兼备的程度。此外，还出现了用铜浇铸的动物塑像、人俑，这与现在的雕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节战国时期青铜器分期

 一、早期（公元前476年—前4世纪上半叶）

    这时的青铜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战国早期和春秋晚期的共同点很多，但是战国早期的器物有一些自然演变的特点及时代特征。

 1造型特征

    鼎类的形制与春秋晚期的同类鼎相类似。但是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第2717号墓出土的五具列鼎中，有三具体呈扁圆，敛口，有盖，附耳，短蹄足形，这种形体的鼎在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很少发现。山彪镇1号墓列鼎五具，器体呈扁圆的形状且上下匀称，三足极短，腹底离地不远；同墓出土的贝纹鼎，形制也与此相同。这类扁圆形短足鼎，在战国早期的三晋战国•二人猎猪扣饰地区首先流行使用。另一种所谓联裆鼎或短鬲足鼎，实际上是采取软接触的做法将过短的足与器腹相连接，是新设计的造型，大约是把短足鬲的形体移植而来。

    在这一时期大多为分体式，原平峙峪出土的　与风翔高王寺战国窖藏所出土的形式类同，鬲口处有一圈上斜的圆盘，用来盛放甑内蒸汽冷凝后的水，使之回流于鬲中，而不会溢出。此战国早期　中的新式样。

    战国早期大墓中的酒器，往往有些特殊的造型，如曾侯乙墓的一对大尊缶、联襟大壶带有华丽套口和盖，可悬置在冰鉴内的大口方形尊缶等，这些都是绝无仅有的器物。相比之下，山彪镇1号墓所出土的青铜酒器的形制，更有代表性。其中的莲瓣盖壶，形体类似赵孟介壶而稍低。同类的器形也见于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盖上有的立有展翅的凤鸟。此类壶为战国早期的典型式样。较大的墓中也出土莲壶，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出土的一件莲壶，形体近似莲瓣壶，腹稍大而深，颈盖上有小环钮，两肩放置一活动的链式提梁。莒南大店1号墓出土的莲壶，腹部更有一可系绳的鼻，曾侯乙墓则出土有长颈鼓腹的莲壶。传世的莲壶大多为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所出壶的样式。此外，在北方地区，还有瓢形壶，有鋬可执，鋬或有链与壶盖相连。春秋晚期流行的一般壶的式样，这一时期内仍然可以经常见到。

 水器中以盘匜最为常见，另外中小型有圈足的鉴也有发现。

 2花纹与装饰

    就题材而言，战国早期的纹饰仍然是交龙、卷龙或蟠龙等龙的世界。山彪镇1号墓的龙钮钟，随州擂鼓墩曾侯墓编钟上都是新颖而复杂的交龙图案。擂鼓墩2号墓编钟上神人骑龙的纹样，是另外一种构图。另一变化是图像的变形有所增加。山彪镇1号墓的豆，主纹是圈点和小翅形的集合体，是交龙纹的省略和变形；同墓出土提梁壶和鉴的腹上密集的圈纹则是旧日的蟠龙纹、兽目纹的蜕变。曾侯乙墓中的具有六棱形甬的编钟上，交龙纹已经变为棘刺丛生型的纹饰。此类变形纹饰很可能在春秋晚期就已经出现，到战国早期更为发展。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纯粹几何纹饰母题的出现，战国时期•铜鎏金青铜豆诸如曾侯乙墓青铜器上镶嵌的几何云纹图像，琉璃阁1号墓所出土的鉴的下腹复杂的三角云纹及涪陵小田溪编钟的错金云纹等。纯粹的几何纹在春秋晚期非常少见，而且也非常简单。战国早期描绘水陆攻战、燕乐、采桑等活动的画像很多，山彪镇1号墓的水陆攻战纹鉴、狩猎纹钫，成都百花潭的镶嵌燕乐纹壶，及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镶嵌射燕壶等，都是这一时期施用这类纹饰的典型代表。

 3铭文特征

    战国早期青铜器铭文与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铭文没有特别突出的区别，这时一般作器纪事型的铭文减少了许多。钟上作器纪功的铭文与曾侯乙墓编钟记载乐律数千字的铭文都是独特的现象，不带有普遍性。

 二、中晚期（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封建社会初期的青铜器由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发展到极为鼎盛的阶段，到战国中期以后逐渐衰退，但是就整体来说，并不排除少数精美的器群。即使是诸侯墓出土的大器，其铸造工艺与艺术的装饰，也差于春秋早期和战国初期的盛期。青铜器在战国中、晚两期时的发展区别并不是很明显，因此两期合一来叙述。

