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酒制做法，古人早有论述，如《素问》中有“上古圣人做汤液醒”，“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的论述，这是药酒治病的较早记载。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收载的红蓝花酒、麻黄醇酒汤所采取的煮服方法，则类似于后世的热浸法。

而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则较全面地论述了药酒的制法、服法，“凡合酒，皆薄切药，以绢袋盛药内酒中，密封头，春夏四五日，秋冬七八日，皆以味足为度，去渣服酒，大诸冬宜服酒、至立春宜停。”

又如《本草纲目》记载烧酒的制作即用蒸馏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汽令上，用器承取露滴，凡酸之酒，皆可烧酒，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此种操作方法即与后世基本相同。

根据历代的医药文献记载，古人的药酒与后世药酒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是古代药酒多以酿制酒的药酒为主，亦有冷浸法、热浸法；二是基质酒，多以黄酒为主，而黄酒性较白酒缓和。后世药酒则多以白酒为溶媒，含酒精量一般在50%以上，少数品种仍用黄酒制作，含酒精量略少，制作方法为浸提法，很少有用酿造的。

隋唐时期，是药酒使用较为广泛的时期，记载最丰富的数孙思邈的《千金方》，共有药酒方80余首，涉及补益强身和内、外、妇科等几个方面。《千金要方·风毒脚气》中专有“酒醴”一节，共载酒方16首，《千金翼方·诸酒》载酒方20首，是我国医著中最早对药酒的专题综述。

此外，《千金方》对酒及酒剂的毒副作用已有一定认识，认为“酒性酷热，物无以加，积久饮酒，酣兴不解，遂使三焦猛热，五脏干燥”，“未有不成消渴”。因此，针对当时一些嗜酒纵欲所致的种种病状，研制了不少相应的解酒方剂，如治饮酒头痛方，治饮酒中毒方，治酒醉不醒方等。

《神农本草经》将其列列为“上品”

《本草纲目·兽部》阿胶

[兽部第五十卷 兽之一] 阿胶

（《本经》上品）

释名傅致胶（《本经》）。弘景曰∶出东阿，故名阿胶。时珍曰∶阿井，在今山东·兖州府·阳谷县东北六十里，即古之。东阿县也。有官舍禁之。郦道元《水经注》云∶东阿有井大如轮，深六七丈，岁常煮胶以贡天府者，即此也。其井乃济水所注，取井水煮胶，用搅浊水则清。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盖济水清而重，其性趋下，故治淤浊及逆上之痰也。

集解《别录》曰∶阿胶出东平郡·东阿县，煮牛皮作之。弘景曰∶今东都亦能作之。用皮有老少，胶有清浊。熬时须用一片鹿角即成胶，不尔不成也。胶有三种∶清而薄者画家用；清而浓者名覆盆胶，入药用；浊而黑者不入药，但可胶物尔。颂曰∶今郓州亦能作之，以阿县城北井水作煮者为真。其井官禁，真胶极难得，货者多伪。其胶以乌驴皮得阿井水煎成乃佳尔。今时方家用黄明胶，多是牛皮；《本经》阿胶，亦用牛皮，是二皮可通用。但今牛皮胶制作不甚精，只可胶物，故不堪入药也。陈藏器言诸胶皆能疗风止泄补虚，而驴皮胶主风为最，此阿胶所以胜诸胶也。时珍曰∶凡造诸胶，自十月至二三月间，用牛、水牛、驴皮者为上，猪、马、骡、驼皮者次之，其旧皮、鞋、履等物者为下。俱取生皮，水浸四五日，洗刮极净。熬煮，时时搅之，恒添水。至烂，滤汁再熬成胶，倾盆内待凝，近盆底者名坌胶，煎胶水以咸苦者为妙。大抵古方所用多是牛皮，后世乃贵驴皮。若伪者皆杂以马皮、旧革、鞍、靴之类，其气浊臭，不堪入药。当以黄透如琥珀色，或光黑如漆者为真。真者不

