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报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4-0099-04 >从中国第一位报学研究者戈公振先生开始至今，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载。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的，一个角度侧重于从唐代报纸本身的考证入手，探讨古代报纸的起源、形态、名称等具体问题。其代表人物有方汉奇、姚福申、张国刚等，他们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直至80年代，先后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另一个角度重在研究唐代新闻传播的全貌。以李彬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传播学理论的渗透下，把研究领域拓宽到唐代传播活动的各个层面，甚至开始了唐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文将以这两个研究角度为线索对各家观点进行综述。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及形态  >(一)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讨 >1．古代报纸源于何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古代报纸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古代报纸究竟出现于何时，新闻史学家说法不一，有说、汉朝说、唐代说。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者，他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关于“邸报”起源的论断，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研究者，也影响了国外的学者。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由于珍贵史料的发现，及学者们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分析，促使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大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人们对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究大都聚焦在了唐代。1982年方汉奇先生的《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以坚实的功力、翔实的考证和完善的论述，提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应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古老之报纸的论点”，表明“中国开始有邸报的时间，不会晚于唐代”。黄卓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指出：“根据目前能够发现的史料，说明中国的原始形态报纸应始见于唐代。”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也明确的指出“邸报”产生于晚唐。 >唐代近300年间，古代报纸具体出现在哪一时段不同学者对此问题也存在着分歧。唐人孙樵《经纬集》卷三的《读开元杂报》对研究唐代报纸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是“对原始形态的报纸叙述得最详细和最具体的”，据此认为中国原始形态的报纸始于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杨立新《中国古代报纸起始于何时(淳化阁帖)中的“状”和“状报”考》称“我国有史可考的古代报纸出现的时间上限，可追溯到年间，即公元627-649年，比《开元杂报》约提前了100年。”圈方汉奇先生把唐归义军“进奏院状”考证为最早的古代报纸，他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时间就是唐僖宗年间，即公元873-888年。 >在唐代说成为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热点时，2004年，陈力丹先生在《当代传播》发表《发现“府报”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800年》，文章以张涛对我国西北居延、敦煌一带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多年考证、研究为依据，把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再次提前到西汉。其实张涛于1998年撰写的《西汉末年已经有了报纸》一文就曾引起学术界的兴趣，2001年他在《论西汉“木简报”》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国古代成制度的官方新闻传播，起始时期不应再是较晚的唐代，而应定位在较早的西汉，即提前约1300年”。 >以上研究者在佐证报纸起源时，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力图寻找“第一份”报纸，用报纸实物的“铁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是从已发现的文字史料的名称、文书的性质方面着手，加上从古代文献中考证“报”、“报状”、“杂报”、“条报”，以至于“邸报”等词出现的时间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与上述研究方法不同，李彬提出：“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指认最早的一份邸报，不如先辨别出邸报起源处那一片嘈嘈切切错杂弹的‘低沉的嗡嗡声’，辨别出与之连带的历史条件和文明背景。”他把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更多的从孕育新闻传播的社会土壤来考察。于是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虽说正式的邸报源于唐代说目前恐怕还难于成立，但我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创生却可以‘歼元杂报’为标志。无论从历史科学还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它都昭示着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飞跃，彰显着一种从混沌到清朗的转折。” >2．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探讨。在古代报纸起源的研究中，“进奏院状”的性质是学术界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简单说来，这一争论就是：“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 >1982年方汉奇先生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中说：“我的看法是，唐代已经有邸报，新发现的这份‘进奏院状’就是当时的邸报。”并在《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中得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已经具有一定的报纸的作用，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的结论。这一具有冲击力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对“进奏院状”为“邸报”之始这一观点，张国刚先生以《“邸报”并非古代报纸》一文拉开了质疑的序幕。他认为“进奏院状”不是“报纸”，而是“文书”。1986年6月，在《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一文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唐代进奏院状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从实物还是记载，都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官府公文，与报纸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江向东也持有近似的观点，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是进奏官向藩镇长官发送的一份报告，“根本找不出其他证据说明这种报告已经发展成一种超出官文书范畴的文献类型”。 >1988年吴廷俊发表《从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原件看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对“进奏院状”的性质又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具有情报性质，因为它“只对个人抄送，以藩镇个人为唯一读者，并且带有相当的机密性”。李彬则认为：“将状报视为报纸和将状报视为公文，都有失偏颇。深究起来，双方其实在强调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状报脱胎于官文书一脉，因遗传关系而明显地带有公文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传递信息、报道‘新闻’的关系，状报又具备‘新闻纸’的若干内在性质，显示出某种报业萌芽的苗头。”他认为唐代进奏院状报在新闻传播史上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新闻信。针对李彬的观点，颐提出“无论是进奏院状或邸吏状之类，都不能与十五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那种通过向专人订购的方式交流商业、航海等信息的新闻信相比，前者属 内部文报系统活动，后者是

