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上承清初黄宗羲经世致用之学，勤奋攻读，博通经史，为清代浙东史学名家。全祖望尤多留意于南宋和晚明文献，虽贫病而著述不辍。他37岁时三笺《困学纪闻》，42岁时补辑《宋元学案》，45岁至48岁的晚年仍朝夕不倦地七校《水经注》。临终前还自编文集。全祖望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空疏不实的学风，清初稽古洽闻之士，至康熙中叶凋零殆尽。鉴于当时学人多从事帖括之业或词章之学的弊病，他发出“求其原原本本，确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鲒埼亭集·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碑铭》）的感叹。这一时期程朱理学占据学术主流，但那些自命为朱学的人，议论迂阔陈腐，只知“奉章句传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于其外”，结果形成“朱学反自此而晦”（《鲒埼亭集外编·横溪南山书院记》，以下书名省略）的局面。而社会上流行的陆王心学，则往往“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外编·甬上证人书院记》）。全祖望试图扭转这种学术风气，严厉批评宋元以来“门户之病，最足锢人”的弊端（《外编·杜洲六先生书院记》），确立了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治学宗旨。

全祖望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堪称其一生的学术总结。他特别反对一味拾人牙慧、步人后尘，或墨守一家、囿于成说，从而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品性和学术创新空间的做法，赞誉元代吴澄的学术兼收朱熹、张载、吕祖谦、陆九渊之长，治学不墨守一家，而是“以求自得，不随声依响以为苟同”（《外编·城北镜川书院记》）。在他看来，自得之学当是汲取百家之所长，再经过自己悉心揣摩、加以融会，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真知。全祖望高度评价明代黄润玉的学术成就，将其与明代大儒陈献章相提并论。清初黄宗羲曾评价陈献章的学术“要归于自得”（《明儒学案·师说》）。在全祖望看来，黄润玉治学同样是“皆其心之所自得，而非浮虚剽袭之言”（《外编·黄南山先生传家集序》）。黄润玉“所以为朱学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外编·横溪南山书院记》）。全祖望还赞许宋代史蒙卿治学虽以程朱理学为宗主，却能够“独探微言，正非墨守《集传》、《章句》、《或问》诸书以为苟同者”（《外编·甬东静清书院记》）。可见自得之学、融会百家是全祖望治学所追求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其中闪耀着不立门户、不定一尊的思想光辉，充分表现出对前贤的尊重与继承。

全祖望把自己所主张的自得之学与两种虚假的“自得之学”区别开来，并对它们进行了批判。其一，脱离真知的“自得”。他指出：“正献之言有曰：‘学贵自得，心明则本立。’是其入门也。又曰：‘精思而得之，兢业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说，以为究竟，是以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禅。”（《外编·城南书院记》）这种“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的“自得”，实质是蹈虚空言，被全祖望斥为游谈无根之学。他引宋元之际王柏之言，对这种“自得”的实质与危害作了深刻揭露，指出“孟子之所谓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余，而无强探力索之病，非有脱落先儒之说，必有超然独立之见也。举世误认自得之意，纷纷新奇之论，为害不少”（《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其二，以他人之见矜为“自得”。宋代昆山卫湜荟萃百家，纂成《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是书采撷广泛，但作者不置一语于其中。对此，卫湜自己坦言：“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全祖望对这种诚实态度倍加赞许，认为是“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獭祭以成书，矜为自得，或墨守一家坚辟之学者，其亦可以已矣夫”（《外编·跋卫栎斋礼记集说》），给那些以掠人之美为“自得”的无耻之徒敲响了警钟。

