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大明劫》上映，耗资几千万，票房只有400多万，豆瓣评分却高达8分。**的两位主角，一位是"救国"的明末名将孙传庭，一位是"救人"的明末名医吴又可，他们因为战乱和瘟疫联手一起，又因为道不同终于走向陌路。

"王朝兴衰，唯有医道长存。"这是吴又可留给孙传庭的话。

《大明劫》不是探索明朝灭亡原因的"陈词"，也不是探讨中医是否伟大的"滥调"，这是一部向改革者致敬的**，如果你看过，就一定不会忘了这两位英雄在面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选择之时的苍凉和无奈。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位伟大的医学改革者——吴又可。

明亡于战乱，亦亡于瘟疫

对明清时代瘟疫颇有研究的复旦大学历史教授李玉尚曾经说过："罗马亡于疟疾，埃及亡于血吸虫病，中国也有金、明两个朝代亡于鼠疫。"

中国从明末开始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历史学家考证，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特殊的气候让明朝天灾不断，崇祯年间，华北、西北、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旱灾不断，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的蝗灾。饥荒数年，人口锐减，流民迁徙。人畜死亡引起的瘟疫随着流民带到了其他地区，崇祯十四年夏季，"斗粟千钱，人相食，死亡塞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疫疠死者相枕籍的惨状处处可见。

崇祯十五年，全国瘟疫蔓延"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而与此同时，李自成、张献忠举兵造反，国难、天灾，枉死之人不计其数。

吴又可便是活跃在这个时期的名医。

医者仁心，瘟疫学鼻祖

吴又可，江苏吴县东山人。他自小学医，瘟疫为他提供了大量磨炼的机会，让他得以自学成才。和诸多奋斗在前线的医者一样，吴又可在疫区不断奔走，寻求治愈之法。他大胆推翻旧法，大声疾呼："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

吴又可非常注重实践，当时的医者多指望从古籍之中考证出克服瘟疫之法，而吴又可认为只有深入疫区，才能找到办法战胜瘟疫。他不仅仅和病人亲密接触，有的时候甚至去考证动物是否和瘟疫有关。他提出："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种属免疫"现代医学之中是常识，但在当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常不容易，吴又可在乡村四处寻访，在牛棚、猪圈和鸡舍之中长久逗留，只想要寻求一个科学的答案。

他潜心研究，著成《瘟疫论》，他认为瘟疫并非是六*之邪侵略，而是因为"疬气"所致。所谓疬气，是指天地之间存在的一种"异气"，用现代医学的解释，就是"病毒"。而且，吴又可确认，疬气的传播途径就是经由人的口鼻进入人的体内。疬气的盛行是和地区、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而且吴又可还注意到，当传染病在人类之中横行之时，健康的人和患者接触之后，要隔若干天才会显现出这种疫病的争创，所以他认为疫邪到发病是有一段间隔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潜伏期"。对于治疗之法，吴又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种病只有一种药治疗，"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数日法日行之 "；"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

然而，吴又可的创新理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甚至被后来医学大家们视作"异类"。清代的中医大师陈修园对《瘟疫论》如此评价："创异说以欺人，切不可随波逐流。

古时虽然科技不发达，但是医者们依然在与瘟疫的战斗之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来，以隔离为手段，在吃食之上进行控制，不干净的水源及不熟的食物不吃，加以汤药进行治疗。

隔离，相当重要，是有效防止扩散的手段“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古代，瘟疫的恐怖都在于它传染的速度及途径都让人防不胜防，流行性、传染性是瘟疫重要的表现。毕竟瘟疫的传播途径很多，空气、食物、水源……，西汉之时，在《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就提出了“避其毒气”的说法，那么就减少、避免与患者有所接触，在医者们的不懈努力，于瘟疫的传播途径、病毒原理作为基础，隔离治疗的理念在西汉时就有了，《汉书》有载:“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由此可见，在古代发现瘟疫的时候，隔离是对战瘟疫的第一战，防止其扩大范围。

饮食卫生与汤药共进“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凡蜂、蝇、虫、蚊等集食之上,食之致瘘”。

