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哪些十大镇馆之宝？富春山居图排名怎么样？有趣的历史边肖带来了详细的文章供您参考。

说到每个博物馆的宝藏，其实有很多故事，每个博物馆的宝藏都很厉害。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台北故宫的十大宝贝，看看都有哪些。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听说过了。十大宝藏有哪些？让我们一起来分析和揭示这个秘密。

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山博物馆。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台湾省最大的博物馆，全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它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和汉学。

台北故宫位于台北市士林区山治路二段221号。它建于1962年，于1965年夏天竣工。总面积约16公顷。仿中国传统宫殿建筑，主体建筑四层，白墙绿瓦，主庭院呈梅花形。庭院前的广场上有五个六柱拱门。整个建筑庄重典雅，具有民族特色。

台北故宫收藏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皇家科学院的旧皇家藏品。这些藏品来自南京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国家图书馆。商周青铜器、玉器、陶瓷、古籍、名画题字，都是稀世珍宝。展览馆将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展品。截至2014年底，馆藏文物超过696万件。让我们来看看十大市政厅的宝藏。

第十，绿崔玉白菜

“崔玉白菜”一直是台北故宫的明星，在国宝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和“尸体”一样，是“全年开放”的。故宫不敢随意换展品。即使国外大型博物馆想借展，故宫也拒绝了。很多岛内外的游客进入故宫，都会先问“玉白菜”在哪里。他们一定是看到了才为你的到来高兴的。

“崔玉卷心菜”很受欢迎。绿叶上有两只昆虫。后脚伸出的山毛榉比较大，后脚伸出的蝗虫比较大。仔细看李四头上伸出来的两根胡须。虽然不明显，但如果从左侧仔细看，可以发现左侧离头部约一厘米处有缺损，但长胡子的后半部分仍附着在叶子上。

“玉白菜”原本是清朝雍和宫的陈设，据说是光绪皇帝妃子金妃的嫁妆之一。白菜象征天真纯洁，绿叶上刻着两个生育符号，希望多子多孙。玉雕师利用玉石的天然颜色分布，对新鲜、滴水的白菜进行切磨。

第九，北宋汝窑，天蓝色，露水仙盆

盆底刻有乾隆诗句，汝窑青瓷为素水仙盆，北宋御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高69cm，横23cm，纵164cm，口径23cm，足径193129cm，重670g，椭圆形盆，小口，四云足；墙上的轮胎比较薄，脚略厚。通体覆盖天蓝色釉，非常均匀润泽；底部釉色略呈淡蓝色；嘴的边缘和角釉薄的部分是淡粉色。脚被包裹烧焦，底部有六处精细的支钉痕迹，略带米色胎色。整个装置的釉面安静欢快，纯净无质感。据考证，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唯一作品。

第八。北宋汝窑莲花暖碗

这个碗是十朵莲花的形状。碗的腹壁略圆，直口微闭，口边的花瓣是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中国古今最著名的瓷窑。该窑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梁清寺。宋代属汝州，故名。汝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而闻名。叶昆，宋代，:“本朝用定州白瓷做青窑。河北唐、邓、耀州皆知，漳州为盟主。”

从宋哲宗北部的元佑元年到惠宗崇宁五年，汝窑烧制的御用瓷器只持续了20年左右，所以传世珍品很少。

第七，富春

富春山居图长33厘米，宽6369厘米，由纸和墨水制成。绘画始于正治七年，完成于正治十年。这幅画是清朝顺治年间烧的，分为两部分。这幅画的前半部分单独装裱，改名为《余山图》，现藏浙江博物馆。被誉为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是元代著名画家、晚年领袖黄的代表作。他也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他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上的艺术成就，可以用前前后后来形容。

这幅名画流传数百年，历经沧桑。从画上的铭文来看。这幅画原来是一个没用的禅师画的。一百多年后，明朝成化年间，著名画家沈周得之。明朝万历年间，为大画家董其昌所有。但不久易手，被吴藏于宜兴。吴把它传给了儿子。吴宏宇专门造了富春轩，藏在家里。吴宏宇非常喜欢这幅画。临终时，他想模仿《潭柘寺毕横》年唐太宗殉难的例子，叫人把这幅画扔到火里，以示殉难。幸好他的侄子吴反应快，用另一幅画把富春从火中救了出来，才没有被烧死。不过这幅画的前面部分已经烧了一寸，已经分成了两部分。