  面向社会的信息交流。”对唐进奏院状的性质，他不同意李彬的观点，他认为“从内容(通报与职守相关的情况)和活动形式(主要报送上级)看，它距官文书很近而去新闻信甚远。” 

对于“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的争论，方汉奇先生做了进一步阐释：“以‘敦煌邸报’为代表的唐代进奏院状，是一种和后来的邸报相类似的新闻传播工具。它以传报朝廷方面的信息为主要内容．由地方一级军政单位在首都的派驻机构向下传发，因而带有一定的官方性质，但并不是中央 统一审定发布的正式官报。它保留了不少官文书的痕迹，但并不等于官文书。它具有某种报纸的性质，如广泛采集新闻，先于官文书传布消息等等，但在定期、公开发行等方面，还不完全具备正规报纸的要素，因而，只能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不论学者持有何种观点，考证“进奏院状”的性质势必要研究唐代藩镇制度的发展、进奏院作用和职能以及进奏院状报的内容和特点。 >(二)关于唐代报纸名称的探讨 >对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古代报纸名称众多。唐代报纸的名称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通过古籍考证，在唐代并没有出现“邸报”这一词语，历来被我们称为“邸报”的封建官报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报名，文献中对它的称呼有：“进奏院状报”、“进奏院状”、“上都留后状”、“留邸状报”、“邸吏报状”、“邸吏状”、“报状”、“报”、“杂报”、“朝报”。方汉奇先生认为：“所有这些，称呼虽然不同，但指的是同一事物，即都是由进奏官转发至地方的原始状态报纸。其性质接近于后来的邸报。”有学者则指出众多古代报纸名称的所指是有区别的。黄卓明先生认为“报状”由朝廷直接发布，是“原始形态报纸的概称”，“应具有唐王朝中央 公报性质”。他还说明“‘报状’经由藩镇自行抄传就形成了唐代‘进奏院状报’”姚福申先生专门解释了“朝报”，他认为“朝报”是唐宋时代朝廷逐日发布的一种新闻简报，“唐代首创朝报”，“可能是‘飞奏’的继续”。 >(三)关于唐代报纸是否印刷问题的探讨 >学术界也曾经对唐朝出现的原始形态报纸是否印刷的问题进行争议，特别是针对“开元杂报”。此争议源于清末明初的版本学家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近有汀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页，云是唐人雕本”。戈公振先生首先接受了这一观点，在《中国报学史》中说“开元杂报”是现存的堪称“奇珍”的两本“唐刻”之一。之后，曾虚白先生在《中国新闻史》中断言：“开元杂报”就是雕版印刷的报纸。向达先生最先提出质疑：“‘开元杂报’虽有边线界栏，而墨印漫漶，不甚可辨，乌能必其即为刊印即为唐本”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梦溪笔谈》中“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和对《中国雕版源流考》中那段话的考证，对“开元杂报”是印刷品的说法予以否定。黄卓明先生说：“不仅唐代如此，而且自唐以后长期停留于手写传抄状态，这又是中国古代报纸的一个特点。”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从“开元杂报”名称的由来、唐代书籍装帧以及雕版印刷成本三个方面非常详尽地论证了唐代不存在印刷的报纸。 >二、唐代新闻传播的全面探讨 >(一)丰富精彩的唐代传播活动 >“邸报”作为新闻史从无序进入有序的标志，在众多同样具有新闻传播属性的信息传播方式中尤为抢眼，使得研究者们较少地涉及唐代其它传播形式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位学者陆续展开了探讨。其中，姚福申先生发表了《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和《唐代新闻传播形式》两篇颇具开创性的文章。文章以介绍露布、诏令、条报、朝报、进奏官报、进奏院状、观察史牒等为主，较全面地梳理了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整体上展示了其面貌与特征。李彬在《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中，把研究唐代新闻传播方式的视野拓宽到官方系统中的常规及非常规的新闻传播方式上。他指出唐代不仅有报状、露布、檄书、烽燧、榜文、注记、起居录等主要官方新闻传播方式，还有花样翻新的竹筒传书、木鹅传表和信鸽传信等非常规方式。他把整个唐代的传播活动划分为三个系统，即官方传播、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分别把三个系统中的主要代表进奏院状报、笔记小说和讲唱活动视为原始媒介，进而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影响因素。“官方的邸吏状、文人的笔记小说和民间的讲唱形式互相融汇，便凸显为早期新闻史的生命脉动。”李彬先生把它们联系起来一同观照唐代社会丰富精彩的传播图景，使新闻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史学领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李异平和陶第迁发表了《论唐代的对外传播》一文，首次论及唐代的跨文化传播。2004年刘凤梅提出：可以把“民间艺人以口头进行人际传播的方式说书，视为一种娱乐传播。” >(二)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研究进奏院和进奏官 >进奏院状报和进奏院、进奏官间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准确地勾勒出进奏院状报的生产机构和生产者的面目，才能更好地辨析进奏院状报的性质。 >唐史专家瞿蜕园先生曾对进奏院的职能做出精练的概括：“唐代藩镇均于京师置进奏院，以进奏官任呈递公文、探报消息之责，有似明、清督抚所派驻京之提塘官，但进奏院初名留后院，以大将主之，得以入见皇帝陈述事件，非提塘官之为低级武弁可比。”方汉奇先生进一步阐明：“(进奏院)既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 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甚至有学者还把进奏院视为“诸如三省、枢密院、四方馆之类的新的秘书机构”。他们认为进奏官通过“在京师以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收集本地方和朝廷及其他地方的有关情报，”来加强本地方与中央的联系。 >西谚有云：“记者一半是记者，一半是侦探。”与之相较，进奏官不无相似。类比，李彬给进奏官以记者的判断。 >(三)传播网络中的传驿系统 >纵观史学界、传播学界对中国古代驿站与邮驿系统的研究，可发现唐代邸报的传播与当时完备、发达的邮驿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我们在传播生态环境中研究唐代的传播活动就不能不去考察唐代的邮驿系统。 >“邮是传递信件的机构，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邮亭，由专人骑马送信。驿是驿站，备有驿马，专供传递员交通工具和住宿，也同样接待过路官员。”早在“战国时即已出现邮驿，汉代各地专设有邮亭供传递文书，唐朝在前朝基础上增设水驿。”“据《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唐开元年间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86所。陆驿大约30里一设，边陲地区驿所间隔则长一些。”可见，至唐已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传播网络。此外，为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唐代还出现了“快速报告的表章，由‘飞驿’传送，叫做‘飞表奏事’”。 >唐代的邮驿系统为中央控制，是正式的官方信息流通的主动脉。在《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中提到唐代邮驿兼管接待过路官员(包括进奏官)、接送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播渠道对社会的开放程度，促成了各类信息在藩镇与进奏官间的传递，甚至信息在全社会范围的流通。 >至此，对于唐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脉络已经比较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有学者在为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寻找强有力的实物证据，有学者在力争弄清史事的来龙去脉，有学者展开了质疑的论战，也有学者在“纷纭驳杂的历史表象上驰骋其智慧的灵思。”我们何不也把视野放宽些，把唐朝邸报的研究置于传播生态系统中，全面考察传播的五个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以及传播效果。

