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达道”的实行,要靠“三达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达德”,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以达到“至诚”的境界。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今天一提到“中庸”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平庸、折中、调和”，这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大大的曲解。不错，中庸的确有“平庸、折中、调和”的含意，但这些绝不是中庸思想的全部，否则《中庸》就不可能被自孔子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奉为经典了。

在儒家看来“中庸”不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证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作为具有具体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中庸”由孔子首创，再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展，终于成为一套儒家的处世规范。但如果单纯从“中庸”的概念上看，“中庸”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

“中”在先秦古籍中常见的字义有三，一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指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用作动词；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如今很多人之所以会把“中庸”理解为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就是仅仅把“中庸”的“中”字简单地理解为“中”的第一种含义，故而造成对“中庸”的屈解，其实，“中庸”的“中”与上述三种含义都有关系，只有把这三方面的意思贯通了理解，才能弄清“中庸”的完整含义。

“中庸”里的“中”首先是“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的动词含义。这个含义我们今天也在用，读作zhòng，如“你这话很中听”的中就是这个含义。在儒家典籍中，如：“孔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指乎’”，《孟子尽心下》这里的“中”就是适宜、符合的意思，《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大戴礼记·保傅》说：“化与心成，故中道者性”，所有这些“中道”都是中于道，合于道的意思，和折中调和、中间道路，没有直接联系。那么，儒家的“中道”究意是指“中”什么“道”呢？这个“道”就是“礼”，儒家所谓的“中庸”应该首先指的是适宜，符合“礼”的行为，“庸”在这里做用、讲，“中庸”的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为适宜、符合实用。也就是符合“礼”。在《礼记·仲尼燕居》中：“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道……子贡越庸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中”是以“礼”的要求为标准的。

随着“中礼”的深入，“中庸”又有了进一步的含义。如《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在这里“中”就已常常用业指人的内心世界，如《礼记·乐记》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左传》中所谓“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在《中庸》所以用“中”本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为了说明：礼是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的。

由此一来，“中”就把内外贯通起来了，一方面“中”是内在的指人内心的某种状态，也即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也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道”，合于礼，内心的“中”是行为“中道”的前提，而行为的“中道”则是内心之“中”的结果。

《中庸》一文的主要内容正是通过反复强调这种内外的关系本阐明中庸之道的，《中庸》中说：“忠恕违道不远”，“忠”也就是要存养省察内心之“中”，“恕”则是要长而为解在道德行为的“中道”，《中庸》认为道德修养首先要从人所不见的“慎独”工夫做起，“内省不疚，无恶于志”，达到内心的“诚”即含而未发的“中”，由此出发，就能“微之显”，“暗然而彰”，渐渐外化为行动上的“中道”。内心的“中”与外部行为的“中道”统一，《中庸》称之为“合内外之道”，“致中和”不仅能使君臣父子各处其位，而且可以参天地之造化，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这就是“中”的大功用，所以叫做“中庸”。

当然，“中庸”的“中”还有中间、中等的意思，如“执两用中”的“中”，儒家通常反对走极端，在对立的两极这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既不要太“进”也不要太“退”，既要“尊贤”又要“容众”，既要“致广大”又要“极精微”，可以“乐”但不能“*”，可以“哀”但不能“伤”，可以“怨”但不能“怒”，这些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的方法。

但，这样一种适中之所以被采用，不是因为它处于两极的中间，而是因为它合于内心之“中”和外在之“道”的标准，虽然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通常是比较正确的，但绝不能说凡是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正确与否不是由其中间性决定，而且由是否“中道”来决定的。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道”，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因为中庸所要坚持的是合于内在尺度和外在要求的正确道路。因此，坚持“中庸”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比不负责任地唱一点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极端的调子难得多。荀子曾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荀子·性恶》可见要做到“中”。并不象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需要的倒是胆量和勇气。《中庸》所说的“中立不倚”，也决不是一种保持中立的骑墙派主张，而是儒家所标举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君子节操。这一点联系《中庸》上下文就可以明显看出：“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可见“中立不倚”就是说“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变”。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

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说：“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礼记·儒行》说：“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坚持“中立不倚”，不调和，不妥协，正是儒家一贯的优良传统。

