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哲学在讨论天人关系时有多种观点。《内经》结合医疗实际，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论断，强调人与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思想尽管也有把天地和人体外部形象作牵强比附的不足一面，但其积极意义在于把四时气候、地理环境和人体健康紧密相连。可见，中医早期的理论体系既把人体内外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又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观正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

在今存的《内经》、《难经》中,还广泛讨论了疾病预防，具体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断，脉学、治则、药性理论，方剂配伍原则，腧穴、针刺方法等内容，总结了秦汉以前的诸多医学成就，同时又为后世临证治疗提供了启示和理论依据。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于秦汉，是中国医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推动了此后在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各方面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除中医学之外，还存在着西夏、契丹、回鹘、彝、傣、维吾尔、朝鲜、蒙古、藏等多种少数民族医学。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的许多药物(胡桃、石榴、红花等)传入内地。中医书中，吸收了少数民族丰富的医疗经验。例如唐代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经验医方。五代郑虔的《胡本草》、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等，更是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用药经验。

少数民族医学家用汉文撰写的医药书，实际上已成了中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元代蒙古族医药学家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沙图穆苏的《瑞竹堂经验方》等，均反映了蒙古族医学的经验，其中又汲取了中医学的理论和经验，使之融为一体。

中国各少数民族医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充分注意汲取汉族或国外的医学知识。

近代出土的西夏医学文献表明，西夏医学除以党项族医疗经验为主之外，还糅合了汉族医学及古印度医学的若干理论内容。

维吾尔族医学中含有汉族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的内容。其理论体系中包括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元素(土、水、火、风)和四体液(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黑胆质)的内容就是一个明证。

朝鲜族医学中含有四象学说(认为人有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种类型)及该学说与脏腑、表里寒热理论相结合的辨证理论体系。

蒙古族医学汲取藏族医学、汉族医学的成分，在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包括了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阴阳、六因辨证、五大元素等学说。

藏族医学的形成，也与汉族医学和古印度吠陀医学有关。《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批医书后译成藏文，取名《医学大典》(藏名《门杰亲莫》)。 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汲取了世界各民族的医药经验以充实自己。

中国的药物有一部分就是外来之品，如胡椒、槟榔、沉香、乳香、丁香等。在唐宋繁盛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大量的外来香药输入中国。福建晋江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就有大批外来药物。唐代《新修本草》中，将多种外来药正式著录。当时西方的万用药底野迦就是此时被记入中国本草的。五代时波斯裔学者李珣所撰《海药本草》，含有丰富的外来药物知识。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首次介绍了金鸡纳等西洋药物。这些外来药物及用药经验已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

在医方书中，外来的医方也屡见不鲜。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记有较多的印度、高丽、波斯等国的医方。元末明初编撰的《回回药方》，集中向中国介绍了阿拉伯医药经验。医疗技术的传入主要体现在制药技术方面，如阿维森纳创用的金银箔衣丸，在宋代已有运用。与此同时，西方的制作蔷薇水的蒸馏技术也传入中国。相对而言，外来的医学理论很少传入中国并对中医产生影响的较少。

同样，中医学外传也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炼丹术在8世纪前已传入阿拉伯，对世界制药化学影响深远。脉学知识也被阿维森纳《医典》收录。大量外来药输入的同时，中国的川芎、白芷等药也输往海外。元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医学交流尤为广泛。当时波斯国(今伊朗)学者拉希德·丁·哈达尼(Rashidal Dinal Hamdāni 1247～1318)编纂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中，包括了中医学的脉学、解剖、妇产、药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脏腑和诊脉部位图。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人参、大黄、麝香、茯苓等药传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种术外传欧洲，对牛痘的发明有直接的影响。而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的医药交流更为密切。

中国和日本在隋代以前就有交流。自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到日本之后，中国历代主要医药书籍无不迅速传至日本。例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891年)记载的中医书已达163部、1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侣的往来，是医药书籍传入日本的主要途径。鉴真东渡也带去了中国的医药知识。中医书传入日本，对其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多种在中国失传的医籍(或其内容)在日本国保存下来，以后又陆续传回中国，为中医发展做出贡献。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残卷。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2年)，汇辑了中国隋唐以前200余家方书，其中引用的许多医书在中国早已失传。日本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引进了中国唐代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荣西携茶种归国，又著《吃茶养生记》，开日本饮茶风气之先。某些古代中国出现的重要医学学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响(如李东垣、朱丹溪等)。中医学传入日本，为日本传统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和朝鲜的医学交流有着很长的历史，魏晋南北朝的医书中已多处提到高句丽的炼丹术和方剂、药物。高丽大量刊行中国医书，保存了许多中医古籍。北宋时中国保存的《黄帝针经》(即《灵枢》)已残缺不全，正是依靠高丽所藏的全本，才使该书在中国重新流传。元明两代朝鲜数次派遣医官来华切磋医学，并将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书(如《朝鲜医学问答》、《医学疑问》、《高丽质问录》等)，成为中朝医学交流的宝贵史料。朝鲜医家编撰的名著《医方类聚》(1445年)、《东医宝鉴》(1596年)中，辑录了众多的中国传统医学资料。

