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深受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他自己学识渊博，擅长诗词，并常常以“稽古右文”标榜自己。他利用百余年来奠定的雄厚的经济基础，开展了大规模的搜求整理文献和编纂书籍的活动，其中有一部大型的综合性丛书，把历代官府主持修书的活动推向了最高峰，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就是《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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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历代帝王以“武功”定天下后又多以“文治”坐江山，即所谓的文治武功兼具。而标榜“文治”，以彰显国富民强的重要手段就是招揽天下文才，搜集典籍，编纂图书，如唐代有《艺文类聚》，宋代有《太平御览》，明代有《永乐大典》等等，都是规模宏大的书目类图书，足以炫耀当朝统治的强盛，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到了清代，康熙和雍正两朝皇帝也都在此下过大工夫，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以天下文治武功第一人自居，更不惜动用全国的物力和财力，召集当时一流的学者和专门的人才，立志要编纂一部囊括古往今来所有著述的大书。乾隆从小受圣祖康熙皇帝的影响，倡导儒家文化，重视程朱理学，而要讲明儒学，推崇理学，首先就要遍览经史书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早在乾隆六年（公元1741），乾隆皇帝就发下一道谕旨，要各地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书籍，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再次发布谕旨，命直隶督抚采访、购买遗书。此后，访购遗书、整理文献、编纂书籍的活动就声势高涨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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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乾隆皇帝只是让地方官吏探访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类书籍，但对编一部什么样的书还没有完整的设想。

此时，安徽学政朱筠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搜访和校录书籍的四点建议：一、征求汉唐以来，特别是辽宋金元四代的价值较高、极少传世的旧本、抄本，由政府出面购买，誊录副本后，将原本给还；二、对内府藏书进行一次普查，编出目录并公布，以便各地献书时参考，并特别提出应对前明的《永乐大典》进行整理，从中辑录独立成书的著作；三、对具有文献价值的金石、图谱等也应列入搜集范围；四、吸收历代编书经验，在征集大量书籍的基础上还应对所收之书进行校勘，并分门别类写出提要。乾隆皇帝十分重视这份奏折，当即交给大学土刘统勋等商议，翰林院的官员们认为朱筠的建议可行，随后又商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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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亲自为这部书题名为《四库全书》，还设立了专门的“四库全书馆”，作为负责编纂这部大书的特别机构。所谓“四库”来源于我国古代对文献的分类方法。早在西晋时，古人就开始将书籍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主要是孔子、孟子讲授的学问以及后人对孔孟之学的研究的书籍；“史”，包括了各类历史、地理著作；“子”，是指诸子百家的著作和百科知识方面的著作；“集”则包括了各类文学著作和作家的文集。到唐代，集贤书院等皇家图书馆就按这四种分类法，设置书库，贮藏图书，名“四库书”。乾隆御赐《四库全书》的书名，就是表示该书将世间所有部类书籍收集殆尽的意思。

按照朱筠提出的编纂方针，翰林院首先对宫内收藏的《永乐大典》进行了核查，结果令人吃惊，这部煌煌巨著已经散失很多，其中收录的很多珍稀图书也一时很难找到了。为此，乾隆首先督促查访《永乐大典》的佚本，命令官员们不论谁有该书的刊本都必须尽快上缴，而对于已经进入书肆（书店）的，各地官员收买后上缴京城。为了加快访求遗书的进度，乾隆又下旨，命各地督抚在半年的限期内必须完成访书的事宜，同时警告各地私人藏书家将所藏书籍赶紧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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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清初的文字狱，很多藏书家担心受到株连，不敢将藏书献出，而且还担心自家世代传承下来的一些珍本被征之后不得归还，所以搜集图书的进程一开始进展得很不顺利。为此，乾隆皇帝又连发谕旨，申明不会因访求书籍中的瑕疵而罪及藏书人，并保证所有献出的文献一经辑录完成立刻发还。经办官员和藏书家们的疑虑打消了，各地献书也出现高潮，其中献书最多的就是江浙两省，而这些所征之书，构成了《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

