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的？

明朝以及后来的“考据学”就是分析的学问。强调合理分析，得出结论。

《史记》的《五帝本纪》最后一段，就是很典型的分析。

分析和综合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分析是过程，综合是结果。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珍惜文字。认为写书的时候，文字越简练越好，多余的文字一定要去掉。他们认为得出的结论很重要，至于分析的过程，非常繁杂，不必写出来。所以中国古籍，大多没有分析过程。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分析能力。

现在的所谓“历史学家”，大多是白吃。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对比中西文化区别。因为两者区别特别大，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能找出来，然后出篇论文，就算是“成果”了，纯粹是骗取经费的。

中华民族早期国家诞生为夏商周，经过夏朝的启动、商王朝的完善，周王朝的兴起似乎是众望所归，百年大周为巩固自身统治开创性地制定了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成为后世口口相传的“礼仪之邦”。

后来孔子在追思前人功绩时，不断提及“克己复礼”，认为周朝的等级秩序是人类 社会 最完美的样子。等级制下衍生出生的“公侯伯子男”恰似山谷之中的一阵风，不知怎的，西方大陆也吹来了这样一阵风。这是巧合吗？

要知道，周天子是亲眼见过商朝灭亡的，自然对商王朝统治时期出现的问题加以留意。从商纣王逼死叔叔比干、压迫手下的忠臣、任由手下的部落发展中可以看出，商王过于重视王畿的管理，反而忽视了天下大局之中的人事安排，致使最后悲剧的发生。

基于此，周王开礼乐、宗法、分封，此三大制度组成周王朝的统治基础（ 事实上，商朝已有分封，不过不够完善） ，何以见得？周武王定都镐京之后，便开始将手下的功臣论功行赏，将王畿之外的天下田地都交由功臣和宗室去打理。

在分封制下，每个人就像棋盘上的棋子，而且这盘棋是不能流动的，就像钉死的人偶。这些人偶之间又有细微的差别，即与周天子的血缘亲属关系。像周天子的兄弟、子孙一般会分得较好的田地，古代帝王之后裔、功臣则会到边疆做戍疆大臣。

分封制的土地基础是井田制，一种类似于“井”字的土地分配制度，最中心的为天子田地，每个人们要免费为周天子服务，而在诸侯国之内也是如此。除了经济基础之外，与分封制配套的还有宗法制和礼乐制。

宗法制根据的也是人们的血缘亲属关系，以男性为尊，家族观念得以巩固。周天子王畿和诸侯国王位、官职在继承时都要遵守“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的原则，只有嫡出的长子身份才是最为显贵的。

此外就是维护封建制下等级秩序的表面功夫——礼乐制，而这就是孔子口中“克己复礼”之中最主要的“礼”的代表。所谓周朝末年礼崩乐坏就是指诸侯们再也不遵守礼仪，就连诸侯也能在家里享受天子等级的舞蹈，孔子怒斥“是可忍，孰不可忍！”

完成一系列奠基步骤后，每个官总得有个名称，爵位制自然而然便诞生了。

当我们在感慨印度种姓制度不给人喘息的机会，美国人种歧视愈演愈烈时，千万不能忘记几千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出现的等级秩序的枷锁。

除了千百年来的贵族与平民之分之外，周代的贵族之间也存在着一条歧视链，而且是显性的、不由分说的。 贵族之中有“公侯伯子男”之分，每一个等级之间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存在流动之说的。

从总体上说，以周天子为源头画树状图，天子之外是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诸侯国内诸侯自行安排（卿）大夫之下又封士，这就是完整的贵族链条。而理论上，诸侯之子只能继承诸侯，大夫之子只能继承大夫，不可能出现诸侯之子继承天子之位的情况。

当然有时候也有例外，那就是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时期，周天子权威衰落，礼崩乐坏的迹象开始出现，诸侯之间由当初的暗斗变成明争，不义之战到处爆发，实力强大的诸侯国当然不满足于自身的爵位，齐桓公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公子小白一开始的爵位为“侯”而不是“公”，只不过在任管仲为相之后齐国实力一跃而上，成功登顶春秋战力榜榜首。北杏、葵丘会盟是齐桓公旁敲侧击宣示霸主地位的会议，就连周天子也不能不给面子。会上，周天子当众将齐桓公升为“公”，颜面尽失。