古就有言：病从口入。无论是变质的食物还是污染的水源，都能让人传染得病，所以古时瘟疫的时候，朝廷除了派兵进行隔离之外，还会杜绝瘟疫发源地的食粮水源外流的可能性，得病的人受到隔离也会有饮食上的注意，再加上医者不断的根据病情对汤药进行调整，力求写出能治疗疫情的汤药，资料记录于东汉时期，很多医者都曾提出饮食的传染的可能性，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就如此提到到了。

受限于古时科技、医疗水平的不发达，瘟疫一发生确实很难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早在《山海经》之中就有“疠”字存在，可见炎黄子孙在很早以前就曾对疾病有了初步的了解，于解文说字之中，疫字也是病床之上的战争，纵没有很好的科技，祖先们依然靠摸索留下抗疫的经验，所以，瘟疫是可战胜的，对不？

第一、先从官方政府（统治层）来说。

在古代，人们把瘟疫看作是上天的惩罚。瘟疫猖獗时，西汉文帝、东汉恒帝等许多统治者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主动承担责任，向上苍检讨自己的过失，祈祷上苍能收回惩罚。皇帝通过自责诏书安抚人民，增强了人民抗击瘟疫的信心。同时，他还命令各级政府共同抗击瘟疫，共渡难关。而在疫情过后，统治者基本都会免除租赋，减轻百姓的负担。汉宣帝就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在防疫中，要求官员巡视疫区，安抚百姓，开仓救灾，派医生救治民众，稳定民心。在汉代，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宋朝瘟疫发生时，政府组织医生免费治疗病人，医药费由政府支付。因病不幸死亡的，应当向家属支付一定的丧葬费，妥善安葬。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葬。对于灾民家庭留下的孤儿，有关部门将给予一定的救助，使其得到抚养。上述各项措施对落实人性、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二、再从专业（医学）的角度来说。

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其疾病预防原则是“不治已病，治末病”。《素问·本能病》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发病与气候有关。并认为“正气存内”可以“避其毒气”。

在古代，医生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张仲景的《伤寒论》对不同时期的各种传染病都有治疗方法。到目前为止，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仍沿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华佗发现用青蒿治疗流行性“黄胆病”。后来，民间流传着“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的说法。现代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素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晚清吴瑭推荐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仍在临床应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第三、最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注意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可以有效避免鼠疫的传播。秦汉时期，有记载说，用佩兰等草药洗澡可以防病养身。同时建议不吃生冷食物，不要吃生鱼。隋唐时期的孙思邈提倡个人卫生，重视体育保健，提出饮食疗法、药物疗法、养生、滋补自然、保健相结合的防治思想。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主张人们将水烧开了再喝，这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几率。

明末动荡的社会局势

崇祯帝朱由俭即位后，对当时的政治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但是由于多年累积的弊病，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而且当时的党争已经非常的严重，行政效率很低，导致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崇祯帝对于党争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训斥，但却没有收获结果。

在朝廷乏力，矛盾尖锐的背景之下，各地方的农民对政府失去信心，开始有了起义之心。李自成和张献忠揭竿而起，撑起第一面反明的大旗，整个明朝的起义形势风起云涌，遍布整个大江南北，明王朝陷入了一片动乱当中。

而偏偏崇祯皇帝又杀了名将袁崇焕，自毁长城，这让东北的局势又动荡起来，在大凌河和松锦战役中，明朝两次打了败仗，基本上明朝的精锐部队全部葬送，这使得本来就一个头两个大的明朝政府，镇压起义的实力更加低下了。

在明王朝和农民起义军交战之中，山海关以外的后金势力逐渐庞大，并且趁着这个机会，在吴三桂的帮助下进入中原，使得场面更是混乱。

明末大瘟疫

1整体情况介绍

当时的明王朝内忧外患，然而偏偏祸不单行。公元1633年，一场大规模的瘟疫从山西开始爆发，很快就席卷整个山西全境，开始向大江南北蔓延。

很短的时间里，这场瘟疫就快速扩散到陕西、北京、河北、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如此它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又进而席卷南京，浙江等地方，成为明朝继万历年间以来的又一次特大瘟疫。根据历史记载，直到明朝灭亡以后，这场瘟疫还依然在继续，而且还扩散到天津等地方，疫情再一次加剧，这才达到了最顶点。可见这场瘟疫的持续时间长，而且波及的范围很广。

