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凭地名，一般无法辨别行政级别，这些都需要个人记忆，别无他法。除少数地名本身带有行政级别外(如荆州)，其他的诸如县、郡、州、省、道等在古代一般是要加后缀的，如阳谷县，如果不加后缀亦可，和现代差不多。总之需要个人知识积累，没什么规律。希望能解答你的疑惑，谢谢！

盐水女神的浪漫与巫山神女有不少相似之处,世谓:赤帝女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为神女。关于她的传说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她曾授《黄绫宝卷》助大禹劈山开峡,排积水、除恶龙,化作神女峰保行船平安。巫山神女曾与楚之“先王”梦中幽会并自荐枕席。有趣的是在表现浪漫情感方面,她与盐水女神颇为相似: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高唐赋》)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刘向《世本》)

以上传说有两个相似之处:一是“云雨”,二是“爱情”。就前者而言,“朝云暮雨”与“天地晦冥”都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长江三峡与清江同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空气湿度较大,年降水量偏高,植被茂盛,易形成相似的多云多雨气候特征。而这种朝云暮雨、变幻无常的气候现象对该流域人们在宗教、文学、美学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大致相同的影响。而就“爱情”看,巫山神女的“自荐枕席”,盐水女神的“暮辄来取宿”又体现了该地区远古母系社会的恋爱自由传统,这与男权统治下的婚姻相比较,无疑充满浪漫气息。而“浪漫爱情”与“云雨意象”的交融更令人神往。于是,“巫山云雨”便被人们用来形容男欢女爱。而宋玉的“阳台一梦”也成了经典佳句。有学者还特别将两者作了以下比较:人物——廪君与盐神,楚王与神女;地点——盐阳,巫山之阳台;爱情——暮辄来取宿,愿荐枕席;功利——土地物产,抚君苗裔;变化——昼为飞虫,昼为云雨。……

其实,盐水女神“暮辄来取宿”的说法不仅折射了母系氏族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反映了峡区人大胆、丰富、自由的想象力。而长阳地区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也为此做了佐证:正当廪君率巴人乘土船溯江开拓,“忽然,前面的大山中流出一股白花花的水来,顺水浮来一个妹子。她让向王尝那白水,向王第一次吃到了咸味,觉得很好。原来这妹子是盐水女神,她和向王成亲了”。 笔者已在前面指出,廪君与盐神矛盾的焦点应在由谁掌握盐阳“鱼盐”的权力上,盐神以委屈求全的方式寄希望于采用和亲来达到共治的目的。但她的奉献(从财产到肉体)却为自己招来了杀生之祸,这看似不合情理,但却在情理之中。问题的核心在于,代表新兴父权力量的廪君务相要的是全部。事实上,随着金属时代的到来,因男性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日益强大的他们需要以财产与实力来重新划定社会地位,不再满足于狭窄的生存空间、贫瘠的生活与不合时宜的女权统治。于是颠覆性的革命 便不可避免地要在整个地球上发生,只是时间、方式和程度上的不同而已。于是,我们读到了“廪君不许”的字眼,而目的也十分明白:“我当为君,求廪地,不能止也。”这势必激化双方的矛盾。盐水神女上演了武力“挽留”一幕,使廪君一行七昼夜不辨东西,但最终的结果仍是“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朗”。“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父权胜利了。对传说中廪君谋杀盐神的描述,笔者倾向于从文学性上去理解,它加深了这出悲剧的力度。峡区的文化除了浪漫也极富悲剧性,峡区生存的艰辛培育了当地居民坚毅的性格,但恶劣环境却往往注定了他们努力的最终失败,这就决定了其命运本质上的悲剧性,特别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更是如此。然而,这失败也是十分美丽的,它体现了人类的顽强。盐神死了,爱和温情乃至抗争都无法遏制务相对权力的欲望,这就是盐神的悲剧,这或许也是务相情感上的悲剧,但他毕竟强夺了母系部族的神权。女神的部下也成了巴族的一部分,最终的胜利者当是前进中的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廪君杀死了盐神,可从古至今,当地人反而视其为老祖公,称盐神为“德济娘娘”,并将两人供奉在同一座向王庙里。“向王天子旁塑女像,俗称德济娘娘,始于盐水女神。”(清道光《长阳县志》)“传说廪君(向王)治水得‘盐水女神’相助,后世追思德泽,尊神女为‘德济娘娘’,与向王一起配享人间烟火。”[4]这至少表明盐神后代对这段事实婚姻的认可。至今在长阳盐池一带,还有《老祖公与盐水女子成婚》的传说:“老祖公来到盐池,见山里裂开一条缝,流出盐水,水上还有一位美貌女子。后来这个女子与老祖公结了婚,从此人丁兴旺,子孙繁衍。”[14]这种双重敬仰也体现在土家人的日常生活中:“农历六月六日,是向王天子遇难之日。每逢这天淸晨,八百里淸江上的船只及放排人,在船 头摆设祭宴,杀公鸡母鸡各一只,煮熟后,由驾长把一只整公鸡供在船头,一只整母鸡供在船尾,……其意思是:向王天子在船头,德济娘娘在船尾,以示前后都有神灵保驾,四季安康。”