万里之外的西方国家也有一套“公侯伯子男”爵位制度，难道是 历史 的巧合吗？

相较于中国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序列，西欧的似乎不存在官爵分离的排列情况，其等级序列一般表现为“国王-王公、王侯、伯爵-子、男爵-骑士”，这当然不是中国人特意跑到万里之外进行传授。

基于中国古籍之上的爵位名称以及对于西方语言的翻译问题，我们习惯于将西方封建王朝中的爵位跟中国加以对照。那么除了名称之外，东西贵族之间还有什么不同呢？

事实上，尽管西周分封制中诸侯国要对周天子尽心尽责，缴纳贡赋、随军作战、定时朝觐，但具体的王国问题是轮不到天子插手的，这也是为什么周朝会迎来地方诸侯的混战的原因。

西方的贵族虽有自己的庄园，但是在政治上仍然受制于国王，严重者如英国16、17世纪的都铎王朝，国王在经历了几轮换血之后对贵族的控制明显加强，其背后反映的是深刻的宗教问题，即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

关于世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总是存在着难以言说之妙处，或许这就是人类 社会 之中存在的共性。文明多线兴起，文化多元发展，爵位制度是 历史 发展之必然。

然 历史 有时像一位园艺大师，播下同一颗种子后却又将之修剪为各姿各态，中西双向的爵位制度体现的是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走向，是东西贵族在 历史 长河中留下的不同痕迹。

讽刺的是，中国爵位制度走向了极端，变成了王权的无限流转，最后使得这场梦受困于“天朝上国”之中。所幸，东方太阳于1949年升起，平等之国都给予人人以追求幸福之权利。

参考资料：

《论语》《战国策》《礼记》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基督教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文化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种植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1）。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辩论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传说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2）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3）。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思维方式。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

就神话的产生而言，中西方神话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是因为原始时代自然条件恶劣，人们生产方式极其落后，而为了维持和延续生命，人们渴望从自然界的诸多不可解释的现象中得到慰籍，因而对自然界的诸多现象和各种生物产生的崇拜和幻想，这就产生了神话。神话的产生无异于原始的宗教信仰，给予原始人们必不可少的希望和精神力量，帮助他们战胜当时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且促使他们积极思考，使他们的大脑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而神的形象虽然是他们幻想出来的，但是却是他们自己的理想状态，起到了模范作用，使他们不断追求而不断进步。在这方面，中西方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但是在神话的流传中，中西方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神话的保存和流传过程中，由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较快，文字成熟较早，神话的保存一般采用文字的形势，而文字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作用却不是用来记载神话，而是作为了诸子百家表达他们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的工具。我们早慧而崇尚实际的祖先们很快地就打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致力于“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现实理想，因此神话并没有过多地发扬光大，而是短小、零散、不成体系地散见于一般的文章，在《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等古籍中零零散散地有所保留。而在西方，神话却大部分是由民间唱诗的歌手所传承的，后来又经过诗人和戏剧家的加工创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往往加入个人的想象和润色，而且由于他们的生活和职责又要求他们必须以故事情节和内容丰富取胜。因而，西方神话中动辄便是长篇大作，如荷马史诗，包括《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共 279298行，几乎总汇了特洛伊战争的所有英雄传说，规模宏伟，内容丰富。不仅如此，希腊神话还有一套严密的体系，特别是古希腊人赫西俄德专门写了一部《神谱》，把所有的关于神的各种传说进行了分类排列，形成了“俄林波斯神系”，在这个神系中诸神各有其位，各司其职，分工甚为明

龙的起源

　　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形图案来自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兴隆洼文化因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敖汉旗紧邻辽宁省，查海遗址在辽宁阜新县）发现了一条长约19．7米、用红褐色石块堆砌、摆放的龙。兴隆洼文化的这条龙的发现，把中国人崇龙的历史上推到8000年前。

　　在早期，古人对大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于是便希望自己民族的图腾具备风雨雷电那样的力量，群山打了那样的雄姿，像鱼一样能在水中游弋，像鸟一样可以在天空飞翔。因此许多动物的特点都集中在龙身上，龙渐渐成了：骆头，蛇脖，鹿角，龟眼，鱼鳞，虎掌，鹰爪，牛耳的样子，这种复合结构，意味着龙是万兽之首，万能之神。

