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高度重视突出学校自身特色的馆藏资源积累，已经形成以教育类和文史类重点学科领域文献为主的多种类型、多种载体形式的综合性馆藏体系，为教学与科研提供较为完备的图书文献信息保障。馆藏中外文实体文献280万册(件)。其中，开架书库藏书80万册，中外文报刊2400余种。馆藏中外文数据库90余个，电子图书100余万册，电子期刊11万余种，学位论文3万余篇。馆藏古籍为藏书重点，以文史类为主，侧重明清时期，突出地方性特点，珍本荟萃，常用古籍齐全，涵盖经史子集各类。其中，旧平装书7000余种、27万余册；古籍线装书1万余种、12万余册；善本书 700余种、 7500余册。278种古籍被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经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管理中心（CALIS）批准，成为国家教育部“211工程”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E读应用服务示范馆”、“外文期刊网应用服务示范馆”、“馆际互借应用服务示范馆”。与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及天津市19所高校图书馆建立了长久性馆际互借关系。

经过多年的努力，图书馆已经形成了网络资源、镜像服务站和本馆资源等多元化的虚拟文献资源服务体系。图书馆利用磁盘镜像服务器建立了本地数据镜像站点，为读者提供中外文电子文献全文数据库检索服务。图书馆有各类数据库 40 个，其中已购置使用权的数据库 33 个（中文数据库 14 个，外文数据库 19 个），在线试用数据库 5 个，自建《心理与行为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和《天津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 个。此外，还自行研发了《信息参考咨询服务平台》及其《交互性在线咨询系统》等 8 个子系统，为读者提供互动式在线实时咨询等多种服务。图书馆虚拟文献资源主要包括中外文图书、期刊和专题数据库三大类，覆盖文史、理工、综合等学科。馆藏电子图书 78 万多册，另有外文电子期刊（全文） 8536 种。

图书馆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学生素质教育服务的文献保障体系十分健全，涵盖了学校开设的教育、政治、经济、管理、文史、心理、外语、艺术、计算机、数理化、生物、地理、环境、体育等学科的全部 56 个专业。业已形成的文献资源与办学规模相适应、传统文献资源与数字化文献信息相结合、学科教育与素质教育相融合的馆藏体系，能够满足学校教师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以及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类人才的需要。

一个文化大省，要有标志性人物，山东省因为有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孙膑这样一些誉满中外的文化名人，因而被公认为文化大省。但是，一个文化大省还必须有标志性的文献。以省级地方文献丛编为例，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广东的伍元薇、伍崇曜编刻《岭南遗书》、光绪年间定州王灏编刻《畿辅丛书》、民国年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排印《山右丛书初编》、金毓黻编印《辽海丛书》、张鹏一编印《关陇丛书》、安徽丛书编审委员会影印《安徽丛书》、卢靖编刻《湖北先正遗书》、孙文昱编印《湖南丛书》、胡思敬编刻《豫章丛书》、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编印《广东丛书》、琼州海南书局排印《海南丛书》、贵阳任何澄等编印《黔南丛书》、云南丛书处赵藩等编刻《云南丛书》等等，都是一省文化之标志。下至地区一级文献丛书，也不乏闻名于世的，其典型事例为民国年间上海暨南大学校长张寿镛个人出资编刻的宁波地方文献丛书《四明丛书》，久已被学术界视为善本。其馀如丁丙编刻《武林先哲遗书》、盛宣怀编刻《常州先哲遗书》等都享有盛名。可是，山东作为一个文化大省从没有像其他几个省份那样，编印出足以标志山东文化的“山东丛书”，这是一个重大遗憾，也是我们当代山东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根据山东大学教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山东文献书目》、沙嘉孙先生编著的《山东文献书目续编》，从先秦到近代，山东历史上产生的著述在一万种以上，数量庞大，在此基础上选编一部超过其他各省的山东地方文献丛书，是具备优越条件的。作为山东省第一学府素以文史研究闻名于世的山东大学，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二○○五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学典院长、杜泽逊教授提出编纂《山东文献集成》的计划，经山东大学领导上报山东省人民政府，由韩寓群省长特批立项，成为山东省政府重大文化工程。二○○五年底开始筹备，二○○六年初正式启动。《山东文献集成》由韩寓群省长任主编，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校长展涛等任副主编。编纂处设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王学典任编纂处主任，杜泽逊任副主任。全书初步计划搜集山东先贤著述一千种，主要收入流传未广而又价值较高的稿本、钞本、刻本等，影印出版。外省人士所撰关於山东的重要书籍，亦酌予收入。共分四辑，精装十六开本二百册。

