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蒂斯和夏朝都是古籍记载的文明,到底哪个才是真实存在的?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4浏览:2收藏

亚特兰蒂斯和夏朝都是古籍记载的文明,到底哪个才是真实存在的?,第1张

亚特兰蒂斯文明是西方古籍中记载一个文明,而夏朝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一个王朝,现代人对于这两个文明的存在都存在疑问。虽然已有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些文明存在的可能性,但仍然不能确切地证实它们的真实性。那么这两个文明到底哪个才是真实存在的呢?

说到古文明,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联想到玛雅文明,但很少人知道亚特兰蒂斯文明。由于考古学家目前仍未在陆地上发现有关于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遗迹,因此对于该文明是否存在于历史上还有待商榷。

但是古希腊先贤柏拉图确实在他的著作《对话录》中提及了这个文明,并且将这个文明描述成高度发展的文明。传说亚特兰蒂斯文明盛产黄金和白银,他们的宫殿都是由金银制成的,金碧辉煌,由此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文明的发展程度有多高。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大多数史书中也记载了一个王朝,它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它就是夏朝。最早记载夏朝的古籍就有《尚书》,但由于该书在历史上曾经流失过,因此不少史学家表示对该书记载的真实性的怀疑。

在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又有史籍重新记载了这个王朝,令后世又开始对这个王朝充满了好奇。被认为是中国通史开篇之作的《史记》中也记载了夏朝的存在,但我们也知道史记是司马迁四处拜访总结的成果,其中许多历史的真实性还有待研究。

东西方都出现了两段存疑的历史,这引起了另一个疑问,到底是东方的《史记》更加靠谱一点呢?还是西方的《对话录》更加真实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从两本书的创作背景、作者的身份等不同方面来加以比较。

首先是《史记》,它是由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编写而成。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有撰写史书的习惯,而《尚书》被认为是最早的史书,它记载了公元前1000多年的历史。

而且中国古代帝王对于历史的记载十分看重,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专门撰写历史的官员,因此中国古代历史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的记载,这些流传到后世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相比之下,西方在历史记载上则做得没有中国详细,而且西方许多史书中往往会将史实和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荷马史诗》《圣经》等书籍便是代表。因此《对话录》相对于《史记》来说在真实性方面可能稍微落后一点,也就是说亚特兰蒂斯文明存在的可能性要比夏朝存在的可能性要低。

其次我们从作者的身份来进行讨论,司马迁是《史记》的创作者,他的父亲和兄弟都是当朝的史官,由此看来他们父子三人都是专职写史书的,因此对于他们所撰写历史的真实性,现代史学家还是给予一定的肯定

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哲学思考上的贡献要比在记载历史的贡献要多,因此他和司马迁相比较的话,后者的专业性更强,写出来的历史会有更多人选择相信。

而且《史记》中记载的商朝已经在考古上证实了,因此人们对于该书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也不是说亚特兰蒂斯文明就一定不存在,其真实性还有待发掘。

最早的西医文献,一般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Matthieu,1552~1610)开始。而成册最早译著西医著作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Terrenz,1576~1630),1621年来华译《人身说概》。估测该书成于1621~1630年。《人身说概》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但实际所起的作用及影响并不大。

西医译著在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的,首推英国皮尔逊著的《种痘奇法》,该书著于1805年,1815年由斯当顿(Staunton)译成中文,皮尔逊的学生丘浩川于1817编译成《引痘略》,风行一时。因此,也有人认为皮尔逊的《引痘略》应该是西医文献在中国流传的起点。而西方医学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应自合信的中文著作出现开始。

合信(1816——1873 Benjamin Hobson)英国人,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1816年生于诺桑普敦的韦尔弗德,毕业于伦敦大学医学院,1839年受伦敦会派遣来中国。他是以传教医师身份来华,抱有善意,致力于治疗和著述的少数的几个人之一。

合信翻译成中文的医学著作有:

《全体新论》(An Outline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咸丰元年(1851年)

《西医略论》(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咸丰七年(1857年)

