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四本古籍是什么?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8浏览:1收藏

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四本古籍是什么?,第1张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二、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四、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体裁。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五、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六、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七、宋词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宋词的派别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八、元曲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元曲四大家:一说法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一说法则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

九、明清小说

在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基础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小说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来。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明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後虽历代续有新作﹐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罗天益为元代医学家 。(1220~1290年)。字谦甫。真定路嵩城人(今河北嵩城县)人。李杲、窦汉卿的弟子,医学造诣较深。撰《卫生宝鉴》 ,内容以方药为主,其中“名方类集、针法门”主要论述针灸,并首辑窦汉卿的《流注指要赋》(即《通玄指要赋》)。罗天益约生于金兴定四年(公元1220年)。幼承庭训,攻读诗书。及长,逢乱世,弃儒习医。时名医李杲年迈,欲传术于后世。天益愿从之学十余年,尽得其妙。后为太医。遵师意,分经论证而以方类之,历三年三易其稿而成《内经类编》,今佚。至元三年(1266年),以所录东垣效方类编为《东垣试效方》九卷。对传播“东垣之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又撰集《卫生宝鉴》二十四卷(1283年),讨论方、药及药理,附列验案。另著《药象图》、《经验方》,均佚。1251年后,他自师门回乡行医,以善治疗疮而显名,为元太医,元兵南下。罗天益一再随军征战,他在军中,还四处访师问贤,以提高医术。罗氏以《内经》及东垣学说为指导,提出了“脾胃人之所以为本者”的学术主张。在治疗中十分强调温补脾胃,钩玄东垣针法之精华,处方着重于中脘、气海、足三里三穴,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以灸治获效。罗天益生活于金末元初,他的学术思想遥承于洁古,授受于东垣,又突出脏腑辨证、脾胃理论、药性药理的运用的“易水学派”特色,成为易水学派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医家。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反映在《卫生宝鉴》(1281年)一书中,于《名方类聚》篇内,列有针法门,并最先收载他辑注的窦汉卿《流注指微赋》。罗天益用灸法以温补中焦,不仅能治中焦不足的虚寒证,而且还可以治疗气阴两伤的虚热证,罗氏能补其师之不足,并发展了刘河间热证用灸,李杲甘温除热的理论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金元四大家的针灸学术思想。另著有《内经类编》、《药象图》及《经验方》、《医经辨惑》(见刘因《静修文集》)等书,均佚。经过整理的张元素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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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地域,刻书者、刻版形体及印刷技术的不同,产生了许多型式各异的刻本。从时代上区别的有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刻本;因地域不同,有浙本(浙江地区刻本)、闽本(福建地区刻本,因以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为中心,故又称建本)、蜀本(四川地区刻本)、平水本(山西平水刻本)等,具体又分为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等;按照书籍刻印的主体又分为官刻本(我国古代政府各机关雕版印行的书籍)、家刻本、坊刻本(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官刻本因所刻单位不同分监本、经厂本、藩府本、书院本以及各种名称的刻本,比如宋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茶盐司本、安抚使本、转运使本、仓台本、计台本、漕院本、公使库本、郡斋本、太医局本等。

坊刻和家刻都是私人刻书;从刻版形体上来区别的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黑口本、白口本、十行本、八行本、影刻本(又称影刊,其方法是先照原书影摹,然后在版上雕)、巾箱本(版本较小的古书,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策;因该书型特小可装在巾箱里,极便携带,故名)等;从印刷技术上区别的有写刻、朱墨印、几色套印等,因版印技术不同,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

因版刻印的早晚不同,有初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按书籍流通情况又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分别。刻本的出现和流通对保存、传播祖国文化遗产起了极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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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指宋代刻印的古籍。宋刻本印书多用皮纸或麻纸,文理坚致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在古籍善本市场上,宋刻本无疑是皇冠上的钻石。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宋刻本一直受到学者、藏书家的特别重视。早在明朝,宋刻本已有“寸纸寸金”之说。明末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其家藏图书达89000多册。他为搜寻宋刻本,在其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示。据统计,今天在整个中国所能找到的宋刻本,总量不会超过1200部,多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宋刻本之所以被誉为是中国古籍中的瑰宝,除其存世稀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所刻印五代以前的书籍,差错讹误甚多。不少学者借助宋刻原版,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宋版的版式设计堪称精致。文字的分布极为讲究,板框的高广与行格的多寡,都以事先设计要求的字体大小及每行字数的比例而定,大字本每半页七八行,每行约十五六字以下;小字本每半页十三四行,每行约二十三四字以上。如今流传最多的是每半叶九到十二行,每行十八到二十二字的中字本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补拙的颜体字;建本字体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宋代,政府对校勘十分重视,甚至由皇帝亲自过问,聘请专家把关。为了保证刻书质量,官方还采取若干措施。如规定刻板前需要进行三次校正,即校勘官校完,送复勘官复校,再送主判管阁官三校,这样才可以拿去刻板。而刻板完成,对版样还要再校对。此外,还要在卷末刊载经手校勘的人的名字,以示责印书的纸张,多就地取材,采用桑树皮、楮树皮、竹子为原料。就其质料来说,多数都是皮纸和竹纸(采李致忠说)。宋代刻印之书,由工于书法的人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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