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和张仪

苏秦

苏秦 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纵横家兴于战国后期。时群雄相争，除用武力外，还需展开外交、政治上的攻势。纵横家应运而生，他们并不专崇一种主张或观点，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定其取舍，故忽而用儒，忽而用道，构成了所谓的一纵一横。西汉时称纵横之说为“长短说”，长说、短说和一纵一横含义相同，都是说纵横之士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去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到战国晚期，因秦强六国弱已成为定局，故联合关东各国抗秦者即为合纵，而秦设法破坏合纵就是连横。如《战国策》就把秦和六国对立起来，并总以苏秦、张仪为合纵连横策略的代表性人物，双方各自为六国或秦的利益而进行辩护。

《汉书·艺文志》肯定了纵横家“权事制宜”的这一长处。但过分的灵活性也易流于欺诈，《史记》说六国时“谋诈用而纵衡长短之说起”，《汉书》也称其”上诈狡而弃其信”。尽管如此纵横家在战国晚期仍受到各国君主的重视，故韩非说：“山东言纵横，未尝一日而止也。”

有关苏秦的事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等书。《史记》说他是东周洛阳人，曾到齐国受业于鬼谷先生，后出游数岁，一无所获而归。遭到家人的讥笑。于是他发愤用功，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人主之所好的奥秘。他先去游说周显王、秦惠王和赵肃侯，但都未成功。接着又到燕国去见燕文侯，文侯接受了他的合纵主张，并资助他车马金帛，使他能到赵、韩、魏、齐、楚几国去游说。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苏秦成为纵约长，“并相六国”。到燕易王时，他因得罪易王而亡齐，到齐闵王时，齐大夫嫉恨苏秦而使人刺之。他在临死前对闵王说，我死后可用叛齐之罪名而处车裂之刑，这样做以便于找出刺杀我的凶手。苏秦死后，其弟苏代、苏厉也到处游说而“乞显诸侯”。

司马迁在写《苏秦传》时，发现不少有关苏秦的记载不可信，有张冠李戴之误。但他在处理苏秦的事迹时，特别在年代方面仍有不少错误。如他把苏秦最初游说赵、燕等国定在赵肃侯、燕文侯时，将其卒年定在张仪之前。经过不少学者的考订，明确了苏秦应在燕昭王、齐闵王之世活跃于六国间，与其同时的著名人物有孟尝君、李兑、周最等。苏秦先仕于燕，其主要活动是，离间齐、赵关系，以减轻齐对燕的压力。又和赵李兑共同联合五国以攻秦，后来他又离燕至齐，受到闵王的重用，但苏秦仍忠于燕，暗中为燕效劳。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劝齐攻宋，以转移齐对燕的注意力。于是燕昭王派乐毅突然出兵以攻齐，齐因措手不及而败于燕。苏秦阴与燕谋齐的活动至此而败露，齐处以车裂之刑，这在战国晚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在许多当时人著述中都有反映，如山东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用间》，里面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的话，又如《吕氏春秋·知度》，说“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这些记载表明，战国时人都知道苏秦为燕而仕齐，最后使齐亡而兴燕，但他自己也为燕而作出牺牲。苏秦在战国晚期名声颇大，《荀子·臣道》把“齐之苏秦”和“楚之州侯”、“秦之张仪”相提并论。西汉时，苏秦仍受人称道，如《史记·邹阳传》赞扬他能成为燕的忠臣。《淮南子》也多处提到他，并肯定他有知权谋的长处。司马迁以为苏秦在“连六国从亲”的过程中，显示出他的才智过人。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苏子》三十一篇，当是苏秦作品或后人所记有关他的事迹的汇集，其中似也包括苏代、苏厉的一些游说之辞。《苏子》是纵横家类中篇幅最多的一部，可见从战国到西汉，纵横家中属于苏氏弟兄的作品或有关材料分量很多，流传也最广。汉以后该书已亡侠。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纵横家书》，其中有十一篇苏秦上燕王或赵王书，不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传世的古籍，另有两篇其部分内容见于《战国策》，这十三篇是现在了解苏秦事迹的重要新材料。