《内科新说》(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同上

《博物新编》(Medical Vocabulary) (约1859年)

《妇婴新说》(Treatise on Midwifery and Disease of Children)咸丰八年(1858年)

继合信之后,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西医药书籍的翻译当推广方言馆,同治九年(1870年)开始招生,后改名兵工中学堂,下设翻译馆。译著西医书最多的一个是傅兰雅(多与赵元益合作),傅兰雅翻译的西医书籍主要有:《儒门医学》(1876年,4卷,赵元益笔述);《西药大成》(1879年,10卷,赵元益笔述);《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79年,1卷);《英国洗冤录》(1888年,2卷);《孩童卫生论》(1893年,1卷);《初学卫生论》(1卷)等。另一人为嘉约翰。他两人的译著约占这时西医书的一半,傅兰雅重卫生学,嘉约翰则专重临床外科。

天狼星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星。我们现在看到的天狼星不需要质疑肯定是蓝白色的。而且在中国早些时候的一些记载中也有将天狼星作为“白色”的标准。

在差不多2000多年前的欧洲观察记录中,关于天狼星的观察结果是呈现不一样的异样红色!托勒密有可能犯了个特别初级的错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并不是唯一个出现过错误的天文学家。因为在2000多年前欧洲的文件记载中,贺拉斯,塞内卡,和阿塔斯都把天狼星描述成红色,并且比托勒密还早了200年。

有没有可能天狼星曾经真的是红色的,在2000年的时间里从红颜色变成了蓝颜色。或者说有关于天狼星古老的信号的来源,包括托勒密在内的人都不可以怎么具体的相信?并且和我国古籍的描述也是不相吻合的。这其实是个有趣的问题。以下是哈勃观测的结果!

根据现在我们对恒星的了解,恒星在其生命周期内大部分时间是很非常恒定的,2000年真的太短不足以让恒星的颜色发生显著的现象。

大家有可能会去问这会不会跟那个日落日出相互关联和大气的密度有关有关!这也是科学家们的第一个想猜想:当月球或者太阳靠近地平线的时候,看起来就是红颜色的。例如:月球。这个说法合理吗?不过可怜的问题是,给出的答案是没有具体的办法肯定的。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的许多其他明亮的恒星也像天狼星一样会出现在地平线附近的相同位置,它们的颜色都得到了准确的报道,唯独天狼星的色差有较大的偏差的。此外,接近地平线物体的变红的特殊现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很难相信像托勒密这样精通天文学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有,托勒密住在埃及,那里的天狼星在天空中的位置非常的不一样,在一年中很多时候都不会出现在地平线附近。还有人指出,可能在托勒密所在的地方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现象,比如超级火爆的火山爆发,高层大气中的粒子改变了天体表面的颜色。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太小了,而且公元前1世纪在欧洲的贺拉斯,与公元2世纪在非洲的托勒密不管从时间地域上都不相同。

在古代,我们经常看到在西方典籍中记载着我们中华的描述,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马可波罗游记》,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曾写到中原遍地黄金,富有非常。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有关对商朝的记载。

这有几大原因,首先就是时代造就的。在商朝时期,我们从甲骨文上和后世对其的记载着我们发现在商朝的时候,最边缘的地带也就是西周的发源地—如今的陕西宝鸡市。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在遥远的地方还有这国度,没有人想过在那个时候去离开自己的家乡亲人。这就是老子一直向往的生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其实,老子在当时向往的就是商周时期的生活,无欲无争,晨起夕归。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里侧面解释了在那时,西方还没有探险家翻山越岭来到中原。

此外,在商朝时期,西方还自顾不暇,更本没有时间说去探险旅游。商朝是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在这段时间里,西方还处于古罗马时期,也是米斯诺文明衰落,多利亚人入侵希腊,爱琴海还处于城邦状态的时候。西方自己还没顾好得自己,在他们那个时候的历史,都是用神话故事来记载着的,所以他们哪来时间说去用自己一生时间去东方看看,再写成书籍呢?更何况在那时,西方还没有纸张来书写,都是昂贵的羊皮卷来记载重要的事情,所以怎么有人会拿这么昂贵的羊皮去来写这些都不一定会有人看的游记呢?