古代中国和越南的药物和医术交流十分频繁。越南的一些医学著作，多采用或参考中医的文献。如清乾隆年间越南名医黎有卓的《海上医宗心领》中，采用了《内经》的理论以及桂枝汤等医方。越南的医书(如陈元陶《菊草遗草》、阮之新《药草新编》)也曾在中国流传。

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佛教为桥梁，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医药交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印度医书译本就有12种。印度医僧在中国传扬佛法时，也将印度医术带进中国。现存的晋唐间医书中，还可以见到印度医学四大学说的内容，以及耆婆等印度医家的医方、按摩术、养生术等内容。印度医学对汉族医学影响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转载陇上道人的《天竺经论眼》中，明确提到曾得到西国胡僧传授。金针拨内障术最初来自印度，给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医学中汲取了印度医学中的三元素、七种物质、三种排泄物以及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内容。中国的药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也传入印度，被印度人称之为神州上药。 在宋代印刷医书之前，医书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汉魏以前的医书写录在竹简木牍和缣帛(丝织品)上。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就是这一类的医书实物。

造纸术发明以后，医书逐渐用纸书写，采用卷轴形式，即所谓卷子本医书。近代敦煌出土的医书多为这种类型的实物。晋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医书基本上都是卷子本。此外，也有将医方刻石以广为流传的例子(如洛阳龙门石窟的唐代医方)。

北宋时，医书开始广泛地采用雕版印刷，促进了医书的校勘整理和传播，医籍由卷轴式变为如今所见的册页式。以后在近现代虽有石印、铅印等新印刷技术出现，但仍未改变医书的基本形式。 最早的三品分类(简单的功效分类法)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从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开始，按药物的自然属性(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谷等)分类盛行，被此后主要本草文献采用。该书诸病通用药以病名类药，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方便。

药物分类思想常影响到具体药物的归属或各类药物在本草书中的编排顺序，如陶弘景受道家炼丹服石影响，把矿物药置于书前；李时珍《本草纲目》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编排各类药，并认为人是最高贵的，故以人部殿后。

金元时期及以后，药物分类已具备按药物性质(性味)、作用(功能主治)、作用部位(脏腑经络)、作用趋势(升降浮沉)、作用强度(猛将、次将)、药用部位(根茎花果)及所治疾病等多种分类法。《本草纲目》的二级分类(按自然属性)科学性较强，在古代最受重视。 明代末期，医学经典著作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清乾嘉年间考据风气盛行，将注释、阐发乃至辑佚古代经典医著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清代黄元御尊岐伯、黄帝、扁鹊、张仲景为四圣，因此他特别重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他的这一思想，是当时一批尊经尚古医家的代表。综观明清时对古典医籍的研究，除黄元御提到的几种之外，还有《神农本草经》，都是汉代以前的著作，由此可见当时崇古学风之一斑。

《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等曾分别将《素问》予以注释。此后七八百年间，很少有高质量的《内经》注本。明代吴昆的《素问吴注》多从临症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莳、张志聪二人均全注《素问》、《灵枢》，马莳擅长针灸，故所注《灵枢》中有关经脉、腧穴、刺法等独具匠心；张志聪集合同窗及门人共成《素问集注》《灵枢集注》，校注质量较高。

将《内经》内容分类综合加以整理研究而又成果显著的有明代张景岳。张氏的《类经》结合医学的实际运用分12类归纳《内经》，较隋代杨上善的《太素》前进了一大步。滑寿《读素问钞》删繁撮要，以类相从，甚便实用。李中梓的《内经知要》以八类概括中医基础理论，取材精当、简明扼要，为后世医家所欢迎。沈又彭《医经读》分类最为简要。黄元御《素问悬解》、《灵枢悬解》就原篇分类，独创一格。

至于就《内经》中某一部分理论问题予以发挥阐解者更不胜枚举(见《内经》)。《难经》虽在唐宋元三代均有注家，但明清以后注家倍增(见《难经》)。明代张世贤《图注八十一难经》，采用图解形式注释方式，对理解原文有一定帮助。清代徐大椿《难经经释》，将《内经》、《难经》的有关内容相对照，阐述其义理与渊源。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已见前述。因《金匮要略》问世较晚，故元代才有注释本，而明清注本最为繁盛(见《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自明末至清代，陆续产生了辑佚本近十种，以张志聪、高世栻、姚球、徐大椿、陈修园等医家为核心的尊经派对《神农本草经》进行阐释，并与张仲景用药法相对照，对发掘古代用药经验卓有成效。 随着医药实践的不断深入，医学经验积累的速度也不断加快。为了适应这一医学发展的需要，在明清时代各种总结性的或集大成的医药书籍不断涌现。

药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它集16世纪以前中国药学之大成，在所收药品种类和资料内容的丰富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书中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创用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归并药物。