　　古籍记述其形象多不一。一说为细长有四足，马首蛇尾。一说为身披鳞甲，头有须角，五爪。《本草纲目》则称“龙有九似”，为兼备各种动物之所长的异类。其名殊多，有鳞者谓蛟龙，有翼者称应龙，有角者名螭龙，无角名虬。小者名蛟，大者称龙。传说多为其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有「龙王品」，列有以方位为区分的「五帝龙王」，以海洋为区分的「四海龙王」，以天地万物为区分的54名龙王名字和62名神龙王名字。唐玄宗时，诎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宋太祖沿用唐代祭五龙之制。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诎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泽王。清同治二年(1863年)又封运河龙神为「延庥显应分水龙王之神」，令河道总督以时致祭。在《西游记》中，龙王分别是∶东海敖广、南海敖钦、西海敖闰、北海敖顺，称为四海龙王。

　　关于龙的起源，在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证，人们终于取得了一个较为一致的共识：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的标志。

　　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查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两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有文章称，山西省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有一幅距今达一万年的鱼尾鹿龙岩画，当是龙的最早的雏形。这幅岩画未见发表，其面目如何，还不得而知。)接下来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距今达七八千年的陶器龙纹，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达七千年的彩陶细颈瓶龙纹，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六千四百多年蚌塑龙纹等。

　　龙的雏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体虚拟的想象物。古人对它有种种解释。有说[tng]蛇没有脚而能飞（见《荀子劝学》）；有鳞的叫蛟龙，有角的叫虬[qi囚]龙，无角的叫螭[chī吃]龙。（均见《离骚》洪补引《广雅》）有翅膀的叫应龙（《天问》王注）。有说龙像狗像牛，《论衡》则说：“龙之像，马首蛇尾。”还有的说龙的形状是鹿的角，牛的耳朵，驼的头，兔的眼，蛇的颈，蜃[shè甚]的腹，鱼的鳞，鹿的脚掌，鹰的爪子。这显然是晚期发展了龙的形象，比最初的龙越来越复杂，被综合进去的图腾也越来越多，说明它在不断丰富发展。对于龙的主体原形的探讨，学者们作过许多有益的研究。有鳄鱼说、晰蜴说、马说等等。但普遍认同龙的基调是蛇。最初系统提出这一见解的是闻一多的名篇《伏羲考》。龙即大蛇，蛇即小龙。闻一多认为，蛇氏族兼并别的氏族以后，“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氏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liè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成为后来的龙。后人在闻一多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许多丰富与补充。

　　龙是伟大的，因为它得到了所有炎黄子孙的尊敬；龙又是虚无的，因为它只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物质。

　　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中，是一种神异动物，具有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口角有须、额下有珠的形象。《山海经》记载，夏后启、蓐收、句芒等都“乘雨龙”。另有书记“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前人分龙为四种：有鳞者称蛟龙，有翼者称为应龙，有角者称虬龙，无角者称螭龙。有人认为这是古代炎黄统一中原各部落后，揉合各氏族的图腾形成的形象。传说能隐能显，春风时登天，秋风时潜渊。又能兴云致雨，后成为皇权象征，历代帝王都自命为龙，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龙被中国先民作为祖神敬奉，普遍尊尚“龙”，中国人经常自称“龙的传人”。

　　龙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五。龙与凤凰、麒麟、龟一起并称“四瑞兽”。（也有许多典籍和史书著作中提到“四瑞兽”分别为：猰貐、居、貔、狻猊。）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国天文的四象。

[编辑本段]龙的分类

　　有[tng]蛇没有脚而能飞（见《荀子劝学》）；有鳞的叫蛟龙，有角的叫螭龙，无角的叫虬（均见《离骚》洪补引《广雅》）。有翅膀的叫应龙（《天问》王注）。蛟龙,螭龙,虬,应龙,都不是龙的正统龙的正统叫做苍龙!在中国商周战国青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种类的龙。

　　《论衡》则说：“龙之像，马首蛇尾。”还有的说龙的形状是鹿的角，牛的耳朵，驼的头，兔的眼，蛇的颈，蜃[shè甚]的腹，鱼的鳞，鹿的脚掌，鹰的爪子。《本草纲目》则称“龙有九似”，为兼备各种动物之所长的异类。传说多为其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这些已经是晚期发展了龙的形象，比最初的龙越来越复杂，被综合进去的图腾也越来越多，说明它在不断丰富发展。

