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古籍的保护，促进对古籍的研究和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古籍的普查登记、保存修复和使用保护等行为，适用本办法。第三条　古籍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第四条　市、辖市（区）人民政府和镇江新区、高新区管委会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本区域内的古籍保护工作。

　　市、辖市（区）人民政府和镇江新区、高新区管委会文化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区域内的古籍保护工作。

　　教育、民族宗教、史志、档案等部门和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鼓励社会机构和个人参与古籍保护工作。第五条　市、辖市（区）人民政府和镇江新区、高新区管委会应当将古籍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市、辖市（区）人民政府和镇江新区、高新区管委会应当为古籍保护工作管理机构和国有古籍收藏单位提供必要的人员保障。古籍保护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古籍保护经费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挪用。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成立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对全市古籍保护工作进行评定、论证和专业指导。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明确古籍保护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全市古籍普查登记成果的汇总、古籍联合目录整理等工作，并向古籍收藏单位和个人提供古籍版本鉴定、保管、修复和使用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第八条　对古籍与古籍收藏单位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对列入各级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予以重点保护。对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江苏省古籍保护单位和所藏古籍被列入各级珍贵古籍名录的单位，予以重点扶持。第九条　市、辖市（区）人民政府和镇江新区、高新区管委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对有下列情形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

　　（一）长期从事古籍保护工作，成果显著的；

　　（二）将非国有古籍捐赠给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有古籍收藏单位的；

　　（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利用古籍从事公益性服务，成果显著的；

　　（四）在古籍保护科学技术方面有重要贡献的；

　　（五）在古籍面临严重危险时，为抢救古籍作出重要贡献的；

　　（六）在古籍保护领域作出其他重要贡献的。第二章　普查与登记第十条　辖市（区）人民政府和镇江新区、高新区管委会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内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

　　古籍收藏单位应当向所属辖市（区）人民政府或镇江新区、高新区管委会文化主管部门登记所藏古籍。鼓励收藏古籍的个人向所属辖市（区）人民政府或镇江新区、高新区管委会文化主管部门登记所藏古籍。第十一条　市、辖市（区）人民政府和镇江新区、高新区管委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对本区域内的古籍建立古籍保护档案。古籍保护档案应当包括各古籍收藏单位所保管古籍的书目、版本信息、保存状况，及古籍保护设施情况等。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市珍贵古籍名录。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名录申报工作，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对古籍收藏单位和个人申报的古籍进行评审，形成推荐书目，经公示后报送市人民政府公布。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古籍，凡列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的珍贵古籍名录的，应当收入市珍贵古籍名录。第三章　保存与修复第十三条　古籍收藏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配备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等设施，进行书库的建设与维护；

　　（二）建立古籍库房管理、古籍阅览等各项古籍管理制度；

　　（三）建立完备的古籍保护工作档案，包括古籍目录、接收档案和修复档案等；

　　国有古籍收藏单位应当配备专职的古籍保护人员。第十四条　国有古籍收藏单位，不得对所藏古籍实施赠予、出售、出租、担保等行为。第十五条　国有古籍收藏单位因科学研究、举办展览等原因需要将所藏古籍出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出借的古籍列入各级珍贵古籍名录的，还应当报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出借国有所藏古籍时，出借双方应当签订借用协议，明确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确保古籍不受损害。

郑振铎先生对中国古籍文化的贡献的故事

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后，为保护祖国文献不被掠夺，郑振铎与“文献同志保护会”的同仁一起，肩负起此重任。数年来，经他们之手“抢救”出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为保存中华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振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和出版家，1937年在日军攻占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以后，他又担负起了保存中华文献的重任，为国家“抢救”出大批珍本古籍，其功德无量。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后，许多文化人都离沪去了后方，但郑振铎没有走，他毅然留在上海。东南数省相继沦陷后，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散入上海旧书肆，不仅日寇和汉奸攫取抢购，更多的将会流到海外。郑振铎深感“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1]。最重要的是，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也在收书，并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为主体，居心叵测。就当时而言，可用做调查资源、研究地方情报及行军路线；从长远来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想到此，他忧心如焚，然而又没有“挽狂澜”之力。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不断传出，一些有失道德的书商也图谋乘乱发财，这使他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是时，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考古学家、版本鉴定家、收藏家张凤举四人，也因职位或任务关系留在那里。郑振铎和上述几位关心文献的人士，痛惜国宝散失，每日聚商挽救办法，最后决定立即行动起来，抢救文献。鉴于个人经济力量实在有限，而流散图籍甚多，于是由郑振铎发起，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抢救民族文献。