《本草纲目》出现以后，对此后的药学发展影响深远，明末及清代的药学著作大多从该书汲取营养，再加发展。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又再次补充《本草纲目》以后的许多药物知识和种类。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虽然是一部植物专著，但其分类及某些植物的资料也源自《本草纲目》。

方剂学方面，明初朱棣的《普济方》，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载方61 000余首，可称得上15世纪的集大成医方书。

临床医书方面，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最负盛名。该书分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女科、幼科六科(又称《六科准绳》)，内容丰富、纲目清晰，立论较公允，甚便临床运用。此外临证医书较实用的还有明代虞抟的《医学正传》、龚廷贤的《寿世保元》、林佩琴的《类证治裁》等书。

外、伤科的著作在这一时期空前增多，很有影响的就有十几种，如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清代王维德的《外科症治全生集》、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等。

针灸学则以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最为引人注目，该书资料丰富，且有众多的实际经验。

妇科、儿科在宋代已有集成性的著作出现，明清时期这方面的著作在资料性方面虽嫌不足，但临症治疗经验则比较丰富，例如明代傅山的《傅青主女科》、万全的《万密斋医书十种》、陈复正的《幼幼集成》等，分别对妇、儿科医疗经验作出了总结。其他像眼科、喉科、气功与养生等方面，也都有一些较好的医书出现。

明清时期民间印书业十分发达。为了适应学医者对医书的需求，出现了不少医学全书、类书和丛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该书辑录了230余部医籍及其他文献中的内容，全面丰富。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也都是学验皆富的医学全书。

清代蒋廷锡等受命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医学部分(即后世单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集录古典医籍注释、临证各科证治、医家传略、医学艺文与记事等内容，为清代著名的医学类书。而医学丛书的数量更为众多。王肯堂、吴勉学编辑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收集了明代以前重要医书44种。清政府诏令纂修的《医宗金鉴》，包括了从理论到临床各科的内容。文字通俗，取材精当，是非常实用的医学丛书。

此外，私人撰写的医学丛书甚多，影响较大的有汪机的《汪石山医书》、薛己的《薛氏医案》、张璐的《张氏医通》、徐大椿的《徐灵胎医书八种》、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等。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增加迅速，尤其是清代后期，人口的猛增对医生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医学教育在这段时期以师带徒或家传形式为主，社会上对医药保健也更为关注，因此大量的普及性医书应运而生。

最为多见的是歌诀体裁的中药、方剂启蒙书(如《珍珠囊药性赋》、汪昂的《汤头歌诀》等)。清代对医学启蒙普及做出贡献的医家陈修园，编撰了《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医学入门书，通俗而不平庸。

较医学启蒙书更高一层的医学通俗读物，在深入浅出、提纲挈领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更适合临床医生所需。如汪昂的《医方集解》、《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成方切用》、《本草从新》，李梴的《医学入门》等。其中程锺龄的《医学心悟》，文字虽然简明，但在归纳四诊、八纲、八法及临床各科证治方面颇有发明，又非寻常入门医书可比。

在众多的普及医书中，当然也有不少粗制滥造之品。民间医生中，有些人就靠几本入门书挂牌行医，不深究医理，故理论水平甚低。 在明清医书中，医案是比较独特的一类著作。医案这种形式的医书，虽并非起源于明清，但在明清发展最快，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且对其作用已有理论探讨。如清代俞震的《古今医案按》中指出：医之有案，如弈者之谱，可按而复也。

此时独家医案较好的有明代女医谈允贤的《女医杂言》、汪机的《石山医案》、清代的喻嘉言《寓意草》、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吴鞠通的《吴鞠通医案》等。

诸家医案合编类的医案则有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清代魏玉璜的《续名医类案》、柳宝贻的《柳选四家医案》、俞震的《古今医案按》等。

明清时医案著作的兴盛，对近现代此类著作的编纂有深刻的影响。

18世纪末，唐大烈在苏州举办《吴医汇讲》，这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杂志性的医学文献。其取材杂而广，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吴医汇讲》)。文稿随到随镌，连续刊行。自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每卷均合订为一册。当时名医叶天士的《温证论治》、薛雪的《日讲杂记》都是先在《吴医汇讲》上刊出的。

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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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拼音 2 英文参考 3 概述 4 《金匮要略方论》卷中方之橘皮竹茹汤 41 橘皮竹茹汤的别名 42 处方 43 功效与主治 44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45 方解 46 临床运用 461 加减法 462 使用禁忌 463 橘皮竹茹汤治呃逆 47 现代适应证 471 幽门不全梗阻 472 术后呃逆 48 橘皮竹茹汤的药理作用 481 抗病原微生物作用 482 对消化系统功能的影响 483 对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的影响 484 对心脏、血管、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485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486 抗炎、抗氧化损伤及抗应激作用 49 各家论述 410 歌诀 411 出处 5 《严氏济生方》卷二方之橘皮竹茹汤 51 橘皮竹茹汤的别名 52 处方 53 功能主治 54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55 各家论述 56 出处 6 《医宗金鉴》卷六十二方之橘皮竹茹汤 61 处方 62 功能主治 63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64 出处 7 《麻症集成》卷四方之橘皮竹茹汤 71 组成 72 主治 73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74 出处 8 《寿世保元》卷三方之橘皮竹茹汤 81 组成 82 主治 83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84 加减法 85 出处 9 《类证活人书》卷十六方之橘皮竹茹汤 91 方名 92 组成 93 主治 94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95 制备方法 96 出处 10 参考资料 附： 1 古籍中的橘皮竹茹汤 1 拼音

jú pí zhú rú tāng

2 英文参考

jupi zhuru decoction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2004）]

