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14701128—1559328），原名壁（或作璧），字徵明，明代杰出画家、书法家、道家、文学家。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徵仲。

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汉族，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因官至翰林待诏，私谥贞献先生，故称“文待诏”、“文贞献”。

为人谦和而耿介，宁王朱宸濠因仰慕他的贤德而聘请他，文徵明托病不前往。正德末年因为岁贡生荐试吏部，授翰林待诏。他不事权贵，尤不肯为藩王、中官作画，任官不久便辞官归乡。留有《甫田集》。

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

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扩展资料：

文徽明作品介绍：

1、《西苑诗十首》

文徵明行草书的代表作之一，原件为藏经纸，乌丝栏，《西苑诗》是文徵明 56岁在京任翰林院待诏时所作，共七律10首，描述宫城西以太液池为中心的御苑（即今中南海和北海）景色。

此卷书于嘉靖甲寅（1554年）六月十日，距成诗时隔 30年，是年文徵明已85岁。此卷行草书用笔苍劲流畅，风姿端整秀雅，是其晚年杰作之一。卷后有清王澍题跋，并有“庆邸鉴赏书画之章”等藏印多方。

2、《绿荫草堂图》

该画为立轴，纸本设色，纵805厘米，横29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图绘山中村落之景，于崇山环抱中见开阔。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上除作者自书两题外，尚有蔡羽、王宠、陆师道诸家题记。

——文徽明

一、历史上关于对屈原评价问题的争议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

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怀南王 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二、我的看法：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纵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永远为后人所惋惜。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成功了。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及其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影响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从《离骚》看屈原的人格和艺术精神分类：

屈原，一个大家都熟知的名字。还有《离骚》，一部出自屈原之手的不朽的著作。汨罗吞噬了屈原，埋葬了屈原，那里成了屈原最后的归宿，但汨罗没有吞噬屈原的《离骚》，以及通过《离骚》所传达出来的屈原人格和艺术精神等等许多东西，这也就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不同价值之所在。

《离骚》是屈原所有著作中最突出的一本，一直是作为屈原的代表作而存在着、被传送着，但细细思考一下，为什么偏偏是《离骚》享此地位，而不是《天问》或者《九章》？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离骚》的内容，其关于屈原一切人格、精神等的更丰富、更全面的阐释，这丰富与全面的特征是其他几部著作所不可及的。

谈到屈原的人格，谈他的艺术精神，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什么是人格？什么是艺术精神？

先看人格，人格（也可称个性）在心理学中指包括人的品德、能力、性格、价值观、需要、兴趣等在内的使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稳定的心理特征。这是心理学上的阐释，在社会生活中，人格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是个人的尊严、名誉、价值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公民人格平等，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与此同时，我们经常用人格来指称道德品质，比如说“人格低下”、“人格崇高”等等。这些都是人格在现代社会被人加以的定义，那么在屈原那个时代，虽然心理学没有被提升到一个学科的地位，人们对它的认识可以用“知之甚少”来形容，但关于心理描述的词语是一直就有的，因此我们这里说屈原的人格及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可以参照现代心理学对人格的理解的。从屈原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看，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难以统一的，因此其社会生活中的人格是说不通的。但是，心理学毕竟只是个参照，而道德品质的解读是由来已久的，所以，我们这里谈屈原的人格，主要还是从道德品质的角度，当然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解释，也应该是包括现代心理学意义上关于人格的理解的。

再看艺术精神。艺术是形式的，但不是空壳子似的那样的形式，而是有意义的形式，也就是说形式里蕴含了意义，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艺术是抽象的，那么艺术的形式就必然要以形象来填充。它来自人的心灵，人为万物之灵，就因为人有心灵，就因为人类的心灵能创造出形式，创造形式就是“人的心灵为自然立法”。那么艺术精神，也就来源于人们对待艺术形式的态度和看法了。中国人倾向于实用，因此在中国圣人看来：“艺术”则是一种治术。但艺术精神的内涵是相同的，都是对艺术形式的态度和看法，只是这个艺术形式的内容构成有所差异而已。

了解了人格和艺术精神的基本内涵，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看一看屈原的人格和艺术精神了。

按照心理学和道德的理解，我们对人格的理解应该从品德、能力、性格、价值观、需要、兴趣这么几个基本方面开始。

谈到屈原，我们首先看到对他的评价是“爱国主义伟大诗人”，确实，屈原是爱国的。在《离骚》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屈原的“美政”思想，“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才是美政，这是与腐朽的贵族统治观念格格不入的，所以遭遇很多挫折是必然的，所以也有人将《离骚》说成是屈原发泄不满，发泄满腹牢骚的一个媒介。其实，这些愤怒或者是抱怨之词，都不过是不足挂齿之词，真正的含义，应该像鲁迅对于旧社会中国民众的评价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遗憾。而遗憾和抱怨是绝对不同的两种态度和看法，屈原的爱国情怀决定了他不可能对什么抱有怨恨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屡次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而最后将自己馈赠给汨罗江。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这一切，就像是信仰，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动摇的。