人们纪念盐神,将佷山顶上的一块岩石称为“盐女岩”,“传说是盐水女神化身”[9]。他们称盐池对面的山为“凤凰山”,说当向王数箭并发时,“只见飞虫中一只最大的摇身一变,成为一只凤凰飞走了,落在对面的山头上。……这凤凰原来就是盐水女神所变,后来,人们称此山为凤凰山,还在山顶修起了寺庙一座,供有女神像名曰‘女神’。”[15]民族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融合、壮大的过程,这其中必然也包含着血与火。巴民族的兴旺毕竟为盐神的后代带来了利益,于是他们重新演绎了廪君与盐神的故事,将干戈化为了玉帛。只是由于后人的健忘,那个为捍卫他们利益而死去的盐神才真正地死了,这是母系氏族与盐女个人的双重悲剧;然而,又由于后人对美好未来的希冀,一个新的盐神诞生了,是她和廪君相亲相爱,繁衍、兴旺了一代又一代盐水人,这样的解释似更加符合他们所理解的本民族来源。 廪君的活动在古藉中到夷城为止,但对其死于何处、如何死的未作交代。而在香炉石一带却至今流传着务相死而化虎大同小异的故事。较多的说法廪君是淹死的:他住在夷城依山傍河的一个岩洞内,经常以土船渡人过河。一天,山洪暴发渡船被冲翻,他救起众人而船却被冲到约一里远的回水沱(巴王沱)内,向王游去救船,被大浪卷进旋涡。人们在资丘滩头(向王滩),找到他的尸体。“……人们在夷城后面山包上选好了地方,正准备将向王安埋,忽而向王化为一只白虎,随着一团白雾升向天空。后人称向王化为白虎的地方为白虎陇,这个地名一直沿袭至今。”也有传说是老死的,“一些年过去了,廪君成了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人,不久便去世了。附近姓覃的人把他装在船棺里,抬到登星岭的岩上悬葬,这个老人突然变成了一只大白虎,从棺材里出来。一阵旋风卷来,白虎飘飘荡荡升到天上去了。”

不同之处,前者谓其鞠躬尽瘁,后者说他寿终正寝;而相同之处均为“化作白虎”——成仙了。虎为兽中之王,也是方位神,廪君死而化虎反映了巴人对他的尊崇。他们甚至还指认了向王升天的“白虎陇”,“在县西二百三十里。其廪君死,精魂化为白虎,故巴人以白虎饮人血,遂以人祀”。据载,仅“明清间,县境先后建有向王庙44座”。而民国时的向王庙也地址明确:“一在县西百二十里资丘,一在县西关外,一在县西六十里都镇(湾)。”

人们还以各种方式纪念向王。“每天六月初六这天(向王子遇难日),驾船的、放排的,都要到向王庙前,放鞭炮,一面祭祀,一面祈求向王天子保佑航行平安。”“凡经过伴峡、渔峡口、巴王沱、向王滩、向王庙等处都要放鞭炮致祭,既表示不忘向王开发清江功德,又借以求向王保佑航行中的安全。”[15]而对白虎的崇拜,更以多种形式传承下来。唐人樊绰记曰:“巴人踏啼……伐鼓以祭祀,叫啸以兴哀,故人号‘巴歌’曰‘踏啼’。”此即巴人祭祖场面。

今天的土家族已经被认定为巴人的后代,在他们的传统文化“跳丧”动作中,“就有‘虎抱头’、‘猛虎下山’等动作”。“……最为壮观的是‘猛虎下山’,舞者跳着跳着,忽然鼓点一变,对舞中的一人猛然跳跃腾空,一掀舞伴,两人躬身逼视,忽见击掌撞肘,前纵后跃,一跃一扑,模仿猛虎扑食的动作,口里还发出一阵阵啸声。”此外,从战国到秦汉,以虎钮錞于为特征的巴人青铜文化亦可谓盛极一时。出土的虎钮錞于广布于湘、鄂、渝、黔毗邻区域。笔者以为,结合清江、巫巴山地的多虎环境,结合土家人虎文化的传承,以及虎钮錞于在古代巴国出土地点的分布,或许我们能够大致把握廪君一支白虎巴人后代的去向。白虎巴人大概是沿清江而下,经宜都入长江再上溯,经沿途各地而至重庆建都的。理由至少有两方面:一是他们在丛山峻岭中穿行离不开交通工具“土船”,此点已由长江沿线的船棺葬和大量的发掘材料所证实;二是对于白虎的信仰我们在清江中游及以下沿线乃至长江三峡地区均可见到。而白虎巴人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故事还得从廪君驾“土船”出武落钟离山,及其与盐水女神那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交往讲起。