修治弘景曰∶凡用皆火炙之。曰∶凡用，先以猪脂浸一夜，取出，柳木火上炙燥研用。时珍曰∶今方法或炒成珠，或以面炒，或以酥炙，或以蛤粉炒，或以草灰炒，或酒化成膏，或水化膏，当各从本方。

气味甘，平，无毒。《别录》曰∶微温。张元素曰∶性平味淡，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也。入手太阴、足少阴、厥阴经。得火良。薯蓣为之使。畏大黄。

主治心腹内崩，劳极洒洒（音藓）。如疟状，腰腹痛，四肢酸痛，女子下血，安胎。久服，轻身益气（《本经》）。丈夫小腹痛，虚劳羸瘦，阴气不足，脚酸不能久立，养肝气（《别录》）。坚筋骨，益气止痢（《药性》。颂曰∶止泄痢，得黄连、蜡尤佳）。疗吐血衄血，血淋尿血，肠风下痢。女人血痛血枯，经水不调，无子，崩中带下，胎前产后诸疾。男女一切风病，骨节疼痛，水气浮肿，虚劳咳嗽喘急，肺痿唾脓血，及痈疽肿毒。和血滋阴，除风润燥，化痰清肺，利小便，调大肠，圣药也（时珍）。

发明藏器曰∶诸胶皆主风、止泄、补虚，而驴皮主风为最。宗曰∶驴皮煎胶，取其发散皮肤之外也。用乌者，取乌色属水，以制热则生风之义，如乌蛇、乌鸦、乌鸡之类皆然。时珍曰∶阿胶大要只是补血与液，故能清肺益阴而治诸证。按陈自明云∶补虚用牛皮胶，去风用驴皮胶。成无己云∶阴不足者补之以味，阿胶之甘以补阴血。，不论肺虚肺实，可下可温，须用阿胶以安肺润肺。其性和平，为肺经要药。小儿惊风后瞳仁不正者，以阿胶倍人参煎服最良。阿胶育神，人参益气也。又痢疾多因伤暑伏热而成，阿胶乃大肠之要药。有热毒留滞者，则能疏导；无热毒留滞者，则能平安。数说足以发明阿胶之蕴矣。

附方旧五，新十四。瘫缓偏风∶治瘫缓风及诸风，手脚不遂，腰脚无力者。驴皮胶微炙熟。先煮葱豉粥一升，别贮。又以水一升，煮香豉二合，去滓入胶，更煮七沸，胶烊如饧，顿服之。及暖，吃葱豉粥。如此三四剂即止。若冷吃粥，令人呕逆。（《广济方》）肺风喘促∶涎潮眼窜。用透明阿胶切炒，以紫苏、乌梅肉（焙研）等分，水煎服之。（《直指》）老人虚秘∶阿胶（炒）二钱，葱白三根。水煎化，入蜜二匙，温服。胞转淋∶阿胶三两，水二升，煮七合，温服。（《千金方》）赤白痢疾∶黄连阿胶丸∶治肠胃气虚，冷热不调，下痢赤白，里急后重，腹痛口渴，小便不利。用阿胶（炒过，水化成膏）一两，黄连三两，茯苓二两。为末，捣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粟米汤下，日三。（《和剂局方》）吐血不止∶《千金翼》∶用阿胶（炒）二两，蒲黄六合，生地黄三升，水五升，煮三升，分三服。《经验》∶ 治大人、小儿吐血。用阿胶（肺损呕血并开胃∶用阿胶（炒）三钱，木香一钱，糯米一合半，为末。每服一钱，百沸汤点服一盏，入生地黄汁一合，煎至六分，温服。急以帛系两乳。（《圣惠》）月水不调∶阿胶一钱，蛤粉炒成珠，研末，热酒服即安。一方入辰砂末半钱。月水不止∶阿胶炒焦为末，酒服二钱。（《秘韫》）妊娠尿血∶阿胶炒黄为末，食前粥饮下二钱。（《圣惠》）妊娠血痢∶阿胶二两，酒一升半，煮一升，顿服。（《杨氏产乳》）妊娠下血不止∶阿胶三两炙为末，酒一升半煎化，一服即愈。又方∶用阿胶末二两，生地黄半斤捣汁，入清酒三升，绞汁分三服。（《梅师方》）妊娠胎动∶《删繁》∶用阿胶（炙研）二两，香豉一升，葱一升，水三升，煮二物取一升，入胶化服。《产宝》胶艾汤∶用阿胶（炒）二两，熟艾叶二两，葱白一升。水四升，煮一升半，分温两服。产后虚∶阿胶（炒）、枳壳（炒）各一两，滑石二钱半。为末，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温水下。未通，再服。（《和剂局方》）久嗽经年∶阿胶（炒）、人参各二两，为末。每用三钱，豉汤一盏，葱白少许，煎服，日三次。（《圣济总录》）

