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有：

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但是编纂《四库全书》时，清朝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有违碍字句的古籍。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四库全书》存书3475部，79070卷;存目销毁（仅仅存了个书名而被销毁的书）：6766部，93556卷;不曾存目即被销毁得几乎没有踪迹的书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即使存下来的书其中大多数内容也是被抽毁，删改了的，书的原貌和真实内容已是面目全非了。由此可见，乾隆修《四库全书》销毁的书比保存的书要多得多。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巨大的灾难！

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凋零”。编纂《四库全书》对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次变相的浩劫。

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又称《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编。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以老满文书写，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糟旧，字迹漫漶不清。

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谟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抄录七份：《无圈点字档》（草本）、《加圈点字档》（草本），《无圈点字档》（内阁本）、《加圈点字档》（内阁本），《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还有《加圈点字档》（上书房本）。《无圈点老档》原本40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对保护满洲文字起了巨大作用。

乾隆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本、汉文本）等。

《御制五体清文鉴》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

乾隆重视京师文化，体现在：一是编绘《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敕撰《日下旧闻考》，共160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做了载述。

清朝入关前，就在满人当中发明了一种使用比较广泛、比较规范的文字--满文。吴三桂引清入关，清朝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却没有使满文推行开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没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做基础。

满族人的祖先是关外游牧部落的女真人，首领完颜阿骨打为了便于管理和发展文化、教育，发明了一种文字，就是“前满文”。到了17世纪，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各个部落，建立了金朝，他也成为金太祖。

他借鉴了汉字和契丹文字，对满文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和改进，使其逐渐规范起来。由此可见，相对于厚重的汉字历史，满文发展历史是很短暂的，没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做基础，在汉人为主的清朝想得到发展是很难做到的。

二、没有强大的使用群体做支撑。

清朝入关时，全国汉人总人口达到七八千万左右，而清朝总人口却只有三十多万，人口相差很悬殊。少数群体在一个庞大的群体中推行发展他们的语言，影响力是微乎其微。即使汉人有学习满文的想法，但是没有足够的满人来教学也是空谈。

政府成立学堂宣扬满文化也未尝不可，但是对于刚入关的清朝来说，没有足够的经济作为后盾，加之清朝的根基没有扎稳，各地反清复明的势力严重威胁着清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也不敢强迫汉人学满语。再者绝大多数的汉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愿意接受外来事物，从内心排斥学满文的。可见一种语言的使用是需要群体的支撑，否则难以流传和推行。

三，统治者的统治需要。

清朝皇帝顺治从小接触汉文，喜欢读汉书，感受到了汉文化的强大魅力。进驻中原后，基本上所有的古籍专著，都是用汉字记载的，所学的满文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而他的丞相范文程是一个饱读经书，学富五车的汉人，在他的影响下，皇帝也更加喜欢汉文化。另外，为了稳定大局，牢固统治，朝廷对满文化没有硬性推行，而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没有后盾和力度，自然就没有推行开来。

大藏经的完全中文翻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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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是汇集佛教一切经典成为一部全书的总称。古时也叫作「一切经」，又略称「藏经」。其内容主要是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为「三藏经」，分别称为经藏、律藏和论藏。经是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是佛为他的信徒制定的日常生活所应遵守的规则；论是佛弟子们为阐明经的理论的著述。「藏」有容纳收藏的意义。

佛教三藏的分类，起源很早。相传佛灭不久，他的弟子们为了永久保存佛所说的教法，开始进行了遗教的结集，即通过会议的方式，把佛说的话加以统一固定下来。佛教的经藏是经过几次结集（编纂）会议才形成的。

在佛教传世二千五百年间，经典的流传大体上经过了背诵、书写、印刷三个时代。印度民族是惯于记忆的。他们最初结集三藏时，只是通过问答的形式，把佛所说的教法编成简短的语句，以便佛弟子们能够共同背诵而已。其后才有书写流传的作法。

我国现存汉译大藏经，是自后汉（公元一世纪）以来，直接和间接从印度和西域各国输入的写在贝叶（贝多罗树叶）上的各种佛经原典翻译过来的。自汉至隋唐，都靠写本流传。到了晚唐（九世纪时）才有佛经的刻本。现存唐咸通九年（868）王玠所刻的《金刚经》便是世界上一本最古的，并附有美丽版画的印刷佛经。

由于佛经的翻译越来越多，晋宋以后就产生了许多经录，记载历代佛经译本的卷数、译者、重译和异译等。在现存许多经录之中，以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最为精详。该书著录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经五千零四十八卷，并用梁周嗣兴撰的《千字文》编号，每字一函（又称一帙），每函约收佛经十卷。《千字文》自「天」字至「英」字，共四百八十字，每字一函，合四百八十函。历代刻藏，相沿不改，使汉文大藏经的规模基本定型。

