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

纪昀简介

纪昀，(右图）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

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流传。

有人说，纪晓岚认为自己的作品超不过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纪晓岚的门生刘权之就说他老师文名满天下，经常给人写文章，但都“随手散失，并不存稿”，原来纪晓岚总是认为这些文字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没有刊刻的价值。纪晓岚的另一门生陈鹤也说，老师自从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纵观古今著述，知道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人再怎么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范围，而那些自谓超过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罢了。所以纪晓岚“生平未尝著书”，偶尔为人作序记碑表之类的文字，也都随即丢弃，未尝保存。陈鹤感慨地说，如今某些人偶尔写了一点小东西就四处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颜啊！

清代大学者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说，纪晓岚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又喜欢写些稗官小说，故而“懒于著书”，他青少年时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传于世。

庄氏史案本末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上就不能不起来批判宋儒之苛察。自从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流毒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程朱理学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就茫然如坠五里雾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纪晓岚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十分痛恨，其冷嘲热讽，但有机会，一触即发，措词也相当尖刻。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会疾呼道：“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在他八十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问题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以烈女视之，例不旌表。纪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为纯属道学家不情之论。他公然郑重上表称：“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经他慷慨陈词，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纪晓岚无疑是胜利了。这虽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妇女这个社会问题上，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话说一半，点到为止”，这是一种策略，多被小人用在谗毁诬陷的场合。谗毁诬陷一般没有事实依据，倘若直截了当地生编乱造和妄下结论，其险恶用心则过于明显，而且谎言易被揭穿、结论难以成立。相反，通过运用“话中有话、弦外有音”的暗示手段，谗毁诬陷者不仅掩饰了自己的险恶用心，同时又使攻讦手段显得含蓄而留有事后自我辩解的余地。

只讲表面现象，不作实质结论，“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似隐却露，故作弦外之音。闻者不难从中领悟辨识话中之“话”，弦外之“音”，自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此种手段的“妙处”在于：言者未曾明言，便可不承担明言的责任；言者未做结论，便无强加于人之嫌；然而言者所要表达的关键内容却尽为闻者所知，其目的已然达到。

中国古代历史上，拨弄“弦外之音”者大有人在。唐玄宗在位期间，曾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之争。受宠的武惠妃极力构陷太子李成，企图以自己的亲生儿子取而代之。唐玄宗听信了谗言，召集宰相会议，打算废掉太子。正直的宰相张九龄，从稳定政局和维护礼法的角度出发，公开反对更储，并明确表示：“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同时在位的奸相李林甫，却另有一番表现。他当众“无所言”，不发表任何意见，退朝之后却暗地里通过宦官转告玄宗说：“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此番话虽然没有直接针对更储问题做出明确的表态，但其所暗示的弦外之音却是十分明显的；既间接表明了李林甫迎合玄宗和武惠妃赞同废掉太子的态度，同时又影射攻击了政敌张九龄“干预”君主的“家事”。

清朝道光年间，军机大臣曹振镛当政之时，对政敌打击往往不动声色，却“言到敌败”，非常奏效。曹振镛在乾隆年间中进士，做过翰林，到了嘉靖年间就连连升官，可谓飞黄腾达，一直升为尚书、大学士。到了道光年间，他更是如鱼得水，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画图紫光阁。曹振镛81岁高龄去世后，谥赠“文正”。“文正”的谥号清朝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是对故世大臣的最高评价，还说明了满清统治者对人的高度信任。纵观整个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也不过七八个人。

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是有显赫的武功呢，还是有过人的才能这两样他都没有；那么，他为什么历仕三朝，不仅没有遇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麻烦，反而愈老愈受皇帝宠爱，仕途越来越顺，官越做越大，他到底有什么诀窍呢别人对他的为官之道都怀有一种神秘感。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作为三朝元老，是怎样深受皇帝的宠信的，他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只回答了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说，对皇帝、对上司，要多表示顺从，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实，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对于这一点，今天的人大概体会最深，不用特别解释。但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少说话并不是不说话，不说话是傻子，少说话则是聪明人，关键看你在什么时候说话，说什么样的话了。