张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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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仪，生年不详，卒于秦武王元年(前310年)，一说秦武王二年(前309年)。魏国贵族后裔，学纵横之术，主要活动应在苏秦之前，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谋略家。

战国时，列国林立，诸侯争霸，割据战争频繁。各诸侯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纷纷采取“合纵连横”的策略。或“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防止强国的兼并，或“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张仪正是作为杰出的纵横家出现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对列国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秦惠文君九年(前329年)，张仪由赵国西入秦国，凭借出众的才智．被秦惠王任为客卿，筹划谋略攻伐之事。次年，秦国仿效三晋的官僚机构开始设置相位，称相邦或相国，张仪出任此职。他是秦国置相后的第一任相国，位居百官之首，参预军政要务及外交活动。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生涯。

张仪拜相后，积极为秦国谋划。他采用连横术迫使韩、魏太子来秦朝拜，并与公子华(桑)攻取魏国蒲阳(今山西隰县)。又游说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使得魏国把上郡15县，包括少梁 <今陕西韩城南)一起献给秦国。秦惠文君十三年(前325年)，张仪又率军攻取魏国的陕县(今河南陕县)。这样，黄河天险为秦所占有。随着秦国威势的不断增长，张仪辅佐秦惠文君于同年称王，秦国国势日益强盛。

秦惠文王更元二年(前323年)，秦国为了对抗魏惠王的合纵政策，进而达到兼并魏国国土的目的，张仪运用连横策略，与齐、楚大臣会于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以消除秦国东进的忧虑。张仪从啮桑回到秦国，被免去相位。三年，魏国由于惠施联齐，楚没有结果，不得不改用张仪为相，企图连秦、韩而攻齐楚。其实张仪的最终目的是想让魏国做依附秦国的带头羊。由于连横威胁各国，秦惠文王更元六年(前319年)魏国人公孙衍受齐、楚、韩、赵、燕等国的支持，出任魏相，张仪被驱逐回秦。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年)张仪再次任秦相国。九年，秦惠王接受司马错的建议，遣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兵伐蜀，取得胜利，旋即又灭巴、苴两国。这样秦国占据了富饶的天府之国，有了巩固的大后方，为秦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秦惠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Z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置汉中郡(今陕西汉中东)。这样秦国的巴蜀与汉中连成一片，既排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的威胁，也使秦国的疆土更加扩大，国力更加强盛。《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无疑张仪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张仪诳楚之后，又于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前往楚、韩、齐、赵，燕等国进行游说，使得五国连横事秦。同一年，张仪因功封得五邑，封号为武信君。

张仪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外连衡而斗诸侯”，与秦国的耕战政策相配合，运用雄辩的口才，脆谲的谋略，纵横捭阖，游说诸侯，建树了诸多功绩，在秦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风云多变的险恶环境中，主要凭借外交手段，采用连横策略，“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使秦国的国威大张，在诸侯国中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孟子的弟子景春称赞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张仪使用军事和外交手段，使得秦国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这为秦国的霸业和将来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秦惠王卒，子秦武王即位。张仪素为秦武王不满，离秦赴魏，卒于魏。

