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所涉及的古代典籍在现代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糟粕，需要我们放弃。

首先，蒙学所涉及的古代典籍，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典籍中包含了许多积极向上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如孝顺、友爱、自强等，这些对于现代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同时，这些典籍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对于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蒙学所涉及的古代典籍中也存在着一些糟粕，需要我们放弃。例如，其中存在着一些封建礼教、男尊女卑等过时的思想观念，以及一些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行为准则相违背的内容。这些糟粕不仅不利于现代人的成长和发展，而且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相冲突。因此，我们需要放弃这些内容，并结合时代特点和发展需要进行创新和发展。

综上所述，蒙学所涉及的古代典籍虽然在现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糟粕需要我们放弃。我们应该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和发展需要进行创新和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持。

中华文明即华夏文明，更多含义，请参阅中华文明（多义词）。

华夏文明亦称中华文明，以易诗书礼乐春秋为文明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华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神道设教、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易学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

五常诸子百家

六经

华夷之辨

4相关信息

1简介

礼仪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尚书正义》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春秋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注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1]“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2]梅颐《伪孔传》：“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华夏”一词的本义即是：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可见，华夏族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礼仪道德兴盛为夏。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本义即有文明的含义。华夏二字在现实中的实体展示就是服饰、礼仪、经典。华夏文明是炎黄血统、诗书礼仪文化和中华疆界统合在一起的实体。

2源头

华夏文明源自大地湾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陶寺文化，华夏族父系Y染色体主体是O3a5及其支系，母系线粒体单倍群主要为M7c、F 和B4。[3]五、六千年前，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学

会了种植小米的农业技术。粮食渐渐充足，不再像游牧民族那样缺乏食物，使得华夏族的人口很快的增长，超过了其它羌人。于是华夏族开始为生存空间而扩张，向四方的其它民族掠夺土地。在他们眼里，羌族已不在是同类，所以专称其为“西戎”，土地的争夺也发生在华戎之间。但是对华夏族更有吸引力的是东方适于农作的肥沃土地。然而不巧的是三苗已经先他们一步到达中原沃土。在那种文明起源的“部落英雄时代”，部族战争是人群间竞争的唯一办法。掠夺、驱逐、消灭外族的人会被本族人奉为英雄，这是那个阶段所有部落的“道德标准”。所以打败蚩尤驱逐三苗的英雄——黄帝诞生了。华族占据了中原，开始创造华夏文明。在中原更东的山东一带，还有许多小部族，被称为夷族。华人称夷族为“东夷”，而被赶到南方的三苗为“南蛮”。华夷之间的争斗贯穿了整个夏商时代，这种争斗的胶着使两族之间产生了大量的交流，到周代以后，东夷族被彻底同化，退出历史舞台，华夏族又取得了胜利。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华族的扩张目标又指向了长江以南更广阔的百越之地。虽然秦军坚甲锐兵，但在越族顽强的抵抗下伤亡极重，所设的桂林等三郡也是空有其名。于是秦朝只好对百越采用“怀柔政策”，直到汉朝前期还是“北拒胡而南怀越”。最终，汉人的足迹终于到了南海之滨。[4]

3特征

华夏金文的含义

华夏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独特的道德礼仪。《新唐书 舆服志》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习俗孝悌”是指的《孝经》。又云：“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史记·秦本纪》里面，秦穆公亲口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晋人由余答之曰：“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太祖、太宗礼乐刑政之纲，华夏文明之教，将复见于今日矣。”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云：“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于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因此，六经、六艺、五常以及其主张的诗书礼乐之道是华夏文明的本质。

诸子百家

华夏文明思想源流和继受图

诸子百家都继承了诗书礼乐的王官教育，都推崇君臣父子之礼和夫妇长幼之别，也都信奉圣王政治。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五常

诗、书、礼、乐、易，合称五经，五经对应五常。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又曰：“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於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扬子法言》解释道：“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六经

所谓“六经”，指的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只是对这六部古书作了整理的工作。《国语·楚语上》记载包含了这六部古书。“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

明 张宏《华子冈图》局部

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提到了九种古籍：《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申叔时是楚庄王时的人，楚庄王在位于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早于孔子半个世纪。孔子整理的六经早在楚庄王时就已经有了，而且这些书名已屡见于先秦其他文献。《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六经体系是华夏文明继承和发展的源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经学塑造了华夏政制的价值理想，正如民国学者李澄源在《经学通论》中所说的那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在华夏文明中，五经是诸子的思想源头，也是诸史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学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在历年层面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塑造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华夏族群才能历经二千余载，虽然曾经车驾奔驰，战乱频仍，曾经南北分裂，夷狄入侵，曾经神州荡覆，宗庙丘墟，但文明之毫光，未曾一日隐没于荒蛮，族群之理想，未曾一日熄灭于天壤，从而缔造文化统一、生生不息的局面。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华夏历史虽然历经王朝更迭，而政治制度的建构，社会改革的推动，始终有一个根本的价值标准，不管政制如何变化，都不离文明之大系。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社会生活中的冠、婚、丧、祭各种礼仪，不论如何损益，总能维系社会生活的理想价值，衣冠文物，代代因袭损益，但不变的是对有礼义的生活的追求。可以说，要真正深入华夏的历史，必须深入历史的深层内核，而历史的内核便在经学之中。

诗句如下：

1、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释义聪明的人在上千次考虑中，总会有一次失误；愚蠢的人，在上千次考虑中，总会有一次收获。

2、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释义大学的宗旨，在于显明高尚的品德，使之运用于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在于达到善的最高境界。