Jupi Zhuru Tang [21世纪双语科技词典]

3 概述

橘皮竹茹汤同名方剂约有六首，其中《金匮要略方论》卷中记载者为常用方，其组成为橘皮12g、竹茹12g、大枣5枚、生姜9g、甘草6g、人参3g，具有理气降逆止呃，益胃清热之功效，是治疗胃虚有热，气逆不降之证的代表方剂。现代常加减用于治疗妊娠呕吐、幽门不全梗阻呕吐、腹部手术后呃逆不止等属于胃虚有热，胃气上逆的多种疾病。

4 《金匮要略方论》卷中方之橘皮竹茹汤

该方剂有一定的抗病原微生物、抗炎、抗氧化作用及抗溃疡、保护胃黏膜等作用，因而对各种炎症所致幽门不全梗阻应当有一定治疗作用。同时对神经、内分泌及免疫功能有积极调整、促进作用，对胃肠道平滑肌的兴奋和抑制有调整作用，因而可治疗幽门不全梗阻所致呕吐及术后呃逆。但研究还发现该方剂对心脏、血管、血液流变学有积极影响，对胃炎、胃溃疡等疾病也有保护作用，因此可扩大适用范围。[1]

41 橘皮竹茹汤的别名

竹茹汤（《医学入门》卷七）、陈皮汤（《医学纲目》卷十六）、竹茹橘皮汤（《中国医学大辞典》）。本方方名，《医学纲目》引作“陈皮竹茹汤”。

42 处方

橘皮二斤，竹茹二升，大枣三十枚，生姜半斤，甘草五两，人参一两[2]。

橘皮二升，竹茹二升，大枣三十枚，生姜半斤，甘草五两，人参一两[3]。

橘皮12克 竹茹12克 大枣5枚 生姜9克 甘草6克 人参3克[4]

橘皮2斤，竹茹2升，大枣30枚，生姜半斤，甘草5两，人参1两。

43 功效与主治

《金匮要略方论》卷中方之橘皮竹茹汤具有理气降逆止呃，益胃清热之功效。治久病体弱或吐下后胃虚有热，气逆不降，呃逆或呕吐，虚烦少气，或吐利后，胃虚膈热呃逆；或产后呃逆；或四时伤风咳逆。舌嫩红，脉虚数。

橘皮竹茹汤功能益气和胃，降逆止呕[3]。治久病体弱，或胃虚气逆不降而致的呃逆或呕哕；现也用于妊娠呕吐、幽门不全性梗阻呕吐以及腹部手术后呃逆不止而属胃虚气逆者[3]。

44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一日三次[2]

水煎，分三次服[3]。

上药六味，以水一升，煮取300毫升，温服100毫升，日三次服。

45 方解

橘皮竹茹汤为治疗呃逆证的常用方。呃逆的原因是因为胃病引起，但胃病有寒热虚实的区别。本方所治的呃逆是由胃虚有热，气逆不降所引起的。胃虚宜补，胃热宜清，气逆宜降，故治疗以益气清热，降逆和胃为法。方中橘皮理气健胃，和中止呕；竹茹清胃降气止呕，二药相伍，既能降呕，又可清热安胃，且用量俱重，共为君药。生姜和胃止呕，为呕家之圣药，助君药降胃气之逆；人参益气补中，与橘皮相合，则行中有补，同为臣药。甘草、大枣益气补脾养胃，合人参以补中益胃，奠安中土而复胃气之虚，俱为佐药。甘草调和药性，兼作使药。诸药合用，共成降逆止呃，益气清热之功。[4]

方中橘皮理气和胃，降逆止呕；竹茹清胃热，止呕逆；人参益气和胃；生姜和胃止呕；甘草、大枣补虚安中[3]。诸药合用，补虚理气，温而不热，气顺热清，胃得和降，则呃逆可止[3]。

46 临床运用

橘皮竹茹汤是治疗胃虚有热，气逆不降之证的代表方剂。凡临床上出现以呃逆频作或干呕、舌红嫩、脉虚数等为主要表现者，即可使用本方加减治疗。[4]

461 加减法

若胃阴不足较甚，口干、舌红少苔者，可加石斛、麦冬等以滋阴养胃，或合麦门冬汤加减；胃热呕逆而气虚不显者，可去人参、甘草、大枣，加丁香、柿蒂等加强降逆止呃之力；若胃热较甚，口渴欲饮，舌红苔黄者，宜加黄连以清泄胃热。[4]