我国历代本草药书及古籍的许多著作都论述了灵芝。东汉王充在《论衡·初禀篇》中说：“芝草一年三华，食之令人眉寿庆世，盖仙人之所食”。东汉末年《神农本草经》论述了灵芝的分类、产地、气味和主治等，书中将灵芝分为赤、青、黄、白、黑、紫等六种，皆列为药中“上品”；还明确指出“山川云雨、四时五行、阴阳昼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唐朝苏敬的《新修本草》、梁代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和《名医别录》以及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著作均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修正了有关灵芝的论述。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中，不仅引用了古书中有关灵芝的记述，而且还对其进行了考证与评论。关于灵芝的药效，李时珍曰：“主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坚筋骨，好颜色，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疗虚劳、治痔”，这些药效，已为当今药理研究所证实。清朝陈螟子在《花镜》（1688）一书中，对灵芝的人工栽培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如“道家种芝法，每次糯米饭捣烂，加雄黄、鹿血，包暴干竹笋，候冬至日堆于土中自出”，或“灌菌入老树腐烂处，来年雷雨后即可得各色芝类”。

关于灵芝药食兼用的特点，有许多论述。李时珍指出：“昔四酷采芝，群仙服食，则芝菌属可食者，故移入菜部”。陶弘景亦指出：“凡得芝草，便正尔食之，无余节度，故皆不云服法也。”苏敬则认为：“芝自难得，纵获一二，岂得终久服耶”。古代天然灵芝较少，且难得，这不仅提高其价值，而且也限制其更广泛应用。