再者,那个时候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这些喜欢冒险的国家连形成都没有形成,怎么会有人去往不知前路是和方的东方呢?

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地大物博,文明上可达五千年之久,是世界上极少数文明没有断层的国家之一。更何况中国古代人民善于总结经验,基本上,每任帝王都要在自己的在位期间编纂各种史书和进行文化、技术总结。我们所熟知的类似书籍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是帝王在位期间命令下属官员呕心沥血编写的。如今又在湖北的张家山再次发现震惊世界的张家山汉简!

正文

张家山汉简于1983年12月到1984年1月发掘出土的一座汉代墓。坟墓内并没有存放尸体,而是一些汉代竹简。这些竹简主要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算数书》、《历谱》和遣册、《盖庐》、《脉书》、《引书》等《二年律令》就是讲述汉代律法的竹简。

根据可考的张家山出土的竹简得知,汉朝充分吸取秦代暴虐的政治模式,为避免秦的悲惨后果,汉注重休养生息,出土的《二年律令》简内容丰富,包括27种汉代律法,涉及当时社会范围较广,对于研究相关历史的学者都有重大意义,《二年律令》里相当一部分的律法都吸收了秦代律法,这给研究秦汉文化的相关学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直接史实证据。《脉书》、《引书》则讲述了有关古代医学,道家养生的内容,时至今日,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奏谳书》与《二年律令》能更进一步地解决秦律的一些疑难问题。在湖北省挖掘出的张家山汉简要比睡虎地简材料丰富不少,相对详实的资料也有力地减少相关专家关于秦汉历史的争论。

还有同样出土的《算数书》,内容主要讲了数学方面的实用问题,比我国第一部数学名著《九章算术》还要早。本书内容里涉及有直到现在仍然在负数和分数等数学概念,比欧洲还早了几个世纪。有关学者提出,《算数书》里所记载内容更像是作为一本字典来被当时的官吏使用,这足以说明古代时数学应用已经比较普遍。《算数书》里的许多内容大多整理于战国时代,最晚也不过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二年律令》中所涉及到律法的思想,今人可以从这些律法中窥到古代生活的一角。在《二年律令》中,汉代封建社会对于父权的维护是天然的、绝对的。无论是亲属关系方面还是财产继承方面,父权嫡子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如果有遗腹子的情况,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这代表着古代人已经有了高超的立法意识和原则。父亲就是权力的象征,对于子女的生死有着绝对的掌握权。同时,确立一定的律法条例来确定父权的绝对权威,即使是主动自首也不能减轻处罚。再次,弱化或降低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果有人犯了罪,那么律法会规定妻子儿女以及其他家属受到同样的牵连,这样极大地把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物品般附属于父权象征的人身上,这样就会无形之中加强“父权”在社会中的精神地位和实际地位。

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出现多本失传的“古籍”,比如《二年律令》和《算数书》等,出土的汉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对于研究西汉的科技和历史现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脉书》、《引书》所刻竹简字迹清晰,是对马王堆中出土的帛书类古代医学文献重要补充,张家山所出土的医学竹简史更新了中国医学上的最早记录,其中所记载的一个关于人体骨骼修复的手术要比葛洪的记录早四五百年。

《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我国数学的奠定书。著名的《九章算术》就是受《算数书》的影响而写成,这样看来,多个方面都开创了中国许多的先河,说改写世界是一点儿也不为过。而有些西方学者总是对这些既定的事实表示怀疑,中国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因为真相就白纸黑字地放在那里,谁也改变不了。

结语

张家山汉简所记载的内容比较全面,涉及有军事、医药、律法、科技等,相信能引起相关学者对于汉代社会和秦代等相关朝代的研究热,并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但总有好事的西方学者不承认我国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觉得张家山汉简名不符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必去过多忧虑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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