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典古籍浩如烟海，为什么要先读《史记》？

首先，《史记》是所有典籍中，口碑最佳、流传最广、故事最精彩、含义最丰富的，所以它是首选之一。

其次，不论古今《史记》都是知识分子或有教养的人的必读之书，更是培养领袖人才的重要典籍。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其内容总述自黄帝至汉武帝数千年之史事，几乎是贯穿了先秦乃至西汉的所有重要典籍，读《史记》就等于把先秦的精华读了一遍。

《史记》在中国史学上占有崇高地位。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从哪篇学起呢？

《史记》有一百三十篇，讲课的老师通常从哪一篇讲起，就代表了讲课者对《史记》这部书的认知。老师对《史记》的定位不同，讲解的顺序自然不同。

如果把《史记》当文学和故事看，通常会挑文词优美、故事精彩的，于是有很多人就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开始讲起；如果把《史记》当成历史看，有的人就会从头开始讲，从《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讲起；我们这门课是把《史记》当成经典名著来讲，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作者到底要在这本书表达什么？

如果把史记当成经典名著来看，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第一篇必然讲自序，自序在一本书中占具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帮助读者简单明了的知道作者要讲什么。

（清）章学诚 对于序解释得很到位，他说： 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 一本书的序是既有述又有作，“述”是因袭前人的部分，“作”是作者创新的部分。另外对于史书和史料不同，史学家都会对史料有所取舍，去取之间能看出一个史学家的功力，他会把去取的原则写在书中。从这个观点和角度看《太史公自序七十》是一篇非常成功的自序。所以要了解《史记》就一定要先读《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还有哪些价值？

它除了在《史记》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外，它的文字在中国国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过去被前人推崇为三大名序（《太史公自序》、《说文解字序》、《文献通考序》）之一，三大名序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就是《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所以我们读《史记》从《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读起，不管是这篇序本身的文学价值来说，还是对读懂《史记》的意义来说，它都占有非常重要且无可取代的地位。

《史记》这本古籍记录了从上古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大约三千年时间里所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所以除了黄帝勤政爱民，秦始皇统一天下这些事情之外《史记》还记载了刘邦、项羽楚汉争霸，汉景帝平“七国之乱”、创“文景之治”等历史故事。

其中就黄帝来说，他是上古时期华夏部落的首领，他的相关事迹被写于《史记》的首篇《五帝本纪》之中。根据《史记》的相关记载可知，黄帝于乱世之中“治五气，蓺[yì]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最后成功统一天下。黄帝在位期间十分勤政爱民，因为衣裳、舟车以及文书等物皆是起源于黄帝统治时期，所以黄帝一直被后世尊为“华夏始祖”。在《五帝本纪》这一篇幅之中除了黄帝的故事之外，它还记录了颛顼、帝喾、尧、舜这四人的故事。

有关于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故事则是收录于《史记》的卷六《秦始皇本纪》之中。在先于《秦始皇本纪》的卷五《秦本纪》这一篇幅里，司马迁向世人讲述了秦这个诸侯国一路的兴衰变化。因为秦国发展至秦王嬴政时期时迎来了质的飞跃，所以司马迁特地另起篇幅写了《秦始皇本纪》。在这一篇幅里司马迁记录了秦始皇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此外这一部分还记载了秦二世的相关事迹。

众所周知，秦始皇所建立的秦朝并不持久，秦二世登基之后秦朝统治便日渐式微。秦末时期民间爆发农民起义，不久之后项羽与刘邦开始上演“楚汉争霸”。其中有关于项羽的事迹主要记载于《项羽本纪》之中，而刘邦的事迹则主要收录于《高祖本纪》。在“楚汉争霸”这场争夺战中刘邦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最后他还建立了西汉王朝。所以《高祖本纪》这一篇幅除了囊括楚汉之争时期的事迹，同时也包括了刘邦建立西汉之后的统治经历。