六、北宋范宽西山旅游图

这幅画描绘了西游记，气势磅礴，体现了北方山水画派的特点。此图自上而下分为三部分，分别代表前、中、后的距离，极富空灵感。这幅画的签名偷偷写在建元峰主峰的左侧。

《西山旅游图》一直被称为范宽的杰作，树叶上刻着“范宽”。历代评论家都称赞这幅画。徐悲鸿曾高度评价这幅画：“故宫是中国所有珍宝中的两件珍宝。我最感兴趣的是范仲礼的《西山旅游图》，气势磅礴，厚重，古朴，真挚。这幅画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框架，而且是一座小山，占了整个面积的三分之二。规则突兀，令人震惊！”

范宽，北宋人，中性，性格公正。中国古代著名画家擅长画山水，重视写生。做一个优雅的人，开放，不拘小节。他的作品大多精神恢弘，境界宽广，气势恢宏，墨韵浓烈，笔法苍劲。到了晚年，卜生活在南国和泰华，接触了大自然。他的画风对后世影响很大。

五代五代，第一幅赵干将走雪图

丝绸的墨色设定为纵向259cm，横向3765cm。全书描写了长江沿岸渔村的第一场雪。天冷，苇林，河堤桥，第一片白，寒风萧瑟，河水微波；渔夫在寒冷中抓鱼，骑驴人向前退缩，展现了江南初冬渔民和旅行者的生存状态。这些山水画栩栩如生。图中树笔老王坚硬，笔尖水线光滑，空白粉

元三年二月，苏轼四十五岁。作为宋代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被新党拒之门外，他被贬谪到黄州，精神上感到孤独、苦闷、痛苦。第三年四月，第三年四月，应张藏书家黄庭坚之邀，前去观看，并题词，与原作相符。

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引起人们兴趣的诗，是苏轼第三年寒食节贬谪黄州引发的人生感叹。这首诗苍凉而深情，表达了苏轼此时忧郁而孤独的心情。这首诗的书法就是在这种心情和情境下出现的。整幅书法跌宕起伏，炫目奔放。黄州寒食诗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书法第三线”，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极品。

第三，颜真卿向侄儿堂献稿。

颜真卿《黄》草书笔墨。长282cm，宽723cm，25行230字。这是颜真卿为其侄儿纪明被安史之乱所写的悼词草稿。这部作品原本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因为极度的悲痛和愤慨，很难平静下来，时不时会有更多的错误和污点。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首词才写得庄重、收敛、灵动，文笔圆润壮阔，充满了勃勃生机。纯粹是上帝写的，性质很奇妙。元代张敬艳的题词是：“说胜于写。高是正式工作，虽然是末位，但最终会是一份绳索合同；因为一时的兴趣，这些错误可能会被纵容；起草是无意的，但他的手掌忘记了。在这里看到真的很棒。”冼玉书评价此文为元代“天下第二行书”。在这篇文章的手稿中，所有的渴笔和引笔处都清晰可见，可以向人们展示书写过程和书写风格的奇妙变化，对学习草书大有裨益。原址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二、西周的石三板

盘高：206cm腹深：98cm口径：546cm底径：414cm重：21,312g铭文：19行早在商代中期，青铜器上就出现了铭文，早于甲骨文。但西周以后，青铜器上铸铭文的风气开始流行，祭祀、战争、赏赐甚至契约等重要事件都记载在青铜器上。康熙时期出土了一些零散的铭文。嘉庆年间，它们被作为庆祝嘉庆帝生日的礼物进贡北京，从此成为皇家珍藏。板上的铭文都是357字，记录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的三个县，曾经被西北的一个县占领。这两个国家通过谈判实现了和平，并划定了国界。征地的补偿、程序、合同都作为证据扔在盘子里。三盘的形制和纹饰反映了西周晚期青铜器古朴的风格，书写线条灵活，是研究西周青铜器铭文的重要材料。