　　关于五爪龙、四爪龙、三爪龙：

　　元以前的龙基本是三爪的，有时前两足为三爪，后两足为四爪。实例可参见唐、宋、元的瓷器纹饰。明代流行四爪龙，清代则是五爪龙为多。

　　周朝“五爪天子、四爪诸侯、三爪大夫”

　　民间“五爪为龙，四爪为蟒”的说法形成于清代，主要作为皇帝与下臣服装上纹饰的差别，皇帝穿”龙袍”，其它皇族和下臣穿“蟒袍”，但这只是名称上的差别而已，从龙的形式上来讲无论龙和蟒都是四足蛇类，形状无差异。

　　

　　中国龙并非一开始就有五爪，而是从三爪、四爪到五爪发展过来的。中国历史上龙造型的演化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一、夔龙期

　　自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期，经商周，延续到秦汉，以商周夔龙为代表。夔龙的原型为湾鳄或巨蜥，一鸷（凤）足而四爪。商夔螭，一鸷足，二或四爪。商中晚期，夔龙夔螭夔风并逢，产生六种以夔龙为主的并逢夔龙夔螭夔风徽识，表示同为祖先。西周继续沿用，并将夔龙夔螭综合为一种新形态，此时一鸷足，多为弯月形二爪。

　　二、应龙期

　　应龙的概念很早，最早见於商周，但作为艺术分期的应龙，可能始於秦，盛於汉，延续到隋唐，足多为三趾。

　　三、黄龙期

　　始於唐宋，辽、金、元奠定了形象基础，盛於明清。宋，辽、金、元多为三趾，明清多为四趾、五趾。自元代起，只有皇家可使用五爪龙造型，民间只能用三爪或四爪龙的图案。

　　四、回归期

　　清以后的现当代。由於龙与封建统治者脱离了关系，所以可以按人们的喜好绘制或塑造成三、四、五趾。当然，历史上五爪龙有过特殊的地位，故人们普遍还是偏爱五爪造型。

　　日本在唐代时与中国频繁往来，大量学习中国文化，促进了其社会进步。如日本的传统建筑和传统服饰其实完全就是中国唐代时的样子。而在那个时候，中国的龙都是三爪，日本也就只能从中国引进三爪的龙。在中国出现四爪龙后，已经开始闭关锁国，与日本断了往来。而韩国古时候叫做高丽，一直到清末前都是中国的附属国，当中国统治者开始用五爪龙图案的时候，自然不可能让属国和自己平起平坐，於是韩国的龙就只能是四爪了。归根到底，日韩的龙反应的正是中国龙的发展演变过程。

　　[龙 螭 虬 蛟 蟠 虺 夔]

　　虺：是一种早期的龙，以爬虫类——蛇作模特儿想象出来的，常在水中。“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是龙的幼年期，曾出现在西周末期的青铜器装饰上，但不多。

　　虬：一般把没有生出角的小龙称为虬龙，是成长中的龙。故古文献中注释：“有角曰虬，无角曰龙。”另一种则说幼龙生出角后才称虬。 两种说法虽有出入。但都把成长中的龙称为虬。还有的把盘曲的龙称为虬龙，唐代诗人杜牧在《题青云说》诗中就有“虬蟠千仞剧羊肠” 之句。

　　蟠螭是龙属的蛇状神怪之物，是一种没有角的早期龙，《广雅》集里就有“无角曰螭龙”的记述。对蟠螭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的无角龙，另一种是指雌性的龙，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就有“赤螭，雌龙也”的注释，故在出土的战国玉佩上有龙螭合体的形状作装饰，意为雌雄交尾。春秋至秦汉之际，青铜器、玉雕、铜镜或建筑上，常用蟠螭的形状作装饰，其形式有单螭、双螭、三螭、五螭乃至群螭多种。或作衔牌状，或作穿环状，或作卷书状。此外，还有博古螭、环身螭等各种变化。