曹振镛对此是深有研究。

清朝的前期还是政治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发达，百姓的生活相对有所改善。但到了乾隆以后，各方面的矛盾都显现出来，逐渐有了江河日下的景象。尤其是政治，自雍正实行新政以来，出现好转的政治局面此时已今非昔比，好多政治制度已有过时之嫌，许多大政无不弊端累累，积重难返。地方官员在具体处理事务时遇到了很多问题，他们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出办法。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有几大撂，道光实在应接不暇，搞得十分烦躁。但如果不看这些奏折，又会落得个荒废政务的恶名，这种烦躁的情绪表现得十分明显。

曹振镛经常侍奉在皇帝的周围，又善于察言观色，对此深有了解。他经过一番琢磨，决定在合适的时机向皇帝“奏上一本”，为皇帝“分忧”。他一反往日“少说话”的常态，发表了如下的高论：

“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已太平无事，但一些大臣偏好生事，在奏章里讲一些危言耸听的话，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博取直言的虚名，哪里是对国家尽忠!对于这些沽名钓誉之徒，皇上又不好降旨治罪，如果降旨治罪，陛下就会蒙受拒谏的坏名声。依臣之愚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圣明与天威，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了如指掌，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

曹振镛这一番奸佞之言正中昏庸的道光的下怀。此后，道光居然真的照着曹振镛的办法去做，专门挑剔大臣奏章中细枝末节处的小毛病，甚至是字体和行文上的毛病，他也不放过，动不动就降旨申斥，虽然没有杀人，倒确实使不少人为此丢官。

这种方法的确是效验若神，弄得满朝文武官员人人谨小慎微甚至人人自危，不仅不敢轻易上书，就是真的发生了问题，也是尽量隐瞒着不报。有时发生了大事，实在隐瞒不了，也往往是避重就轻地说上几句，就此完事。这样一来，结果是朝廷上下形成了一股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和粉饰太平的恶劣作风，结果使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改进，矛盾越来越激化，终于酿成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前后的全国性的大起义，几乎使清王朝灭亡。

曹振镛对军机大臣蒋攸銛很讨厌，两人面和心不和，就一直想把他排挤走。一次，琦善因处理鸦片战争后与英国殖民者“洋务”不当，被革去两江总督职。道光皇帝一日问曹振镛道：“两江总督地处南海边陲，与洋人对峙，交往很大，职位非常重要，我想派一个资深望重、久历封疆的官员去担任此职，你看谁合适呢”

曹振镛知道蒋攸銛刚由直隶总督任上调上来，属于道光帝想要的那一类人，但是由自己提出来，不免受人以排挤同僚的口柄，也会引起道光皇帝的怀疑，所以他不直接提出由蒋氏调任，而提正被白莲教起义弄得焦头烂额、肯定不能调任的川陕总督那彦成。于是，曹振镛说：“臣以为川陕总督那彦成资历最深。”

果然，这个建议遭到了道光皇帝的否决，说：“川陕一带，正发生民乱，那彦成不能调动。”说着又看了看曹振镛。当时军机处要员都在座，蒋攸銛亦在身旁，但是曹振镛就是不说话，道光帝环视四周，看到了蒋攸蛞，马上说：“你就是前朝的封疆大吏，去任两江总督正合适。”

此事就这样敲定了，实际上蒋攸銛由军机大臣调任两江总督，从权位与权力上，都有下放的嫌疑，所以，蒋攸銛出来后对人感慨地说：“曹公的智巧，真可怕呀!他把自己的意思含而不露，却让皇上说出来，就无可更改了，这样的排挤，真是高明至极啊!”

阮元是清朝的著名的古文学家，学问精深，著有多种著作，也深受朝廷的信任，但遭到了曹振镛的嫉妒。阮元与曹振镛都是清乾隆朝进士，且同为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元老重臣，但曹振镛对阮元心存疑忌，一直寻找机会排斥他。