一、西周的毛。

这件西周时期的毛身高538厘米。它出土于清代陕西省岐山县朱元。丁公出土于清末陕西岐山县。毛出土后多次易手，保守秘密。抗日战争期间，这种危险由日本军方承担。抗战胜利后，丁被民众供奉，现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展出。铭文中有汉字行，这是西周中后期造字的习惯。因此，除了史料价值外，毛的《丁公》在古代也有重要的地位

毛是2800多年前中国祠堂里的祭器。其内壁铸有500字的长铭文，是商周七千多件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碑文内容可分为七段。大意是，周宣王登基之初，急于振兴政务，便请叔父毛公统辖内外政务，勤政无私，让毛公担任护卫，保护皇室。最后，他慷慨赠与，毛公铸鼎，将后代的财富永恒传承。从内容可以推断，毛铸于元年，其碑文是研究西周历史最珍贵的真实史料。因此，毛堪称世界之宝。

　　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正式建院，到1933年1月文物南迁，库存藏了大量的文化艺术珍品和宫廷历史文物，这些国宝级文物大致算起来有书籍数十万册，其中藏于文润阁的《四库全书》就有三万六千多册，还有抄本和海内外孤本书籍数万册。藏于乾清宫、实录大库、皇史的清朝档案等珍贵史料数万件。书画，仅存于斋宫及钟粹宫两处的就有8000多件。铜器上万件、陶瓷数十万件、玉器上万件、雕漆、景泰蓝、竹、木、牙雕、古砚、笔墨等工艺美术品众多，仅景德镇官窑瓷器就有十多万件，是一座收藏中国古代文物和艺术品的殿堂，这些国宝精美绝伦，价值连城，早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觊觎。

　　历史上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给中国文物珍品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在北京等地大肆掠夺，此时日军嚣张的气焰，势头正盛，故宫的文物随时有在战火中被焚毁或遭劫的危险，这些世所罕见的珍品整理迁运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何况当时面临战火。

　　1931年9月，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大家明白了日本的野心是想先占领东北，再向南侵，平津一带如果发生了战事，故宫里这些国宝，将十分危险。当局认为应当把这些文物迁运到安全地带，现在就应当准备，早装箱。随后故宫博物院上下动员，开始挑选文物，集中装箱，原来的打算是买那种装纸烟的旧木箱就可以了；棉花可用黑棉花，就是那些旧棉衣、棉被拆下来，再经弹过一次的棉花。同仁没有装过箱，怕万一装得不好，运出去后都打碎了，如何交代？还是找那些古玩行里专装出口文物的工人来装，比较放心。谁知这些想法都有问题。首先，那些装香烟的旧箱木料很薄，文物装进之后，总是晃动，颇有危险；其次，旧棉花已没有弹性，而且装的时候，棉絮满处乱飞，味道难闻，我们怎能拿来包宝贝？第三，那些请来的装箱工人，到此摆着专家的姿态，拿很高的工资，时常用教训的口吻和馆员谈话。后来，马衡院长听从了大家的意见，把旧箱用来装书籍、档案，并规定新箱的尺寸，一律定为长三尺，高宽各一尺五寸。棉花改用新棉，装箱工人也一律辞退，改由自己装箱。在实践中，大家摸索出一些方法，主要是一个“紧”字，以前江西景德镇进呈的瓷器，用木桶装运，把10个碗用草把它们扎紧，成为一个整体，一点也不摇动，放在桶里，每束之间，又用谷壳把它们隔开，塞紧，使它们毫不松动，运到北平去的瓷器，没有破碎的。在包装中，员工们把每件瓷器，用棉花隔开，分别包扎起来，再入箱中塞紧，就不会破碎了。