继《高祖本纪》之后本纪部分还有《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以及《孝武本纪》这四部分内容。其中《吕太后本纪》主要是有关刘邦之妻吕雉的事迹，《孝文本纪》则是关于汉文帝的生平经历。汉文帝与《孝景本纪》的主人公汉景帝共同创造了西汉盛世“文景之治”。而汉景帝除了开创“文景之治”之外，他在位期间还曾平定“七国之乱”。

　　忆古思今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作为通读了史记的人回答这个问题的话，绝对是可靠的。

从三个方面试着解开了史记的“谱”。

1权威性

先理解司马迁的家人怎么样？

祖先是重黎氏，从帝舜到夏、商、西周，世世代代掌管着天文地理。

周宣王时，重黎氏失去官守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代代掌管周史。

周惠王和周襄王的时候，司马离开了周都，到达了晋国。然后开始分散到各地。

司马迁的祖先错在秦国，辅佐秦惠王平定巴蜀。司马的错孙司马溥成是白起的部将，一起参加长平之战，和后白起一起被授予死于杜邮。司马靳的孙司马昌是秦始皇时代担任铸铁器的官员。

后来大秦灭亡后，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无泽是汉市长，司马无泽的儿子司马喜封了五大夫。司马喜之子司马作为汉太史公，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从司马迁家族的历史来说，历史官的祖先周朝跨越了汉朝。即使没有史官的祖先，也可以说是侍奉战国时代的主人公秦国的战略集团，作为证人参加了大秦兴亡的历史。

基于这一点的想法，至少上述时期的历史是确实的。

2精度

 

如科学实验那样，准确度与采样数据的准确度有关。正确的数据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司马迁是怎么收集资料的？

太史公的任务之一是管理国家的藏书。像老子一样。这是周朝的藏书史。当然，司马迁可以随时查阅必要的历史资料。例如，有人争论陈胜所说的过期令是否正确，其实萧何进入咸阳时，就去宫里取经秦朝丞相和御史所主持的法律条文、地理图录、户籍文件等文献资料。

太史公也参考了古籍，例如《左传》、《国语》和《尚书》等，左丘明家族也世世代代成为史官，在楚国刚刚开始创造历史，后楚国内开始走上了鲁国的历史。司马迁在选择参考书的时候，可以考虑其正确性。

司马迁文献少，为了考证年代久远的历史，从西到空桐，北过涿鹿，东到海，南渡河和淮河，历访长辈，校对古籍的可信度。

以此为基础，我认为司马迁以当时的条件写的历史有瑕疵，但还是妥当的。

3演义性

司马迁擅长写散文，主要表现在他写的70列传上。仔细一看，和其他古典作品不同，有这样一个故事：赵氏的孤儿和子贡在五国灭吴。第一次看史记的时候，司马迁明明很了解历史，为什么要这样改编呢？

司马迁想腐败后也能完成这么大的作品，有时也可以苦乐。说句题外话，如果他真的要写小说的话，我想四大名著什么也没有。

完成了这样的大作，给华夏子孙留下了如此宝贵的财产。正如挽联所说的那样，不要变得坚强。幽愁感愤，信史照天下。我只能‘仰望高山而停，用景色的举止’赞美他，又为什么会指责《史记》的可靠性呢？

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来源，司马迁曾经自己是说过的。司马迁说他的资料都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名山大川、来自于各种史籍。司马迁少年时曾经遵守他父亲的嘱咐，去游历天下山川，也就是他的这一段游历经历，使他对当时各地的野史有了了解的机会，并且根据一些人、一些地方的故事，再加上司马迁自己的理解，司马迁他最终整理成了一本《史记》。

司马迁毫无疑问是一个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他在写《史记》时，曾经参照了之前汉代所有的古书，司马迁在《史记》的一些篇目当中也写了自己这些东西来自于某书。除此以外，司马迁他家世代担任史官，因此司马迁对于当时的一些档案都是十分的熟悉的。再加上他少年时的见闻，他对过去的历史是有着很深的了解了，这也是为什么是司马迁可以写出的《史记》的原因。