山水喜相逢，发源于秦岭的嘉陵江一路向南，进入四川境内后蜿蜒前行，突然转了一个180°的弯，将一块U型冲积州环抱于胸，而源自“华夏祖脉”昆仑山的大巴山余脉蟠龙山系自北蜿蜒匍匐而至，又恰好停在这块土地的北方，一座城池临水靠山建于州上历经千年沧桑，有情有义的秀丽山水赋予了这个城市延续千年的地名，也成就了它“阆苑仙葩”的美誉——这个城市，叫做阆中。

阆中古城全景

阆中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北宋《太平寰宇记》中载：“阆中，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资治通鉴》中形容阆中：“阆水迂曲，经其三面，县居其中，取以名之。”正如古籍中对其地名来历所述，阆中古城山围四面，水绕三方，山水呈蟠龙蜿蜒之势，活灵活现、腾挪欲飞，城市则藏风聚气、得水为安。

“大笑古城·2018阆中曲艺葩”之“大闹古城”星乐游，邀请著名网络作家青子打卡风水好运路线。在几日体验行程中，青子实地走访了白塔、天宫院、大佛寺、五龙、状元洞、中天楼、世界风水文化博览城等景区：登高俯瞰阆中山水城宏阔器局、探秘阆中风水人物志、信步阆中古城感受“天心十道”城市街巷格局、走进阆中世界风水文化博览城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传承，体验到了阆中得天独厚的风水文化。