　　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华北面临的局势险恶，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从1月31日起，将装箱的文物分批南迁上海，并派院秘书长李宗桐到上海租赁库房。国民政府指令北平市政府及交通运输部门协助故宫，完成文物南迁计划。按说文物南迁行动就到此顺理成章了，其实不然，故宫文物南迁之举，从一开始就引起社会的不同反响，有人支持，有人极力反对。反对者认为大敌当前，文物南迁会动摇民心，引起社会不安，而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南迁会造成文物失散。鲁迅的杂文对此亦有评述，此举在国内文化界炒得沸沸扬扬。当时以周肇祥为首的反对派在中南海成立了一个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周自任主席，通电全国反对故宫文物南迁，并公开表示以武力阻止南迁。周非等闲之辈，曾任古物陈列所所长及湖南省代省长。故宫确定文物南迁的起程日期后，反对派在社会上放话，只要文物列车启运，就会有人在铁路沿线埋炸弹，炸毁列车。在这种情况下，故宫博物馆把启运时间改为白天装车，天黑之后再运，但汽车司机和排子车夫并没按计划的钟点到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易培基给李宗桐打电话陈述原委，李向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请示，国民政府认为应当把这些文物迁运到安全地带，故宫文物，是国家数千年来的文物结晶，毁掉一件，就少一件，国亡，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将永远无法补救，文物留在这里，万一平津做了战场，来不及抢运，我们是不是心痛了？掷地有声的话语表明政府文明南迁的决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国民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同时，宋电告北平市长周大文，周大文派法警将周肇祥密捕，1933年2月5日晚间，北平全城戒严。故宫博物院的13491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军队全程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疾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批文物共装了18节车皮，押运人员、监视员、宪兵及故宫警卫一百多号人另乘3节客车随行。

　　南迁的文物中除故宫博物院的13491箱外，还有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等处收藏的6066箱。

　　2月6日，首批文物装上两列列车南行，文物总押运官由吴瀛担任。刚接受任务，匿名电话便纷至沓来，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吴说：“臣死谏，将死战，唯君子者，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毅然出征了。3月中旬，故宫博物院又开始装运第二批箱子。到5月共装运五批，那志良在《故宫文物运到南京》文章中记录了五批装运日期。

　　第一批1933年2月6日

　　第二批1933年3月15日

　　第三批1933年3月28日

　　第四批1933年4月19日

　　第五批1933年5月15日

　　国宝转移的车行路线由北平西站出发，沿平汉线南行，到郑州后，改循陇海线，东行到徐州，再沿津浦线到浦口。从文物装车时起，一路上都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南迁过程中，各火车站一律优先放行，在火车车顶四周各个车口都架起机关枪，车上有宪警荷枪实弹，严加保护，车下有马队接力伴随，白天封存，晚上押运，在重要关口熄灯，职员和衣而卧，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每到一站，都有地方官派人员上车招呼，但是在徐州一带，还是遭到土匪的拦截，幸好有军队的护卫，将土匪击溃。2月6日文物专列出京，10天后才将周肇祥释放。文物专列出京的第3天，故宫博物院的常务理事、文献馆馆长张继便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一项紧急议案，认为故宫文物运往上海存到租界是受洋人庇护，是国耻。建议改运洛阳和西安，这个议案没人反对，于是文物只能改迁洛阳与西安。文物专列走到第四天，到南京下关车站停车，张继与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专程到车站，告诉吴瀛中政会的决定。吴瀛认为这么仓促改变文物存放地点，恐不安全。张、褚告吴瀛蒋介石来电，主张把文献馆的档案留在南京，其余运沪。这中间为这批文物存放地点多次发生争议，载运文物的列车就停在浦口的铁轨上，由军队守卫了一个月，直到召集临时中政会讨论才决定下来，由水路运往上海。第一批南运文物在3月下旬才到上海，存入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五楼仓库中。以后又相继运了四批，共计13427箱零64包，随同故宫文物迁沪的还有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6066箱。因原来租的仓库容不下，后来又租用了位于英租界内的仓库存放。全部文物在上海存放了近4年。在这个时期，南京正加紧建朝天宫以贮存这批国宝。1936年底，朝天宫扩建工作完成，工作小组也就留在南京办公，还计划举行展览会。但抗日战争在1937年7月爆发了。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这时南京也有危险。国民政府迁往长江上游的重庆，并下令撤退古物。在南京的故宫文物是分三路运到大后方的。当南迁文物在南京分院刚落脚，文物再次面临大转移。再次迁移是很困难的，不仅有交通问题，更有日军对迁移地的轰炸，文物的安全难以保证，而且疏散也像逃难一样，没有目的，不知所措。同时撤运所有的文物根本不可能，要尽快分路离开南京，到达目的地后，静候战争结束。南路经长沙运往贵州，负责人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科长庄严。中路取水路沿长江西进经汉口后抵重庆。第三路北上到宝鸡。随同第一队出发的80箱古物决定由船和卡车运往1000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但由于长沙被日军轰炸，不久又接到命令要运往贵州。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原定的藏宝地也变得不保险了，国宝最终的安身之所也在不断变化。随着日军进逼，中路从汉口到达陪都重庆。1939年春，日机轰炸重庆，几乎炸中这批国宝。古物箱又再次装船，向长江上游西行500公里到乐山去。船只难找，而且光是把文物从原来的船上卸下再装上另外的船只，就花了近两个月之久，结果9月中旬才到达乐山。北路的7000多箱由吴玉璋和另外二人负责。他们设法在日军进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之前一个星期搭火车离开南京。经西安、宝鸡、过秦岭、抵汉口，到绵阳、成都，最后到达峨眉。