一次，道光帝与曹振镛偶然谈及阮元，道光问曹振镛说：“阮元年青时就中进士，刚及壮年就升至二品高官，后来又历任封疆大吏，镇抚一方达三十余年，他是靠着什么过人的本领才有这样的成绩呢”曹振镛听后，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装出一副十分真诚而又佩服的样子说：“阮元很有才能，皇上可能还有所不知。他之所以能得意于仕途，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原因就在于他对琴、棋、书、画皆有擅长，无所不通，而其中又以学问见长。”道光帝接着问，“阮元长年做官，哪有时间研究学问，何以以学问见长呢”曹振镛回答说：“阮元现任云贵总督，当地百业待兴，政务繁忙，若是其他督抚，必会忙得废寝忘食，焦头烂额，绝无时间研究学问。但阮元不然，他爱好行文，每天都在总督衙署与一班文人学士谈论文章，考据古籍，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是以他的学问尤好。”

曹振镛深知道光帝秉性，他非常厌恶封疆大吏不事公务，却谈诗论道，表面上称赞，实际上却是重重地“参了一本”。道光皇帝听后，沉默不语，不久，阮元被召回京城，调为有名无实的大学士，不再受到重用。

家风是什么又是如何影响到家族的每一个成员在山东省“齐鲁家风与时代精神——弘扬齐鲁优良家风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活动”中,齐聚济南的17位齐鲁文化世家后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家风的作用。

曲阜孔氏　孔令绍后人分居各处仍和睦相处

治理一个大家庭,必须让每个家庭成员有所遵循,既要有硬性规定的严格要求,又要有家庭文化的软性影响。我的高祖就拟定了一套家规,其内容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自我检点,不扯滥务；居身简朴,辛勤劳杵；一丝一缕,恒念力物；粗茶淡饭,慎近酒酤；恪守信义,邻里互助；苦读诗书,繁我孔族。

多年来,我们的家规和家风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家族后人虽已分居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却仍一往情深,和睦相处。

受家风的影响,我截取几点简要一谈:再苦也要读书；饿死不贪不义之财；以平常心对人对事；老实忠厚也要有阳刚之气。

邹城孟氏　孟淑勤家风就是金科玉律

家是国家的基本组成。孟子说过,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个人。

孟氏家族的家训家风集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正心诚意、怀仁举义、积德扬善、尽孝为悌、富贵不*、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浩然正气。这也是孟氏族人信奉的金科玉律。

孟子之后,孟氏先贤名人辈出、彪炳史册。西魏孟信,名如其人,不卖病牛的故事成为古今以诚信示人的典型代表；明朝末年孟子第六十代嫡孙孟承光抗击闻香教,被俘之后威武不屈,以身殉国。

嘉祥曾氏　曾令霞忠义仁爱为曾子后人传承

曾子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在儒学传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修德行孝是曾氏家族的优良传统。历代曾氏族人恪守祖训,立身修德,忠孝传家,爱国爱民,继承和弘扬曾子思想。

修身是曾子重要的思想,自我反省是建立在严于律己的基础上的,他还强调“慎独”,即使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曾子的修身思想,在曾子家族中体现在重视家教上。此外,忠义、仁爱也为曾子后人所传承。

琅邪王氏　王军宝“信德孝悌让”家训遵守至今

王祥侍奉后母极孝,为二十四孝之一“卧冰求鲤”的主人翁。王览孝友恭恪,名声仅次于王祥。

王祥死前遗言:“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后世子孙以“信、德、孝、悌、让”当做琅邪王氏家训,遵守至今。

明嘉靖皇帝朱厚熜亲题“孝悌格天”匾额,并改南仁里为孝友村。使吏部给予王览以奉祀生待遇,此后,琅邪王氏发祥地临沂孝友村,王氏三人世代有奉祀生待遇:王祥、王览、王羲之。

东海徐氏　徐学林续修家谱,好家风影响后代

徐氏最大的特点,一是民族观念、氏族意识比较强,非常团结有凝聚力。世界徐氏宗亲会总会现已成立近半个世纪,各省、市、县现在都有徐氏宗亲分会。

二是家庭文化的传承,用好的家规家训、好的家风教育影响后人。徐氏是大家族,根据所居住区域、郡望有总番号、分番号,各支系都有家谱,谱中都有家规、家训等内容。通过家谱的续修,将家族文化好的家风影响到后代。

