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锡琛（1889年～1969年），字雪村，又字君实，浙江绍兴人。

在创办开明书店之前，章锡琛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了近15年的编辑。起先是协助杜亚泉编辑《东方杂志》。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后，商务追赶潮流，革新杂志，更换主编，章锡琛被推荐主编《妇女杂志》，时为1919年。接手主编后的章锡琛在周建人的协助下，对《妇女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策划出版妇女问题专号，发动读者参加讨论，杂志面目焕然一新，发行数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万多份。《妇女杂志》的不俗成绩，自然扩大了主编本人在社会上的影响。

1922年，章锡琛被《时事新报》邀请编辑《现代妇女》旬刊、为《民国日报》编辑《妇女周报》副刊，都可看成这种影响的折射。

1925年，《妇女杂志》刊出“新性道德号”后遭人攻击，商务当局插手审查杂志清样，章锡琛被迫提交辞呈，改任一般编辑。

郑振铎、胡愈之、周建人等一帮朋友怂恿他另创《新女性》杂志，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激愤，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鉴于章主编《妇女杂志》已有的影响力，认为有现实可行的号召基础。

从《新女性》杂志而来的开明书店，当初图书的出版路数，多围绕着妇女问题做选题。这是章锡琛个人知识背景和影响力的自然延伸。然而，当妇女问题作为社会热点逐渐退出时代前台，身在其中的章锡琛一定感受明显而又深刻。

1929年12月开明书店将《新女性》主动停刊，废刊词说得十分清楚：“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已经不需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1930年1月创刊的《中学生》。这种出版线路的及时调整，是章锡琛对出版与时代关系正确理解的结果，也是他务实心态的反映。

既以出版谋生计，务实也许只能是必然的选择。章锡琛从不忌讳说自己是商人，谋划合理的出版利润，是章锡琛经营开明时一以贯之的追求目标。与章共过事同时又有相当交谊的曹聚仁，在谈起开明书店的成功时，特别提起章的精明，可谓知人之论。章锡琛的精明，表现在多个方面——既有对出版大局的把握，如：转变方向出版中学生读物，步随大书局出版教科书，紧追古籍热潮出版《二十五史》等，这些开明书店史上的大动作，都是基于对当时出版现实和时代潮流走向的正确判断，因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回报；又有对出版细节的追求，如：力求编校质量的无差错；重视装帧设计的视觉美；改进标点符号的排版法等，这些看似细小却很重要的出版环节，给人开明出版物质量过硬而又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有对出版成本的核算，如：精干出版队伍使最少的人发挥最大的效率；压缩非生产性开支把资金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广开外地分店而多选择书业同业代销等，这些精打细算的管理措施，稳固雄厚了开明的经济基础，使之一步步迈进了大书局的行列。

商人做得精明的章锡琛，却有许多文人学士的朋友。这一方面固然是他自身文人学者的家底，同气相求的结果；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朋友们的眼中，不是那种纯粹势利之交的市侩商人。后一点，尤令章锡琛感到自豪，每每愿意向人说起。当文人学士们选择把书稿交给开明出版时，事实上就开始了彼此间的文稿买卖关系。一来一往中，作者们发现，章锡琛和他的开明书店，是一个值得信赖、作者利益有保障的生意伙伴。所谓作者的利益，通常很简单，一是善待书稿，二是合理付酬。印得好看，少有误植，不妄加修改思想观点，多善意纠正错字舛句，这都是善待书稿的具体表现，也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开明书店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到位，业界口碑流传，世人素来公认。在对作者的稿酬方面，开明书店向来不拖欠，不隐瞒，按时寄送，如实结算，甚至有时还善意提醒作者注意利益维护。开明早期工作人员汪曼之曾这样回忆：“先生本性仁慈，乐于克己助人，如有作家得知稿子已付印，为等急用宁肯出卖版权一次性取款时，先生总劝他：卖掉可惜，这部书估计销路好的，便宜了我店里，你要多少钱，我借你……”着眼于他利的基础上自利，赢得人缘与名声的同时，也牢固了做大做强的发展根基。这样的精明，长远而大气。