我们对于屈原的评价不仅仅是个诗人，还是个政治家。的确，屈原最为一个政治家，我们绝对是有充足的理由说明其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的：认识到楚国既有争雄天下的潜力、又存在被秦国吞灭的危险。这样的远见是那些奸佞小人所不曾预见到的，我们之所以肯定说那些小人没有预见到，是因为如果他们预见到，肯定也会直承谏言的，在屈原预见到这一历史性的结局时，局势还是光明的，并非后来不可逆转情况下那些小人选择卖国。而我们称之为小人的原因也并不是说他一定卖国，谁都不天生是个卖国贼，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小肚鸡肠，没有容人之度，以及尸位素餐的行为。然而，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不一定就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为什么纪晓岚可以在有和绅这样的大贪官而且拥有一派人脉的奸佞里长存，而且发挥其在政治上的才能，安百姓，治天下呢？一个真正有政治才能的政治家应该是远见卓识与手段兼备的人，或许这样失去了个性，失去了原则性，但无疑，历史证明，没有手段的政治家不能长久，不能长久就意味着他政治抱负的不完全实施，以及奸佞之人的猖獗横行。而有手段的政治家呢？在野之时，既压制了奸佞，又施展了自己的远见卓识，或许这远见卓识实施的比较慢，但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亦可“积跬步至千里”。这是中庸的方法，但绝对是权衡利弊下最好的办法。由此可见，屈原的人生结束于汨罗一定意义上也就说明了其政治能力的不足。

屈原是个有性格的人，他明确自己的目标，明明白白的了解自己的需要，在“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指引下，他坚持自己的个性，坚持做一棵“香草”，放弃一切也不会和奸佞小人同流合污，所谓“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虽九死其犹未变兮”。这种高洁的品质是难求的，这种坚持的精神亦是十分难得的。但是，纵观屈原的《离骚》，对于屈原的性格，还有个不是特别深刻的感觉，那就是自恋，贯穿前后的无数香草，是屈原引以自比的媒介。屈原的时代已经消逝很多年，我们也无法亲历去考证。但是香草的美誉传承至今，香草般的性格是完美的性格，屈原一再的将自己比作香草，是否有自恋的嫌疑呢？不过是也不要紧，人无完人，这样的小缺陷，怎么也抹杀不了屈子几千年来在中华儿女心目中的美好印象。

关于屈原的艺术精神，我们先看看庄子的艺术精神，庄子理想的精神境界具有真实性，它实际上是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在庄子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围、哀乐之情都是人的生活中的客观存在，摆脱由此产生的精神纷扰，形成一种宁静的心理环境，应该说是对这一人生情境的真实的反映和理智的态度。我们说中国人是实用主义，在庄子那里是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但是我们知道，庄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同样是纷纷扰扰，太平盛世是难以企及的。那么，庄子为什么在理想的生存环境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依旧快乐的生存呢？那时因为这里的生存环境已经扩大了，不仅仅指我们周围的涉及我们生存的环境，还有我们的心理环境。类似于在现实无法满足的条件下，我们选择心灵上的自我安慰与满足，但又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自我安慰与满足，而是一种内心的安宁，无欲无求，是一种得道的境界。屈原没有向庄子那样选择乱世中快乐的生存，是因为他有欲有求，他希望国家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当然，这“欲求”不是私人的，而且是我们所提倡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所期盼的。但是却正是这个“欲求”，屈原丧生于汨罗，而庄子逍遥长寿。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庄子那样无欲无求而带来的理想生活境界，但是之所以说它是理想的生活境界，是因为它确实太难实现了。除非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变成“庄子”，否则，这个社会就永远会被“理想”修饰。而且，进一步说，我们都是社会人，我们的生命也好，人生也罢，都牵扯着社会，因此，如果让我在屈原的艺术精神和庄子的艺术精神中选择，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屈原的艺术精神：一种为了公共的社会事业而奋斗的欲求，并且甘愿为此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对于屈原的评价，有完美论者，贬低论者以及异化论者，总之是五花八门，都有所欠缺，正确的应该是折中论者，中庸不偏激，然而却也的确是最完善的理解和解读了。

　　一、历史上关于对屈原评价问题的争议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

　　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怀南王 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二、我的看法：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纵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永远为后人所惋惜。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成功了。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及其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影响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