　　蛟：一般泛指能发洪水的有鳞的龙。相传蛟龙得水即能兴云作雾，腾踔太空。在古文中常用来比喻有才能的人获得施展的机会。关于蛟的来历和形状，古典文献中说法不一，有的说“龙无角曰蛟”，有的说“有鳞曰蛟龙”。而《墨客挥犀》卷三则说得更为具体:蛟之状如蛇，其首如虎，长者至数丈，多居于溪潭石穴下，声如牛鸣。倘蛟看见岸边或溪谷之行人，即以口中之腥涎绕之，使人坠水，即于腋下吮其血，直至血尽方止。岸人和舟人常遭其患。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周处入水三天三夜斩蛟而回的故事。蛟可能是鳄鱼。

　　角龙：指有角的龙。据《述异记》记述：“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角龙便是龙中之老者了。

　　应龙：有翼的龙称为应龙。据《述异记》中记述：“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应龙称得上是龙中之精了，故长出了翼。相传应龙是上古时期黄帝的神龙，它曾奉黄帝之令讨伐过蚩尤，并杀了蚩尤而成为功臣。在禹治洪水时，神龙曾以尾扫地，疏导洪水而立功，此神龙又名为黄龙，黄龙即是应龙，因此应龙又是禹的功臣。应龙的特征是生双翅，鳞身脊棘，头大而长，吻尖，鼻、目、耳皆小，眼眶大，眉弓高，牙齿利，前额突起，颈细腹大，尾尖长，四肢强壮，宛如一只生翅的扬子鳄。在战国的玉雕，汉代的石刻、帛画和漆器上，常出现应龙的形象。

　　火龙：是以火慑势的龙。全身有紫火缠绕，凡有火龙经过之处，则一切物体均被烧焦。

　　蟠龙：指蛰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龙，龙的形状作盘曲环绕。在我国古代建筑中，一般把盘绕在柱上的龙和装饰庄梁上、天花板上的龙均习惯地称为蟠龙。在《太平御览》中，对蟠龙又有另一番解释：“蟠龙，身长四丈，青黑色，赤带如锦文，常随水而下，入于海。有毒，伤人即死。”把蟠龙和蛟、蛇之类混在一起了。

　　青龙：为“四灵”或“四神”之一，又称为苍龙。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将天上的若干星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区，即二十八宿，用以观察月亮的运行和划分季节，并把二十八宿分为四组，每组七宿，分别以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青、红、白、黑四种颜色以及龙、鸟、虎、玄武(龟蛇相交)四种动物相配，称为“四象”或“四宫”。龙表示东方，青色，囚此称为“东宫青龙”。到了秦汉，这“四象”又变为“四灵”或“四神”(龙、凤、龟、麟)了，神秘的色彩也愈来愈浓。现存于南阳汉画馆的汉代《东宫苍龙星座》画像石，是由一条龙和十八颗星以及刻有玉免和蟾蜍的月亮组成的，这条龙就是整个苍龙星座的标志。汉代的画像砖、石和瓦当中，便有大量的“四灵”形象。

　　鱼化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龙，亦是一种“龙鱼互变”的形式，这种形式我国古代早已有之。《说苑》中就有“昔日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的记载，《长安谣》说的“东海大鱼化为龙”和民间流传的鲤鱼跳过龙门，均讲述了龙鱼互变的关系。这种造型早在商代晚期便在玉雕中出现，并在历代得到发展。

古代的八个方位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个方向。今泛指各个方向，如四面八方。

一、出处：出自《逸周书·卷四·武寤解》：“王赫奋烈，八方咸发，高城若地，商庶若化。”

二、出处释义：武王赫然奋发威烈，八方诸侯全都发兵响应。高高的城墙若平地，殷商百姓归服如化。

扩展资料

古代八方的概念由八卦衍生而来。

八卦表示事物自身变化的阴阳系统，用“一”代表阳，用“- -”代表阴，用这两种符号，按照大自然的阴阳变化平行组合，组成八种不同形式，叫做八卦。

它在中国文化中与“阴阳五行”一样用来推演世界空间时间各类事物关系的工具。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巽（xùn）代表风，震代表雷，坎代表水，离代表火，艮（gèn）代表山，兑代表泽。

八卦就像八只无限无形的大口袋，把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装进去了，八卦互相搭配又变成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基于当今社会人事物繁多；八卦在中医里指围绕掌心周围八个部位的总称。

八卦各代表自然界一定的事物或方位，它们是：乾（天、西北）、坤（地、西南）、巽（风、东南）、震（雷、东）、坎（水、北）、离（火、南）、艮（山、东北）、兑（泽、西）。

-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