现在出版的是第一辑五十册，收书一百七十九种，以名家未刊稿本、钞本为主。其中经学著作有清卢见曾《读易便解》（清钞本）、清牟庭《周易注》（钞本）、清张尔岐《书经直解》（清钞本）、清牛运震《尚书评注》（清钞本）、清宋书升《尚书考》（稿本）、清王守训《诗毛传补证》（稿本）、《春秋地理补考》（稿本）。语言文字学著作有清王维言《方言释义》（稿本）、清时庸劢《单县时氏音学遗著》三十八种六十二卷（稿本）。金石学著作有清刘喜海《古泉苑》一百卷（清稿本）、清翁树培撰、刘喜海补注《古泉汇考》（稿本）、清许瀚《许印林先生吉金考释》（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钞本）、《攀古小庐甎瓦文字》（王献唐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释文初草》（稿本）、《攈古录金文考释》（王献唐钞本）等。史部著作有清李文藻《恩平程记》（稿本）、《长途备忘录》（稿本）、清杨以增撰、杨绍和辑《杨端勤公奏疏》（清稿本）等。集部有清高凤翰《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斅文存稿》（清刘喜海藏精钞本）、清孔广栻辑《海岱人文》三十三种（稿本）、清蒲松龄《聊斋文集》（稿本十二册）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些珍贵的稿本、钞本，大都未曾刊印过，学术界难得一见。

济阳张尔岐是清初著名经学家。顾炎武曾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亭林文集广师》）对张尔岐评价很高。但张氏教授乡里，生前著述多未刊行，今影印其《书经直解》清钞本，对《书经》之诠释，深入浅出，细致入微，显示出张氏深厚的经学功力。诸城刘喜海为金石学大家，久负盛名，其《古泉苑》一百卷，系清稿本。又大兴翁树培《古泉汇考》，从未刊行，刘喜海在书眉作了详细批注考释，是计划刊印而未成的原稿本，书中还保存了著名金石学家利津李佐贤、福山王懿荣的手批，更加珍贵。王献唐先生曾说：“大兴翁氏《古泉汇考》与刘氏《古泉苑》、李氏《古泉汇》并为泉学钜制，李书已刻行，此与《泉苑》迄未付梓，学者以不见为憾。”（《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古泉汇考跋》）刘氏《古泉苑》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翁著刘批的《古泉汇考》原件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今将二书一并影印，可谓中国古钱币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于不为人知的音韵学大家时庸劢，生活于同治至光绪前期，曾是著名金石学家吴式芬的门人，用一生心血著成音韵学专著三十八种，对清代音韵学家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人的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独到的古音体系。对诸家文字的归部，进行了细致讨论，涉及古文字学、训诂学等领域，多有创获。王献唐先生认为：“他的功力和新颖见解，在清代二百六十年内，具有山东全省的代表性，同时也有全国的代表性。”但时氏音学遗著沉埋一百多年，几乎不为人知，此次全部影印问世，将为研究中国音韵学提供一大批崭新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有清一代的音韵学成就提供更为广泛的可靠依据。日照许瀚为清中叶著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和校勘学家，龚自珍《己亥杂诗》称赞他“北方学者君第一”，有“北方顾千里”之誉。但一生潦倒，著述多未刊行。王献唐先生作为日照後学，曾努力搜访借钞，在一九三一年前後集为《许印林遗书》，计二十一种，一大函。在七十馀年後，我们予以影印问世，实现了老一代文献学家的宿愿。

