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为何也难逃盛极而衰的厄运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9浏览:1收藏

汉唐为何也难逃盛极而衰的厄运,第1张

靠着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手段,汉武帝统一了政权,统一了财政,统一了武装,还统一了思想。于是,他就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在他的治下,帝国的文治武功达到了全盛。疆域既广阔,文化亦繁荣,丝绸之路延绵万里直抵欧陆,中华文明远播四海天下归心,汉帝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就在汉武帝的时代,帝国的危机也已经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前面说过,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其特点则是集权。虽然集权未必专制,专制未必独裁,但汉武帝这个人,却多半是专制和独裁的。而且,正是由于他的专制和独裁,不但朝中大臣和地方郡守常常自裁以为解脱,就连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也终于自杀。结果,此公驾崩之时,继位的竟只能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帝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废立皇帝的权力,从此落入外戚手中──先是为大将军霍光所掌握,后是为大司马王莽所把持。他们或者视废立为儿戏,或者视皇帝为玩偶。

汉王朝虽经光武帝刘秀中兴而起死回生,但整个帝国已难再有起色,不过勉强维持而已。后汉二百年的历史几乎乏善可陈,有所作为的也就是前面三个皇帝,即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和章帝刘_。其他那些皇帝,不是弱冠践祚,就是在襁褓中被拉来充数,其中甚至有四个皇帝连十岁的生日都没来得及庆祝,帝国的最高权力则或为外戚把持,或为宦官窃取,或为女主搅和。等到野心勃勃的军阀董卓,率领所谓勤王之师进京来杀宦官的时候,他就顺手把汉帝国也一并杀掉了。据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元年七月,被劫持的汉献帝重返洛阳时,竟是百官披荆棘,饥死墙壁间。武帝时的恢宏气象而今安在哉?但只见,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也许,这就叫盛极而衰?

这样一个过程在唐帝国那里又重演了一遍,只不过来得更快,也更具戏剧性。这是一段不断被人提及说起,反复被人编撰演绎,并用多种形式来回顾的历史,因此特别值得反思。

唐,是帝国历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它的辉煌被和汉一起并称为汉唐气象。不过,汉的伟业基本上是本族和本土的,唐的成就却是多民族和国际性的。或者说,较之开辟了丝绸之路的汉,唐的成就更是多民族和国际性的。请看名单。

隋唐两代,被征服的西域各国有:高昌、龟兹、党项、土谷浑。维持通商友好关系的有:焉耆、疏勒、于阗、天竺、_宾、康国、波斯、大食、甘棠、朱俱婆、泥婆罗、石国、大秦。这还只是西域各国。其他,则还有高丽、百济、渤海、契丹、吐蕃、突厥、回纥、南诏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或被征服,或来朝贡,或来通商。唐帝国国门大开,一视同仁地表示欢迎,也一视同仁地相互学习。

写族谱首先要细致了解,面面俱到,往好的方向写,还要广泛征求意见,一般不会招来厄运, 如果漏写了谁的功绩或歪曲了事实,就会招来不满,就可能带来厄运,特别是涉及的利益关系,更要慎重下笔,送你四个字:多问善行。

其实,“种痘”技术是我国医学注重防疫学的悠久传统的必然结果,古代的贤哲和医学先驱们都曾经阐述了防疫思想观念。我国古代文物书籍里,记载有人们观察到的与流行病有关的一些事实:《周易·下经》记载:“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意思是说,君子要注意疾病而加强预防。

《淮南子·卷十六》记载:“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意思是说,优秀的医生,常常治疗无病之病,所以疾病极少发生。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记载:“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意思是说,病已形成而后给以医药,不是太晚了吗?晋代医药学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有治疗狂犬病的医方:“取脑傅之,后不复发。”他提出打死疯狗,取出其脑浆敷在病人伤口上的治疗方法,初步体现了近代免疫学的思想。

隋代医学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里记载用携带斑疹伤寒病原体的羔螨研成粉末来治疗“射工候”即恙虫病。这虽然是治疗,但与免疫原理是相通的。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则把生疮病人的血汁、脓汁以小刀接种于健康人的皮下以防治疮疖。