作为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被朋友们戏呼为“老板”。从胆识上说，这个老板堪称能担当，有气魄。举两个例子。当初，林语堂打算编写英文教科书，开出每月300元预支版税的高额条件，托人四处物色出版者。先联系的是北新书局，北新认为风险过大，不获售，再联系开明，章锡琛一口答应了下来。要知道，当时开明的资金一共才四五千元，营业额也不大，书编成后是否销得出去，还是一个未知数。但章锡琛觉得林语堂英文底子厚，水平高，值得尝试。这个决断，事实证明十分英明。据说，林语堂编写的这套《开明英文读本》，获得的个人版税收入即达到30万元之巨。可以想见其销量之大，开明获利之多。另一个例子是大部头工具书《辞通》的出版。该书300万字，作者朱起凤以30年心血写成，书稿的价值，得到了胡适、钱玄同等众多学术名流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包括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群学社等多家书局的一致认同，然而，由于书稿篇幅极大，内容专门，偏字较多，排印困难等各种原因，书局往往认为销路有限，唯恐亏本。书稿在多家书局数进数出达10余年，不能出版，而到1930年，书稿辗转到开明书店时，章锡琛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并付给作者6000元的稿费。当时，6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章曾对宋云彬说：“朱丹九（起凤）先生竭尽毕生精力，写成这样一部大著作，不但应该给他出版，也应该多送点稿费，让先生晚年过得舒服些。”这是真正理解著作者甘苦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令人欣慰的是，这部书稿经过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三年的精心整理，到1934年正式出版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预约1万部，两个月内售罄，于是又加印数万册，仍然供不应求。章老板的这两次大胆举动，被传为开明出版史上的佳话。

尽管章锡琛是开明书店事实上的创办人，对于别人喊他老板，他也不峻拒，但在开明27年的历史中，他做第一把手经理的时间并不长。1928年开明改组股份有限公司后，章锡琛推荐杜海生出任经理，自己则担任总务处长，专任出版事务工作，直到1934年杜海生以年老体弱辞职，章锡琛才被董事会推选为经理。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开明书店即内迁，章锡琛因故留守在上海，大后方的开明书店由范洗人长期主持，复员上海后，章锡琛向董事会竭力推荐范洗人为总经理，自己则居常务董事的位置。无论是在文章中还是在其他正式场合，章锡琛总是强调，他当初并不是有意要开办书店，而是由朋友们促成的；开明作为一种事业，它的成功，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

一心做事业而又有一副平常心的人，自然就不会在乎职务之高低。他所关注的，是如何为开明引揽更多的人才，让他们各尽其能。开明书店的成功，原因有多种，高度的凝聚力和团结的领导班子，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章锡琛功成不居的气度，应该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

据介绍，《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于9月24日（周六）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CCTV-1）首播，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首期节目将带领受众一起识读中华典籍史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作为总台重点打造的大型文化类创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采用“文化访谈+戏剧+影视化”的表达方式，对典籍里蕴含的思想精华和传奇故事进行情景化呈现和通俗化解读。

《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创下了同类型题材节目的收视新高，全网话题阅读量及播放量超60亿次，在海内外掀起“典籍热”，吸引众多年轻人追更。新一季节目在叙事方法、表达手段及舞美呈现等方面创新升级，让受众真切感受到文脉千年的欣喜、墨香犹存的沉醉。

为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本季《典籍里的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思想+艺术+技术”创新，通过深度采用**工业生产模式，结合绿幕拍摄、运动控制等多种科技拍摄手法，进行戏剧核心、关键场次的呈现升级。

以首期节目为例，《典籍里的中国》特别打造了一场“陈济悟道”的戏份：青年陈济遥看星空，每颗星辰都如一部典籍，它们各成体系如何融为一体？望着湖水映月、直观相照的景象，陈济从恩师谢应芳念过的诗中，领悟到“用字以系事，以事来明理”的关键。

再如，陈济在内心世界与早已过世的恩师、父亲拜别，伴随剧情发展，内心世界的草庐变为贯通天地的庞大书库，把瑰丽、奇妙的古代读书人内心世界以“视觉奇观”的形式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期《天工开物》，却一度引发热议，原因就是其中生活在明末清初宋应星，晚年的发型变成了清朝的辫子。。。老实说，TF老Boys之一的李光洁演得还真不错，但宋应星三分之二的人生时光在明朝度过，《天工开物》也是明末成书，而且晚年也拒不仕清，结果直接给人整个辫子头，虽然历史上晚年的宋应星应该梳辫子了，但这种节目既然想表达宋应星的伟大，至少该尊重一下这位明朝遗老吧，真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从《天工开物》去了解，清朝对中华文明的摧残到底有多严重

宋应星出生的那一年，恰好是万历十五年。57年之后，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殉国而亡，不久清军入关。明朝中晚期，城市发展充分，出现了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但是另一方面却是政治僵化，土地兼并严重，这固然有自由的氛围，但是明清易代，一切“近代化”也就戛然而止，清朝让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大踏步后退。

从《天工开物》去了解，清朝对中华文明的摧残到底有多严重

《天工开物》这本科技著作，其中记载的大量的明朝科技成果，比如煤矿开采过程中如何排除瓦斯的技术，再比如锌矿冶炼技术，蚕种杂交技术，提花织布机等等，尤其是锌矿冶炼，在当时的世界是只有明朝的中国人才掌握的技术。这本书现在应该说非常有名，中学的课本里就有对这本书和他的作者介绍。可是述说完这本书的经历之后，我相信每一位中国人都会感到辛酸。

从《天工开物》去了解，清朝对中华文明的摧残到底有多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