历城马国翰终生从事辑佚之学，成《玉函山房辑佚书》六百零三种七百二十九卷。著名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说：“清代辑佚，我推先生为第一家。”（《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绝非过誉。这部辑佚大书在道光间由马国翰陆续刊版，直至他咸丰七年去世，尚未最终完成。同治十年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期间，从马国翰女婿章丘李氏家借得书版，由泺源书院山长匡源等修补整理刷印，即济南皇华馆书局印本，这部书才流传稍广。近年来有出版社影印《玉函山房辑佚书》，根据的是南方重刻本，效果不佳，往往有漫漶不清之处。此次重印有三个优点：一是采用马国翰的初刻本，当然优于南方重刻本。二是印本清朗。我们用山东省图书馆藏济南皇华馆白纸印本重新扫描，缩为上下栏十六开本，清晰度大大胜于以往影印本。三是附有光绪十五年章丘李氏所刻《玉函山房辑佚书续补》十一种十四卷、《目耕帖续补》二卷，以及光绪间蒋式瑆撰辑《玉函山房手稿存目》一卷、《玉函山房辑佚书书後》三篇。这都是南方重刻本所没有的，却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次影印本可说是清代第一辑佚大书《玉函山房辑佚书》迄今最完整的本子。

《山东通志》二百十一卷，创修於光绪十六年，经山东巡抚张曜、杨士骧等前後苦心经营，耗费著名学者孙葆田半生心血，集数十位晚清学者的智慧，历时二十年始告修成，而完成时间恰为宣统三年。在各省通志中，这样完整系统地记载上古至清末一省地理、历史的，实在不多见。同为文化大省的江苏、浙江，也都没能在清末民初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修成他们的通志，因此宣统《山东通志》弥足珍贵。商务印书馆曾在民国间缩小拼版影印为三十二开本，上海在近年又翻印商务本，版小字密，小注几不可识。鉴于该书有重大学术价值，我们改用山东通志刊印局初印本重新扫描影印，完全解决了清晰度问题，为读者提供了更好的读本。

对山东文献的系统搜集整理工作，前人早已开始。以诗歌而论，乾隆间卢见曾辑刻《国朝山左诗钞》六十卷，收入清初山东诗人六百二十馀家的诗作，同时宋弼辑《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乾隆三十六年李文藻刻印，收明代山东诗人四百三十一家的诗作。嘉庆间张鹏展辑刻《国朝山左诗续钞》三十二卷《补钞》四卷，上继卢氏，收山东诗人七百四十七家的诗作。道光间余正酉又辑刻《国朝山左诗汇钞後集》三十九卷，收入山东诗人三百八十九家的诗作。合计以上四种，共得近五百年间山东诗人二千一百八十七家，每人都系有小传。其中绝大部分人物没有别集传世，其姓名亦不见经传，因此这四种前後蝉联的地方诗歌总集，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对研究山东古代文学史、古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史，都堪称资料渊薮。此次将四种总集配齐影印，有着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

