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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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北京有一家叫万德古籍的，他们印了很多的家谱，其中还有一些名人的家谱，像黄元培家的，像纪晓岚家的。质量很好，服务也好，我家的家谱也是他们印的。而且他们在做事做人上也非常好。似乎他们不光为了钱在做事，现在他们又为普渡寺募建在做事。把印刷30%的费用捐给普渡寺，这可是他们几乎全部的利润。

姓氏源流

潘（Pān）姓源出有四：

1、出自芈姓，[mǐ ]为春秋时楚国公族潘崇之后，以祖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颛顼后裔陆终生有六子，第六子名季连，赐姓芈。周成王时，封其后裔熊绎在荆山建立荆国，公元前740年，荆君熊通自封为武王，他的儿子于公元前689年改国号为楚，称楚文王。据《姓氏寻源》和《潘氏家谱》及《史记·楚世家》所载，公族子弟潘崇助楚穆王继位有功，受封为太师，其后代子孙以祖名为姓，称为潘氏。从此，潘姓在楚国成为有势力的家族，潘姓因此而来。

2、出自姬姓，为周代周文王裔孙伯季之后，以邑名为氏。据《元和姓纂》所载，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让其子伯季食采于潘邑（今陕西省西安、咸阳一带），其子孙遂以邑名为姓，称为潘氏。

3、出自姚姓，为上古舜帝之后，以国名为氏。据《中国姓氏》载，舜帝生于姚墟称姓姚，建都潘（今北京市延庆县东北），后潘地移至今陕西省兴平北。商朝时，舜的后裔建潘子国，商末被周文王所灭，其子孙遂以国名为姓，称为潘氏。

4、出自他族改姓：

① 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改鲜卑破多罗氏为单姓潘。

② 清康熙末年，台湾岸里大社（今台湾省台中市神岗）酋长阿穆归顺清廷，被赐姓为潘；光绪时，台湾高山族相率归化清廷，也被赐姓潘（这也就是台湾高山族人大多姓潘的重要原因）。

③ 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如满、水、京、蒙、土家、彝、瑶、仫佬、回、壮、布依均有潘姓。

潘崇。楚成王时，潘姓中有名为潘崇者曾为太子商臣之老师，在楚成王预谋另立太子时，潘崇极力支持太子商臣，并成功地使之继位为楚穆王。潘崇因助商臣继位有功，被封为太师，楚穆王并且还把自己任太子时的财产全部赐给他。从此潘姓在楚国成为有势力的家族。后人念潘崇兴潘姓有功，便尊他为潘姓的得姓始祖。这种观点，其正确性可能是相当高的，因为古籍中出现的春秋时代的潘姓人氏，几乎都是楚国的人物。

迁徙分布

春秋战国时，潘姓主要在今湖北省境内发展，此后，有向山东、湖南迁徙的少数潘姓人。汉时，有潘姓北迁至荥阳中牟（今属河南省）的，至三国时发展兴旺而为荥阳郡一大望族，以东汉献帝时尚书左丞潘勖为始祖。东汉灵帝有潘乾因仕宦而迁江苏溧阳，此地以潘乾为始祖。吴国有右将军潘璋由发干（治在今山东省冠县）而迁建康，而吴国还有浏阳侯潘濬，为汉寿（今湖南省常德）人，而孙权妻潘夫人为浙江会稽人，这说明在三国以前，潘姓已播迁于上述地方，其中以中牟潘姓最为兴旺，晋时，潘勖之裔孙潘才因任广宗太守，而落籍广宗（今河北省威县），后又发展成为潘姓历史上第二大郡望，此期亦有潘姓人播迁广东。北魏时，破多罗氏改汉姓潘，并逐渐在洛阳形成潘姓的第三大郡望，其开基始祖为潘威。此期潘才的八世孙潘绍业因任随州（今湖北省随县）刺史落籍当地。唐初，陈元光父子开漳，有河南固始人潘节随其入闽。此期潘绍业的曾孙潘求仁因任杭州刺史而定居当地，其间并有移居陕西的潘勖的后人兴旺发达起来，而江夏（今湖北省武昌）的唐秘书监潘肃仁自称是汉寿潘濬的后裔，由此可见，自东汉末至唐朝，潘姓从中牟望族中又衍分出许多支脉，而潘威的后裔则从洛阳望出，又兴盛播迁于怀朔（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陕甘等地。豫章潘姓兴盛于唐代，至五代南唐时成为当地名门望族。宋时有潘节后人迁广东、云南。元明清时，潘姓已分布于全国各地。如今，潘姓人分布广泛，尤以广东、江苏、安徽、内蒙古、河南、四川、湖北、浙江等省区多此姓。上述八省潘姓约占全国汉族潘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九。潘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五十二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二。

历史名人

潘崇：春秋楚成王时太师，助楚穆王继位有功，被穆王封为太师，兼掌上环列之尹。

潘璋：干（今山东省冠县）人，三国时东吴名将，关公父子败走麦城后，被潘璋所擒。（与下明代潘璋有别）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省）人，西晋文学家、名臣。善缀辞令，长于铺陈，造句工整，充分体现了太康文学讲求形式美的倾向，所以在当时与陆机受到同样的推崇。以“美姿容”著称，在文学方面，长于诗赋，文词华靡，与同时代的文学家陆机齐名，其《悼亡诗》为世传诵，明人辑有《潘黄门集》。

