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孔子

孔子道德修养极高，无愧于万世师表，亦被后世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然其未能得道且通晓阴阳，故愚以为，孔子实为贤人。

古往今来，圣贤可谓凤毛麟角；而正是这些为数寥寥之人，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体系的框架。其中，声望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孔子。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平民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私学虽未必为孔子首创，但因其而兴盛。孔子收徒讲学，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亦作育了不少英才——正是这些英才，令《论语》得以面世，使“述而不作”的孔子，得以万古流芳。

《论语·子罕篇》有云：“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有云：“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

显然，孔子不仅在道德上承前启后，而且在文学上继往开来。

总而言之，孔子是中国在文学与道德上影响最大的贤人。

贤人

《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第四十》有云：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贤人矣？”

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

吾定义贤人为：道德修养极高，足以为时人所效法，为后世所景仰，且未能得道的人。（按：贤人的道德修养可以孔子为参照，凡境界与孔子差距很明显者，皆不足以谓之贤人。）

愚以为，儒家所谓的圣人（如尧、舜、禹、周公、孔丘、孟轲、荀卿），实为贤人；世人公认的大儒（如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顾炎武）与得孔子真传者（如颜回、曾参、子张、子夏），亦可谓贤人。儒门以外，《庄子·天下》所列举的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均是贤人；若杨朱、列御寇未能得道，当属贤人。此外，韩非、晏婴亦为贤人。

古籍散佚严重，由于文献不足，故不少贤人被遗忘于历史之中。此外，因鄙人孤陋寡闻，亦有部分贤人（尤其在儒门之外的）未予列出。

总而言之，贤人并不多见。

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王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分别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

晋人传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期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说苑》选段翻译：　

有搞乱国家的君主，没有自行混乱的国家；有治理国家的人才，没有自行治理的法制。后羿的射箭方法并没有失传，但后羿并不能使世世代代的人都百发百中；大禹的法制仍然存在，但夏后氏并不能世世代代称王天下。

所以法制不可能单独有所建树，律例不可能自动被实行；得到了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才，那么法制就存在；失去了那种人才，那么法制也就灭亡了。法制，是政治的开头；

君子，是法制的本原。所以有了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足够用在一切方面了；如果没有君子，法律即使完备，也会失去先后的实施次序，不能应付事情的各种变化，足够形成混乱了。不懂得法治的道理而只是去定法律的条文的人，即使了解得很多，碰到具体事情也一定会昏乱。

所以英明的君主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而愚昧的君主急于取得权势。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安逸而国家安定，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天下，下可以称霸诸侯；

不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而急于取得权势，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国家政权必然危险。所以统治人民的君主，在寻觅人才时劳累，而在使用他以后就安逸了。《尚书》说：“要想想文王的恭敬戒惧，亲自去选择人才。”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对合符节、辨认契券，是用来造成信用的；但如果君主喜欢搞权术阴谋，那么大臣百官中那些搞欺骗诡诈的人就会乘机跟着搞欺诈。抽签、抓阄，是用来造成公正的；但如果君主喜欢偏私，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搞偏私。

用衡器来称量，是用来造成公平的；但如果君主喜欢偏斜颠倒，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邪恶不正。各种量器量具，是用来造成统一标准的；但如果君主热衷于贪图财利，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去多拿少给以致于没有限度地盘剥老百姓。

所以各种有助于治理的器物与方法，只是政治的末流，并不是政治的源头；君主，才是政治的源头。官吏拘守具体的方法条例，君主则保养源头。源头清澈，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清澈；源头混浊，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混浊。

所以君主如果爱好礼义，尊重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没有贪图财利的思想，那么臣下也就会极其谦让，极其忠诚老实，而谨慎地做一个臣子了。

像这样，即使是在卑微的老百姓之中，也不等对合符节、辨认契券就能做到有信用，不等抽签、抓阉就能做到公正，不靠衡器来称量就能做到公平，不需要各种量器量具就能做到标准统一。

所以不用奖赏而民众就能勤勉，不用刑罚而民众就能服从，官吏不费力而事情就能处理好，政策法令不繁多而习 俗就能变好；百姓没有谁敢不顺从君主的法令、依照君主的意志而为君主的事情卖力，而且对此感到安乐。

所以，民众在纳税时不觉得破费，为国家干事业时忘掉了疲劳，外敌发动战争时能拼死作战；城墙不等修整就坚固，兵器的刀口不用淬炼就坚硬，敌国不等去征服就屈从，天下的民众不用命令就能统一行动。

这叫做极其太平。《诗》云：“王道真大满四海，徐国已经来朝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啊。

《说苑》选段原文：

齐宣王谓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对曰：“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书曰：‘睿作圣’。诗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孙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召而告之曰：“尔知为人上之道乎？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顺德规谏，必开不讳之门，撙节安静以借之，谏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辞，乃择可观。

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辞。

陈灵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陈其亡矣！吾骤谏君，君不吾听而愈失威仪。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是故人君之动不可不慎也。

夫树曲木者恶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言出于身，加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诗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此之谓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纵恣焉，不亡必弑。”灵公闻之，以泄冶为妖言而杀之，后果弑于征舒。

此文出自西汉·刘向所著的《说苑》

写作背景：

汉刘向撰。是书凡二十篇。隋、唐志皆同。《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馀皆亡。曾巩《校书序》云：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与旧为二十篇。

晁公武《读书志》云：刘向《说苑》以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法诫、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为目，阳嘉四年上之，阙第二十卷。

曾子固所得之二十篇，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今本第十法诫篇作敬慎，而修文篇后有反质篇。陆游《渭南集》记李德刍之言，谓得高丽所进本补成完书。则宋时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见也。

其书皆录遗闻佚事足为法戒之资者，其例略如《诗外传》。叶大庆《考古质疑》摘其赵襄子赏晋阳之功孔子称之一条，诸御已谏楚庄王筑台引伍子胥一条，晏子使吴见夫差一条，晋太史屠馀与周桓公论晋平公一条，晋胜智氏后阖闾袭郢一条。

楚左史倚相论越破吴一条，晏子送曾子一条，晋昭公时战邲一条，孔子对赵襄子一条，皆时代先后，邈不相及。又介子推、舟之侨并载其龙蛇之歌，而之侨事尤舛。黄朝英《缃素杂记》亦摘其固桑对晋平公论养士一条，《新序》作舟人古乘对赵简子。

又楚文王爵筦饶一条，《新序》作楚共王爵筦苏。二书同出向手，而自相矛盾。殆捃拾众说，各据本文，偶尔失於参校也。然古籍散佚，多赖此以存。

如《汉志》《河间献王》八篇，《隋志》已不著录，而此书所载四条，尚足见其议论醇正，不愧儒宗。其他亦多可采择。虽间有传闻异词，固不以微瑕累全璧矣。

作者简介：

刘向（前77一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省沛县)人，汉高祖之弟楚元王的四世孙，西汉时文学家、经学家。他主 张“天人感应”学说，与其子刘歆一起，为古代图书的编目整理工 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著作有《洪范五行传论》《七略别录》 《新序》《说苑》《列女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