广东的历史久远，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大省，素有“南海明珠”之称珠江三角洲正处于广东境内。如今，“珠三角”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正携手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比肩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

广东因宋朝的广南东路而得名 。“广”指广信（今广西梧州万秀区），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粤国，完成南中国归汉的统一大业，置广信县，属苍梧郡，意即“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广信也成为了岭南的首府。

唐初 设岭南道，后分为岭南东道、岭南西道，广东属岭南东道，道治设在广州。

宋朝 地方行政制度分路、州、县三级，在岭南设广南路，后分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广南东路治所在广州，广南西路治所在桂林，现今的广东省境包括广南东路14州和广南西路境内的7州，共61县。

元朝 地方行政制度分省、路、府（州、军）、县四级，另有道，是省以下、路府之上的承转机构。今广东省境分为广东道和海北海南道。广东道道治在广州。

明朝 洪武二年（1369年），改广东道为广东等处行中书省，并将海北海南道改隶广东，广东成为明朝的十三行省之一。此时称为“广东行省”。

清朝 承袭明制，地方行政机关分省、道、府、县4级，但将明朝时期的布政使司正式改称为省。“广东省”名称正式使用。

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人对南方沿海一带的众多部族，常统称为“越”，这些古越部族众多，故谓之为“百越”。这些越族部落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等众多越族支系。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属于南越地区，秦末时，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南越国。

先秦古籍献中，“越”即“粤”，古代“粤”、“越”通用。后来，“越”与“粤”区分，“越”指吴越，即浙江一代，“粤”指岭南地区，或称“南粤”。直至民国以后，以“粤”字作广东省简称。新中国成立后对各省进行简称命名时，广东也选用了更具历史意义的“粤”字作为简称。

找了些，最后一句看不太懂，你看一下，

● 偑

fēng ㄈㄥˉ

◎ 古地名。

康熙字典

子集中人字部 偑

广韵方戎切，音风。地名。

zdicnet 汉 典 网

严格讲，很难界定“民国疑古学派”这个概念。只能说，民国初年开始，有若干学者参与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如何辨别真伪的讨论，后来有人称这一讨论为“疑古运动”，而参与者就往往被称为“疑古派”了。

前后参与这一讨论的人主要有——胡适、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王国维、傅斯年、郭沫若、缪凤林、冯友兰、钱穆、范文澜、俞平伯、周作人、魏建功、钟敬文、朱自清、游国恩、杨宽、高亨、容庚、唐兰、马叙伦、童书业、吕思勉、罗根泽、陈梦家等近百人。

这一讨论，主要集中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迅速投入到了民族救亡运动之中。相关讨论虽未完全停止，但规模和热度，都大大降低了。

怎么评价这一讨论呢？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这一讨论，是以上世纪初“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具体来说，通过讨论，也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史学和方法论成果。

顾颉刚、胡适、钱玄同，是上述讨论的发起人

顾颉刚，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一个经学氛围浓厚的家庭。但从少年时代，就被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熏染。

顾诵坤

他在《古史辨一册自序》中说：“这时候，正是国内革新运动勃发的时候，要开学校，要放足，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代。我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

民国五年（1916年），顾颉刚以第五名成绩被北大录取，入“文科中国哲学门”读本科，这是后来北大哲学系的前身。

民国九年（1920年）毕业时，胡适将其留校，并作为自己学术助手。

当年，胡适在写作《红楼梦考证》时，得到顾颉刚不小协助。11月，胡与顾讨论，办一本《辨伪丛刊》，对古籍特别是“群经”的辨伪展开讨论。这就是后来《古史辨》的最初由来，也是后来声势浩大讨论的缘起。

民国十一年（1922年），顾颉刚因祖母病重请长假回苏州。此时，商务印书馆约他编纂《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他在准备资料时，发现了相传两千年的中国古史中存在若干问题。他说：“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这期间，顾颉刚与钱玄同有过多次相关讨论的通信。后由钱玄同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刘掞藜、胡堇二人撰文驳斥钱顾，这是古史大讨论的真正展开。

顾颉刚所谓“疑古”的思想来源及主要观点

顾颉刚进入北大后，深受校长蔡元培提倡的学术自由思想影响，同时也受到陈独秀宣传的新思想以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影响。

但是最直接的，来自两个方面。

郑樵

顾颉刚民国十二年（1923年）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他发现，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比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通过古籍来看历史，很可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例如，我们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诵坤

顾颉刚认为，判别古史可信与否亦即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是：

第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他认为，古代民族，“原是各有各的始祖”。“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第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他考证，《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甲骨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没有邦国种族的名目，可知商朝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镇压四方之国，比商朝进了一步，然而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统一寰宇之计。……“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作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第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他认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他们所说的史固决不是信史，但他们有如是的想象，有如是的祭祀，却不能不说为有信史的可能。”“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第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他说，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好的意思。“自从战国时一班政治家出来，要依托了古王去压服今王，极カ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业真是高到极顶，好到极处。”“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