此前的两年中，郑振铎已经以个人之力担负起拯救中华文化典籍的重任，其中所获国宝《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2]”尽管如此，他毕竟势单力薄，深感力不从心。他曾说，“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不过他还是竭尽全力去做，“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无悔矣![3]”就表明了他的决心。

当时上海的形势甚为紧张，就在1月4日，郑振铎得何炳松等人电话告知，敌伪已列黑名单共14人，皆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负责人，将下毒手绑架，嘱防之。郑振铎被迫转移借宿他家，但他十分坚定，仍与诸先生为争取当局支持抢救文献之事而奔波。他曾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4]”

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复电，虽表示赞成“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但又说“惟值沪上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5]”重庆来电所述当是实情，但解决的办法似有“踢皮球”之嫌。不过，在郑振铎等的力争下，最终还是同意拨款抢救古籍。

几天后，何炳松登门告诉郑振铎，教育部已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沪，并告教育部下决心在沪抢救收购民族文献(后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前“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购书)。当时郑振铎正发高烧在家，闻讯大喜，立即又扶病奔走。经研究拟推张元济主持其事，但张老以年高而力辞不就，只好转推张咏霓、郑振铎等4人具体负责。数日后，几人再次碰头商谈购书事宜，认为以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所学校如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及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图书馆)的名义购书为宜。经过商讨，最后一致同意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表示“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6]”具体分工为：张凤举与郑振铎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张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郑振铎虽分工负责采访，但他生性积极，实际上所做的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

自这以后，郑振铎等便立即行动起来，开始了一场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说前二年郑振铎替国家收书是以个人的力量，自发的，出于“嗜书如命”的爱好，而这时“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以国家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的，体现了富有正义感的爱国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炽热情感。购书的目标，原则上以收购江南若干“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设法为国家购下。当郑振铎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藏书以及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书商们开始骚动了，这些藏家的收藏原本都是书商“逐鹿”的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如今遇到强劲对手，自知无力抗衡，也知道如此江南一带不会再有所获，于是他们便转移目标，常到郑振铎家里走走，并不时携带些好的书样。郑振铎望之心喜，和张咏霓、何炳松二先生商量后，也豪不犹豫地收留下来。

这样一来，书商们便一天天多起来，郑振铎的家门庭若市，“样本”堆了好几箱。他不时要和诸位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摞起来有一尺多高。那时，郑振铎已沉浸在收书之中，用他的话说，“我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7]”此话言之绰绰，因为郑振铎本人就是一位藏书家，他的最大嗜好就是去书肆“淘金”，数十年来，他搜集有许多珍本秘籍，如果不是这场战争，如果不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是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

从郑振铎致张咏霓的信中可看出，举凡当时珍本图籍从藏家散出的信息，以及收购、论价等工作，因何炳松、郑振铎同在暨南大学不时相会，大都两人先行商定，然后征得张咏霓同意后办理，即支付书款。从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前后不到两年时间，郑振铎为购书事宜致张咏霓的信就达二百七十封之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月写有二十一封信。信中除谈及购书之事外，时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从中可以看出郑振铎的拳拳报国之心。这里不妨摘录两段：

“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浙自必甚明了也!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8]”“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甚强，该做之事决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不逃避。”“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9]

郑振铎为收书，还专门刻了两枚图章。据他后来回忆，“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10]另一章殆为“书生本色”，用于立银行帐号。自“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之日起，郑振铎除在暨南大学授课外，所有课余时间都投入抢救工作。他整日接待书商，版本图籍一一鉴定论价，并常常为购书款的多少而与书商讨价还价，煞费苦心，正如他给张咏霓信中所说的“为公家购书，确较私人不易。我为自己购书，如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为公家购书，则反议价至酷。”每天收来之书，还要经他点查、登记、编目然后装箱运送。储藏本有专人，但他还要亲自检点。为了预防不测，对于重要的孤本珍本，还设法录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工作

相当繁重。郑振铎自接手这一工作后又恢复了往日的激情，天天可以见到那么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得以先睹为快，这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幸事。作为一个文化人，郑振铎何所求

为了动员所有爱国文人一起加入这极有意义的“抢救”工作，6月25日，郑振铎作《保卫民族文化运动》一文，号召爱国进步文化工作者“要在这最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编者在《编后记》感谢作者“在万忙中写的论文，他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

由于上海的形势日趋紧张，郑振铎害怕所收的图籍再得而复失，那将是多么令人伤心。他在给张咏霓信中曾指出：“现在此间环境日非，无人能担保‘安全’”，故在收书的同时，他将一些重要的图籍和史料重游影印出版，该丛书后定名为《玄览堂丛书》，这是后话了。

