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书页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朱丝栏 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装订版式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古籍结构图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5。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6。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7。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8。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

中国古籍形制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卷轴装。粘结幅度相等的若干幅纸成一长条，承袭简册帛书的存放方式，左端安一轴，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成一卷。也有的不用轴。盛行于南北朝至唐代。②册叶装。分经折装和蝴蝶装。经折装，由卷轴装过渡而来，即将一长条，按一定行数左右折叠成长方形，前后加封面。蝴蝶装，将印好的一整叶，以有字的一面对折，数叶为一叠，将若干叠的版心处粘于用作前后封面的硬纸上。唐末五代即出现这种装帧，盛行于宋元。③包背装。将书叶无字的一面对折，数叶为一叠，右边版框空白处打眼订捻，前后封面是一整张纸，书脊被包裹起来。元代和明代前期最流行。④线装。折叠方法与包背装一样，只是打眼处改用线装订，前后封面各用一纸。出现于明代中期，是中国古籍最后的，也是最通行的装帧形式。明清时期，很多宋元古书重新装修时大半都改为线装。

清朝古书凡是保存较好的都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价值高与否，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个是内容，有没有文献参考价值（小说，而且还不是原创的，应该就没大价值了），这个内容不但是指书籍内容，也要看里面的批注内容，再扩大范围，内容还包括了这个书籍的收藏记录，也就是对于古物来说相对重要的一点，“源流有绪”。如果这本书本身不具备什么独特的见解和版本，但是它曾经被历史上某个显赫的人物收藏过，也一样可以提高它的价值。 一个是工艺，是印刷书，那么就看是雕版还是活字，字体的精美程度如何，印刷的油墨如何，有没有套色、套字，装订的形式怎样，总之，就是看工艺是否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一个是数量，是不是孤本！其实前面两个也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即是否具有某个方面的价值唯一性。（当然，就个体来说，每一本书都是独立的、与其他书籍不是完全一样的）

开卷惊蝶舞，舒页展龙鳞。

书籍和阅读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

可以记录的文字，是一种文明能够得以延续的种子，而书籍就是这枚种子得以生长的土壤。

浩繁卷帙，“甲金篆隶草楷行”。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以绵延而不绝，包罗万象的文字记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为实用艺术的书籍装帧也与书籍内容同生共长，并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

现代社会，工业化机械批量生产的现代书籍，让一本书少了“书墨味”，那是一种笔墨混合植物纤维的味道，这便是所谓的“书卷气”。

所以说一本书是有灵魂的。其实跟人一样，不一样的书也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装帧样式有着不一样的风格韵味。

蝴蝶装

起舞蹁跹，一页一两金，流芳百世。

书页有字的一面相向对折，集齐后的书叶背面相对，折口处每边涂上2至3毫米的浆糊，依次粘好作为书背。切齐其余三面，再用一张比书叶稍长点儿的厚纸作为书皮，书皮正中间和整个书背粘紧，把所有书叶包裹起来。

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大量宋前古籍，保留了丰富的古籍装帧形态。“一页一两金”的宋版书多属此装，从外表看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或简精装书。当我们打开书的时候，书页就向两边张开，宛若蹁跹起舞的美丽蝴蝶。

龙鳞装

逐叶翻飞，形似旋风，鳞次相积。

在熟悉的卷轴装的底线下，把写好的书页按顺序自右向左先后错落叠粘，从右向左卷收，展开时宛如旋风，所以也叫“旋风装”，而整卷都展开后页纸错落相积形似鱼鳞，又叫“鱼鳞装”。虽然保留了卷轴装书的躯壳和外观，但书页容量却大了很多。

这是宋代宣和年间的装裱工匠，为修复书叶两面都有字的书籍而创造的装订形式。在书史上虽是昙花一现，但却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书页子的概念就是从旋风装开始的，对册页书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刊谬补缺切韵》是如今唯一一件龙鳞装书籍。