　　走南路疏散内地保存的国宝，8月14日离南京，船运至汉口，换火车至长沙岳麓山，转存于湖南大学图书馆。这批最珍贵的80箱文物运到长沙不久，长沙火车站就被日军轰炸了。南路文物迁移的负责人徐森玉、庄严急了，大家也明白，长沙被炸，岳麓山边的湖南大学也保不住，文物危在旦夕。于是紧急向上请示，上面答应以贵阳为目的地。1937年12月的一个夜晚，存放在湖南大学地下室的80箱故宫珍贵文物，分别装上湖南公路局的20多辆大卡车，在漆黑夜色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沿着一条通往西南方向的山路，长长的车队穿行在湘西的群山万壑之间，晓行夜宿。在陌生的山林，不仅时刻要提防隐藏在山峦间的土匪，而且要提防隐匿在林莽之间的凶猛野兽。深夜，运送文物的车队发现了有2只明晃晃的灯盏在密林深处隐没游弋，刚开始还以为是远方开来的汽车灯光，等渐渐逼近的时候，大惊失色，原来是猛虎的两只眼睛，在深夜里，分外吓人。刚开始，押送的士兵吓得手足无措，好不容易定下了神，抱着不是虎亡就是人死的信念，拔出手枪向猛虎射击。尽管那枪弹密如牛毛，但却丝毫沾不上老虎的身体。情急之中，一位士兵拿出颗手榴弹，扔向那老虎，在一片浓烈的硝烟中，老虎被炸死，押送文物的人心有余悸，忍不住一阵唏嘘。走了不到一个星期，湖南大学果然被炸了，原存文物箱件的那个图书馆已被炸平了。日军还在爱晚亭附近丢了炸弹，用机枪扫射无辜平民，死了不少人。当文物运至湘桂边境后，继由广西省公路局车辆运至桂黔边境，再由贵州省公路局车辆运到贵阳，暂存于六广门蒋介石行营之中。抵达贵阳这天适逢1938年的农历除夕。随后，贵阳也受到日军飞机轰炸的威胁，为了文物的安全，徐森玉、庄严等人受命四处寻找适合文物藏存之地。经贵州籍的国民党要员张道藩建议，又经过多方考察，认为安顺近郊的华严洞开阔、干燥、地形易于守护，可以成为这批文物的理想存放地。1938年初秋，贵阳正好是阴多晴少、雨雾弥漫的季节，加之战火纷飞，兵荒马乱，一时找不到可以向山里行驶的车辆和装卸工人，好不容易找到了文物装载车，遇上贵州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当文物车队沿着崎岖山路向山顶攀登时，恰逢一股山洪从峰峦间奔泻而下，似乎要把整个车队淹没。幸好，山洪没有砸在卡车上，否则必然是车毁人亡，冥冥之中似乎是有神灵的力量在佑我国宝。车子进入位于镇宁和关岭之间的黄果树瀑布群附近，险情又产生了，此地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区，沿着曲折多变的山涧几乎无路可走，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将文物从车上搬下来，再改装上竹筏子，那样一来，文物可以运行了，但是必须在水中行走一天，途中偏又遇上暗河塌陷，上游还有突发的巨大瀑布倾泻而下。前面有滔滔河水，水下又有暗流隐藏，险象环生。幸好事先请到布依族和苗族的村民，他们是驾驶竹筏子的高手，而且深谙水性，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安全到达。这80个箱子里有范宽的名画《名山行旅》、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吴道之的《钟馗打鬼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南宋马远作品等名画、米芾的书法作品、清代扬州八怪留下的旷世珍藏等。