大藏经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佛教及有关文化的一部大丛书。在大藏经里面，保存着现在印度久已失传的许多佛教经典，也包括了中国学者对于佛教原理所作的创造性的阐释。大藏经不仅是佛教徒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也是一般学者研究古代东方文化非常重要的资料。

此外，在西藏地区,自唐宋以来，由梵文和汉文译成藏文的经典，也经过整理汇编成为西藏文大藏经。其中佛说的经律称为「甘珠尔」；佛弟子及祖师的著作称为「丹珠尔」。自元以至近代分别在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奈塘，甘肃的卓尼，四川的德格，北京，都有过多次刻本。西藏文大藏经的内容约十分之八是汉文藏经中所没有的，特别是密教部分。清代还将西藏文佛典译为蒙文、满文，刻成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这种藏经流传稀少，甚为名贵。

在云南傣族地区流传着的上座部佛教，其佛经是用巴利文写的小乘三藏。一般还是用书写的方式流传，国内还没有刻印过巴利文大藏经。

变文宝卷

唐代寺院中盛行一种「俗讲」、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说：「当时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有海岸、礼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有文溆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溆最有名。」赵璘《因话录》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仿其声调，以为歌曲。」段文节《乐府杂录》说：「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卢氏杂说》（《太平广记》卷二○四引）里曾说：「唐文宗采文溆讲声为曲子，号『文溆子』。」可见俗讲是用说唱体的俗讲话本，叫做「变文」；其自己编写的说唱文字以演绎经中义理的，叫做「讲经文」。至于将经中故事绘成图画的，叫做「变相」。讲唱变文或讲经文，也叫作「转」。「转变」时也可展开「变相」，使听者易于了解，更受感动。敦煌写经中的《降魔变文》，叙舍利弗降六师的故事，其卷子背后即画有舍利弗与劳度差斗圣的变相（此卷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每段图画都和变文相应。其后逐渐发展，俗讲中也采纳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舜子变》、《伍子胥变》、《王昭君变》等。更后则此等俗讲不限于俗讲法师，而民间艺人也可以唱变文了。《全唐诗》载唐未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说：「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这就说明当时已有妇女用变相、变文合起来清唱王昭君故事的事实了。

变文的唱词，一般是七言为主而间杂以三言，也有少数间杂五言或六言的。说词是散文白话，也有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来描述人情、形容物态的。如《降魔变》、《维摩经变》等，文采极为圆熟纯炼，流利生动。往往从数十字经文而渲染夸张成为千数百字，其体制的宏伟，描述的活泼，词藻的绚丽，想像的丰富，诚可为俗文学中的杰作。其中不少的作品包含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目莲变文》显出伟大的母子之爱，而描写地狱的恐怖，正是以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这些作品在当时达到了鼓舞人民同黑暗现实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讲唱变文或讲经文，既是说唱体制，唱时似乎有音乐伴唱。变文唱词中往往注有「平」、「侧」、「断」等字，可能是指唱时用平调、侧调或断调而言。变文也有只是散文体，有说无唱的，这大概不须音乐为伴了。

自宋真宗时（998一1020）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其后这些变文的作品便逐渐失传了。直到1900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唐人写经，变文才发现出来。现在《敦煌变文集》汇集敦煌经卷中所存的变文七十八篇，是研究变文的丰富资料。

在宋代讲唱变文既被禁止，同时禅宗又特别兴盛，由于群众对于这一文字的爱好，于是僧人讲唱便以另一形态出现于瓦子的讲说场中。这时有所谓「谈经」的，有所谓「说诨」的，有所谓「说参请」的。吴自敏《梦梁录》卷二十说：「谈经老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事，又有说诨经者。」周密《武林旧事·诸色技艺人》条记：「说经、诨经，长啸和尚以下十七人」。所谓「谈经」等，当然是讲唱变文的发展。可惜宋代这些作品今巳失传，难以详考了。

再后便由谈经、诨经发展成为「宝卷」。也可以说「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现在通行的宝卷中以《香山宝卷》为最古，是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普明禅师作。但是宋时谈经是否即以宝卷为话本，还难以确定。此外有《销释真空宝卷》是讲说《金刚经》的；《目莲救母出地狱升天宝卷》，显然是《目莲变文》的发展。这两种现存有元明人抄本，可见作品是很早的。然而宝卷文学却远不如唐时变文文学的恢宏绚烂。特别是明末会道门利用宝卷作为宣传工具，于是宝卷的内容就更加低落。降至清代，一般宝卷都是宣传封建迷信，内容既极为庸俗，文字也无足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