同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来沪。徐为国内著名文物、版本鉴定专家，除负有其他使命外，将留沪协助鉴定收购善本工作。

图书收购后，郑振铎还要忙于将“善本”分类、编目，“一年以来，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几皆不加闻问。”尽管工作相当艰苦，但郑振铎一想到得这么多的好书，一切都抛之脑后。他不无自豪地说，“我辈所得，有数大特色：一是抄校本多而精；二是史料多且较专；三是唐诗多且颇精。”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寇即派特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检查往来信件。当时，郑振铎发出的邮件很多，大都和抢救版本图籍有关，如果一旦被日寇查出，抢救古籍之事将功败垂成。恰好文友唐(著名文学家)为邮局邮务员，郑振铎通过他将购书印书的有关邮件寄到重庆及香港，以避免敌伪的检查。唐每天有机会在日寇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委托付邮的信件投入邮袋后封口，这样万无一失。由于有了他这条内线，其后到重庆和香港的邮件都是走的这条路并安全抵达。

1941年4月底，历经1年多的时间，郑振铎终于结束了图书的购置工作，随后开始编制“善本书目”。自6月，郑振铎就开始忙于装书、寄书。这也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随时都会遇到危险，他每天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干，一批接一批的寄。白天忙于此事，晚上还要编写书目，忙得不可开交。

7月24日，徐鸿宝携带着精品两大箱离沪，郑振铎去送行，回来后写信告张咏霓“再有半月，‘善目’中物，必可全部运毕。”后来他回忆说：“国际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鸿宝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整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徐鸿

宝抵港后，来电催郑振铎携第二批善本书去港。原本准备先行离沪的郑振铎由于手上事多未能完结而放心不下，遂决定暂不走，到8月初运书之事基本告竣。

由于资金有限，购书时慎之又慎，间有错失良机，使有些图籍未能得到，对此，郑振铎非常伤心。“心中至为愤懑”，“终夜彷徨，深觉未能尽责，对不住国家!”郑振铎就是这样一位极认真负责的人，希望所做工作能完美无缺，虽已尽力并足以自慰，但仍感美中不足。

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孤岛”最后沦陷。当日郑振铎一早就赶到暨南大学参加校务会，会上决议：“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大学关闭。”郑振铎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在10点30分见到日军车开来时，他“立刻挺直了身体，作出了立正的姿势，沉毅的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现在下课!’”。再现了当年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中的爱国情结。

从9日至16日，整整一个星期，郑振铎每天都在搬运自家的藏书。一部分运到另租的一处，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他动员全家一起上阵，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计帮忙，仅搬书就耗去了二千多元。

“一二·八”以后，郑振铎的“抢救”工作也随之停顿，一是因经济来源中断；二是敌伪无孔不入，决难允许象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存在；三是为了书籍个人安全，他也不得不离开家。12月16日，郑振铎被迫离家避难。他回忆道“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

从1940年春至1941年初冬，郑振铎等为国家收书，虽前后不过两年时间，却抢救、搜罗了不少重要文献，江南著名藏书家，包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赵氏旧山楼等所藏图书，凡有散出的大都归为国有，计珍本图籍三千八百余种，约一万八千余册，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虽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当时北平图书馆(现北京图书馆)编有《馆藏善本图书目录》四册，录有善本书仅三千九百种，而“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珍本图籍却相当于当年国家原藏之数，其成绩相当可观。

叶圣陶后来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对于郑振铎等为国家抢救文献，徐鸿宝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致蒋复璁信中说，“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寥寥数语，勾勒出郑振铎等人的一身正气。

当年“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珍本图籍，曾编有目录，现不知流向何处。全部图籍根据郑振铎致张咏霓书信及其他著录，大约可分三部分：

一、是“首先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之古书八十多种，由徐森玉先生运往香港，再由港空运至重庆，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

二、是明刊本、抄校本等典籍约三千二百余部，寄往香港许地山处并暂放在香港大学，原准备陆续再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批典籍为日寇劫去。日本投降后，蒋复璁亲往日本查访，因全书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章”，日方无法抵赖，故全部追回，共计107箱。国民党败退时将这批珍贵典籍全部运至台湾。

三、是其余部分，由何、郑二人分藏于几处地方，抗战胜利后，归入南京中央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大家，他的研究、他的译著、他的作品、他的办刊，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和敬佩的。但是，正如周一萍在“疾风劲草识良师”一文中写道：“我觉得，郑振铎同志最为可贵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郑振铎日记全编》是我们社的‘现代名人日记丛刊’中的一本，它在目前已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郑振铎日记中是收集最全的，全书有七十多万字，因此有很强的资料性。”张继红说。