青子俯瞰阆中古城

第一日  登高纵览

观宝地器局宏阔气象非凡

驱车攀上位于阆中城东嘉陵江对岸的东山之巅，站在白塔观景台边登临远眺，整个阆中城山川形势收入眼底：“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这个时候才能理解阆中何以能堪“阆苑仙境”、“风水宝地”的美誉。

“昆仑圃阆风苑，有玉楼十二，玄室九层，右瑶池，左翠水，环以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飙车羽轮不可到，王母所居也。”这段话出自东晋时著名道教学者、炼丹家、医学家葛洪所著《神仙传》，其中描述的地方，叫做“阆风苑”，亦称“阆苑”，是传说中昆仑山之巅，西王母的宫阙居所。

在中国古人心中，这“阆苑”二字，非寻常地界能担得起，那是玉楼星峙、缥缈蓬莱、神仙居住的地方。普通人肉眼凡胎，只能遥想，若是人间也有这样的钟灵福地，那必是星辰璀璨、山川殊秀之地。

青子在白塔观景台边远眺

在青子的书中，写过不少引人入胜的仙灵异境，其中瓦石楼台山川草木，尽管在历史地理间也是有迹可循，却毕竟虚空幻地，需要靠作者构思编排一番。然而这阆中城，对于他而言，却仿佛天造地设一般。

站在东山之巅俯瞰阆中，近山苍翠、远山层叠，嘉陵江水如玉带环腰，阆中城建在江畔的U型冲积州上，楼房街衢密密排布，临江一隅那片鳞次栉比的古老民居便是阆中古城所在，见此青子由衷感叹，如同仙人对弈棋盘落子，阆中山水城各自安放于灵心独运之处，恰成一盘天然的风水棋局。

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

为了小说取材，青子亦曾涉猎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地理学说，所谓“龙、穴、砂、水、向”的“地理五诀”，在阆中天然完美齐备。

具体说来，源自“华夏祖脉”昆仑山的大巴山余脉蟠龙山系为阆中之“来龙”，于城北形成天然屏障，为靠山；嘉陵江南岸的锦屏山，与城对景，为案山；加之东西左右几侧的白塔山、大像山等“砂山”（环绕的群山）卫护，形成了后接“来龙”、前照“案山”、左中右三面“砂山”环拱护卫，黄华山“朝山”（远山）苍翠层叠的——“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伏”的宏阔器局。

更难得的是，汹涌的嘉陵江在城北玉台山沙溪场数条支流汇聚，群山护卫之下，偎城抱廓，绕古城三面，形成了巨大的“U”型环带，天然形成了“丽水成垣”和“金城环抱”的风水绝胜之地，令人不禁感叹，神仙住所也不过如此吧！

丽水成垣，金城环抱

人有不世出的奇才，自然山水中亦有世间难逢的宝地，所谓藏风聚气、得水为上，若非亲眼得见，哪知还有此等灵秀胜地，站在东山山顶，风吹过时耳边送来山巅屹立白塔檐上的风铃声，仿佛云中传来的仙家轻语，“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此刻，李太白诗中的逍遥幻境如在目前。

第二日  访幽窥秘

探古城山水有灵奇人奇事

相传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天象突现奇异，有人密奏长安西南出现“王气”，唐太宗李世民忧惧江山不稳，遂命当时的火山令（唐代负责预测吉凶、勘察风水地脉之官）袁天罡前去“步王气”、“断龙脉”。袁天罡奉命前往，行至广元朝天驿，登高南望，远远望见阆中方向瑞气缭绕，祥云升腾，似有“王气”之象，于是风尘仆仆赶至阆中古城，登临锦屏山，只见阆中城北蟠龙山，山顶瑞气盘旋，彩霞满天，山上山下绿树成荫，生机盎然，不禁惊诧“王气”原来在此！于是，袁天罡向阆州知府传达圣意，阆州各县派遣民役，于蟠龙山开山凿石，斩断“龙颈”，断了“龙脉”。

这是阆中流传已久袁天罡“断龙脉”的故事，“龙脉”所断之处叫锯山垭，在阆中至今仍有遗迹处。“断龙脉”的故事极富神秘色彩，在青子看来，这也是阆中独具魅力的地方,“对于写故事的人来说，阆中文化底蕴深厚，有良多的有趣有料的传闻逸事，这里就像一个尚未开采的宝矿，甚至不用多虚构什么，将采编的素材写进书中便很是精彩了！”