总之，“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对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书五经：儒家经典著作。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礼记》通常包括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春秋》由于文字过于简略，通常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别合刊。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

[编辑本段]词：中庸

拼 音 zhōngyōng

英 文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词 性 名词,形容词,

褒 贬 中性词

近义词 不偏不倚

反义词 厚此薄彼、偏听偏信

释 义 [名词]儒家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中庸之道。[形容词]指德才平凡：中庸之才。

[编辑本段]古籍《中庸》

英 文alleged to be written by Zi Si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listed in the Song Dynasty as one of the Four Books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旧说《中庸》是子思所作。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它也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中庸》是被宋代学人提到突出地位上来的，宋一代探索中庸之道的文章不下百篇，但最早探索《中庸》的并非儒生，而是卒于宋真宗乾兴元年的方外之士——释智圆。智圆之后，司马光则是宋儒中论中庸较早的一个。后来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就是即不善也不恶的人的本性。从人性来讲，就是人性的本原，人的根本智慧本性。实质上用现代文字表述就是“临界点”，这就是难以把握的“中庸之道”。人性的不善也不恶的本性，从临界点向上就是道；向下就是非道。向上就是善；向下就是恶。

[编辑本段]关于《中庸》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於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於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编辑本段]中庸理论基础

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通常人们讲天人合一主要是从哲学上讲，大都从《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讲起，而忽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更忽视了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与天地参”是天人合一。这才是《中庸》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因而《中庸》始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终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这就是圣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天是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像善良美好的天那样善良美好的人，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自觉修养所达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理想境界。

[编辑本段]中庸具体内容

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1）五达道

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人际关系。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将君臣关系视为上下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中庸》第十二章详细论述了夫妇的人际关系，将夫妇关系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其文云：“君子之遇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年不能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十三章论述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达道。综观斯两章，五达道备焉。

五达道就是天下通行的五种人际关系。通过正确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达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诚如《礼运》所言：“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2）三达德

调节这些人际关系靠什么？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来调节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智、仁、勇靠什么来培植呢？靠诚实、善良的品德意识来培植加固。所以《中庸》第二十章阐明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困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3）九经

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修养自身，就能够达到美好的人格；尊重人，就不至于迷惑；爱护亲族，叔伯兄弟之间就不会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于糊涂；体恤群臣，士就会尽力予以报答；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受到勉励；劝勉各种工匠，财货就能充足；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四方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就会敬服。要做好这九项工作，就必须用至诚、至仁、至善的爱心去充分体现中庸的美好人格。做好这九项工作，事实上也就处理调节好了九种人际关系。调节这九种人际关系是使天下国家达到太平和合理想的重要保证。“九经”的提出，是对《尚书．尧典》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太平和合理想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太平和合理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庸主要原则

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并分别论述于下。

（1）慎独自修

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中庸》第一章就提出了这一原则。其文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人们必须严格地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尤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在别人听不到自己讲话的地方也十分谨慎，不说违背道德的话；在别人看不见自己物为的地方，也时刻属守中庸之道，做到至诚、至仁、至善、至圣，就必须坚持慎独自修的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其乐无穷，其用无穷，其功无穷。故《中庸》第三十三章云：“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年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威于钺 。《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自。’至矣！”

（2）忠恕宽容

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这一原则分别见一《中庸》十三章、三十章。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这一思想源于孔子，曾子将其概括以传于世。《论语．里仁》记载孔子告诫曾子的话：“吾道一以贯之。”别的学生问曾参，这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为仁之方。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忠恕之道，也就是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为仁、行仁。孔子说恕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所谓“能近取譬”就是将心比心，就是忠恕之道的具体实施。

忠恕之道在《大学》里被称作“ 矩之道”。《大学》说：“所恶于上， 毋（勿）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这谓 矩之道。“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不论是忠恕之道还是挈矩之道，其实质都是仁慈博爱，都是要求人们做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

《中庸》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学》的挈矩之道。进一步提出了“以人治人”，要求人们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他人，用责备他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自己的真诚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只要坚持忠恕之道，人们就会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人们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思想境界。所以《中庸》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锹，行乎夷锹。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3）至诚尽性

至诚尽性的原则 是施行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则。“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就能感化他人、发挥他人的善良天性；能够发挥一切人的善良天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良天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就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万物。便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就可以同天地并列为三了。这就坚持至诚尽性原则所达到的理想境界，达到了这一理想境界也就找到了自己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