2这次瘟疫的特点

我们将这次瘟疫和万历年间发生的那一场进行对比，很明显能够发现两者的不同。

第一，这次瘟疫的名称被当时的人称为“探头瘟”，它的传染速度很快，而且死亡率很高。所谓“探头瘟”，就是指的探头病，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天津的百姓口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这种病的死亡率很高，而且很容易感染，所以即便是死了，也没有亲朋好友敢来吊唁，因为哪怕探头瞄一眼，就可能被传染导致死亡。

根据历史的记载，河南开封府武县感染的人十死八九，很多的家庭因此而灭绝，根据准确的记载，从一个人感染到全家感染，然后到全家都死亡，这样一全套的过程只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可想而知这次探头瘟的威力有多大。

第二，与万历年间发生的那场瘟疫一样，这次的瘟疫发源地同样也是山西，但这次瘟疫流行起来，它的疫情中心有很多个。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北京和天津等地方疫情发展非常严重，甚至超过了它的原发地山西，而南方的南京，疫情也是非常严重，和山西相差无几。

3对明朝战争的影响

我们对明朝末年战局的分析总是侧重于军事和政治，实际上这场瘟疫对战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疫情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同时由于疫情原因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影响，甚至直接导致部分地区经济崩溃，更多的农民因为走投无路而加入到起义军队伍的行列，从而壮大了各地起义军的势力。相反，朝廷影响力以及各方面的实力都会受到疫情的影响，特别是比山西还严重的北京和天津等地方，正好是明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影响更为巨大。

然后，疫情的发展在实际的战争中也发挥着很大的影响。李自成带兵攻打北京的时候，由于疫情爆发很严重，导致北京城的守军战斗力低下，李自成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北京城。不过很快李自成又撤出了北京城，可能很大程度就和这次疫情有关系，因为太严重，他们也不敢在那里呆。

如此看来，满清能够取得天下，这疫情还帮了不少的忙，毕竟在当时的势力中，满清所在的地方疫情爆发最小。

瘟疫发生和蔓延的原因

1生态环境恶化

明朝末年社会矛盾尖锐，农民流离失所，很多的农民四处垦荒，导致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而很多边境地区，是老鼠生存的重要地区，它们的家园一遭到破坏，这些老鼠都跑出来觅食。

而当时的卫生管制没有规范，居民的生活垃圾等杂乱处理，政府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给老鼠提供了好的生存环境，而人们的生存环境就恶化了。

另外，明朝末年也是自然灾害多发的时间段，根据历史记载，明朝末年的灾荒远远大于其它历史时期，这让民众的生活秩序紊乱，抵抗力也远远低于其它时期。

2战乱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和流动

由于战争导致人口大量死亡，而这些死人往往又得不到处理，他们的尸体被抛在野外，给瘟疫病毒提供了好的生长机会。前面我们说到过，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遍布整个大江南北，全国各地都陷入了战争之中。根据历史记载，公元1632年，李自成的军队攻下辽州后，这里的尸体堆积如山，甚至因此灭门的都有几百户。

另外，由于战争的影响，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四处迁移，更加加重了瘟疫的传播，根据记载，当时的农民军走在哪儿，往往都有瘟疫跟随。

3社会医疗体系低下

明朝的社会医疗体系承袭了前朝的旧制，设置医学和惠民药局两个机构。其中医学专门培训医生的机构，由明朝政府官方开设，培训出来的医生下到地方治病。至于惠民药局，则是储蓄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这两个机构虽然都是按照前朝的经验设定的，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中，却没有做的像前朝那样好，运行的效果很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医官的选拔不够严格，形同虚设。所以明朝的医官普遍水平都不高，有些甚至治疗一些伤风感冒都困难，别的更不用提，不出现误诊现象就不错了。