回答者：匿

舌强为舌象。又称为舌本强、舌蹇。指舌体强硬僵直，活动不灵，屈伸不便，或不能转动，使谈吐不利，言语不清的舌象。外感热病常见于热入心包，内伤杂病多见于中风症。亦可由热盛伤津或痰浊壅阻所致。《诸病源候论·风舌强不得语候》：“今心脾二脏受风邪，故舌强不得语也。”《医林绳墨》卷七：“涎痰壅盛，则舌强而难吞。”《杂病源流犀烛·口齿唇舌源流》：“痰迷而舌强者，宜防己、僵蚕、木通、菖蒲、竹沥、山栀、南星、半夏、荆芥、陈皮。亦有中风病而舌强、舌卷、不能言者，宜大秦艽汤，若天热加知母五分。”参见中风：中风（zhòng众）为病名。1中风又名卒中。指卒暴昏仆，不省人事，或突然口眼㖞斜，半身不遂，言语謇涩的病证。出《黄帝内经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中风的病因，历代医书论述不同。《医略十三篇》卷一以北宋前皆宗《灵》、《素》作外风论治；刘河间谓中风非外中于风，是由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东垣以中风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丹溪谓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王安道则谓刘、李、朱三说是以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辨证可分中络、中经、中腑与中脏。《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对猝然昏仆，不省人事者，又有闭证和脱证之分。本病可见于脑血管意外及中毒性脑病等。2中风指外感风邪的病证。是太阳表证之一。《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曰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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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秦末汉初谋士、大臣，祖先五代相韩。秦灭韩后，他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未中。逃亡至下邳时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深明韬略，足智多谋。秦末农民战争中，聚众归刘邦，为其主要“智囊”。楚汉战争中，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为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奠定坚实基础，刘邦称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这一名句，也随着张良的机智谋划、文韬武略而流传百世。汉朝建立时封留侯，后功成身退，千古流芳。

历史人物(汉朝)

  张良先祖原为韩国颖川郡贵族其祖三代为韩丞相本姓姬。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古博浪沙（在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遂，逃亡至下邳（今江苏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秦末农民起义中，率部投奔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为韩申徒。以韩申徒之职率军协助平定关中，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灞上分封时“为汉王请汉中地”。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复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楚汉战争期间，“长计谋平天下”，都为刘邦所采纳，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汉朝建立，封留侯。见刘邦封故旧亲近，诛旧日私怨，力谏刘邦封夙怨雍齿，释疑群臣。刘邦曾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外，子房功也”。传见《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三国志》：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三国志》：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著的。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   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 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 “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 ‘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 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 “为希代之珍”。张彦远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有很高的音乐修养。   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记述。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当然还有卧龙吟，真是千古绝唱， 《中兴书目》记载：“ 《琴经》一卷， 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 《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 。” 《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 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 鬲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个人发明

木牛流马

解释木制的带有幌动货箱的人力步行式运输器具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馒头

话说诸葛亮平定孟获班师回朝，过泸水而不得，按习俗需要拿49个人头祭祀，次日诸葛亮用面粉合面裹以肉做成人头状顶替人头用以祭祀；自此以后也就有了很多祭祀时除了猪，牛，羊外多了馒头；另表：馒头原来是指顶替用来祭祀的俘虏蛮夷的头，所以是称为蛮头，后改用曼头用以避讳，再后加了食旁成为现在的馒头。

孔明灯

流传至今的孔明灯孔明灯又叫天灯，相传是由三国时的诸葛孔明（即诸葛亮）所发明。当年，诸葛孔明被司马懿围困于阳平，无法派兵出城求救。孔明算准风向，制成会飘浮的纸灯笼，系上求救的讯息，其后果然脱险，于是后世就称这种灯笼为孔明灯。另一种说法则是这种灯笼的外形像诸葛孔明戴的帽子，因而得名。

诸葛连弩

三国时期蜀国的诸葛亮制作了一种连弩，称作元戎弩，在较短时间内能发射十支箭，杀伤力很强，但是体积、重量偏大，单兵无法使用，主要用来防守城池和营塞。

八阵图

八阵图分别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命名，加上中军共是九个大阵。中军由十六个小阵组成，周围八阵则各以六个小阵组成，共计六十四个小阵。八阵中，天、地、风、云为“四正”，龙（青龙）、虎（白虎）、鸟（朱雀）、蛇（螣téng蛇）为“四奇”。另外，尚有二十四阵布于后方，以为机动之用此外传为诸葛亮发明的尚有孔明锁、木兽、地雷等。

郭嘉分析曹操的“十胜”