　　经过数月的搬迁，终于把文物全部存放到贵阳以西的安顺县南门外的华严洞内。同时成立了故宫博物馆驻安顺办事处，由庄尚严任主任。这批文物刚运到安顺不久，1939年2月4日，日军18架飞机对贵阳进行狂轰滥炸，在城内投下重磅炸弹、燃烧弹数百枚，炸、烧毁民房1326栋，死伤数千人，大十字等主要地段的大火烧了一天一夜，为救火而献身的消防队员就有100多人。这批文物又躲过一劫。

　　自1938年初至1944年底，这批珍贵文物在贵州保存了近7年，其中存放在贵阳近1年、安顺华严洞近6年。徐森玉、庄严两位文物学者及家人则在贵州这偏远之地艰难度日，为保护文物坦然面对颠沛流离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庄严先生之子庄灵于1938年在贵阳出生，1939年初随父母到安顺，直到1944年随文物到重庆。对儿时的这段生活，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与父母和3个哥哥住在安顺东门坡一旧式的宅院中，这里当时也是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所在。几兄弟星期天会随父亲到华严洞，当时有一个连的士兵驻守保卫。天晴时，父亲及同事还将一些文物从洞内和箱内取出晾晒。”年幼的庄灵及兄长有幸见识了一批珍宝级的文物字画，其中有唐寅的《山路松声》、马和之的《闲忙图》等，这些文物字画如今都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1939年7月18日，藏于华严洞的文物曾被挑选一批远赴苏联，参加莫斯科《中国艺术展览》。展览会于1940年1月2日开幕，后来又于1941年3月在列宁格勒展出，1942年9月8日回到重庆。

　　1944年4月，经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洽谈决定，在贵阳省立艺术馆（今科学路）举办“北平故宫博物院在筑书画展览会”，具体操作则由贵州省立艺术馆陈恒安馆长、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庄严主任。这次展览会共展出书画192件。其中法书如王羲之三帖，李隆基鹡鸰颂，苏轼、米芾、蔡襄的书札、黄庭坚松风阁诗；名画“凡巨然之山水，徐黄之花鸟、北宋之营丘、河阳、龙眠、米颠，南渡后之李、刘、马、夏、元之鸥波伉俪，暨后之黄、王、倪、吴、明之文、沈、仇、唐、清之六大家，以及各代画院中人，均所网罗。虽非粲然大备，要亦具体而微。”其中如李唐雪江图、巨然秋山问道图、范宽雪山萧寺图、郭熙早春图、李公麟免胄图、宋徽宗腊梅山禽图、李嵩听阮图，夏圭山居留客图、梁楷泼墨仙人图、马远雪景图、黄公望雨崖仙观图等等，都是国宝中之珍品剧迹，如不若遇文物南迁，黔人是无缘观赏这些宝物的。文物在贵阳展览数月之久，在贵州引起轰动，地、县喜爱文物字画者以及因抗战滞留于贵州的外省人、文人纷纷前往观瞻。