《史记》这本书是司马迁根据他父亲的遗愿而完成的，他父亲曾经便想写一本前无古人、后来者的史书，但是他父亲却是没有机会完成这本书便是去世了，然后司马迁根据他父亲留下了一部分草稿，自己对其进行修改，并且加以扩充，最终才有了《史记》这本书。但我们此时看见的《史记》也并非是司马迁当时原稿，我们所看见实际仍然是缺少了不少的篇目的。

《史记》这本书在被司马迁写完之后，便是被司马迁分成两部分藏在了家中和宫廷当中，汉宣帝时期，虽然他的外孙曾经将这本书传过一些出去，但是他外孙很快被害，因此《史记》也未曾彻底的流开。直到唐朝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再加上宋元时各个名家对于《史记》当中文章写法的推崇，这才让《史记》在文人之间彻底的传开。

人物生平 秦末时期

叔孙通是薛县人。在秦朝的时候因为精通儒术被召进了朝廷，作了个待诏博士。几年后，陈胜在山东造反了，有东方来的使者向朝廷报告了这个消息，秦二世召集身边的博士和儒生们问道：“楚地派去守边的士兵半路造反，现在已经攻下蕲县，攻入了陈郡，你们说该怎么办？”三十多个博士儒生们都一齐说：“做臣子的绝不能兴师动众，谁兴兵聚众那就是造反，对于造反的人绝不能宽恕，请陛下火速发兵前往剿灭。”秦二世一听也跟着急了，脸色通红。

这时叔孙通走过去说：“他们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谬论。如今天下归为一统，各郡各县的城池都已铲平，民间所有的兵器都已销掉，这就早已向天下人宣布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当今又上有英明的皇帝，下有完备的法令，派出去的官吏都效忠于职守，四面八方都像辐条向着轴心一样地向着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什么人敢‘造反’呢！那些人不过是一群偷鸡摸狗的盗贼，哪里还值得一提呢！各地的郡守郡尉们很快就可以把他们逮捕问罪了，有什么可担心的！”

秦二世一听转怒为喜，说：“好。”然后又挨个问那些儒生，儒生们有的人说是“造反”，有的人说是“盗贼”。于是秦二世让御史把那些认为是造反的人都抓起来，投进了监狱，说这种话根本是他们所不该讲的。而那些说是盗贼的人一律无事，都被放回。与此同时赐给了叔孙通二十匹丝绸，一套新衣服，并把他提升为博士。

投奔刘邦

叔孙通出了宫门，回到住所后，那些儒生们都斥责他说：“你怎么那么能拍马屁呢？”叔孙通说：“你们不了解，我差一点儿就掉进虎口出不来了。”说罢就卷起行李逃走了。

等他回到薛县，薛县已投降了楚地的起义军。后来项梁来到了薛县，叔孙通就跟上了项梁。等项梁在定陶失败身死后，叔孙通就又投奔了楚怀王。等到楚怀王被封为“义帝”迁往长沙后，叔孙通就又留下来侍奉项羽。待至汉高祖二年，刘邦率领着各路诸侯攻入彭城后，叔孙通摇身一变就又投靠了刘邦。待至刘邦被项羽打败西逃时，叔孙通也跟着刘邦一道西去了。

叔孙通本来是穿着一套儒生的服装，刘邦看着讨厌。于是叔孙通立刻就变了一种样子，改穿短衣服，一副楚人的打扮，刘邦看着心里很高兴。当叔孙通投靠刘邦的时候，跟着他一道前来的弟子有一百多人，但是叔孙通一个也不向刘邦推荐，而是专门给刘邦推荐了一些旧日的土匪强盗。

他的弟子们都在背后骂他说：“跟了他这么多年，今天跟着他又投靠了刘邦，可是他不推荐咱们，而专门去推荐那些大坏蛋，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叔孙通听说后，就对他们说：“汉王现在正冒着枪林箭雨打天下，你们能去打仗吗？所以我现在只有先给他推荐那些能够冲锋陷阵、斩将拔旗的勇士。你们要等一等，我是不会忘了你们的。”这时刘邦也让叔孙通当博士，赐号为稷嗣君。