 1造型特征

    山西长治分水岭12号、25号墓、辉县赵固第1号墓、河北平山中山王墓。20世纪20年代发掘的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陵所出铜器群，20世纪20年代发掘的洛阳金村古墓中的战国中晚期青铜器等都是这一时期考古发掘出的重要墓葬。

    能代表战国中期器群的，当首推中山王墓所出土的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被盗掘的楚王楚杵墓内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纹饰风格比较一致，属于楚国末期的标准器。 

    鼎类青铜器南北风格迥异。中山王墓的九鼎都是附耳低短的盖鼎，这种鼎本是三晋时流行使用的一种传统式样，但是九鼎中的平底细孔流鼎就是很少见的了。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有附耳扁圆体平底的高足鼎，同样的型式也见于江陵藤店1号墓，这完全不同于三晋时期的型式。晚期的鼎都是有盖或没有盖的高足鼎，而且高足的造型越来越多样和雄壮，形制也较大。

    此时期的　已经不是很流行了，鬲也并不多见，敦仍然是圆形的和扁圆形的上下对称的两种。方座簋只在寿县楚王陵出土器群中见到过，是战国•五连盏灯器座较低体形收缩的蜕化式样。豆类器为长柄的，燕晋都有。寿县楚王陵所出土的长柄豆，柄有节，盖有三钮，可以倒置。方豆仍然有所发现，如江陵藤店1号墓就出土了有长柄的方豆。

    酒器类中变化较为明显的是壶，有方壶、扁壶、环耳圆壶等等。中山王墓出土的还有镶嵌的方壶，工艺非常精湛。方壶或钫这一类器是这一时期内具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壶的新型式样还有许多种，如细长颈多钮壶、小口短颈大圆腹壶、蛋形壶等。

    罍器有做成方形的，可称为方罍。三门峡上村岭5号墓出土的有镶嵌方罍，形体较低且肩宽，附耳可挹酒。同类器中，还有小型的传世。

    水器的基本器型仍然是盘、匜、鉴。巨型的鉴在本时期内减少很多。三门峡上村岭5号墓出土的四龙耳镶嵌方鉴，是新的式样。楚地新出土的斜唇或平唇的中腰收缩平底双耳盘，耳有环，器壁很薄，有的还有刻花髹漆。

 2花纹与装饰

    战国中晚期的纹饰变化十分显著，除了战国早期的某些纹饰仍然流行使用外，出现了许多嵌金、银、铜、绿松石，以及其他物质的几何变形图案，有云纹、菱纹、勾连纹、三角纹等。这种变形的几何纹编排规律，又富于变幻的绚丽效果，令人目炫。最典型的战国中期的几何变形纹饰有中山王墓的虎噬鹿器座、龙凤方案座、嵌金银翼龙、嵌金银绿松石钫，还有记伐燕之功的陈璋壶等。楚墓中许多环耳壶也大多施加几何纹饰，有的是以变形几何纹、狩猎纹及神话题材画像相间的装饰，如琉璃阁56号墓的21号、22号钫上的图像就是如此。此时还出现了刻纹画像。这种纹饰是用极锐利的尖刃刻凿而成的，而不是范铸后镶嵌的，如琉璃阁1号墓的刻纹“奁”、辉县赵固的刻纹“楼室燕乐”盘、长治分水岭12号墓的刻纹战国•鸟纹三足鼎人物车马建筑残匜、长岛战国墓刻纹人物车马建筑残匜等。这种纹饰只能在炼优质铜取得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此外，素面青铜器大量出现。大梁司寇鼎、梁十九年鼎、平安君鼎、楚王后六室鼎、集脰太子鼎等等，都是不施纹饰的素面器，至于中山王鼎、方壶则利用器物的素面凿刻大量铭文。对以大量纹饰为特色的中国青铜器来说，素面器的流行被视为纹饰衰退的表现，也是一种时代的印迹。

 3铭文特征

    在铭文的内容上，春秋时期铭文上的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仍然存在，但已经少得多了。此类铭文仅在田齐铜器中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其他列国的器物上发现得不多，一般铜器上的铭文只是较为简单地记明铸器的事由与器主。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错金银流鼎有关联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使得铭文的载体大为扩展。同时在铭文中出现“物勒工名”的内容，记载负责监制青铜器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还有的酒器、食器则记置用地点与掌管者官职，量器记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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