作为文史大家，郑振铎著作译作颇丰。1998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20卷本、总计字数达950万字的《郑振铎全集》。“但全集不能算‘全’，因为有不少已发表的佚文、书简等尚未收入，还有大量未刊文稿及书信等尚未整理编入，其中就包括他存世的大半日记。”陈福康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陈福康在复旦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查阅、研究郑振铎日记。在研究郑振铎方面，陈福康著有《郑振铎年谱》、《郑振铎论》、《郑振铎传》等200万字的著作。由于郑振铎1958年去世后，他的日记转到了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陈福康就拿着郑振铎儿子郑尔康的介绍信，到北图查阅。

后来，陈福康请郑尔康用缩微胶卷把郑振铎日记拍摄下来，然后开始阅读和抄录。随后，他把郑振铎1943年至1948年的日记陆续整理了出来，发表在1989年至1991年的《出版史料》和《新文学史料》上。

后来，由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繁忙等原因，《郑振铎日记全编》的整理工作于2004年才完成。谈到《郑振铎全集》为什么没有收入1957、1958年的日记时，陈福康说，“出版全集的时候，这部分内容我还没有整理出来。”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出生，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文学史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文献学家、艺术史家、考古学家、编辑出版家和藏书家。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及阿富汗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

据悉，郑振铎生前曾有两种日记经他自己整理、取名、发表。一是《欧行散记》，这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为避难而游学国外的日记，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出版。郑振铎是1927年乘船离开上海的，《欧行散记》从这一天开始，历时仅三个多月。

他在出书时写的短序中说，“这半部日记，其实只是半部之半。还有四分之三的原稿，因为几次的搬家，不知散失到什么地方去，再不能找到。”另外一种是他生前整理发表的日记，名为《求书日录》，这是郑振铎在抗战中上海“孤岛”时期以他抢救古籍活动为主的日记。

从1945年11月1日在上海《大公报·文艺》上连载发表，该报发表了他从1940年1月4日至2月4日的日记后停止。陈福康认为，停止刊出是郑振铎自己要求的，原因是《大公报·文艺》不是每天都有，他嫌发表得太慢了。

但由于郑振铎随即投身到反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就无暇继续整理《求书日录》了。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11月，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大革命失败后，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1949年以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有《郑振铎文集》。

郑振铎(1898-1958)

作家，文学史家。

字西谛，笔名宾芬、郭源新。福建长乐人。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曾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与沈雁冰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世界文库》等。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所长。1954年任文化部副部长。

主要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

1958年10月18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纳什地区上空而遇难殉职。

郑振铎（18981219-19581018）， 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永嘉，1958年10月18日出国访问固飞机失事遇难。1918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专科学校。“五四”运动中，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声》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以后又参与成立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1921年从铁路专校毕业后到上海，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2年接替沈雁冰(茅盾)主编《小说月报》。1927年出游欧洲英法等国，1931年起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35年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一直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曾主管过图书馆工作，对文献收藏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烦注了心力，取得很大成绩，例如曾于1950年主持图书分类法座谈会，提出集体编制分类法的主张，为中国现代分类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郑振铎喜好藏书，收集图书不遗亲力。无论国内、国外，每到一地部尽力搜访。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已有藏书100多箱，计2万多册。其中大半在上海毁于战火。抗日战争前夕，他留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四处奔走，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珍贵文献。他藏书注重实用，为用而藏。所收偏重于文学著作，对诗经、楚辞、明清人文集、戏曲、弹词、宝卷、版画等图籍收集尤其齐备。经过几十年努力，藏书积至1。7万多种，近10万册。北京图书馆所编《西谛书目》可见其收藏概貌。他很重视版本考订，每收一书，必详读深究，并撰写题跋。所写题跋六部分已收入《劫中得书记》(1956)和《西谛书话》(1983)。他还亲自编写书目，有《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1937)、《西谛所藏散曲目录》(1937)，以及《西谛所藏弹词目录》、《清代文集目录》(均未刊)等。他还收藏有大量书目及目录学著作，仅北京图书馆普通线装书库一处就收有他的书目500多种。在他去世后，其全部藏书已由家属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应当得到很好保护。

中国的古籍在历史上迭经水火兵燹等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受到破坏甚至毁灭，现在的古籍与中华民族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典籍相比已经是万不存一，所以保护古籍就显得更为重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同样适用于古籍。然而，由于保存条件不善，古籍遭受虫蠹鼠啮、霉蚀烬毁、酸化老化等原因形成破损，有的甚至变成无法翻阅的“书砖”或严重虫蛀、絮化古籍。竭尽全力保护抢救古籍，千方百计地保证古籍安全，已成为当前一项急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