制定礼仪

汉高祖五年，刘邦已经统一了天下，诸侯们在定陶尊立刘邦当了皇帝。开始时，刘邦废除了秦朝那套烦琐的礼法，而责成叔孙通制定一套相应的仪式的名号，什么事都希望简便易行。

宴会上，大臣们便酗酒争功，狂呼乱叫，甚至于拔剑击柱，无奇不有，刘邦对此很讨厌。叔孙通看透了刘邦的心理，就来对刘邦说：“儒生们虽然不能帮着你攻城占池，但他们却可以帮着你来守天下。请你让我去找一些鲁地的儒生，让他们来和我的弟子们一道给您制定一套朝廷上使用的礼仪。”刘邦说：“会不会太复杂呢？”叔孙通说：“五帝用的音乐各不相同，三王用的礼仪也不一致。礼，是根据着不同时代的人情世态所制定的一套规矩准绳。孔子所说的‘夏朝、商朝、周朝的礼仪各有什么增损，我是知道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的各朝的礼仪不一样。我可以参照古代的礼法，吸收秦朝的一部分东西，来给您制定一套符合今天使用的制度。”

刘邦说：“您可以试着办，要注意简便易学，要考虑我能够做到。”于是叔孙通就到曲阜一带找了三十多个儒生，不料其中有两个拒绝参加，他们骂叔孙通说：“您所侍奉过的主子差不多有十个了，你都是靠着拍马屁博得你主子的宠爱，现在天下才刚刚安宁，死的还没有埋葬，伤的还没有恢复，你就又闹着制订什么礼乐。礼乐制度的建立那是行善积德百年以后才能考虑的事情。我们没法去 今天要干的那些事儿。您的行为不合于古人，我们不去，您自己去吧，别玷污了我们！”叔孙通笑道：“你们可真是些榆木脑袋，根本不懂时代的变化。”

于是叔孙通就带着他所找的三十多个人回了长安，把他们和刘邦身旁旧有的书生以及自己的弟子合在一起，共一百多人，在野外拉起绳子，立上草人，前后演习一个多月，尔后叔孙通对刘邦说：“您可以去看看了。”刘邦到那里看着他们演习了一遍，放心地说：“这个我能做到。”于是下令叫群臣们排练、演习，准备十月岁首朝会正式使用。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长乐宫建成了，各地的诸侯和朝廷里的大臣们都来参加十月的朝会。当时的仪式是这样的：天亮之前，史记首先是谒者执行礼仪，他领着诸侯大臣们按次地进入殿门，院子里排列着保卫宫廷的骑兵、步兵，陈列着各种兵器，插着各种旗帜。这时有人喊了一声：“ 趋。”于是殿下的郎中们就站到了台阶的两旁，每个台阶上都站着几百人。功臣、列侯、将军，以及其他军官们都依次站在西边，面朝东；丞相以下的名种文官都依次站在东边，面朝西。九行人设立了九个傧相，专门负责上下传呼。最后皇帝的车子从后宫出来了，他贴身的人员拿着旗子，传话叫大家注意，然后领着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官吏们依次向皇帝朝贺。从诸侯王以下，所有的人都诚惶诚恐，肃然起敬。群臣行礼过后，又按着严格的礼法摆出酒宴。那些有资格陪刘邦坐在大殿上头的人们也都叩伏在席上，他们一个个按着爵位的高低依次起身给刘邦祝酒。等到酒过九巡，谒者传出命令说：“停止。”哪一个稍有不合礼法，负责纠察的御史立即把他们拉出去。整个朝会从始至终，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这时刘邦才心满意足地说：“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作皇帝的尊贵。”于是立即提升叔孙通作了太常，赐给他黄金五百斤。