第二，惠民药局的成立时间虽然很早，可是因为经费不足的原因，运转很困难。所以惠民药局也从一个常设机构，逐渐变成临时的救济机构。而且根据历史记载，到了万历年间，这个机构基本不存在了，只有遇到非常紧急的情况，比如瘟疫发生的时候，才会临时确定来发一些药，到了明朝末年，连发药的地方都没有，只有一些大城市才能勉强找到影子。

第三，这两个机构都没有专门的制度保障，完全由着统治者的兴趣来，有时候皇帝高兴了，就对这两个机构整顿一下，但更多的是置之不理。从中央到地方，这个两个机构都缺乏严格的管理，不成系统，而且还没有普及开来，一些偏僻的地方根本就没有。

第四，明朝政府对医学并不重视。关于瘟疫的治理，在宋朝就有隔离的办法，可是到了明朝，瘟疫发生的时候都没有采取。

结语

中国古代也有很多传染病的记载，那时候都称之为“瘟疫”。古人遇到瘟疫是如何应对的呢？

一是隔离病源

任何时候，对于传染病，都是防胜于治的。古人对会传染病，跟现在一样，隔离也是一个重要手段。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但是古人凭经验也知道瘟疫也是可以人传人的，所以会把病人隔离开来。

为了切断传染源。人们会及早把病死之人深埋或烧掉，甚至把病人的个人物品都烧掉。

在极端恐慌的情绪支配下，人们甚至会把疑似病人赶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让他们自生自灭。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还有一些地方有“麻风岛”，岛上的居民都是麻风病人。这些病人就是被赶到岛上隔离的。

二是个人防护

人们很早就知道“病从口入”，因此，他们也会用纱布之类的东西遮住口鼻。

此外，人们还会用一些其他办法防护。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温疫学者万全，在他的《万氏医书》中就告诫人们，遇上瘟疫，“凡入疫室，饮食之物，不可便咽”，避免接触疑似传染源; 同时，可用雄黄点入鼻窍，将疫病阻挡于口鼻之外。

三是中医治疗

中医对防治瘟疫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每遇瘟疫，医生会大量熬制汤药给病人饮用。这些汤济对瘟疫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多数时候，还是要靠病人的免疫系统起作用。免疫系统强大的病人可能就挺过来了，差的就只能尽早处理了。

明崇祯十四年，中国东部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瘟疫，疫情之惨烈，到了“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的地步，苏州医学家吴又可毅然投入到治病救人的行动中。通过观察与诊治，他确认了疫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当然，在细菌和病毒概念都不存在的时代，他无法准确地为瘟疫的源头定名，而只能称之为“戾气”或是“厉气”，但他已经找到了瘟疫的真正传染渠道：“邪自口鼻而入”。疫病过后，吴又可所著的《温疫论》，分析瘟疫的起源与治法，成为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一本重要著作。

四是清洁环境

当时还没有酒精消毒的说法，但是人们会焚烧一些草药之类的东西，用来熏居住的地方，用以驱除疠气。

人们还会在门上和屋里挂一些有香味的草药来净化环境。现在端午节在大门挂柳枝和重阳节“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是古代抗击瘟疫遗留下来的。

五是求神拜佛

古人对瘟疫其实没有太多的办法，因此每次瘟疫都会死很多人。很多时候只能等人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有抗体或体质比较好的人，瘟疫才平息下去。

除了以上几种方法之外，唯一能做的就是求神拜佛，让神佛保佑他们。当然，求神拜神对防治瘟疫也起到一定的心理作用。起码拜过之后恐慌情绪会减轻一些。

从人类诞生的那天开始，瘟疫就开始伴随在人类的左右了。瘟疫，现代医学称作流行性传染病，是由病原体引起的具有传播性的疾病。这些病原体当中，大部分是微生物，少部分是寄生虫。不管是微生物，还是寄生虫，它们的历史都比我们人类要悠久的多，所以说，从人类诞生的那天开始，瘟疫就开始伴随在人类的左右了。