在调查搜集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著述，尽管曾经印行，但流传仍十分稀少。例如莱阳姜埰、姜垓兄弟，在明末清初都有重要影响。姜埰《敬亭集》有光绪十五年山东官书局刻本，尚不难得。其弟姜垓在崇祯间曾建言除掉题名碑上奸臣阮大铖的名字，南明弘光间阮大铖得势，欲杀姜垓，垓乃变易姓名，逃到宁波，明亡後隐居苏州。姜垓的集子《流览堂残稿》六卷，经其後人四处搜集，于宣统二年由莱阳通兴石印馆石印。这个普普通通的石印本，十分罕见，网罗晚明文献最完备的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大型书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专门书目《山东文献书目》等，均未记载这个本子。《清人别集总目》虽然著录了该书，但唯一的收藏者是山东省图书馆。我们这次就是用山东省图书馆藏宣统二年莱阳石印本影印的，这不仅有利于该集的利用，同时也有利于该集的保存。值得指出的是，该书有王懿荣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作的序言，三个月後八国联军进北京，王氏就以身殉国了。这篇序言《王懿荣集》没有收录，其子王崇焕作的《王文敏公年谱》也只字未提。该序对研究王懿荣显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我们的编纂工作包括调查搜集、版本鉴别与遴选、书名卷数之核定、作者及其籍贯之确认等等。对于前人的错误，我们尽可能作了订正。例如山东省博物馆藏《海岱人文》稿本，收入曲阜颜氏的诗文集三十三种，大部分传世稀少。该书的编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为清代王懿荣。但我们从这部书上未曾发现王懿荣任何痕迹，既无序跋批校，亦无印鉴。同时我们发现，大部分集子有微波榭主人亲笔补写的详细目录，并留下了题记。如：《水明楼诗》补目末：“乾隆乙卯（六十年）正月廿四丁未微波榭钞，是日天阴有风。”《江干幼客诗集》目下：“乾隆癸丑（五十八年）冬十月十四日甲戌颜运生崇规学博所贻，一斋记。”同上补目下：“嘉庆三年戊午冬十二月廿四日癸丑午刻微波榭晴牕录。”考“微波榭”是曲阜孔继涵堂号，但孔继涵已于乾隆四十九年去世，这些题记显然是孔继涵之子所作。又考“一斋”为孔继涵长子孔广栻的号，题记中最晚的一条是嘉庆三年十二月廿四日，而孔广栻嘉庆四年去世。从《祇芳园诗》补目下的题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嘉庆三年冬孔广栻已有病在身。该题记云：“嘉庆三年戊午腊月廿二辛亥录。是日招诸弟与颜思诚饮，予以疾不陪。”孔广栻在去世前犹抱病为这批文献钞补目录，作必要的编纂工作，他的精神对我们也具有很大的感染。顺着这一思路，我们查阅了王献唐先生题跋，发现两条有关的记载：一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十子诗略跋》：“此《十子诗略》之一，护叶後面十子名次及《乐圃集目》、集中批点，皆曲阜孔伯诚广栻先生手笔。……身後遗藏，十年前多为北平翰文斋购去。先後凡见四十馀种，其《微波榭遗书》、《通德遗书所见录》、孔氏说经稿底本，由余作介，仍归衍圣公家，馀则多为山东图书馆购藏。内以曲阜孔、颜各家诗文集钞本为多，类经伯诚先生订定编录，朱墨烂然，似当时欲编集付梓者。”二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藤梧馆金石题咏集录跋》：“右书为曲阜孔伯诚先生集录。……藤梧馆为先生书室，所著诗文均以是名署之，前见《海岱人文》先生集钞各书，板心多有藤梧馆三字。”从这两条跋文，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这部《海岱人文》是孔广栻所辑。过去定为王懿荣辑，是错误的。那么，这一错误是为何发生的呢？考《王文敏公年谱》，光绪十七年云：“公自本年始搜集《海岱人文》，九月，撰《海岱人文序》。”天津图书馆藏有王懿荣《海岱人文册目》稿本二册，经向该馆专家请教，系王懿荣所藏山东人书札、诗牋、闲帖等文献的目录。王懿荣收藏的山东人书札等文献，装裱成册子，题名《海岱人文》，所以这两本目录题作《海岱人文册目》。《册目》前有王懿荣自序，亦未提及孔广栻的《海岱人文》。可见王氏所辑《海岱人文》与孔广栻辑《海岱人文》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只是书名相同而已。前人误定孔广栻所辑《海岱人文》为王懿荣辑，当是循名失实所致。至于孔、王两书有无先後配合的关系，孔广栻辑《海岱人文》内容是否止於此，尚待进一步探讨。

在编纂《山东文献集成》过程中，我们时时感受到前人在搜集保护乡邦文献方面的苦心孤诣和卓越贡献。乾隆间德州学者宋弼，在与卢见曾合辑《国朝山左诗钞》後，又辑《山左明诗钞》，当时益都学者李文藻也参与了搜集工作。宋弼把《山左明诗钞》稿本交给卢见曾，希望卢氏刊刻行世。乾隆三十三年秋卢见曾获罪，被抄家，数十万卷藏书都堆在德州官府内。时宋弼官甘肃按察使，入觐途中死在洛阳。李文藻深恐此书就此湮没，第二年正月赶到德州，托人购买此书，花了三天时间，才从书堆中清理出该书的稿本三十五卷。可是未找到诗人小传。数日後，宋弼的灵柩从洛阳迎到德州。李文藻吊唁後，打开宋弼的行李箱，小传一册正在其中。延津剑合，盖出天意。这年秋李文藻得了广东恩平知县，就携带这部稿子南下广东。次年夏到任，入冬即着手校刻，使这部包括四百三十一人诗作的山东文献得以问世。