而叔孙通则趁此机会对刘邦说：“我的那些弟子们已经跟我好多年了，是他们和我一块儿制定的这套礼仪，请陛下也能给他们一些官做。”刘邦一听，立即任命那些人都当了郎官。叔孙通出宫后，把刘邦赏给他的那五百斤黄金都分给了那些儒生。儒生们都高兴地：“叔孙通可真是个圣人，他能把握住形势的需要。”汉高祖九年，刘邦又调任叔孙通为太子太傅。

辅佐惠帝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想让赵王刘如意取代刘盈当太子，叔孙通劝阻说：“过去晋献公因宠爱骊姬而废了太子，改立骊姬的儿子奚齐，结果使晋国乱了几十年，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秦朝也是由于没有及早确定扶苏为太子，结果让赵高钻了空子，伪造遗嘱立了胡亥，从而导致了自己国家社稷的灭亡，这是您亲眼所见的。如今我们的太子忠厚孝顺，天下人全都知道；吕后又是和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奋斗过来的，您怎么能背弃她呢！如果你一定非要废掉太子另立小的，那我就请求死在您的面前。”

刘邦说：“算了，算了，我不过是开个玩笑。”叔孙通说：“太子是国家的本干，本干一动，整个国家就要随着动摇，您怎能拿着国家开玩笑呢！”刘邦说：“好了，我听你的。”等到后来刘邦在宴席上，见到张良招来的商山四皓陪着太子一同进来，这才彻底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刘邦死后，孝惠帝即位，孝惠帝对叔孙通说：“大臣们对朝拜、祭祀先帝陵墓和宗庙的礼仪还不会。”于是重新又让叔孙通为太常，让他去制定祭祀宗庙的仪法。尔后又让他去制定其他方面的礼法，总之汉朝初期使用的各种礼法，都是在叔孙通为太常的时候制定的。

历代评价

司马迁：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诸儒生：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班固：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聘其知辩，并成大业。语曰：“廊庙之枝材一木之材，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刘敬脱挽辂而建金城之安，叔孙通舍⒐亩立一王之仪，遇其时也。郦生自匿监门，待主然后出，犹不免鼎镬。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阳，不终其节，亦以丧身。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其最优乎！

陆机：百王之极，旧章靡存。汉德虽朗，朝仪则昏。稷嗣制礼，下肃上尊。穆穆帝典，焕其盈门。风谌代，宪流後昆。

司马贞：厦藉众干，裘非一狐。委辂献说，陈书。皇帝始贵，车驾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图。

司马光：①惜夫，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枇，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②今叔孙通谏孝惠，乃云“人主无过举”，是教人君以文过遂非也，岂不缪哉！

王安石：马上成功不喜文，叔孙绵蕞擅经纶。诸生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

王令：弟子从来学未纯，异时得失亦频频。一官所买知多少，便议先生作圣人。

陈普：刘项权将作狗偷，谁能撩虎又靡头。汉王不是坑儒主，颈备依依是可羞。

徐钧：秦府藏书熟见闻，三王遗意可追寻。如何绵蕞因秦陋，古礼沦亡恨到今。

洪亮吉：秦之亡，亡于赵高，实亡于叔孙通一言。

吴之振：先生秦博士，秦礼颇能熟。量主欲有为，两生皆不欲。草具一王仪，群豪果知肃。黄金既遍赐，短衣亦已续。儒术自此凋，何为反初服。

蔡东藩：叔孙通揣摩求合，欲起朝仪，徒以绵蕞从事，贻讥后世；而高祖反喜出望外，叹为皇帝之贵，及今始知。夸外观而失真意，乌足制治？此鲁两生之所以不肯从行，而名节独高千古也。

主要成就

举荐人才和制定礼仪

叔孙通降汉后，最初常向刘邦引荐盗贼、力士，被同行的儒生埋怨。后来叔孙通向汉高祖建议制礼作乐时，引荐了同行的儒生。叔孙通曾表示，君主在进取、争夺天下时，最需要能打仗的人才。 到了守护成果的时候，文人、儒生便比较可靠。