齐州房氏　房道国名人辈出得益于独特家风

房彦谦,唐朝名相房玄龄之父。贯通经义,长于吏治,颇有政绩,被隋文帝誉为“天下第一能吏”。房玄龄,唐初名相,中国十大贤相之一。

纵观北朝隋唐时期的房姓历史,文武兼备,名人辈出,既得益于齐鲁大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与其独特的优良家风相关。概言之:“文武兼修,爱国敬业”。文臣以房彦谦、房玄龄为代表,武将有唐初大将房仁裕等。

菏泽晁氏　晁岱明孝义之士满载于家谱中

晁姓一族,不但孝义之士满载于我们的家谱之中,而且出了不少名臣良吏和饱学之士。

宋代晁氏诗书传家,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族,人才辈出,文献相承。晁氏家族历数百年而家声不坠,与晁氏文化传承与文献相续密切相关。晁氏一千多年前就开始创修家谱,千年的家族历史绵延不断,以之为载体,家族忠贞尚文的精神也一路延续至今。

临朐冯氏　冯玉红修身济世内化到精神

临朐冯氏自明代中叶起,形成了一个受到历代评论家赞许的文学世家。

冯裕开拓的青州诗坛以抒发性情为宗旨。自冯裕始,冯氏数代习染理学,躬行实践的品格和修身济世的思想已经积淀为一种家族“集体无意识”,内化到冯氏的精神世界。冯氏成员的立身行事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在朝则遇事敢言,持正不阿；在乡则立德行善,赈济贫乏。家学的影响使冯氏带有浓厚的理学气息。

在理学的熏染下,临朐冯氏也形成了良好的家风。在家族内部,家学与家风互为表里:精英人物传承家学,一般子弟亦不坠家风。

新城王氏　王毓棠400年长盛因秉承门风

新城王氏近400年长盛不衰、代不乏人,究其根源来自秉承门风、传承家训、身体力行和严明的家教。

王重光曾制定家训,突出“道义读书”四字箴言。王之垣着的《炳烛编》、《摄生编》字字珠玑,《历仕录》句句箴言,作为家训。

王渔洋,秉承家学门风。身为高官,平易近人。而对自己与家人生活上节衣缩食,公事之外,布衣粗履,毫不夸矜,对子女后代则身体力行并严加管教。在康熙三十六年,三子王启汸被任命为唐山县令后总不放心,专门写《手镜》五十条戒律,嘱托其为官之道,务必按其遵照执行,今天看来也不失为做官规范。

聊城杨氏　杨清润下传八代辈号就是家训

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楼是我国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总计珍藏宋、元、明、清木刻印刷古籍四百余种,22万余卷,金石书画不胜枚举,为中国历史上官私藏书的典范。杨氏藏书始于“海源阁”第一代主人杨以增之父杨兆煜。

杨氏先人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起名写下“以邵彝训,清白传家”,八字既是下传八代的辈号,更是传承家训。杨氏家人不仅取名体现了先人的思想,在行动上都做到了为官清廉,厚德忠孝。

诸城王氏　王金铃志承笔耕,不敢半日偷闲

王氏族风家风,相融不二。代接薪传,累世不泯。其特点为,重教擅学,端悫忠懿,蕴深博远,喜文好史。故尔,人育标望之才,吏有命代之士,赫然于世者众。

时至近现代,相州王氏中的王统照、王希坚、王愿坚,包括迁至台湾的王意坚等,是现代山东文学史上必不可少的录志****,其现象不能不说与族风家教有关。

本人作为相州王氏的后人,亦受族风家教影响和熏陶。先范若炬,祖训如令,遂约身以效,志承笔耕,不敢半日偷闲。

莱阳宋氏　宋彦仁人志士容不下一丝尘埃

宋氏家族明朝末年的兴盛,科举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而科举的成功,又以经学与文学的成功为基础。

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我们家族的表现又是一个非常有民族气节、大义凛然的家族。崇祯十五年,面对异族的侵略,家族先人宋应亨、宋玫、宋瓘等率众守城而卒,用自己的行动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悲壮的英雄之歌。

这或许就是我们家族的魅力所在,诗人那独特的傲骨与浪漫思想的交融,使我们家族仁人志士容不下一丝尘埃,即使隐居,甚至败落也不低头弯腰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凸显。