瘟疫贯穿了整个人类发展历史的始终，人类与瘟疫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人类与瘟疫斗争的历史，总结起来，就是出现一种恶性病原体、感染人类形成瘟疫、人类大量死亡、找到抗疫方法（或产生抗体）、瘟疫得到控制、出现新的病原体这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瘟疫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轻则导致大量的人类死亡，重则会影响到文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瘟疫就被史料不停的记载着，如南北朝时期的天花，唐代时的疟疾、麻风，明朝时的鼠疫以及清朝的天花、霍乱等，仅在二十四史中有过记载的波及大范围的瘟疫就有95次之多。而那些在小范围州县内传播的瘟疫，就更加的多了，仅在清朝康乾时期、一共133年的时间内，有传染病大流行的大疫年份就有49个，波及州县达70多个，达到“民死几半” 规模的“疫”就发生过120次。

放眼全世界的历史，瘟疫造成的影响更是触目惊心。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地中海曾经诞生过希腊和罗马两个著名的古代文明，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受到了瘟疫的影响走向了衰落。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载了发生在雅典的瘟疫“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这场发生在雅典的瘟疫，最终使得雅典超过一半的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毁于一旦，连当时的执政官伯里克利也没有躲过这场瘟疫，使得雅典拉下了辉煌时代的大幕。

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写下了著名的《沉思录》，记载了他为罗马帝国奋斗的一生，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能够拯救罗马。在近东打仗回归的士兵，给罗马带来了天花和麻疹，天花和麻疹又给罗马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在前一位罗马皇帝维鲁斯被瘟疫夺去了生命之后，马可·奥勒留接过了担子，成为了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是一位合格的皇帝，他终其一生都在为创造更好的罗马而奋斗。然而，再伟大的人也抵不过疾病的打击，在他继任皇帝的11年后，他自己也感染了瘟疫，撒手人寰。这场瘟疫最高峰时罗马一天的死亡人数都在2000人左右，对罗马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这场瘟疫还蔓延到了帝国之外，莱茵河畔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也都受到了波及。

而对欧洲影响最大的、贯穿整个欧洲中世纪史的一场瘟疫，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黑死病了。十四世纪，黑死病传入了欧洲，很快便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甚至还曾远渡重洋到达了英国以及长途跋涉贡献了几乎没有欧洲军队能够攻入的俄罗斯，在欧洲的著名城市留下了它们的足迹，留下了“伦敦大瘟疫”、“米兰大瘟疫”、“马赛大瘟疫”和“莫斯科黑死病”这些令人不愿意回眸的历史。黑死病令整个欧洲陷入了“黑色恐怖”，欧洲人相信，所谓的末日审判即将到来，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卷入自我鞭挞和自我戕害的行列，成群结队半裸男女互相鞭笞，以此谢罪。

瘟疫在殖民者手里，又变成他们攻入殖民地的武器。当欧洲殖民者入侵墨西哥的时候，遭遇到了阿兹特克人的抵抗。虽然阿兹特克人的武器不如殖民者，但是他们的斗争意志非常高昂，使得欧洲殖民者一时间吃到了败仗。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期，欧洲人带去的瘟疫起到了作用。当时美洲大陆与欧亚大陆远隔重洋，美洲人从来没有见过天花，对天花毫无抵抗能力。随着殖民者的到来，天花也随之来到了美洲大陆，来到了阿兹特克人的重镇特诺克替兰（即现代墨西哥城）。由于美洲人从来没有见过天花，体内没有抗体，天花来到特诺克替兰后便暴发了，阿兹特克首领及许多军士因染上天花而死亡，活下来的阿兹特克人以为是做错了事情，受到了天神的惩罚，抵抗的意志变得薄弱了，西班牙人因此一举攻克并摧毁了阿兹特克的首府。北美殖民者做得更绝，他们发现当地的印第安人对天花没有抗体，于是他们蓄意把天花病人污染过的物品卖给印第安人，致使其整个部落的人全部死绝．土地和财产全部被白人殖民者占有。在天花的肆虐下，几个原先有数百万人口的主要印第安部落减少到只剩数千人或完全灭绝。