　　1944年11月21日，日军沿黔桂路进犯，28日窜入贵州独山，一路杀人放火，酿成威胁贵阳、重庆的“黔南事变”。此时，存放在安顺华严洞的文物又奉命紧急转移。当天80箱文物在三小时内装入军事委员会辎重一团独汽四营的15辆军车。启程时已是夜晚，天上下着雪。军车使用酒精作为燃料。川黔公路坑坑洼洼，一路十分颠簸，6岁的庄灵在年幼的脑海中还记得当时乘坐的军车牌号为“军24069”，沿途逃难的民众用担子挑着孩子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终于历经艰险将这批文物转运到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境内飞仙岩的临时仓库，一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1月80箱文物迁运到重庆向家坡，1947年又用登陆舰运抵南京，其它中路、北路文物也运回南京，存放在朝天宫。1948年徐州会战后，南京受到威胁，蒋介石计划在台湾建立最后立足点，于1948年11月决定将故宫国宝和南京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的藏品运往台湾。当时可以运送文物的只有两艘军舰和一艘商轮，所以只能从近两万箱文物中选出2972箱，大部分是清宫收藏的精华，包括历代名画及书法、清宫全部藏书和最精美的宋瓷。总数约只是故宫国宝的六分之一，其余的留在南京。后来在这些文物的基础上建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馆”。解放后，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开始陆续北返，一万多箱文物返回故宫。后来由于“文革”原因，运送文物北返的工作暂时搁置，现在仍有2000多箱瓷器留在南京博物馆。

　　2004年，66岁的庄灵先生从台湾来到贵州，重寻那一段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的文物南迁历史，在出生地贵阳、在安顺华严洞、东门坡，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庄灵先生在黔期间，拜访贵州著名学者戴明贤，返台后寄庄严百岁冥寿纪念集《故宫书法庄严》巨册赠戴先生。庄严老先生离黔多年后，请人作《华严洞读书山图》，征集多位诗家题咏，表述了对文物南迁的生活和安顺峰峦秀水之深深的眷恋之情。

　　注：转贴自贵阳政协信息网。作者：文史办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约150万件套，85%为清宫旧藏和遗存，依据不同质地、形式和管理的需要，分为绘画、法书、碑帖、铭刻、雕塑、铜器、陶瓷、织绣、玉石器、金银器、珍宝、漆器、珐琅、雕刻工艺、其他工艺、文具、生活用具、钟表仪器、帝后玺册、宗教文物、武备仪仗、善本文献、外国文物和其他文物等，共25大类69小项。

　　作为中国文物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该院所藏文物一类为清代宫中历史文物和奇珍异宝;另一类为中国历代文化艺术作品。包括有青铜器、玉及石质雕刻、古代印玺、法书名画和碑帖、 古代陶瓷器、 丝织刺绣品、漆器、珐琅器、金银器、竹木牙质雕刻、文房用具、明清家具等。

溥仪 中国近代社会有一个皇帝备受瞩目，那就是溥仪，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十分曲折。他经历了中国近代几乎所有大的变革，也算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作为末代皇帝，他的命运其实也相当无奈。 1914年，袁世凯称帝前穿衮服祭天 溥仪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他小时候就连续经历了两次退位，第一次是在袁世凯的胁迫之下，他宣布退位，当时他还可以居住在皇宫里，毕竟那里是他的祖屋，6岁的溥仪在皇宫里过得还算开心，因为那个时候的他还什么都不懂。 后来在1924年，大军阀冯玉祥将溥仪和所有的皇室成员都赶出了紫禁城。在这之前，溥仪已经感觉到自己命运的不平，提前将很多皇宫里的珍宝文物偷偷运送出宫，并将这些文物存放在自己信得过的大臣家中，有一些还被他换成了钱，方便随身携带。 溥仪 溥仪到底从故宫带走了多少文物呢？据专家统计，这些文物的价值加起来比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全部财产还要多，下面细数一下都有哪些珍宝被溥仪带出宫。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阎立本《步辇图》（局部） 1922年7月至12月，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向宫外转移出宋元版珍贵古籍210部，唐宋元明清古代字画2000多件，其中包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周昉的《挥扇仕女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等，这些无价之宝由溥仪的堂弟溥佳护送到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 周昉《挥扇仕女图》（局部）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随从带走大量所谓私人财产，其中包括经过精心挑选的众多文物，溥仪出宫后躲进日本公使馆。 溥仪带走的珠宝 1925年2月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在天津日租界内设立行宫，仅藏在日租界张园内的故宫文物和珠宝即达70多箱。溥仪居住天津期间，市面上常有宫里的玩意出现搅动当地文物圈。 溥仪带走的珠宝 溥仪带走的珠宝 溥仪带走的珠宝 溥仪带走的珠宝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秘密逃往东北出任伪满洲国皇帝，出逃时除随身带走一大批文物外，尚留天津的一些文物下落不明。 田黄三连印章 赤金錾花八宝餐具 溥仪最高等级打籽绣龙袍礼服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当时伪满都城新京（今长春）一片混乱，很多人转移各种物资准备最后逃亡。溥仪最重要的准备就是指使随从将原故宫文物和后来搜刮来的大批珍贵珠宝装上汽车，其中有价值连城的顶珠冠、镶金猫眼石坠、清代龙袍等，他所携带大多数文物的最终命运，是被日军哄抢，下落不明。被苏联方面截获后，溥仪也曾想以献宝换取居留权，最终没有成功。 溥仪带走的西洋钟表 溥仪带走的西洋钟表 溥仪带走的西洋钟表 溥仪携带的大批珍贵文物或是因故变卖，或是在战火中惨遭损毁，众多珍宝只有468件最后回归祖国，成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重要文物，其他文物不知所踪。