462 使用禁忌

若呃逆呕吐属虚寒者或实热者，不宜使用。[5]

463 橘皮竹茹汤治呃逆

林某，男，34岁。呃逆已十余年，时好时坏，经常发作，曾经治疗无效。此次发作加剧，呃逆频发，恶心吐涎，口渴，上腹部疼痛，大便秘结，小溲短赤，脉弦，舌质红苔黄浊。西医诊断为神经性呃逆，中医诊为木土不和，肝阳有余，胃阴不足，肝胃火逆而致呃。以橘皮竹茹汤加减：橘皮45g，竹茹9g，玉竹9g，麦冬6g，炙草3g，石斛9g，大枣3枚，生姜3片，柿蒂45g。二诊，呃逆已减，晚能入眠，胸前痞闷。前方去大枣、柿蒂，加生栀子、豆豉除胸脘痞闷，蔻仁宽中理气，连翘清热散结。三诊，呃逆已止，诸症亦瘥，惟心中灼热，脉稍转缓，舌苔微黄。前方倍石斛以养胃阴，加知母滋阴清热泻火。连服三剂，痊愈出院。四个月后追访未再发作。

47 现代适应证

橘皮竹茹汤适用于幽门不全梗阻及术后呃逆不止等属胃虚有热者，可加减所有[5]。

471 幽门不全梗阻

幽门不全梗阻可由暴饮暴食引起，同时幽门、十二指肠梗阻或狭窄也可诱发，手术后或十二指肠幽门感染造成炎性渗出、水肿均可导致幽门不全梗阻；此外十二指肠幽门畸形如十二指肠隔膜、附近组织器官肿瘤、十二指肠瘀滞症均可导致该部位狭窄；某些先天性疾病，如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等均可引起不全梗阻，这些不全梗阻的主要症状为食后不久即呕吐，查体可见胃形及胃蠕动波，同时伴脱水及营养障碍。[5]

472 术后呃逆

术后呃逆大部分是因胃肠及其周围组织手术，手术过程中过度牵拉或手术 局部神经，使膈肌发生痉挛；其他部位大手术等重大创伤性疾病，对病人精神上也是重大打击，或因病人本身神经素质较差，如思想忧郁、多疑善愁等，即使手术创伤不大，也可因过度精神紧张、焦虑等而引起神经调节功能紊乱，使膈肌痉挛而发生呃逆。[5]

48 橘皮竹茹汤的药理作用

[6]

481 抗病原微生物作用

君药橘皮可抑制葡萄球菌生长，其所含橙皮苷、柚苷等可抑制霉菌生长，橘皮油可杀死螨虫，其所含右旋柠檬烯可触杀和熏蚊虫，柠檬苦素类化合物有抗农业害虫作用。竹茹粉对白色葡萄球菌、枯草杆菌、大肠杆菌、伤寒杆菌等均有较强的抑菌作用。臣药生姜对伤寒杆菌、霍乱弧菌、金**及白色葡萄球菌、沙门菌、肺炎球菌、链球菌、铜绿假单胞杆菌、痢疾杆菌均有显著抑制作用；对真菌如堇色毛癣菌及 滴虫等也有不同程度的抑杀作用。佐药甘草醇提取物及甘草酸钠对金**葡萄球菌、结核杆菌、大肠杆菌、阿米巴原虫及滴虫均有抑制作用，尤其对幽门螺旋杆菌有较强抑制作用，同时甘草还有广谱抗病毒作用，对艾滋病毒、单纯疱疹病毒、水痘于带状疱疹病毒等病毒的增殖、复制等过程均有抑制作用，其中甘草多糖能抑制水疱口炎病毒、Ⅰ型单纯疱疹病毒、牛痘病毒；甘草酸抑制腺病毒、合胞病毒、柯萨奇病毒能力强，甘草酸单胺能灭活HIV，甘草甜素对上述病毒及肝炎病毒均有抑制作用。