1 仙传外科集验方、秘传外科方 2 难经校注 3 难经语译 4 难经本义 5 外科精义 6 温疫论 7 血证论 8 研经言 9 良方集腋 10 赤水玄珠全集 11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 12 伤寒论校注 13 伤寒六书 14 金匮要略论注 15 厘正按摩要术 16 本草蒙筌 17 新编西方子明堂灸经 18 明医杂著 19 本草从新 20 圣济经 21 子和医集 22 辨证录 23 杨氏家藏方 24 活人书 25 简明医彀 26 黄元御医书十一种 27 针灸大全 28 伤寒论语译 29 病机汇论 30 本草崇原集说 31 经穴解 32 本草衍义 33 幼幼集成 34 诸病源侯论校注 35 针灸易学 36 疡医大全、 37 徐大椿医书全集 38 痘疹辨证 39 疯门全书 40 金匮玉函经二注 41 王旭高临证医案 42 读素问钞 43 妇人大全良方 44 广瘟疫论 45 海药本草 46 喉科指掌 点校本 47 问斋医案（无封面） 48 刘涓子鬼遗方 49 学古诊则 50 人身通考 51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 52 黄帝内经素问语译 53 伤寒瘟疫条辩 54 世医得效方 55 类证治裁 56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 57 金匮要略校注 58 御药院方 59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60 金镜内台方议 61 千金宝要 孙真人海上方 62 伤寒总病论 63 吴鞠通医案 64 形色外诊简摩 65 种福堂公选良方 66 疡科会粹 67 名医别录 68 幼幼新书 69 外科证治全生 70 理虚元鉴·虚损启微 71 吴普本草 72 食物本草 73 中藏经语译 74 中藏经校注 75 脉经语译 76 针灸甲乙经校注（上下册） 77 本草易读 78 医学指归 79 胎产心法 女科辑要 80 外科证治全书 81 松峰说疫 82 医方考(附《脉语》)（校点本） 83 仁术便览 84 医灯续焰 85 医方考（附《脉语） 86 验方新编 上 87 验方新编 下 88 黄帝内经太素语译 89 随息居饮食谱 90 医经溯洄集 91 黄帝内经太素校注（上下） 92 祖剂 93 易简方 94 医林改错 95 冯氏锦囊秘录 96 饮膳正要 97 不居集 98 寿世保元 99 古今医统大全（上下） 100 脉经校注 101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第01册-医经注释（上册）(卷1—卷46) 102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第02册-医经注释（下册）(卷47—卷70) 103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 第三册 诊断（卷71—卷92 ） 104 明目至宝 105 秘传眼科龙木论校注 106 蠢子医 107 刘纯医学全书 108 千金翼方校释 109 遵生八笺校注 110 难经正义 111 痰火点雪 112 续名医类案 113 许叔微伤寒论著三种 114 医碥 115 本草经集注 辑校本 116 勉学堂针灸集成（PDF） 117 汤液本草 118 养生月览 119 饮食须知 120 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 121 小儿推拿广意 122 全生指迷方 洪氏集验方 123 孙真人千金方 附真本千金方 124 景岳全书 125 四明心法 四明医案 126 金匮要略方论本义 127 调燮类编 128 本草求真 129 河间医集 130 小儿药证直诀 131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 132 神农本草经辑注 133 痧胀玉衡 134 韩氏医通 135 卫济宝书、集验背疽方 136 温疫论补注 137 医门补要 138 医学读书记 139 医学纲目 140 证治准绳 141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4-12册）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这个“气”，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这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更有出人意料的补，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其五，药中哲理

　　中药自有它的药理，如前所述；还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里仅就药中哲理略谈一二。 (一)药性有“阴阳”：“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性，无不尽在其中。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阴也。此乃地之阴阳也。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二)治则有“反治”。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还有“反治”。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三)补益有哲理。在其三中，讲到两方面的药补，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以“辛”为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四)用药讲“中和”。“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目附和。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们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其六，用药有兵法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用药要辨明经络，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法，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病势正在发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时攻治，应坚守正气，好比使敌军疲惫；病势衰退，就一定要穷追病邪退去之处，再增加精锐药物，这好比摧毁敌人的巢穴。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一一例举。总之它充分启迪我们，在用药、用兵之间，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徐大椿最后总结道：《孙子兵法》一书，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里面了。多么催人深思