针对以上两种积弊，全祖望提出“躬行”实践的主张。他认为既然有蹈空虚说之存在，则“论人之学，当观其行，不徒以其言”（《外编·碧止杨文元公书院记》），强调不能仅据其人之言而论其学，应当在实践中对其学说进行考察。自得之学，必须验之于躬行，“苟非验之躬行，诚无以审其实得焉与否”（《外编·石坡书院记》）。通过躬行实践，则狂禅之自得就不攻自破了。这种精神，渗透在全祖望一生的学术实践之中。他为黄宗羲辑补《宋元学案》，堪称是贯彻其学术宗旨的典范。全祖望对《宋元学案》的续修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内容上有所增补。《宋元学案》共有91个学案，其中属于全祖望增补的共计32个，凡33卷，约占全书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经他增补之后，宋元学术的主流与支流均得到充分反映，学术思想发展的面貌更为全面。二是对黄宗羲的原本加以“修定”、“次定”、“补定”，考订其中的失误。全祖望不为黄宗羲的失误隐讳，明确地指出原书中存在的不足，在各学案中不存门户之见，客观叙述各家各派学术利弊得失，达到了融会百家的目的。三是完善了学案体例。全祖望将史“表”运用到学案体裁之中，每一学案内先立《学案表》以揭明学术源流，这是一个创举；同时增订并精心撰写《序录》，概括评价各派学术。他在对待各学派的态度上比黄宗羲更为开放，持论往往较黄宗羲更为博大平恕。经过全祖望续修的《宋元学案》，不仅成为中国学术史著作成熟的标志，而且反映出融会诸说、不定一尊、注重独创的治学精神，深为学者所推崇。除此之外，全祖望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的学术实践，也是对其学贵自得、融会百家治学思想的最好注解。正因为如此，全祖望对于清代学术风气的转变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而他的思想认识以及学术见解，对于今天的学者治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全祖望写了不少传记散文。碑铭如《忠介钱公第二碑铭》、《二曲先生窆石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厉樊榭墓碣铭》等，是记叙清代重要人物和学术文艺的重要文章。传论如《庄太常传》、《陈同甫论》、《明庄烈帝论》，记序如《浦阳江记》、《梨洲先生思旧录序》，简帖如《心丧剳子答鄞令》，以及其身后门人所编文集《外编》中的《初查白先生墓表》、《梅花岭记》、《华氏忠烈合状》、《屠董二君子合状》、《江浙两大狱记》等文，也都不是寻常之作。但全祖望某些持论也有偏激之处。他的文章不拘成法。有人讥其对古文粗识藩篱，叙述不中律度（谭献《复堂日记》）等等，其实是忽视内容、过于推敲形式的批评。全祖望的诗歌多注意评骘人物，表彰忠义，但嫌议论过多，笔较质直。

全祖望著述的整理出版，是全祖望研究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库丛刊本《鲒琦亭集》、《鲒琦亭诗集》，前者收其《文集》内外编88卷及《经史问答》10卷。清刻本的影印出版，为研究全祖望提供了方便。

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此书由谢国桢发其端，朱铸禹集前人校注之功，收录全祖望大部分著述，分三册装订，是全祖望著作的集大成。当然这么大的集子，疏漏也在所难免，辛德勇的《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书品》2004年5、6期）和胡伟的《<鲒琦亭集>校读札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都对该书的失误提出批评，胡文校出其标点、文字讹误61处。有关全祖望著作的选本和注本，尚有黄云眉的《鲒琦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詹海云的《全祖望<鲒埼亭集>校注》（台北鼎文书局2003年），以及《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和《宋元学案》（民国时期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今有1986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对于全祖望著述成书、流布过程的考辩，最主要、最全面的研究文章是蒋天枢《全谢山先生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1、2号，1933年），此文全面考察全祖望所有著作及其流布过程，指出全祖望计有《公车征士录》、《读易别录》、《困学纪闻三笺》、《句馀土音》、《续甬上耆旧诗集》、《宋元学案》、《汉书地理志稽疑》、《七校水经注》、《经史问答》、《鲒埯亭集》、《鲒埼亭集诗集》、《鲒埼亭集外编》、《甬上望族表》、《孔子弟子姓名表》以及伪书《年华录》共15种，另外尚有存目之书数种。此后王永健《评传》、黄云眉《鲒埼亭集选注·前言》、谢国桢《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子微《全祖望及其著作》（《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五章等文，也对全祖望的著作情况作了介绍和考证。因为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在杭世骏处滞留多年，所以引起一段公案。刘孔伏《<鲒埼亭集>内外编之由来》（《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4月）认为，董秉纯两次整理文集，才形成了内外编，指出谢国桢“仿明遗民而分内外集”、黄云眉“杭世骏惧祸”两说欠妥。