溥仪走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皇帝算是做到头了，所以他走的时候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搬走了大量的珍宝，希望借此来保证自己以后的富贵生活。所以带走的珍宝也都是稀世珍宝，价值连城。也正是如此，好多珍宝至今下落不明。

1922年7月至12月，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向宫外转移出宋元版珍贵古籍210部，唐宋元明清古代字画2000多件，其中包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周昉的《挥扇仕女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等，这些无价之宝由溥仪的堂弟溥佳护送到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

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随从带走大量所谓私人财产，其中包括经过精心挑选的众多文物，溥仪出宫后躲进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在天津日租界内设立行宫，仅藏在日租界张园内的故宫文物和珠宝即达70多箱。溥仪居住天津期间，市面上常有宫里的玩意出现搅动当地文物圈。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秘密逃往东北出任伪满洲国皇帝，出逃时除随身带走一大批文物外，尚留天津的一些文物下落不明。

这些珍宝的流失，大多都被溥仪的后代的挥霍了，他们虽然已经被赶下台了，但是他们仍觉得自己血统高贵，希望有更多的人伺候自己，从不会自己动手。

北京故宫是当之无愧的文化艺术宝库，拥有藏品180多万件，藏品类别有：书法绘画、陶瓷青铜、文房用品、珐琅雕塑等等，类别非常丰富。至于说到让人惊叹的藏品，这主要看是让谁惊叹。因为每个人的阅历不同、爱好不同、学识不同，所以喜欢看的东西肯定不一样。但是对于美的认同是属于人类的本能，相信每个人都能领略到文化之美、艺术之美。就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比较喜欢文字、书法、青铜器、绘画一类。故宫宁寿宫珍宝馆可以说是一个让人连连惊叹的地方。珍宝馆的陈列里有明清时期的首饰、摆设，都十分精美，这且不说。重点是宁寿宫后殿的石鼓馆。这里摆放的是陈仓石鼓，铭刻秦大篆。石鼓的刻凿年代一直没有定论，韩愈《石鼓歌》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欧阳修的《石鼓跋尾》也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罗振玉《石鼓文考释》认为是秦文公时的古物，郭沫若以为是秦襄公时遗物，唐兰考定为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年）刻。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中认定石鼓刻于先秦时期，但具体年代说法不一。有观点认为是秦景公时期的，也有认为是秦惠文王时期的。十面石鼓记述了“秦公”銮车出行，从人如流，登原游猎、献获祭祀的种种盛况，描绘了秦国的大好河山，“秦公”有感而发，述志作诗。从文字角度看，石鼓上的文字为秦大篆，比起李斯小篆虽不似其规整严谨，但格外透出早期文字的个性灵动之美。描摹、绘画的感觉更胜于理性。可以体会文字从蒙昧时期向理性时期转化的过程。从书法的角度来讲，书法的追求目标绝不应该是技巧。秦大篆是界于金文和小篆之间的文字，不讲求笔锋、笔意，但正因为如此格外表现出文字之美，朴拙的书体是书法的本质，气势超越了后世的精巧之作。陈仓石鼓自从唐代出土之后几经流离，几次失踪又几次出世，现在安居于故宫得到了很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