进入了现代，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微生物的认识逐渐加强，对瘟疫也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抗生素的发现以及疫苗学的发展，可以说人类在与瘟疫的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很多曾经在人类中肆虐的瘟疫如麻疹、天花等等，已经变得不常见了。但是，还有一些古老的病毒死灰复燃，也有一些新的病毒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还有一些瘟疫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他们的身影，至今仍在肆虐。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著作《瘟疫与人》这样写到：“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遭遇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及决定因子。”瘟疫，这位几千年来我们人类最古老的敌人，还会继续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制造难题。道阻且长，人类与瘟疫之间的斗争从不曾停息，人类与瘟疫之间的斗争也不会停息，人类与瘟疫之间的斗争早已经融入到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当中。一部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半部与瘟疫斗争的血和泪。

从古至今，瘟疫都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尤其是医疗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死伤都是非常巨大的，且古代瘟疫爆发的频率也远比今天要高得多，纵观我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

而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对当朝者的一次考验，如果朝廷对瘟疫处理不当，会引发统治危机甚至有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面对瘟疫，朝廷往往都会竭尽全力去阻止瘟疫的蔓延。

那么面对瘟疫，古代通常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笔者将以宋朝防治瘟疫为例，来与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古代人对瘟疫的治理。因为宋朝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宋朝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朝最值得研究。

其实，古代的医疗水平虽然不发达，但古人对瘟疫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浅，甚至他们对瘟疫的防治理念也并不落后于今人，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古籍都有对“瘟疫”的详细介绍以及治疗办法，甚至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明朝著名医家吴有性曾长期致力于对瘟疫的研究，并创作了《温疫论》一书，系统介绍了瘟疫的发病，症状与医治方法。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也是取自《温疫论》等古人总结研究而成的医书。

所以，古人防治瘟疫的理念与今天人们防治瘟疫大同小异，具体步骤如下：

一，发现疫情上报朝廷

瘟疫一旦发生，仅凭地方是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的，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集全国之力进行防治，宋朝从立国之初便要求各地官员发现疫情必须及时上报。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瘟疫频发，但各地上报非常少，皇帝对此产生疑惑，因此而下诏令“比日上封言事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而后皇帝下令整顿中央与地方官府机构，保证从地方到中央政令顺达畅通。

二，朝廷得到关于瘟疫的奏报后即派医官前去医治，并动用国库征收各地药材发往疫区

瘟疫发生后，朝廷会立即向疫区派遣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的太医，令他们前去巡诊并与地方医者共同研究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向疫区散发汤药。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开封发生疫情，朝廷即派十位医术最高的太医前去诊治，另外还拨款令太医们随时调用。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阻止进一步的传染。

其实我们现在防治瘟疫扩散的主要措施就是隔离，而“隔离”也是取自古人治理瘟疫的理念。

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吴越一带发生瘟疫，“死者殆半”，非常严重，当时的越州知州赵抃即设立“病坊”，用以收留病患，隔离治疗。

宋哲宗元祐年间，杭州发生瘟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也曾设立“病坊”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事实上，瘟疫发生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并不仅仅是宋朝所专属的，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等历代王朝都有类似的隔离措施。

四，官府出资掩埋尸体。

从一开始的救治病患到后期对尸体的掩埋都是由官府出资的，病人一旦不治而亡，则由官府施赠棺木并集中掩埋死者。而朝廷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在官府的监督下妥善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第二点则是稳定和收买民心，防止百姓趁机作乱。

五，保护水源，改善饮用水的环境。

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非常超前，宋朝意识到水源对疫情发生及扩散所起到的作用始自南宋，很多史籍都有官员治理水源防止疫情发生及扩散的记载。

比如宋孝宗乾道年间，隆兴府知府吴芾看到豫章沟岁久湮塞，他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而后带领地方疏通了豫章沟。

其实，古代面对疫情，朝廷以及地方所能做的大抵也就以上这些了，尽人事，听天命。瘟疫的发生固然有很多客观的自然因素掺杂其中，但更多的是人祸，人类只有爱护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