至于王献唐先生，几乎用一生心血搜集、保护、研究山东文献，他在古代史、金石文字、版本目录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愧一代宗师。抗日战争爆发，王献唐与屈万里、李义贵携带山东图书馆善本、文物，历尽千辛万苦，向後方迁徙，因资金匮乏，甚至讨饭，而所有图书文物丝毫无损。途经万里，时逾十载，一九五○年冬这批珍贵文献终于从四川运回山东，後来入藏山东省博物馆。其中山东先贤遗著稿本、钞本，未经刊行的，数量可观。我们这次影印的不少文献，就是王献唐先生带到四川又运回山东的，许多书上都留下了献唐先生的题跋，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山东文献的重要向导。在国破家亡，战火联绵的年代，王献唐先生辑印《山左先喆遗书》的计划难以实现。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受到高度重视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把这些珍贵文献影印出版。可是，如果没有前辈们的薪火传灯，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创造出这些文献。前人对于我们是这样，我们对于後人也应该是这样。保护和传承文献，实质上就是保护和传承古老的中华文明，这才是我们编纂出版《山东文献集成》的初衷。

《山东文献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山东省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还得到山东大学、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负责编纂工作，山东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工作，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负责印刷工作，有关人员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

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一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近代第一部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终于问世。从此以后至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陆续编制了众多的方志书目。北京图书馆是收藏中国新旧方志的最大藏家，对方志的整理也取得相当的成果，先后数次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系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政府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1912年刊行。它著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1933年5月，谭其骧编制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志书3800余种。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1936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出版，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藏方志862部。1957年11月《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印行，它反映了抗战期间于西南等地区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该馆的入藏情况，收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此后，北京图书馆入藏方志又有较大的收获。该馆现正在编制《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基本反映了该馆普通古籍中的方志情况。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一起，可反映现藏古籍中的全部方志。《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家《古籍著录标准》著录的古籍书目。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利用计算机建立了《新方志书目数据库》，它将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相应的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复合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明成化刻本《金华府志》等，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方志1400余种。该馆所藏方志基本为皇家藏书楼之旧藏，其中的珍本、善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此外，自1912年以来，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大量的馆藏方志目录，主要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九峰旧庐方志目》、《天春园方志目》、《来薰阁书店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等数十种。

从上述方志书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编制书目的单位多、数量大，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多的图书馆数次编制其方志书目，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2]所编书目多以各单位自编自用为主，正式公开出版的不多；[3]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4]在编排上，以行政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发展情况一目了然；[5]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6]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出现了机读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二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后又有《补编》问世。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山西、福建、山东、四川、安徽、烟台、湖南、广西、江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地的图书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继编制了一批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卷3期上(1956年6月－1957年3月)，后发行单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的目录多收方志568部。1985年由王德毅先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该书目反映了台湾地区所藏方志的三个特点：一是多藏台湾志书，二是所藏志书以明代方志为丰富，三是多存海内孤本。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在该馆所藏方志中，一是乡镇志多为其他图书馆所罕见，如《康熙浒墅关志》等；二是藏有不少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纂的志书，如章学诚的《乾隆永清县志》、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等。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本为1434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书后附有方志地名索引。该书目编纂简明扼要，使用方便。