482 对消化系统功能的影响

君药橘皮所含橘皮油能络合胆石中的钙、镁等元素，从而具有溶解胆内结石的作用，甲基橙皮苷可增加胆汁分泌及促进胆汁固体物质的排泄量；同时甲基橙皮苷还能抑制胃酸分泌，具有显著的抗溃疡作用，合用维生素C及维生素K4时，其抗溃疡作用显著增强；橘皮挥发油对消化道有缓和的 作用，有助消化作用；橘皮煎剂有抗乙酰胆堿作用，其所含橙皮苷对肠道平滑肌呈双相作用，即先有短暂兴奋，然后抑制之，橘皮的多种成分对消化道有多重作用，且因消化道机能状态不同而异表现出“芳香健胃、驱风下气”，缓解“脾胃气滞”的综合功效。竹茹煎剂有很强的止呕作用。臣药生姜能促进消化液分泌，增进食欲，有镇吐作用；生姜煎剂可促进胃黏膜合成具有黏膜保护作用的内源性PG，对胰酶有抑制作用，明显降低其对淀粉酶和脂肪的消化作用，姜辣醇及姜辣烯酮对肠平滑肌有松弛作用。佐药大枣具有保肝作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可进一步加强甲基橙皮苷的抗溃疡作用。人参皂苷Ro及齐墩果酸对急性肝损伤均有抑制作用，人参多糖对多种实验性胃溃疡均有显著抑制作用。甘草所含甘草酸类化合物对多种原因引起的肝损伤均有保护作用；甘草甜素可明显减轻肝细胞坏死和脂肪变性，并能减轻组织间质炎症反应，抑制肝纤维再生，降低肝硬化的发生率；甘草酸及甘草次酸还能抑制自由基及过氧化脂质，表现出显著的抗氧化作用，对肝细胞死亡最终阶段的Ca2+内流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从而防止肝细胞死亡；甘草酸还能抑制磷酸脂酶A2的作用，从而稳定溶酶体膜，减少其内各种酶的释放，改善肝功能；甘草浸膏、甘草粉煎剂均表现出抗溃疡作用，能增加胃黏膜细胞的“己糖胺”成分，保护胃黏膜不受损伤；生胃酮能与胃蛋白酶结合而降低其活性，同时能促进黏液的分泌和延长胃上皮细胞的生存时间；甘草FM100可明显抑制胃酸分泌，促进胃黏膜修复，具有抗溃疡作用；甘草FM100和异甘草素等黄酮类化合物具有**堿样特异性解痉能力，并能解除氯化钡、组胺、乙酰胆堿所致的肠痉挛；甘草锌能促成纤维细胞合成纤维及基质而具抗溃疡作用；甘草次酸能明显抑制胃黏膜细胞内磷酸二酯酶的活性，从而抑制胃酸分泌。总之，甘草所含各种成分均有抗溃疡作用，并能解除胃肠道平滑肌的痉挛。

483 对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的影响

君药橘皮所含橙皮苷能增加肾上腺素毒性，抑制儿茶酚甲基转移酶，从而减少肾上腺素的破坏，因此可使血液中肾上腺素浓度升高，激动α受体和β受体。臣药生姜能兴奋心血管中枢及呼吸中枢，姜辣醇、姜辣烯酮具有解热、镇静、镇痛、抗惊厥作用。人参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兴奋与与抑制过程，使紧张紊乱的神经活动得以恢复正常，对神经组织的生长及神经网络的建立有促进作用，增强神经活动过程中的灵活性，提高脑力劳动功能；能兴奋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及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提高应激反应能力，促进性腺功能及甲状腺功能，促进胰岛素释放，有降血糖作用；能改善脑血液循环，抑制缺氧对海马细胞的损伤，促进脑组织蛋白质及RNA的合成，促进脑内神经递质Ach合成与释放，提高脑内DN和NA含量，人参二醇及三醇皂苷对纹状体Na+K+ATP酶均有抑制作用，人参二醇皂苷对Ca2+ATP酶有激活作用，而Mg2+ATP酶可被人参二醇皂苷兴奋，被三醇皂苷抑制；人参能增加脑血流量，改善脑供血、供氧，促进大脑合理摄取、利用葡萄糖氧化产能；能促进脑细胞发育，增加大脑皮层厚度和重量，增加海马CA3区锥体细胞上层突触数目，提高海马神经元功能；对海马突出体膜中Na+K+ATP酶活性有兴奋作用，所以能有力地促进学习和记忆能力。生姜除有中枢镇吐、解热、镇静、抗惊厥、镇痛作用外，其醇提取物能兴奋血管运动中枢、呼吸中枢。佐药大枣含丰富的钙、磷、铁和多种氨基酸，钙可降低神经肌肉的兴奋性，对神经的传导、神经肌肉的应激等均有重要作用；铁是脑内单胺氧化酶代谢中的重要元素，缺铁可使脑内单胺氧化酶活性降低、尿中去甲肾上腺素排泄量增加、神经兴奋性增高，补铁可起到镇静作用。甘草所含甘草酸静滴可提高缺血再灌注脑梗死脑线粒体ATP酶、乳酸脱氢酶活性，减轻脑水肿；甘草FM100具有镇痛、解痉及抗惊厥作用，同时能兴奋下丘脑－腺垂体－肾上腺皮质轴，而产生肾上腺皮质激素作用，从而提高了机体内分泌调节能力，使神经、内分泌功能恢复平衡，起到“扶正固本”的治疗作用。