  第一是“道胜”。袁绍作为世族军阀，礼仪繁多而杂乱，为其形式所羁；曹操“体任自然”，因时因事而制宜，“道”高一筹。   第二是“义胜”。曹操“奉顺以率天下”，顺应历史潮流，合乎道义。   第三是“治胜”。郭嘉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历史和现实，认为汉末大乱是统治者“政失于宽”，而袁绍以宽济宽，所以无以御下；曹操“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宽猛相济的治理措施是切合时要的。   第四是“度胜”。袁绍外表宽厚而内心多猜忌，任人唯亲戚子弟；曹操则“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在气度胸襟上胜过袁绍。   第五是“谋胜”。袁绍临事无策，优柔寡断；曹操机警果敢，“应变无穷”。   第六是“德胜”。袁绍沽名钓誉，喜受吹捧，“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曹操以诚待士；“不为虚美”，讲究实用，刑赏必诺，“与有功者无所吝”，那些忠正而有远见的并且务实的士人“皆愿为用”。   第七是“仁胜”。袁绍怀妇人之仁，见人饥饿，恤念之情形之于表，而对于自己见不到的，则“虑所不及”。这不是政治家的胸怀。曹操对于眼前小事或有疏失，而对于天下大事则“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恩德施乎四海。   第八是“明胜”。袁绍惑于谗言，而曹操则明辨是非，“御下以道，浸润不行”。   第九是“文胜”。袁绍是非不分，曹操对于正确的“进之以礼”，不正确的则“正之以法”。   第十是“武胜”。袁绍用兵“好为虚势，不知兵要”，曹操则用兵如神，士卒有所恃，敌人闻而畏。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郭嘉所指出的这十个方面，包括了政治措施、政策法令、组织路线及各人的思想修养、心胸气量、性格、文韬武略等多种因素，这都是关涉事业成败兴衰的关键。郭嘉为曹操总结这“十胜”，也可能是初来乍到之际对曹操的夸赞，也可能是对曹操的鼓励、要求，希望他能保有这“十胜”，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自己也便有出头之日……任何推测都意义不大。无论如何，郭嘉能说出这“十胜”，说明他不仅仅是一个临事献策的谋士，而且还有成套的理论。无怪乎曹操听后赞不绝口，“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遂“表为司空军祭酒”

   诸葛亮属全才，郭嘉属青年才峻，或许他们更使人喜爱。

评价孔子

孔子道德修养极高，无愧于万世师表，亦被后世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然其未能得道且通晓阴阳，故愚以为，孔子实为贤人。

古往今来，圣贤可谓凤毛麟角；而正是这些为数寥寥之人，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体系的框架。其中，声望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孔子。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平民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私学虽未必为孔子首创，但因其而兴盛。孔子收徒讲学，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亦作育了不少英才——正是这些英才，令《论语》得以面世，使“述而不作”的孔子，得以万古流芳。

《论语·子罕篇》有云：“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有云：“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

显然，孔子不仅在道德上承前启后，而且在文学上继往开来。

总而言之，孔子是中国在文学与道德上影响最大的贤人。

贤人

《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第四十》有云：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贤人矣？”

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

吾定义贤人为：道德修养极高，足以为时人所效法，为后世所景仰，且未能得道的人。（按：贤人的道德修养可以孔子为参照，凡境界与孔子差距很明显者，皆不足以谓之贤人。）

愚以为，儒家所谓的圣人（如尧、舜、禹、周公、孔丘、孟轲、荀卿），实为贤人；世人公认的大儒（如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顾炎武）与得孔子真传者（如颜回、曾参、子张、子夏），亦可谓贤人。儒门以外，《庄子·天下》所列举的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均是贤人；若杨朱、列御寇未能得道，当属贤人。此外，韩非、晏婴亦为贤人。

古籍散佚严重，由于文献不足，故不少贤人被遗忘于历史之中。此外，因鄙人孤陋寡闻，亦有部分贤人（尤其在儒门之外的）未予列出。

总而言之，贤人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