《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 (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收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251》种方志。《中国方志目录》， (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目录的目录”，它根据中、日、欧、美等国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汇编而成，收有111种资料，对每种加以简介。这111种资料中，既有专著，也含论文。书后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地名、主题、人名、引用期刊和著作索引。日本是收藏我国方志较多的国家，所编制的方志目录反映了该国收藏方志的基本情况。如：《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该书目反映了日本主要图书馆现藏方志(含丛书)以及缩微胶卷方志约万余种，是日本近年来所编最全的日藏中国方志目录。《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编，1935年出版，收方志2550种；《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 (日)山根幸夫编，东洋文库1967年出版，1971年增订本，收明代方志299种；《中文地志目录》，日本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大学出版部1955年出版，收方志1430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东洋文献中心联络协会编，东洋文库1964年出版，等等。从上述情况看，首先，全国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享，这对于人们利用方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主要是各修志机构所为，所编目录不仅增补了全国性联合目录的不足，而且还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与全国性联合目录互为补充；再次，海外方志目录可以使我们了解方志流失的情况，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方式使其回流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表明海外对方志这一文献的重视。三众所周知，由于方志的内容丰富，资料甚多，因而方志的篇幅一般都较长。要了解一部方志的基本内容，提要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使人们在不长的篇幅内对一部方志的发展脉络、编纂原委、编纂者简历、价值高低、版本流传等情况有所认识。而方志的辑佚考录则可使人们了解方志的历史。

方志提要是随着方志的发展而出现的。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了《三辅黄图》、《长安志》等志书。全国性方志提要书目主要有：《方志考稿(甲集)》，翟宣颖编著，北平天春书社1930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方志提要专著。它以天春园所藏方志为基础，撰写了600余种的通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厅志、县志和乡镇志的提要。包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苏8个地区。多数为清代方志。每部方志“必首严名称，次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次叙旧志之沿革，次叙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所包之特殊史料。”《中国古方志考》，张国淦编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国淦先生在30年代就开始系统整理元代以前的方志，著有《中国地方志考》在《禹贡》4卷3—5、7、9期和5卷1期上连载。《中国古方志考》是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凡属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因系资料性质，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入，编者间抒己见，则附著案语之中”，共收元代以前的方志2071种，计总志151种，河北49种，山西32种，辽宁7种，陕西74种，甘肃43种，新疆2种，山东36种，江苏178种，安徽118种，浙江246种，福建98种，河南91种，湖北129种，湖南154种，江西203种，广东141种，广西95种，四川290种，贵州7种，云南27种。是当时我国收志书最多的方志提要专著，对以后方志提要考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稀见地方志提要》，陈光贻编著，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该书共有方志提要1120余种，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完整，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了解方志的编纂者情况，地理沿革，前志源流，当地土特产，还可以略识名胜古迹，著名人物的活动等。书后附有《古今图书集成方志辑目》。《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所录诸书今天基本散佚，尤其方志甚多，约有1430余种。经陈光贻先生考证，在已散佚的方志中，宋以前的有455种，元志12种，明清志140余种，合计600余种。该《辑目》所注方志的存佚情况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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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

第一，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896年。它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大学图书道图书馆；该建筑总面积为63100平方米；图书馆纸质文献550多万册，电子文献资源丰富。它有9682个阅读座位，包括6个多媒体阅览室。

第二，浙江大学图书馆共有5栋建筑，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拥有5282个阅读座位。图书馆藏书丰富，门类齐全，几乎涵盖所有学科，尤其是机械工程与仪器仪表、电力、电子科学与工程、化学与化工、医药、农业、生物科学、地方文献、敦煌研究、心理学等学科的藏书。

第三，山东大学图书馆现有藏书307多万册。在山东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中，古籍善本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有22万多种古籍，包括数万种珍本，其中尤以金石拓片最为丰富。特别是该馆收藏的书目文献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很大，其中的易学文献、线装书和明清版本的州府文献颇具特色。截至200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超过600万册。藏书中有150万册中国古籍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其中20万册5至18世纪的珍贵书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此外，国内图书馆收藏的1949年以前的稀有外国书籍、石刻拓片和出版物都是国内最好的，受到研究者的珍爱。截至2005年底，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书704万册，其中印刷图书571万册，电子书刊132万册，线装书20万册，300多种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元；有21，478种报纸和期刊。该学科涵盖的领域广泛，包括文学、科学、工程、农业和医学，其中重点学科文献的收集最为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