青子在阆中采编素材

阆中城向南29公里，坐落有一处幽秘古迹，叫做天宫院，是袁天罡、李淳风奉旨到阆中“步王气”、“断龙脉”后，为阆中神奇的山川、神秘的风水所吸引、定居阆中从事天象、风水地理研究时所建。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千年时光弹指一挥间，如今的天宫院，已经成了每个来到阆中的游人，了解此地深厚风水地理文化的必到景区之一。

青子在阆中采编素材

清晨，朝日东升，天宫院外的罗盘广场六十四卦象鼓沐浴在晨光之中，几名小童绕着广场中心那把可以转动的龙凤转天椅嬉戏打闹，银铃般咯咯的笑声更显出天宫院院落古朴宁静。

青子一行步入天宫院院门，青苔映阶绿，只见李淳风和袁天罡的塑像供奉在院落正殿，殿上匾额书“天人合一”，显示出此地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和道家渊源，一阵风过，庭中古槐落英扑扑簌簌，令人顿生悠远惬意之感，也许是感受到了大师气场吧，呼吸也变得均匀绵长。

青子步入天宫院

天宫院的东西两厢房，分别是介绍中国传统风水地理文化、八卦易经学说，以及袁天罡、李淳风两位风水传奇人物生平经历的展厅，在这里，有一份关于袁天罡的出生来历资料。

袁天罡、李淳风塑像

据传，袁天罡原名袁天纲，原是隋文帝杨坚的儿子，因皇后独孤氏杀其母，被抱给了袁家扶养，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风水相术大师，后成为唐朝开国军师之一。贞观初年奉旨入蜀后，袁天罡隐居阆中，在古城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的重新规划，现存阆中古城城址即保持了当时规划中九横九纵的格局。

第三日  信步闲谈

叹人生气运浮沉一心之间

相比于如今动辄酒吧商铺、鼓乐喧天的其它古城景区，走在阆中古城街巷，难得能觅到一份真称得上古城遗风的朴素和安稳，路口参天蔽日犹如一柄巨伞的黄桷树、脚下厚重沧桑的青石板道、空气中飘荡着千年前就有的保宁醋香，城中街巷与远山相对、放眼望去有青山作对景，古城格局仍是千年前的样子，城中如今仍有数万原住民在此安居乐业。

静谧的古城街道

阆中古城现有格局是定于唐代，唐武德及贞观年间，高祖李渊的公子鲁王李灵夔和腾王李元婴先后被分封阆州，二王仿造长安城，兼以袁天罡和李淳风的风水理论为指导，造宫苑、建五城十二楼，誉之“阆苑”。

中国古代“崇方”、“尚中”，所以城中心位置的建造和安排是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在阆中古城几何中心、城中东西南北主干道的交会处有一座“中天楼”，乃阆中城正穴，城内街巷以此为轴心呈“天心十道”向四面八方次第展开，所谓“城中飞阁连危亭，处处轩窗对锦屏”，中天楼选址时的考究还在于，它是阆中古城四围东西走向山脉和南北走向山脉最高点在天空中交汇处映射到地面的位置，登上楼顶，视野开阔，古城的风水格局尽收眼底。

唐宋格局，明清风貌

得益于古人造城时对风水地理的考量，阆中古城中现有90余条古街巷和上百座古宅院，都是背山面水。东西街道多而长，南北街道少而短，既满足了良好的朝向，又使建筑高低错落，层次丰富，视野开阔，通风良好。

也许城市的气韵和人的气韵相通，钟灵毓秀之地必出人杰，西汉著名天文学家落下闳、宋代兄弟状元陈尧咨、陈尧叟等都出自阆中，风水大师袁天罡、李淳风更是对阆中情有独钟，不仅隐居于此研习风水，二人死后，分别葬在了今阆中市天宫乡的观稼山和五里台。

山水格局，宝地天成

“逛过千年古城阆中，遍访过阆中风水人物志，对人生运势也会有所感悟。”坐在城中茶室内，青子感叹，人的一生气运沉浮无非在一心之间：人生于世天赋才能受赐于天各有不同，就看能不能被发现遇知音同时自己努力把握。正如阆中古城山水格局宝地天成，但是也需要遇到懂它的知音，将这些自然优势发挥殆尽，才终成千年名城。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