另外，叔孙通认为礼仪是可以因应时势、人情等因素而作出改变，不必艰难地全盘草创。他为汉高祖制订的礼仪即由混合夏、商、周、秦四代的礼乐而成。

叔孙通在引荐人才及制礼作乐等事上，多次表示对适应时局的重视。当时有些儒生对其行动态度持不同意见。当叔孙通在山东征召儒生为汉高祖制礼作乐时，有两位儒生不愿同行，指责叔孙通在天下初定时便制礼作乐，行为不合古义。叔孙通取笑他们不通世务。后来，同行的儒生获得汉高祖的封赏后，则称赞叔孙通是个圣人。

轶事典故

孝惠帝因为要经常去长乐宫朝见吕后，有时也要随便到长乐宫走走，每次一动就得清道 ，很不方便，于是他就决定在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修架一条空中通道，这条通道已经修到了武库的南边。

有一天，叔孙通进宫奏事，他对孝惠帝个别进言说：“您怎么能让一条复道在高寝与高庙之间凌空而过呢？这样一来那每月由高寝中取出高祖的衣冠到高庙祭奠时，不就得在复道下经过了吗？高庙，是汉朝开国祖先居住的地方，我们怎么能让后世的子孙在高寝与宗庙之间的通道之间走来走去呢？”孝惠帝一听大吃一惊，赶忙说：“那就赶紧把复道拆掉。”叔孙通说：“君主是不能犯错误的。现在复道既然已经开工修建，老百姓们也已经知道了，如果再拆了它，那不就等于向臣民们表明君主也做了错事吗？因此不如请您在渭河北边再建一座宗庙，以后每月再从高寝取出衣冠时就送到那座新庙里去祭奠，这不就用不着在复道下面通过了吗，而且还多给祖先扩建了宗庙，这也是儿孙们孝顺的表现。”于是孝惠帝立即下令让有关部门在渭北重新修宗庙，即所谓“原庙。”汉朝日后屡屡修建“原庙”的章程，就是从孝惠帝修复道这件事引起的。

有一次，孝惠帝准备到离宫春游，叔孙通说：“古人有让祖先在春天品尝鲜果的习俗，现在樱桃成熟了，可以向祖先进献，您这次春日出游，就可以采些樱桃回来祭献宗庙。”孝惠帝同意了。汉朝用鲜果祭祀宗庙的章程就是从这一次开始的。

争议

后世对叔孙通的作为亦有不同看法。司马迁称赞叔孙通因时而变，为大义而不拘小节，称叔孙通为“汉家儒宗”。司马光则指责叔孙通制订礼乐只为逞一时之功，结果使古礼失传；又认为他对汉惠帝建原庙的建议是教导汉惠帝文过饰非。

当外界不具备儒家的基本生存条件时，他表现出比任何人都决绝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心深处完全的绝望，决绝只是一时的策略；隐忍的同时是积极地寻求突破，他机敏的捕捉外界出现的细微转机，执著地为儒家身份的合法性奋斗；当儒家获得外界的认可之后，他便开始用道统来制约政统，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儒生。

有关成语

“不足挂齿” 出自《史记 刘敬叔孙叔通传》：“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不值得放在嘴上讲。表示不值得一提。

艺术形象

2012年电视剧《楚汉传奇》：刘广厚饰演叔孙通。

史书记载

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记载了刘敬和叔孙通二人的生平事迹，汉朝建朝初期，百端待举，在辅佐汉高祖刘邦建设西汉政权中，刘敬和叔孙通从不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故合而为传。

<dl class="\&quot;lemma-reference" collapse="" nslog-area="" log-set-param\"="" data-nslog-type="\&quot;2\&quot;" log-set-param="\&quot;ext_reference\&quot;">

文/江寒园

《史记》百三十篇，汉太史司马迁所作。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今陕西之同州韩城县。

两汉时并未有“史记”之名，刘歆《七略》称“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史记”之名，盖起于魏、晋间，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

司马迁为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自序有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就是说我本有救世之志，但如果只是干巴巴的讲道理，你们看了也没多大印象，倒不如借诸多人物史实说个历史故事，之后再抒发议论，这样你们便能更加深刻的体悟到这些兴亡治乱的道理了。