484 对心脏、血管、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君药橘皮煎剂能增加心肌收缩力，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血流，增加心搏输出量，升高血压，其所含甲基橙皮苷能扩张冠脉血管，增加冠脉血流，直接扩张血管，降低血压；橙皮苷兴奋α、β受体，可提高心肌兴奋性，加强心肌收缩力，加快心肌传导；橘皮既含有升压成分松柏苷、紫丁香苷等，又含有降压成分腺苷、芸香苷、橙皮苷等，且这些成分并存，对血压的影响取决于所含升压与降压成分谁占优势。臣药生姜所含6姜辣醇、8姜辣醇、10姜辣醇均为强心药，能增加心肌收缩力，对血压产生一过性降低、明显升高、持续性降压三相性作用，同时生姜能影响花生四烯酸代谢，抑制TXB2、PGs的合成，减少6酮PGF1α、TXB2、PGI2的合成，因而具有抗血小板聚集作用。人参能增强心肌收缩力，增大心输出量，其所含人参总皂苷可使心肌收缩力增加，冠脉血流量增加，减慢心率；其中人参皂苷Ro等还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还有抗心肌缺血、降低心肌耗氧量、保护心肌的作用；人参可降低血红蛋白对缺氧的亲和力，向组织释放更多的氧；人参皂苷能抑制肌酸磷酸肌酶（CPK）活性和使PGI2/TXA2比值降低，对心肌缺血后再灌注引起的心肌损伤加重有保护作用，使心肌梗死范围缩小，抑制纤维蛋白原转化为纤维蛋白；人参总皂苷对ADP、凝血酶和花生四烯酸诱导的血小板聚集有抑制作用；人参二醇皂苷可使全血黏度下降，因而具有抗血栓形成和抗动脉硬化的作用。佐药大枣所含钙可促进心肌细胞兴奋－收缩偶联。甘草黄酮有抗心律失常作用，并有血管紧张素ⅡAT1受体样作用，同时有抑制血小板聚集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485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君药橘皮中所含黄酮类化合物能抑制人体嗜堿性白细胞释放组胺和中性白细胞释放8尿甘酸化物酶的活性，从而具有显著的抗过敏作用。臣药生姜能对抗5HT，明显改善免疫功能，升高脏器指数，提高巨噬细胞吞噬功能。人参能促进骨髓细胞有丝分裂， 骨髓造血，对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都有广泛影响，不仅对正常动物，即使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动物也能提高其免疫功能，其有效成分是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人参多糖可促进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可诱生肿瘤坏死因子，调节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人参根和茎多糖还有抗补体活性；人参皂苷不仅能促进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而且可促进T、B淋巴细胞对分裂原 的淋转反应，并能增加血清特异性抗体的浓度，促进IL2的产生，提高脾脏NK细胞活性；人参三醇皂苷可促进IL1基因的表达而促进IL2的生成。佐药大枣可提高单核－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增强肌力和体重，大枣提取液在抗Ⅰ型变态反应中起重要作用，同时有明显的抗补体活性，能显著提高巨噬细胞吞噬功能，促进溶血素及溶血空斑，促进淋巴细胞转化，提高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分解；大枣多糖能促进脾细胞自发增殖反应，促进淋巴细胞分泌TNFα及IL1。甘草的多种成分对免疫功能均有影响：其中甘草酸能抑制肥大细胞脱颗粒，阻止过敏介质的释放，从而具有抗过敏作用；甘草Lx通过作用于巨噬细胞参与吞噬作用的有关酶，降低抗原量，抑制抗体产生而显示免疫抑制作用，对过敏性休克具有保护作用；甘草酸还能增加脾脏和胸腺重量，增强网状内皮系统的活性，并能显著提高抗体的产生；甘草多糖则为淋巴细胞的一种新的分裂原，提高网状内皮系统和单核细胞吞噬功能，诱导巨噬细胞NO的产生；甘草次酸能升高淋巴细胞比率，甘草甜素能抑制肥大细胞释放组胺，增强ConA诱导的淋巴细胞分泌IL2能力。

综上所述，该方剂既可增强体液、细胞、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又具有抗过敏作用。

486 抗炎、抗氧化损伤及抗应激作用

君药橘皮所含橙皮苷和甲基橙皮苷对各种原因所致血管通透性增加均有抑制作用，橙皮苷对肉芽肿反应也有抑制作用；橙皮苷可完全抑制脂质过氧化物形成，特别是对心肌感染及动脉硬化患者的脂质过氧化物形成有抑制作用。臣药生姜有对抗5HT作用，对炎症的早期、晚期均有明显抑制作用，可清除超氧阴离子及羟自由基，抑制H2O2所致溶血，抑制肝脂质过氧化。人参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其所含麦芽醇、水杨酸、香草酸等均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麦芽醇不仅能捕捉自由基，具有抗氧化作用，还可以降低膜蛋白分子中巯基的外露，从而可稳定膜蛋白结构；人参乙炔类化合物均可降低血清及肝中丙二醛的含量，抑制微粒体质脂过氧化反应；人参根或茎叶皂苷均能增强血清SOD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并降低脂质过氧化物的含量；人参皂苷能抑制自由基对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人参二醇皂苷能抑制自由基对心肌细胞的损伤；同时人参水煎剂具有抗疲劳、抗应激、抗辐射、抗衰老作用；人参无直接抗炎作用，但能兴奋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使大量皮质激素分泌，从而发挥强大的抗炎作用，对急、慢性炎症均有显著抑制作用。佐药甘草具有保泰松或氢化可的松样抗炎作用，同时对炎症的Ⅰ、Ⅱ、Ⅲ期均有抑制作用，对变态反应性炎症如Arthus现象及Schwartzman反应等均有抑制作用；甘草酸及甘草次酸能抑制自由基生成及过氧化脂质生成，甘草所含6羟基香豆酮也有抗氧化作用；同时甘草能兴奋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使大量的皮质激素分泌，从而发挥强大的抗炎作用。大枣所含大枣多糖有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对全血化学发光中活性氧的清除能力最强，同时能提高血浆、脑及肝中SOD及CAT活力，具有显著的抗氧化作用。