3、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释义福祸互为因果，互相转化。有时福是祸，有时祸是福。万事万物有他的两面性。

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释义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5、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释义合抱的大树，生长于细小的萌芽；九层的高台，筑起于每一堆泥土；千里的远行，是从脚下第一步开始走出来的。

诸子百家简介

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九、农家，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十、小说家，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诸子百家简述

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吕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掌握一个王朝生杀大权的皇太后，她是一位政治女强人，她视权力如生命。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吕后历史典籍记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吕后人物简介

吕雉(别称：吕后、汉高后，公元前241年-公元前180年8月18日)，字娥姁，砀郡单父县(今山东菏泽市单县)人，刘邦的皇后，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也是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之后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性，与武则天并称“吕武”。

吕雉初嫁刘邦时很是贤惠。刘邦称帝后，她协助刘邦镇压反叛、打击割据势力，成为重要决策者。刘邦去世后，她开始独掌大权。她统治期间实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的政策，废除挟书律，下令鼓励民间藏书、献书，恢复旧典，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前180年，吕雉病逝，终年62岁，葬于长陵。

吕后历史记载

吕雉本来随其父吕公住在砀郡单父县(今山东单县终兴镇潘庄)，后吕家因躲避仇家迁居沛县。吕公和沛县县令关系极好，沛县的官员为巴结上司，纷纷前去祝贺吕家乔迁之喜。主吏萧何负责排定宾客的座次，他叫仆役把贺礼不到一千铜钱的都安排坐在堂下。亭长刘邦认为沛县诸官吏也没什么了不起，就填上献礼为“贺钱一万”，其实根本就没带钱来。

吕后父亲知道后，本是带些怒气出来把他赶走，一见却大吃一惊，觉得刘邦将来定是个不凡人物，因此引入堂内就座。萧何告诉吕公，刘邦只会说大话，没什么成就。但吕公不以为然。刘邦坐在上宾座位后，就大声调侃其他沛县官吏。

宴会进行到一定时间后，吕公说，我很会看 面相 ，但是没看过像你这么相貌不凡的，我有个女儿(即吕雉)，希望你愿意接受她当你的糟糠妻。事后吕公的妻子吕媪很生气，说，你以前说你这个女儿很难得，一定要嫁个非常好的丈夫。沛县县令对你这么好，你还不肯嫁女儿，居然要把她嫁给刘邦吕公说，这不是你妇人家懂的事。还是把吕雉嫁给刘邦。

吕雉出嫁之时还有一个令她非常难办的问题：刘邦已经有了一个非婚生的儿子刘肥。不到20岁的吕雉嫁给了大她15岁的中年亭长刘邦，而且，这位亭长虽然没有正式结婚，却有了一位未婚生育的儿子(在刘邦发迹之前，吕雉对刘肥没有任何苛刻之举，这对一位丈夫长自己15岁的**来说，实属不易)。

吕雉早年称得上是贤惠的女人，初嫁给刘邦时，生活并不富裕，刘邦时常为了公务以及与朋友们周旋，三天两头不见人影。吕雉便亲率子女从事农桑针织，孝顺父母及养育儿女，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早年的刘邦常戴一顶自制的竹帽到处闲逛，骗吃骗喝，一次押解囚犯，因自己酒醉而使囚犯逃跑，自己也只好亡命芒砀山下的沼泽地区。吕雉除独立支撑家庭外，还不时长途跋涉，为丈夫送去衣物及食品。

后来，吕雉为刘邦生下一儿一女，即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元长公主。

吕后主要成就

政治

沿袭了“与民休息”之国策，行“无为而治”。

鼓励生产。如公元前191年，诏令郡国“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以免除徭役为优惠 措施 ，来鼓励农民从事生产，又“减田租，复十五税一”。

修改汉法。公元前187年，诏令“除三族罪，妖言令”;她还“减刑，颁布赎罪法”;制定“戍卒岁更”的制度;除挟书律。

提倡勤俭治国、严厉治理铺张浪费的风气等等。

经济

继续重农之国策，有步骤地放宽经商政策。刘邦统治后期，下达抑商法令，惩治不法商人，“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但打击面过大，挫伤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亦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惠帝、高后时期，虽亦有“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诏令，但朝廷还是“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解除了商人在经济上的重负及对商人的社会性歧视。

惠帝六年(前189年)，朝廷还“起长安西市”，使长安成为汉朝经济活动的中心，亦为长安后来成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奠定了基础。在高后二年(前186年)和六年(前182年)，朝廷又分别采取“行八铢钱”和“行五分钱”的措施，运用国家权力对货币经济进行管理调控，对稳定币值、平衡物价和促进商品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

外交

继续刘邦执政期间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太史公曰：“吕后为人刚毅”。执政期间，吕后遵循刘邦的政策，未对匈奴兴兵，而是采用了和亲的政策。

孝惠四年(前192年)，刚死去阏氏的冒顿单于遣使者送来一封言词极为不敬的国书给吕后，上面写道：“孤偾之君，……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吕后认为受到了奇耻大辱，“大怒”，欲出击匈奴。朝臣几乎众口一辞：出兵攻打匈奴。然唯有中郎将季布却指出：刘邦当年在与匈奴之战中最终未占得便宜，不得已采纳刘敬的和亲建议，来换取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今歌唫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亦即如今的汉朝军事势力依然不及匈奴，宜继续和亲为上。

最终，吕后听从了中郎将季布的意见，赠单于车马作为礼物之外，继续“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以和亲。单于笑纳之，致歉，并“因献马，遂和亲”。这样，汉匈之间及时避免了一场兵燹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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