所以其著书的最大目的，也就是借这史事为手段，而抒发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这其实和《春秋》之旨趣相同——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但其中实在有很多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

司马迁也私下将其所作《史记》自作《春秋》。在其《自序》中有言“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注：汉武帝获麟在元授元年冬十月，即公元前122年），而孔子作《春秋》，也是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为之。

刚才虽说司马迁借诸多列传而抒发自己的“一家之言”，但不能说《史记》就毫无历史价值了。古代史官大都世袭，积攒了不少史料，司马迁早年足迹几遍至天下。所述秦汉间事，因年代相差不远，更是有幸亲自听当地老人谈及古事，是以其史料之真实性应有一定保证。且其《自序》有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可见司马迁是很有职业情操的，只是“整齐其世传”，而并非凭空创作。

除此之外，《史记》开创了以个人列传而入史的先例，《史记》凡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其余都是个人传记，这不仅是在中国，即使是在外国史及过去的古籍中也没有过这种体例。

另外，以前的史书要么是一件事情的关系文书（尚书），要么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像《国语》、《战国策》）要么是一个时代的记载（春秋、左传）。而《史记》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永久相续的（梁启超语）。《史记》实际上是整个中国通史的第一个开创造，而班固以下，基本就都是断代史，跟不上司马迁的精神了。

第三、《史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本纪及世家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

列传则以人为主体，贯彻历史及其时代风貌精神；

八书则描写自然现象及社会制度，与列传当中“人的历史”相互协调

十表仿效《周谱》，表法确立好后，各个事件的脉络也都清楚了。

《史记》以这四个部分而成书，互相调和，脉络交织，体例谨严，共筑成一个总的整体。其影响力可谓笼罩千古，后世作史者，虽有增减，但总的体例组织概莫能出。

四、《史记》虽然说是史，但仅就文学来看，依然有很大的价值。其叙列扼要美妙。后世列传，多藉史以传人，而《史记》之列传，唯藉人以明史，所以和社会没太多关系的、对历史进程没多少影响的这些，滥竽的也少。

另一方面，《史记》也有颇多后人误入补续之作。读史时需对其加以甄别剖析，还太史公以本来面目。

首先，《史记》就不一定是全本，就像《红楼梦》等很多名著都有后人续作，《汉书·司马迁传》说:“十篇有录无书”，《后汉书·班彪传》说：“十篇缺焉”。但现存《史记》一百三十篇具足，不亦怪哉？

而且前面说过，太史公《自序》说，史记也就写到武帝获麟为止，这个时候是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然而《史记》中记载元狩元年以后事甚多。

但是这个年限并非铁证，另还有“讫太初说”“讫天汉说”“讫武帝末说”，后两者是后人所附加，且不必理会。但第一个也是出自《太史公自序》，不过是在序言后的一小段字。太史公以史记自比春秋，衡以情理，应该以武帝西狩获麟为止，但太初、天汉间，太史公也还在世（天汉元年，太史公才46岁，其卒年据考证应该和武帝相仿佛，大约58，59左右），如果记录下这时候的事，也可以理解。但在公元前88年之后（也就是太史公卒后），《史记》中所述之事，绝非子长亲笔，必为后人补续伪窜。

严格甄别的话，还是应该以元狩元年为分界点。即使稍微放宽一点，也最多到太初末年。这之后的，必是后人附会（有褚少孙之补作、有刘歆等故意窜乱）。

比较明显的如《滑稽列传》、《田叔列传》、《张丞相》传篇末皆有“褚先生曰”

全篇皆伪的，已经考证出来的有《武帝记》、《日者传》、《龟策传》

而刘歆故意窜乱的，要分辨出来难度比较大。

据此，诸君读史时，必得对其加以甄别，还太史公以真面目。

但是除此之外，如《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信陵君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皆是千古名篇。如班固所言史公之“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史相衬，良史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