　　其七，中药理念

　　说到中药理念，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在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中，仍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这里仅就一个热门话题“天然药物等于中药吗”谈谈看法。前些年当世界兴起“天然药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业内的人也主张用“天然药物”来取代“中药”，并说这是与世界接轨，是让西方人接受中药的一个重要举措。此举曾在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续至今。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天然药物”的提出和兴起，是西方医药界针对西方人惧怕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转向自然界寻找新的药物途径，通过研究，从某些含有特殊药用成分的动植物身上，运用科技提取一种或(几种)药用成分，制成药物，用于临床，这无疑是当代制药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发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为幌子，一下子就联系上中药了，认为中药汤剂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草根树皮黑汤，既不卫生，又难喝，还说不清它的成分，实在可怕”；中药丸剂西方人说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药丸，难以接受”。于是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中药落后，成分讲不清，应该赶紧改成“天然药物”，否则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没有前途。难道“中药”真的面临绝境，惨到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吗？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天然药物”不等同于“中药”，务请诸君保持清醒头脑。对于“天然药物”的概念与内涵，上文已做简述；而“中药”的概念与内涵，与之决不相同。尽管中药材大都取自“自然界”，有些也可以直接药用，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我们称之为“中药”的，也不是可以笼统而言的，首先，是指经过炮制的各类饮片。炮制的作用，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更重要的是消除或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改变药物的性能，加强疗效。以地黄为例，生地黄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之后，就具有温性而滋肾补血的功效。炮制总分为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具体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而这些炮制方法，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其次，中药是指按照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然后根据需要，或汤、或丸、或散、或膏……由此可见，“中药”与“天然药物”，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可相互取代。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药，有什么必要因“天然药物”的兴起，就乱了阵营，自动退避，主动靠拢，甚至要宣告投降呢？中药，就是中华民族的药，只有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它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正治反治等一系列独特法则与文化内涵，是不可轻意弃置，更不可随意取代的。不能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黑汤”、“一团黑黑的药丸”，我们就自觉中药落后，没了底气。如果放弃了汤药，中医的特色(辨证论治)也就失去了光彩，后果严重。 现在有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无疑都是高深的科学门类。由此我联想到了一锅汤药、一团药丸，目前对它们经过配比后的药物成分暂时说不清，那么，何不将它称之为“模糊药学”呢？由此我又联想到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是科学界不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模糊”难题在困惑着人类，等待我们去考察、研究、揭秘吗？对宇宙，我们知道了多少，又有多少模糊未知的，但是，我们不是有综合宇宙学吗？对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依然存在许多模糊与未知，不是有综合地球学吗？就说对人体自身，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模糊与未知，人类基因图谱的问世，无疑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而综合性的人体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有待探索的课题。人类不会因为对某种自然现象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人类不会因为对金字塔等许多古代建筑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们；人类更不会对自身的器官、组织、功能模糊不解，而去责怪它们……同理，人类暂时对一锅药汤、一个药丸的成分处于模糊之中，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况它们已存在了几千年，救治和保养的人数以亿计，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中药的科学性与实效性。我不相信把这些道理告诉西方人，他们还要跟中药较劲 !要让世人都知道中药的内涵、中药的文化，其底蕴是何其丰富!我们的任务，在把中药推向世界的同时，要加大药文化宣传的力度。我主张“中药”与“天然药物”应该相互并存、相互借鉴、友善共存、各谋发展。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如此之多，不可能容不下这两种事物同生共存。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完全不必“合二为一”。是金子总在闪光。西方人不是照样吃上了中国的煎饼、油条、豆汁和菜肴吗？照样唱上了中国的歌曲、京剧，说上了中国的相声，穿上了中国的旗袍、布鞋吗？如果真有需要，外国人照样会喝中药汤、吃中药丸的。

　　中药的配伍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地将两味以上药物配合同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常表现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数病相兼，故单用一药是难以兼顾各方的。所以临床往往需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药物。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反应。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前人把单味药的应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七情”之中，除单行者外，其余六个方面都是讲配伍关系。现分述如下： (一)单行：即不需配伍，单用一味药即可治愈疾病，称为单行。如清金散就是单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二)相须：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增强原有疗效。如石膏与知母配合，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治疗效果；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显增强止痉定搐的作用。(三)相使：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然不相同，但是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为主，加一种药为辅，能提高主药疗效。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治疗效果。(四)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所以说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五)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说生姜杀生半夏和生南星。由此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的。(六)相恶：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七)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上述除单行外的六个方面，其变化关系可以概括为四项，即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①有些药物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是临床用药时要充分利用的；②有些药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③有些药物则由于相互作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必须考虑选用；④一些药物因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用。基于上述，可知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很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

中医四大名著：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

除此之外，下列的每一本书籍，都堪称中医的经典： 温病条变、景岳全书、类经、脾胃论、千金要方、诸病源侯论、医宗金鉴、濒湖脉学、医林改错、中藏经、傅青主男科、傅青主女科、温病条辨、删补名医方论、脉经、本草纲目、济阴纲目、内经知要、金匮要略、温热论、汤头歌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