潘综：晋代乌程（今属湖州）人。孙恩起义，与父骠路遇兵。兵砍其父，乃伏身保护，被砍四刀。一人曰：“杀孝子不祥。”于是父子俱得免。后官遂昌长。南朝宋元嘉间改其里名曰纯孝，免其家三世税租。

潘尼：潘岳之侄，官至太常卿，在文学上与潘岳齐名，世称“两潘”，其诗注重词藻，多应酬赠答之作，明人辑有《潘太常集》。

潘美：大名（今属河北省）人，北宋名将，在灭南汉、南唐、北汉时立下奇功。宋太宗雍熙三年（即九八六年）攻辽，潘美因指挥失当，使名将杨业陷敌牺牲，而受降级处分。

潘阆：大名人，宋太宗时进士，其诗词笔调清新，往往有出尘之语。

潘翼：青田人，宋代学者，学贯诸子百家，工古文，邑人登科者多出其门。

潘璋：字栗夫。金华人。明·成化八年进士。历任工部营缮司主事、都永主事，四川按察司佥事，陕西按察副使。曾往荆湖管理竹木证赋，政不苛而课入甚丰。提督学政，力崇正学，造就甚众。着意培养之合州士人邹知。后以刚直敢言驰名于世督修宋濂墓，并撰写墓志铭。卒于官，蜀士闻之，相率哭于三公祠下，且奉入名宦祠。

潘耒：江苏省吴江人，清初学者，博涉经史及历算声韵之学，曾参与纂修《明史》。

潘大临：黄岗人，宋代诗人，与弟大观皆以诗名，有《柯山集》遗世。

潘自中：字时乂。宋代松阳人。曾江州司理，不媚上，不诬人，力雪冤案。

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浙江省乌程（今吴兴）人，明代著名水利家。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由大理寺左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四任总理河道，先后达二十七年，习知地形险易，成绩显著。著有《两河管见》、《宸断大工录》、《河防一览》等。

潘之恒：歙县（今属安徽省）人，明代文学家，撰有《叙曲》、《吴剧》等剧评，并有诗集《涉江集》。

潘柽章：江南吴江（今属江苏省）人，明末清初学者，著有《国史考异》，顾炎武推其精审。

潘平格：浙江省慈溪人，明清之际思想家，强调在日用实际上去追求真理，提出“浑然一体”、“见在人心”的理论，著有《求仁录》。

潘亦隽：江苏省苏州人，清初画家，其族弟潘奕鏊、潘奕钧、潘奕荫、潘奕藻等都是知名画家。

潘作梅：字肖野，号戒平。清代乌程（今属湖州）人，安吉籍。雍正元年拔贡。官海宁学正。冷官二十年，不慕荣利。博学多艺，精书法。画山水得倪云林逸致。

潘祖荫：字伯寅。江苏吴县人。年十七应顺天乡试挑取誊录。年十九以其祖太傅潘世恩年八十赐寿恩赏举人。咸丰进士，光绪元年授大理寺卿，署礼部右侍郎。次年，署刑部右侍郎、补礼部右侍郎，兼署工部左侍郎。四年，调户部右侍郎，仍兼署工部左侍郎。五年，转户部左侍郎，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调刑部尚书。著有《四本堂文集》二卷、外集二卷，诗无专集，《晚晴簃诗汇》自《癸酉消夏南苑唱和集》中录存二十余首。辑有《癸酉消夏南苑唱和集》一卷等。

潘宗耀：字绳武，号虹桥。清代永嘉人。嘉庆六年举人。历丹徒、江浦知县，士民爱戴。有《五梅一研斋诗钞》。

潘子忠：广西岑溪县人。中国***党员。1929年参加广西百色起义，担任中国红军第七军的基层干部，随部投入创建和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红七军集中河池整编，任连长，随主力北上，转战桂黔湘粤赣边。参加湘赣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同年进入中央苏区，他历任红七军副营长、营长、红三军团某团副团长，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调任某师特派员。1935年夏，在四川过草地途中牺牲。

潘鼎新：名毓，又名平界，字祖义。华容人。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率兵响应萍浏澧起义，事败逃亡日本，入同盟会。次年8月，参与组织共进会。1908年回国，参与创办《商务报》。未几，焦达峰在湖南联络大举，被委驻守岳州。辛亥长沙光复，他组率义军攻入华容县城，旋率部驰援武汉。南北议和成立时，任共进会及湖北同盟会干事。“二次革命”时，任讨袁军总司令部代理参谋长。事败，再亡日本。护国战争时回国举兵讨袁，被授予陆军中将、二等大缓嘉禾章。后转入报界，在天津任《泰晤土报》华文版主笔。曾出任东北边防军驻热河特别党部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及热河省政府秘书长，遭软禁，被救后定居北平，闭门读《易》。“七七”事变后，将幼子送赴抗日前线，他遭日军捕押，折磨致精神失常。出狱后病卒家中。

潘天寿：浙江省宁海人，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擅长写意花鸟和山水画，布局善于“险、破险”，笔墨有金石味，朴厚劲挺、气势雄阔，融诗、书、画、印于一炉，亦能人物，并长于指画。著有《中国绘画史》、《治印谈丛》等。

潘汉年：宜兴归径人。1925年入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国民军日报》总编辑。1928年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先后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冀文化总同盟”党组书记。1933年任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1935年起在香港、广州、武汉、上海等地领导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55年因“内奸”问题被逮捕判刑。1977年含冤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