粘叶装

这种装帧形式会根据书叶纸张薄厚产生不同做法。书叶纸薄的就单面书写，有字的一面相向对折，无字的一面依次粘连，把全部书叶连接起来成为一册。纸张较厚的则在没写字之前先对折一下，折口向右，分成四面，依次按纸背、纸面、纸面、纸背顺序书写，然后排好粘接起来。这是当时的人们为了便于翻阅而特意设计的，因为要经常随身携带、翻阅，书的四个角也大多被剪切成圆弧形，在唐末、五代时期非常流行。

缝缋装

“缝”就是用针线连缀，“缋”原是指成匹布或帛的头和尾代指书背，它和线装书最大的差别是在缝线的方法上，线装书订线的方法主要是缠绕书背，而缝缋则是在书页折缝处连缀。

数页为一叠对折成长方形，确定叶码顺序，再按顺序抄写，然后几叠放在一起用线串连，以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现在书籍印刷前的排版，它从制作的过程、装订的成品和现在流行的精装书非常相似，是现代精装书籍的前身。

梵夹装

古代印度，人们习惯把佛教刻、写在贝多罗树的叶子上，并把这种写有佛经的贝叶称为“贝叶经”。梵夹装是贝叶经特有的装订形式，因其上多书写梵文而得名，隋唐时期传入我国。

把书页码放整齐，前后各用一块与贝叶规格相同的薄木板夹住,，木板中心两侧各钻一个直贯穿木板和全部贝叶的小孔，再拿一根长绳分别从两个洞中穿出，把木板和贝叶串连在一块并捆扎起来。

除了以上几种特殊的装帧，卷轴装、线状、经折装这三种形态也非常经典，而这些别出心裁的装帧虽然看起来简单，但一页一线的变动都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设计而非随意为之，从色彩调赋到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

“不把装帧当成一种美化，一种外加的装饰，一种锦上添花，而是将自己的感受、情感、思考投入其中，再一并升华出来。”

冯骥才老先生的这句话是对中国古籍装帧艺术最适当的诠释，而古籍装帧之所以可以呈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姿态，就是因为那种手工时代特有的人情味和匠人心。

摘要：《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开编，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成立四库全书馆，正式启动编修工作，历经十年，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著成。本书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先后共计4200余名学者和专业人员参与此书的编辑工作，其中任命的正、副总裁以下的官员就有360多人。历时14年最终完成。《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图书典籍非常丰富，其中有不少珍本秘籍。那么它又是如何成为史上最具规模的丛书的呢？本文简单分析一下《四库全书》的编纂特点及历史影响。

关键词：《四库全书》；编纂特点；历史影响；文化典籍；丛书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47-02

一、内容繁多，涉及面广

《四库全书》内容囊括范围甚广：分经、史、子、集4部，之下又分44类66属。

经部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个大类。

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别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个大类。

子部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大类。

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

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二、编纂《四库全书》条件充沛

（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

1735年，弘历登基，改年号为乾隆。乾隆年间国家富庶，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安定。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

（二）统治者十分重视。

所谓“盛世修书”，康熙年间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帝也要以丰富的文化成果来彰显自己的“文治”，于是决定编篡《四库全书》。另外修书一事还可以笼络羁縻知识分子，以浩繁巨大的编篡工作将他们的时间精力耗掉，防止作乱。

《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帝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

（三）资金来源比较雄厚。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

（四）组织系统特别严密。

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

（五）人才录用不拘一格。

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这几个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乾隆的破格录用使人才云集于此，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三、《四库全书》的历史影响

1系统保存了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并扩大了这些典籍的传播流通。《四库全书》收录之书都是从全国各地广泛征集的数万种图书中遴选出来的，并经当时的一流学者如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王念孙、周永年、金简、任大椿等精心校勘考订，自先秦至乾隆年间尚存和新版的重要典籍藉此得以以新的定本形式保存下来。江浙三阁向社会读者开放，读书人和藏书家纷纷入阁阅读、抄录各种平日难以寓目的善本，对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2对传统学术做了全面的总结评价。《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中，编纂官为每一种过目的书撰写一篇提要，对作者的生平，写作旨要、成书经过、内容篇章、学术价值等情况做出概述。提要原来粘贴在各书开卷副页右方，随书进呈。后来，各篇提要被分别辑出，汇编成为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单行流传。《四库全书总目》按四部分类编辑，部和类前各有总序和小序，说明源流和立类根据。各类先列著录书，次列存目书。所谓著录书，甚至已经收入《四库全书》的书，共计3400余种。所谓存目书，是指经纂修官过目并撰有提要、后来因是非重要典籍而没有收入《四库全书》的书，共计6700余种。此一万余篇提要，再加上几十篇部、类的序，对先秦以来的传统学术作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价。这些提要都成于学有专攻的著名学者之手，最后经过总纂官纪昀笔削定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经武英殿刊行后，在阅读治学和目录编纂方法方面影响全国。

