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的古文字分为：方块型、拼音型、符号型三大类。

方块文字

2011年10月15日至17日，来自滇黔桂等省(区)100多名专家学者汇聚荔波，研究中国布依族古籍及古文抢救工作。

2007年至今，布依族研究学者通过在荔波布依族聚居地区调查，征集到布依族傩书古籍原件1000多册；研究发现，散存当地布依族经书、傩书手抄文字中有很多的古文字与已发现确认的古壮族文字相似；经国务院批准，荔波县选送的布依族傩书、经书《献酒备用》、《接书神庙》、《接魂大全》、《关煞向书注解》等10部布依文古籍先后入选第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还有6部古籍正在申报待

批中。该县申报的《布依族古文字表》于2008年被国务院发文公布单列为第13项文种，名为“布依文”，2011年上半年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陈列了全国20多种文字，荔波布依族古文字名列其中。

截至目前，荔波布依族文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典籍名列全国之最。这样，荔波布依族古文字首次在国家级文化空间面世，布依族成为我国有自己传统文字的18个民族之一。

“布依族中发现了几种古文字类型，主要用来作为占卜文字，记录《摩经》，创作民间文学作品等等。目前发现的布依族古文字，除了流行于六盘水一带的‘波拉’文字属于拼音文字，产生比较晚以外，其他类型都与汉字有关，具有悠久的历史。”省布依学会副会长周国茂说。布依族古文字是布依族古籍的载体，它承载着布依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过去虽然陆续发现和搜集了一批资料，一些学者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发表了一些成果，但从各地陆续发现布依族古文字资料的情况看，布依族古文字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搜集、整理、标音、释义和深入研究。

拼音型古文字

布依族的拼音古文字，有以下两种：

11、CV 型文字。

它是受伯格里苗文的启发而被创制出来， 由声母和韵母两个部分组成。声母较大，韵母较小，声调通过将韵母标在声母顶端和右侧不同的位置上来表示。声母符号有35个，其中9个还无法确定音值；韵母符号26个，其中单字母符号11个，组合符号15个。

CV型文字利用有限的符号记录大量的布依语的发音，具备了所有拼音文字所共有的优点，与“汉字”、“类汉字”(即方块布依字，笔者注)相比，它在记音方面更加准确．也更加便于学习和掌握。不过，作为一种民间自发使用的文字符号，它还存在很多缺点．可归纳为以下两条：一是声韵母的读音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有些声母或韵母在相同条件下有多种读音，不同的声母或韵母在相同的条件下也可读同一个音；二是声调的表示法和读法也很混乱，文字声调的标法给书写带来了较大的麻烦，因为书写时的一点点失误都将会使人产生错误的理解。

12、外国传教士创制的拉丁字母文字。

这些文字的创制缘于天主教在布依族地区的传播。清康熙43年(1714年)，天主教传人贵州。当时，意大利耶稣会士都嘉禄兼任贵州首任代牧时，派遣法国遣使会士亚比亚立等到贵州考察 而天主教正式传人布依族地区，则是在其传人贵州约90年以后． 即1797年一1800年间。当时，传教士以省城贵阳为中心，以黔西南为重点，奔赴于古驿道两旁的布依山寨。为了让布依族信教群众更好地理解圣经“十诫”的基本要求，便于布依族群众熟悉道理，使基督深入人心，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从而达到文化上的改观，西方神职人员使用拉丁字母创制了布依文字。

以上两种布依族拼音古文字可以看出，布依族是一个有使用拉丁字母拼音文字传统的民族。

符号型布依文

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新发乡花园村一带的布依族“布摩”当中，使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字记录当地的“摩”经。这种文字比较独特，还夹杂少数象形字，现在还无法定性，暂且称为“其他文字符号”。贵州省博物馆保存的布依族宗教古籍《布依族白摩书》抄本所使用的文字也属于这一类型。

布依族虽然有自己的传统文字，但一直没有形成全民族的规范统一，以至于各地均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从几种传统布依文字的出现可以看出，布依区为自己民族文字的创制和使用所付出的努力。

在“民族遗珍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中，少数民族古籍珍品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

旧抄文本《东巴舞谱》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记录了34种东巴舞蹈的仪式和跳法。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文字，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以象形符号为主。从左向右书写。多年来，民族古籍工作者挖掘整理了大批东巴文古籍，使民族文化精髓得以传承。

八思巴文是元朝时通行的蒙古文，八思巴文是1269年在藏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拼音文字，它用于拼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等文字，通行了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八思巴文有41个基本字母，它自上而下书写，行款自左往右。

我国通过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整理、研究等工作的实施，八思巴文、东巴文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原件被选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项目。

都是民族的瑰宝，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让文化传承下去。

1、古籍需要保护，但利用是对古籍最好的保护。古籍不能只是“束之高阁”与世隔绝，从故宫让更多馆藏走出库房，到古籍数字资源的免费阅览，这种变化的背后是技术之变，如今的文物保护技术、数字化技术让传统的保护手段有了很大的提升；与此同时，这种变化更是观念之变，图书馆、博物馆回归公益属性，让更多的免费资源惠及于民，这既符合公众期待，也是文化传承的职责所在。

2、古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知识的宝库。古籍文献中蕴藏着古人的智慧和经验，可供挖掘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如今很多问题都可以从典籍中寻根溯源，回到古籍寻找答案。

中国民族图书馆是一所全国性的民族专业中心图书馆，1959年9 月建成开放。原为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989年4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文化部批准，改称中国民族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内花园式庭院之中，馆舍面积2700平方米，有近百个阅览座位，并拥有国内少见的封闭式书库。

中国民族图书馆多年来以藏书丰富，独具民族特色而著称。现有藏书50多万册，以汉文和民族文献为主，外文文献为辅。民族文字古籍占17万余册，其中不少是特种文献、孤本。所藏的民族文献种类繁多，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24种；外文有英、俄、日、德等14种。

中国民族图书馆特藏文献中有不少国内外罕见的各种民族文字写本、刻本

、金石拓片、舆图，还有年代久远的稀世真品、菩提叶写本等。汉文古籍中大量收藏了地方志、史志、民族史志、年谱、传记，并有部分孤本。如《甘省便览》、《西昌备乘志》等。此外还有极为珍贵的元初补雕的《金藏》，它是《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底本之一。民族文字古籍中，有蒙古、藏、满、彝、水等文种，仅古藏文经典就有数千包，数万种之巨。这些古藏文珍品中有《红史》、《萨伽班智达贡嘎坚赞本生事记》等。其它民族典籍精粹有蒙文《成吉思汗格言》、彝文《西南彝志》、水文《水书》、西夏文《佛经》等。中国民族图书馆丰富而独特的藏书体系不仅赢得了“民族典籍之宫”的美誉，而且为对外弘扬中华各民族的古老文化，对内开展多层次、高质量的读者服务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