通过对皇宫、官家、民间各种途径的搜集，去掉重复的，最终大约有15000种图书汇集到四库全书馆。书籍收集上来了，但如此空前规模的编修和审订，还需要大量的人力。乾隆在四库全书馆内设置正总裁16人，副总裁10人，分别从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挑选，负责总管馆内事务；之下设立总阅官15人，总纂官3人，总校官1人，缮书处总校官4人，分别负责管理不同职责的分机构；在各机构下，还有具体办事官员，分工负责校勘、编辑、刊刻、装订、整理等事务，总共任命负责的官员达360人，校对和抄写的人员有3800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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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这部书的质量，乾隆皇帝网罗天下人才，如纪昀、陆锡熊等被乾隆任命为总纂官，而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学有专长、造诣颇深的学者，有经学家、校勘学家、史学家、算学家、古文学家等，四库全书馆可谓鸿儒硕学荟萃一堂，他们以自己的专长和学识在各自的职务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总纂官纪昀，他把《四库全书》中每一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编写了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乾隆帝本人也对各篇《提要》和部分原书亲自加以审查，保证了该书的编纂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经过10年的努力，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编修完成，在编修的过程中还编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等副产品，作为工具或目录，方便了对《四库全书》的查阅和利用。此后3年内，又缮写了3份复本。这四部书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和盛京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号称北四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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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江浙地区文人会聚，为了方便他们就近阅读，乾隆皇帝又命将《四库全书》再缮写3份，分别藏于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行宫的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此外，翰林院中还收藏了一份《四库全书》原本，供翰林学子们抄阅。由于抄写完成的时间先后不同，期间又有抽补等情况，所以各地所藏《四库全书》中收录的书籍数目不同，成书的卷册数也不同，仅文津阁所藏一部共收书3503种，79337卷。而七部书共缮写了1600万页，共计60多亿字，动用缮写人员达3800多人。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所动用的物力、财力、人力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一个经济基础雄厚，又长期安定的环境，这项亘古未有的巨著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四库全书》几乎收集了古往今来所有知识领域的文献，它的编纂无疑对保存古代典籍、传播历史文化、推动学术研究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编书的过程中，同时对大量书籍进行了查禁、篡改甚至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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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达3000多种书籍遭到收缴禁毁，将近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余的书籍，又分作应抄、应刻、应存三类。应抄是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是清廷提倡的著作，除抄入《四库全书》外，另外用木活字版印刷；而应存是认为没有价值的著作，仅录存书名。归进应抄的图书，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凡书中有对清朝统治者不利字句的文字，严重的整段删除，轻微的则篡改原文，就连宋代人指责辽国金国、明朝人批评元朝的话，都属于触犯禁忌。这样一来，很多古书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意。所以，《四库全书》是清代官修的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它同时寓禁于修，被学人们称为是一部“功魁祸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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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非常重要，乾隆要动用四千余人进行编修才来得及制作。

《四库全书》非常重要，它的文献价值独一无二。

《四库全书》的范围超级广，包括了、史、哲、理、工、农、医等等，简直是当时的文化的一种总结。虽然这本书请示了西方科技方面的知识，把儒家经典放在了首位，但是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修书的时候有些书籍已经是孤本或者已经失传很久，如果没有这本书，可能直接消失在历史当中。并且因为这次修书带来的经验，给后来的整理古籍书本提供了经验，也提升了印刷技术。

《四库全书》到现在真是历经了沧桑，多份抄本还在战火当中被毁掉了一部分，还好康熙特地手抄了7部，分开收藏在各个地方。《四库全书》是跟字典一样的巨作，它横空出世，收取了精华部分，让我们得以触摸到文化的博大精深，有机会吸收先人的智慧。它几乎囊括了古代那个时候的所有图书，省了我们现在多少的力气。

乾隆要动用四千余人进行编修才来得及制作，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此举。

这本书囊括了3000多种书，在当时的印刷技术下，还需要多人同时抄写。乾隆非常重视文化的发展，他编写《康熙字典》、《大清会典》、《全唐诗》之后才发现这些还深深不够。有康熙的那么多成就在，他也希望自己能有辉煌的历史。刚开始只是无意识地收集图书自行查看，在多次编辑经验以后他发现可以弄个更大的。因此他自行主持纪昀等学者同时编写，这么大的工程，需要调用的人越来越多，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早点完成这件大事。

编写完毕还需要抄写，总是需要人手的。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古籍馆共收录古籍60387种，689761032个字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编纂过程毁书则更多。“四库”之名，是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

　　1773年）二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瑢负责,任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三千八百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征收准则以阐明性学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为优先，族谱、尺牍、屏障、寿言、唱酬诗文等等则不在考虑之列。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当时乾隆还规定，凡从坊肆来的，应该付给一定的费用；若是家藏图书，则装裱印刷；如未曾刊刻，则抄本存留。这些书筛选后按“着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着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