全祖望曾七校《水经注》。在《胡适全集》中，有许多讨论全祖望《水经注》五校本、七校本的文字。但是胡适疑心太重，假设过于大胆，他先是认为全祖望七校本为伪作，贬低全祖望的治学态度和郦学成就，后来发现天津图书馆藏的五校本，又撰文承认了七校本的真实性，引起了一些无谓的考证与讨论，谢忠岳的《全祖望·水经注·胡适·天津图书馆》一文对此有具体评说（《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6年5期）。除胡适外，王国维、陈桥驿、吴天任等人也都对全祖望校《水经注》的贡献有评论。

此外，全祖望还整理完成了黄宗羲的未竟稿《宋元学案》。自乾隆十一年开始，全祖望历时九载，补写改订黄氏原书，又增立学案32个。卢钟锋的《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史学史研究》1986年2期）、陈祖武的《<宋元学案>纂修拾遗》（《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林久贵的《(宋元学案)的作者及成书经过述论》（《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8月）、仓修良、吕建楚的《全祖望和<宋元学案>》（《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陈其泰的《<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史学史研究》1990年3期）、吴光的《<宋元学案>成书经过、编纂人员与版本存佚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月第1期）及《评传》等文章，都对全祖望增补《宋元学案》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和信息管理学院（图书情报系）合作开了一个'古籍整理与保护"专业，开设这个专业时，我已经毕业了不知道具体开一些什么课，但是听说分数线相当低。你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古文献修复最权威的是国家图书馆的杜伟生先生。他写了一部书叫《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中华书局新出版了彩图版的，网上可以查到）这部全面介绍了古籍修复的技术。但是，国家图书馆只招博士后，不招研究生。

所以，我的建议是：

你考武大古籍所的古籍整理与保护研究生，然后，自己认真读熟《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这样，你既有了研究生文凭，又有了实用技术。如果真有地方招相关的古籍修复的人材，你可以胜任，万一不幸，没有地方招这么专业的人材，你以可以凭研究生文凭找别的工作。

结语：以我的经验，古籍修复真的比较缺人，像本人，有学历，但无技术。有些图书馆的人，有技术但无学历。所以，你研究生毕业后，去图家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找相关工作，应该不难。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

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

“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

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

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

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

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

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

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

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

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

①古书多无书名

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

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

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

公羊传校本

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

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

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

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

2、古书篇名与序传

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

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

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

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

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

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

木简

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

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

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

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

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古典文献专业学什么

古典文献专业学什么？

快车教育，某名企人力资源总监曾先生表示，古典文献学专业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以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古代典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古籍的整理和运用，达到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目的。古籍整理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校勘、注释和研究。古典文献学的特点是：人才需求量少，扎实的专业基础，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思路。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古籍整理和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的基本训练。

那么古典文献专业好不好？下面让快车教育我为各位看官总结一下古典文献专业的主要课程、专业知识以及专业技能的`情况吧！

一、古典文献专业主要课程：

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科工具书使用、出土文献概论、古代文化概论、古文献学史、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等。

二、古典文献专业知识与技能：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关于古籍整理、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理论；

2．了解我国关于古籍整理及编辑出版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3．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

4．具有较强的古籍整理能力和古典文献修养，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并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初步科研能力；

5．掌握中文文献资料的查询手段。

以上是关于大学本科专业古典文献专业学什么的分析情况，更多高考专业古典文献专业分析资讯敬请关注快车教育职业规划频道。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