博山赵氏　赵扞东尊孝道讲仁义是共同精神

从我们家族人才辈出来看,赵氏家族存在着共同的家族精神。

我把它归纳为:第一,遵从孝道。这次续谱,我寻访了一百多个支系,所到之处,无不听到孝贤精神。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第二,讲求仁义。大家普遍认为,我们族人在做事与为人方面,非常注重言行,言必信,行必果,宁可自己吃亏,也不会坑害别人。这是我们的为人做事之道。

第三,崇尚教育。各地族人只要条件允许,都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教育子女要做好人,做善事,努力学习,服务社会。这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聊城傅氏　傅尚甲“和、清、勤”就是傅氏家风

自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之后,傅氏家族仕宦辈出、享誉齐鲁、名满东昌,成为鲁西一带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近代,傅氏家族除了博古通今、学贯中外的傅斯年这位着名大学者外,还出现了傅乐成、傅乐焕、傅乐淑三位历史学家。

如果用几个字概括傅氏家风的话,那就是“和”、“清”、“勤”。和,即和睦,和谐,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家庭和睦,团结四邻。清,即清廉,清白,居官清廉,清白做人,注重名节。勤,为官勤政爱民,做人勤奋进取。

德州田氏　田西娄即使才分有限,也不能不读书

田氏主要有以下家训:

读书明志,以礼自守,崇文尚学,尊法守礼:子孙才分有限,然不可不使读书。

勤俭朴素: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勿奢华,稍存盈余。

孝悌:和睦勤俭者家必隆,垂戾骄奢家必败；无暇之玉可为国宝,孝悌之子可为家瑞。

慎交友:交游太广不止无益,往往多生是非；不孝不悌不可与为友。

栖霞牟氏　牟日宝乐善好施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乐善好施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牟氏庄园门前,长年都维持着一支数量庞大的“吃白食”人群,因为庄园一日三餐都会供应饭食。每逢大灾,口耳相传的灾民更是蜂拥而至,但牟家对于上门的灾民几乎全面赈济,对于本地贫户,也会以工代赈,尽量给他们饭吃。

安丘曹氏　曹生成家族教育重视个人品德

曹氏家族具有重教尚文的教育传统,家族教育既以科举出仕做官为目的,也非常重视家族成员个人品德素质的教育,从而使家族逐渐形成孝悌节义的良好家风。

安丘曹氏家风,从初期的勤俭持家,到“有余力则学文”,在吸取优秀的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实际情况逐渐形成。这里面更多的是来自家族成员的言传身教,以家训族规规范家族成员行为,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最直接有效的家族教育。（齐鲁晚报 朱洪蕾刘春亮）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

极具争议的改革家

——读《苏东坡 传》有感

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第一次是商鞅变法，虽说使秦国变得空前强大，但这个无比庞大的帝国，出人意料的在数年之内崩溃了；另两次是汉武帝时和王莽当政时，这两次都是激进的改革，都几乎招致叛乱而被迫废止。第四次是则是由王安石发起的一场前后长达十五年的革新，最终依然是以废止新法沿袭旧法而终止。可是王安石其人，却在整个宋朝乃至整个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独特的个性

王安石其人，是一个极具个性之人。

首先体现在他的衣着打扮上。他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有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洗澡，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地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力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其次体现在平时的吃菜方式上。还有一天，朋友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他丈夫爱吃鹿肉丝。他的胖太太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是不是把鹿肉丝放在他面前了？”朋友说是的，胖太太又说，你可以再去在他面前放其他菜，看看他喜欢吃什么。于是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很远，果然，王安石开始吃靠他最近的菜，桌上照常摆了鹿肉丝，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再次还体现在他的人缘关系上。他是一个与别人无可以相处的人，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在后来成为宰相主张变法上，说他是一个把精力完全倾注在自己内心的思想上，倾注在自己一生的事业上，一点不为过。所以他似乎觉得人际关系不是很重要，正因为这样的缺陷，我觉得他的新法注定得不到别人的支持，注定是要失败的。

最后还体现在他独特的为官之道。在他得势之前大约二十年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着，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有人认为他是沽名钓誉之徒，但是你要知道，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整整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个小吏。他在做太守期间治绩斐然，也深受百姓爱戴。直到仁宗嘉佑五年（1064年），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可是后来又以为母亲守丧为由。谢绝在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在宋朝那样一个重文轻武的年代，他却能有勇气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提升，这是何等的气度，何等的魄力。

