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本： 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本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善本简论

　　一：什么叫善本

　　善本的最初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文字讹误的书本。

　　汉朝人已经说到。『汉书-河间献王传』有云：“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

　　朱弁『曲洧旧闻』说：宋人“穆伯长好学古文，始得韩、柳善本，欲二家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

　　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

　　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

　　宋人对善本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一句话：

　　“凡书籍必须精加雠校方为善本，否则便是俗本、劣本。”

　　明清两代学者对善本的界说大致与宋人相同。

　　清-张之洞给善本提出了三条标准，比较合理。

　　张之洞『书目答问-輶轩语-语学篇』：

　　“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

　　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

　　三曰旧本〔旧刻旧抄〕。”

　　钱塘丁丙对什么是善本也提出了四条标准：

　　一是旧刻；二是精本；三是旧抄；四是旧校。

　　丁丙四例，略足本，而特标旧校于精本，特指明刊，实较张氏所标三义，更为精到。

　　二：善本的衡量、评价标准：“三性”、“九条”。

　　三性：

　　1：历史文物性。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2：学术资料性。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3：艺术代表性。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

　　2：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最早出现善本概念是宋代，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 善就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的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成书，唐以前没有发明印刷术，用刀笔刻写笔刻在竹简、缣帛、纸和羊皮上。唐发明了模印法后，宋的雕版印刷已经非常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印书分官刻和民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作坊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存在种种问题。宋代是版刻鼎盛时期，于是出现了对善本和不善本的研究。

　　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比埃及和西南亚更早一些。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

　　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 "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1、燕大善本室即如今的北大图书馆。

2、善本意思是：

善本，简单讲就是好的书本。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书本。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唐以后，雕版印刷术出现，书籍开始出现“版本”的概念。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

业内人士对此解释道，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但是在现在的拍卖市场上，古籍善本的概念已经大大扩展了，而且从目前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各类品种均有投资机会。

3、燕大善本室历史资料如下：

燕大的主楼，即现在北大的办公楼，称为贝公楼，是为纪念美以美会会督贝施德（又译贝施福），1926年落成时的英文名即为BashfordHall。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美国美以美教会开办的汇文大学。其首任校长李安德是丁韪良的一位密友，当李安德于1893年因病去世以后，包括丁韪良在内的校董事会一致推选贝施福为汇文大学堂的第二任校长，同时选举刘海澜为常务副校长。贝施福当时也是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的校长。虽然他于1904年正式来北京传教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实际主持和过问汇文大学堂的具体事务，但由于他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教育家，同时又具有管理一所美国名牌大学的丰富经验，所以他对于提升汇文大学堂学术和管理水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尤其是自从他亲自来北京主持美以美会的教务活动之后，以及在1913－1919年任上海美以美会会督期间，更是在汇文大学堂的财力上给予了鼎力支持。与此同时，贝施福还是一位藏书家和多产的史学家，编著过《中国与美以美会》（1906）、《美以美会在华一百年文献集》（1907）和《中国述论》（1916）等重要的在华教会史文献。1919年在上海逝世之前，贝施福向汇文大学堂遗赠了他所收藏的大量书籍，其中有很多是善本书。它们后来成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西文书收藏中的核心部分。至今在北大图书馆的书库中仍能找到上千册有贝施福亲笔签名的西文书籍，内容大都跟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历史文化有关。为了纪念他对于汇文大学堂和燕京大学的突出贡献，1926年落成时便用他的名字命名。卫理会海外传教团捐款16万美元建造。

燕大图书馆

燕京大学图书馆位于贝公楼南侧，即今天的北京大学档案馆，是由托马斯•贝利（ThomasBerry）夫妇的三个女儿为纪念父母的遗愿——“在全中国推广学习”而捐款五万美元兴建的，以其收藏的善本书和古籍书而著称。1952年院系调整时，它已有图书期刊40万册，未编图书期刊18万册，另拓片12000余张，木刻书板2400块。其中收善本以明、清刻本及抄本居多，宋元版本也不少。善本书数量高达3578种，37484册。由于燕大作为原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在西文书收藏中最著名的要数基督教神学和有关基督教在文化传播史方面的收藏。古籍丛书也是国内图书馆中收藏最丰富者之一。此外，燕京大学图书馆还收到来自各方的赠书。其中有孙中山先生从自家书架上亲自取下的一包书，还有美国校友分别于1924年和1927年赠送的书。李赋宁先生在一篇题为《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他初来北大任教的日子里，正是燕京大学保存的西文特藏书，使他能够顺利地备课和准备讲演稿，并在北大图书馆度过了一段祥和而严肃的研究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