后人给予此书以高度评价，有人曾经这么说“《四库提要》成书较晚，介绍最详细，对我的启发帮助尤大，我感到从它那里得到的教益，比学校中任何一位老师还多。”可见，《全书》对个人也是有着深刻的影响的。

3不过，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乾隆下令编修《四库全书》，是想通过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完全禁除各类书籍中有碍满清统治的思想内容。当时，清廷设立了三个查办机构：红本处、四库全书馆、军机处，对进呈之书进行严厉的审查。在《四库全书》编篡过程中，乾隆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审查，通过大量的查书、禁书，试图完全禁除各类书籍中有碍满清统治的思想内容，以达到文化专制的目的。十余年间，清廷禁毁书籍达几千种，其中全毁掉的有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目前我们看到的《四库全书》是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官员们奉命对书籍中所谓有问题的文字进行武断的删削，使人见到的《四库全书》中的一些著作，已经不是本来面目，其文献价值是大打折扣了。据悉，四库全书著录的书籍有3461种，被乾隆皇帝禁毁的书籍也达3100多种，而禁书的时间比征书的时间还要长的多。　当时乾隆皇帝一方面鼓励各地藏书家把自己的善本书拿出来，并为此专门承诺，在书籍抄录工作完成之后，一定发还给本人，不影响个人收藏，且对献书量大的收藏家，他还会加注御批。另一方面却在征书过程中作出了禁书的决策，把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全部毁掉。自康熙以后，清代的文字狱开始出现，经过雍正至乾隆年间达到高峰，尤其值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愈演愈烈，每次文字狱不但要禁书还要罪人。

乾隆42年，有人告发王锡侯，说他删改康熙字典，另外编了一本字贯，而且在字贯里不避皇帝的名讳，结果乾隆皇帝下令把王锡侯斩首，还株连了王锡侯的儿子孙子共7人。乾隆皇帝禁书的决心相当大，连他祖父康熙皇帝御批过的《通鉴纲目》，乾隆皇帝也严令禁毁。

其大量篡改古籍的行为，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由于“胡虏”和“匈奴”犯清廷的忌，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再如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又犯忌，改作“凋零”，让人完全读不懂什么意思了。

其次，在长达十余年的编纂过程中，3000多种底本经过抄写、校对、撰写提要等诸多程序，出现了众多丢失、抵换的情况，在这种抄写和校勘过程当中，经常有人用丢了又不敢声张，然后又偷偷拿别的书来换上，最后这样的书加起来的数字达到了500多种。这种状况也使得许多部书的内容无法保证是否与原著一致。

还有一点，负责编书的官员们常常在书稿中故意留下讹误，准备让乾隆帝来发现。乾隆帝在四库全书编纂抄录的过程中事必躬亲，常常去检查抄录的情况，翻阅书稿，他能够发现错字及讹误，这帮士子便趁机歌颂当今圣上圣明。然而，皇帝再圣明，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把所有的讹误全部指出，那些被设置了却没有被解决的陷阱，那帮士子想必也未能一个不漏地更正过来，这种儿戏般的编纂态度，导致珍贵的文化典籍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利用《四库全书》时应该加以了解的。

四、结语

《四库全书》的编修，堪称我国文化史上一次工程最浩大的图书编辑活动。它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但是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乾隆帝亲自组织的编纂过程中毁书也是颇多。编书与毁书同在，保护与破坏共存，关于这样的编纂特点，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待；而《四库全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依然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