较深的造诣

王安石的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天才。他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青年时，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宋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欧阳修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但是当他成为宰相时，我觉得有一件事却是他在文坛上的败笔，这一举措得到了大文豪苏东坡的强烈反对。他也像王莽那样篡改古籍，写了一本名为《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订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此种行为，即是官权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多，而学术根基浅。最令人厌恨的是此书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所以此书一出就遭到了苏东坡等人的一致反对。这或许就是王安石与苏东坡相比稍逊一筹的一个方面吧。

执着的革新

王安石对变法的执着可谓是坚如磐石，无人可以动摇其决心。他的强国梦得到了野心家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他告诉宋神宗，要变法必须要清除一切障碍，就必须除去像尧舜时代的恶迹昭彰的四凶。王安石对神宗说：“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去。”神宗感动十分，立刻成为他变法的最大靠山和后盾。在这样的执着的革新之下，朝廷的“四凶”相继倒下。不到两年的时间共清理人数达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谏官，这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虽然困难重重，但是王安石的决心却从未动摇过。

梦想的破灭

  王安石的革新注定是要失败的。我认为其失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他的变法太过理想化。他的革新涉及面很广，从根本上动摇了大宋朝的经济基础。他将朝廷直接和百姓交易，剥夺了商人的经营权，这首先就造成了一个足以动摇宋朝根基的舆论：朝廷就知道从百姓身上压榨，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朝廷与百姓之间形成了对立面。其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一项改革是他的“青苗法”，朝廷斥巨资向百姓在春耕时放贷，过几个月再收回本息，这样的确朝廷从中盈利，充实国库。可现实是，富人不需要这笔贷款，穷人需要贷款，却又无力偿还，需要找抵押人，可是到最后还贷款的只能是抵押人，这就造成了很多百姓因还不起贷款，又怕牢狱之灾，只能背井离乡，到处流浪的可怕现象。所以这样理想化的变法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注定是失败的。

2他的变法太过功利化。此次变法，王安石不仅触碰到了所有百姓的利益，更触及到社会富商以及士大夫阶层的切身利益，所以他面临的反对的力量自然很大。罢黜人数之多属历史罕见。为更好地推行新政，王安石显然有点冒进和功利化。派出去的督查官员大多是自己的心腹，这些人视百姓的怨恨痛苦而不见，回到朝廷直接变着花样夸赞新政实施的好，说百姓拿到贷款都喜极而泣。皇帝很开心，可是三朝老臣韩琦却道出实情，皇帝为之一震，决定派出两名心腹宦官去调研情况，可是他们回来却不约而同夸赞新政。这一结果更使得王安石膨胀起来，对新发的推行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可是这却是罪恶的再次开始。

3他的变法缺少贤能之士。众所周知，王安石为人耿直，不善交友。当他成为宰相时，就过河拆桥，打压甚至罢黜了曾经一度提携自己的好友同僚。这其中就包括向欧阳修、司马光等老臣，还包括他的两位亲弟弟。他不能知人善任，还体现在他专门任用一些宵小之辈，比如重用李定、舒亶、邓绾三人。其中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而居丧返里，要知道，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另外还有两位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则是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出卖了人民。”所以王安石的变法，真正得到正义之士的帮助和理解的不多，反而都是一些奸佞之人。所以变法失败就不难解释了。在他儿子王雱死去的那一刻，他似乎觉醒了，他觉得自己走的正是一条不归之路，自己带头冲杀，得到的却是背叛和家庭的不幸，于是他灰心了，他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到厌倦了，毅然决然的弃官还乡，虽然皇帝还保有若干最高爵位，但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十年之后他在孤独与失望中郁郁而终。

王安石的变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现状，使得当时的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但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要以人民为出发点，以人民的利益为考量，否则注定不能长久。对于王安石的为人和他的变法，历史上存在很多争议，《苏东坡传》因为突出的主人公是苏东坡，所以对王安石批评的声音还是比较多的。但我想，不论肯定还是否定，他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他的文学素养，他的锐意进取的决心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