49 各家论述

1《医方考》：橘皮平其气，竹茹清其热，甘草和其逆，人参补其虚，生姜正其胃，大枣益其脾。

2《成方切用》：此胃虚而冲逆为哕，然非真元衰弱之比，故以参、甘培胃中元气，而以橘皮、竹茹，一寒一温，下其上逆之气，以姜、枣宣其上焦，使胸中之阳渐畅而下达，谓上焦因受气于中焦，而中焦亦禀承于上焦，上焦既宣，则中气自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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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歌诀

橘皮竹茹治呕逆，人参甘草枣姜益，胃虚有热失和降，久病之后更相宜。[4]

411 出处

《金匮要略方论》卷中

5 《严氏济生方》卷二方之橘皮竹茹汤 51 橘皮竹茹汤的别名

麦门冬竹茹汤（《古今医统大全》卷二十七）。

济生橘皮竹茹汤[3]。

52 处方

赤茯苓、橘皮、枇杷叶（去毛）、麦门冬、竹茹、半夏（汤洗七次）各一两，人参、炙甘草各半两[3]。

赤茯苓（去皮）1两，橘皮（去白）1两，枇杷叶（拭去毛）1两，麦门冬（去心）1两，青竹茹1两，半夏（汤洗7次）1两，人参半两，甘草（炙）半两。

53 功能主治

《严氏济生方》卷二方之橘皮竹茹汤主治胃热多渴，呕哕不食。体强新病，未经苦寒攻下，或误投热药滞药，脉见洪数滑实，呃逆声重相连者。

橘皮竹茹汤治胃热多渴，呕哕不食[3]。

54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为粗末，每服四钱，加生姜五片，水煎服[3]。

55 各家论述

《医方集解》：此足阳明药也。胃火上冲，肝胆之火助之，肺金之气不得下降，故呕。竹茹、枇杷叶、麦门冬皆能清肺而和胃，肺金清则肝气亦平矣；二陈所以散逆气；赤茯苓所以降心火；生姜呕家之圣药；久病虚羸，故以人参、甘草、大枣扶其胃气也。

56 出处

《严氏济生方》卷二

6 《医宗金鉴》卷六十二方之橘皮竹茹汤 61 处方

橘红2钱，竹茹3钱，生姜1钱，柿蒂7个，人参1钱，黄连1钱。

62 功能主治

《医宗金鉴》卷六十二方之橘皮竹茹汤主治溃疡，胃火上逆气冲，以致时时呃逆，身热烦渴，口干唇焦，此热呃也。

63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水2钟，煎8分，空心温服。

64 出处

《医宗金鉴》卷六十二

7 《麻症集成》卷四方之橘皮竹茹汤 71 组成

竹茹、麦冬、建曲、鲜斛、炙草、橘红、沙参、谷芽、茯苓、杷叶。

72 主治

麻疹胃虚羸瘦，呕逆不已。

73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加生姜，水煎服。

74 出处

《麻症集成》卷四

8 《寿世保元》卷三方之橘皮竹茹汤 81 组成

陈皮三分，人参二钱，炙甘草、竹茹、柿蒂各一钱，丁香五分[3]。

陈皮（去白）3分，人参2钱，甘草（炙）1钱，竹茹1钱，柿蒂1钱，丁香5分。

82 主治

《寿世保元》卷三方之橘皮竹茹汤主治因吐利后，胃虚膈热而呃逆者。

橘皮竹茹汤治胃虚膈热而致的呃逆[3]。

83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为末，加生姜五片、大枣二枚，水煎服[3]。

上锉1剂。加生姜5片，大枣2枚，水煎，温服。

84 加减法

如身热作渴，去丁香，加柴胡、黄芩[3]

身热发渴，加柴胡、黄芩，去丁香。

85 出处

《寿世保元》卷三

9 《类证活人书》卷十六方之橘皮竹茹汤 91 方名

橘皮竹茹汤

92 组成

橘皮2两，竹茹1升，甘草2两（炙），人参半两，半夏1两（汤洗）。

93 主治

《类证活人书》卷十六方之橘皮竹茹汤主治哕逆，呃逆，妊娠恶阻。

94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每服5钱，加生姜6片，大枣1枚，以水2大盏，煎至1盏，去滓温服，日3次。

95 制备方法

上锉如麻豆大。

96 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