亦泽“中道”，古希腊哲学范畴，毕达歌拉斯学派把现存事物看作是对方之间的“恰如其分的均衡”，柏拉图开始把这种均衡概念移植到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则把中庸和节制相联系，并制定了系统的理论。认为万物皆有其中庸之道，如“10”这个数“5”居其中；人的心理状态、情感中欲望过度是荒*，不及则是禁欲．节制则是适度。中庸有两种，自然界的中庸是绝对的，人事的中庸则是相对的；在伦理中观上，人的一切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度三种状态．过度和不及都是恶行的特征，只有中庸才是美德的特征和道德的标准，美德是一种适中，是以居间者为目的。他还把这种中庸原则运用于政治国家学说。认为由中等阶级治理的国家最好，因为拥有适度的财产是最好的，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最不会逃避治国的工作或拥有过分的野心．是国家最安稳的公民阶级，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城邦．是结构个最好的和组织得最好的，因此有希望治理得很好。

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几与耶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经相似。如果说今日学子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她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五经》翔实的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兴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 《四书五经》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一、四书——《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四书五经》之《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四书五经》之《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四书五经》之《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四书五经》之《孟子》：《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 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二、五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四书五经》中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四书五经》之《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四书五经》之《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四书五经》之《诗经》：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四书五经》之《礼记》：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四书五经》之《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管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区别：

1、《大学》更像教科书（其实就是古时候的教科书），而《中庸》更加注重实际；

2、《大学》里面非常提倡创新，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都要更新知识的意思）；

3、《中庸》里面对治国之道的论述更加的具体。

联系：是四书之一，是《礼记》中的两篇

四书

拼音：sì shū

解释：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儒家经典。

例句：贾母因问林黛玉念何书。 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红楼梦》

四书五经，是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西汉之后学五经，南宋之后学四书。南宋时，作为儒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进行注解，称其为四书。

四书成为自南宋至清末八九百年来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  《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  《大学》的作者据传为曾子及其弟子。 《中庸》的作者据传为子思。子思是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 《论语》的作者据传为孔子的弟子们，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 《孟子》的作者据传为孟子及其弟子，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言行。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本中节选的《论语》选段和《孟子》选段，以及中考和高考中常用的选段，多达几十处甚至上百处;取自于这四部经典中的名句和成语也是数量庞大;古人更是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四书中诸多名句及其思想，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思维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和习惯。

详细解释：

1、《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 南宋 理学家 朱熹 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分章断句，加以注释，配以《孟子》，题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始立，后用作学习的入门书。 元 皇庆 二年定考试课目，必须在“四书”内出题，发挥题意规定以 朱熹 的《集注》为根据。 明 清 相沿不改。 元 方回 《古斋箴》序：“近世 朱 氏‘四书’，吾服膺焉。”参见“ 四子书 ”。

2、指四部书。 南朝 梁 萧统《谢敕赉制旨大涅盘经疏启》：“四书所总，施命止於域中。” 唐 陆龟蒙《奉和袭美二游诗》：“尝闻四书曰，经史子集焉。”陈建冰《题载敬堂》：“载道兴文，心游六艺；敬天乐遇，德体四书。”参见“ 四部书 ”。

评价

《四书》是公认的儒学经典，它原来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由《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和《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合辑在一起的统称，由南宋大儒朱熹汇辑刊刻，从此广为流传，名声鹊起。《四书》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的集中体现，记载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其在中国思想史上产有深远的影响。在二十一世纪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为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毋庸讳言，《四书》中也夹杂着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这些局限已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包袱，这无疑是需要加以扬弃的。

地位

《四书》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蒙学读物与民间文艺，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核心价值，《四书》的主要内容，又通过私塾乡校、教书先生，通过唱戏的、说书的，从各种渠道流向社会，影响世道人心。

《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四书》里很多内容告诉人们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早已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认为，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

影响

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其几与耶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经相似。如果说今日学子不知四书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人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它。《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翔实的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兴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四书》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四书》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四书》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大学》和《中庸》都出自于《礼记》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

扩展资料

四书五经的价值：

1、“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2、“四书五经”详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

3、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参考资料来源

-大学

-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