这些记载表明,古代人们对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现象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此以后,我国免疫思想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对天花的防治。

早在上古时期,人类就饱受天花危害。公元前1000多年,无情的天花就席卷了古埃及,尼罗河畔的居民难逃厄运,就连法老拉美西斯五世也不能幸免,在他的木乃伊面部,就有着点点天花瘢痕。

藏于圆明园"文源阁"的《四库全书》毁于1860年的火烧圆明园。

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扩展资料:

1、火烧圆明园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国军队首领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3500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大火连烧3天3夜,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圆明园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计约有150万件,上至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现仅存建筑遗址,并建立圆明园遗址公园。

2、《四库全书》的历史价值

(1)统治意义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2)文献意义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

《四库全书》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并校正典籍中的讹误脱漏。但修书期间同时抽毁及禁制一些书籍。乾隆一朝致力编修《四库全书》,但大兴文字狱,戕害读书人,对中国后来的科技文化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3)艺术价值

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

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

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火烧圆明园

-四库全书

因为彗星不是常见到现象,古人看到彗星感觉恐惧,就像看到火山,地震,海啸。就像古人对日月食,超新星都感到恐惧一样。

那时候的人知识文化少,对彗星不了解那时候对地球的认知不全,以为地球是平的,那么大的东西掉下来到地球上,必然会造成很大伤害

这种事情多年才会遇到一次,犹如人生起起伏伏,一生中总会遇到几次大的磨难一样,很自然的就会跟一生所遇灾难联系在一起

因为彗星都是几年或者几十年,才回归一次。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并不能轻易的遇见彗星。而每一次,有幸遇见了彗星,却发现,自己的生活,或者生命的质量,并没有什么提高,多么难得遇见的“星”啊。确是无用的。

那么,“我”不幸的生活和生命,造成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遇见了彗星吧。本以为,遇到了,会带来好运。只因为没有好运,那它就是带来霉运的家伙了。

大多数是不会的,也不排除彗星偏离它的轨道,冲向我们,大家都知道彗木大冲撞吧,这就是一例。但是我们地球有众多的兄弟姐妹,帮我们阻挡了它们带来的危险。

彗星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罕见的天文奇观,令我们感受宇宙的美丽,和带给我们的神秘。令一代代天文学家不断的探索。

神话是人类以幻想的方式 ,按照一定的心理、愿望对所接触的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类自身所作的最初的想象和描摹 ,是人类对这些现象所作的经过艺术加工的解释。

有史以前的口头文学 ,由于没有文字记载 ,流传下来的不多 ,但其中神话部分却是相当的丰富。

中国古代神话内容极为丰富,但流传下来的古代神话数量不多,篇幅较短,呈现出零散且非系统的特色,也没有专门记载神话的古籍,而古希腊神话自成体系,数量众多,篇幅较长,内容丰富,并且高度地完整、系统,对欧洲文学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对两族神话文本差异成因的探讨,一直吸引着不少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也仁者见仁本文侧重就中国原始神话之所以具有片断化、零散化的特征原因进行探讨 神话是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

它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

早在公元前的先秦古籍中,如《山海经》、《左传》、《国语》、《楚辞》《吕氏春秋》等,中国著名的古典神话已得到记载。

汉代及三国的《淮南子》、《史记》、《汉书》、《吴越春秋》、《三五历纪》等,以及魏晋六朝的《搜神记》、《述异记》等书中也有许多古典神话的纪录。

神话是对中国各种文学创作较早发生影响的一种体裁,其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它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

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

其中不少著名神话,还成为人们经常授引的典故。

神话伪美宇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作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了解人类童年生活和。

理的钥匙。

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神话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

丰富多彩,斑驳灿烂,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先秦文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上古歌谣和神话、《诗经》、先秦散文以及楚辞。

上古歌谣是一种口头文学,不可能全部保存下来,现在只是在一些古代典籍中还能看到零星记载。

上古歌谣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是我们的祖先在进行生产劳动时歌唱的口头丈学。

它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和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源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类的各种劳动和生活,为我国后代的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并以无比灿烂的光芒照耀着我国的文学史。

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

它是通过幼稚的幻想故事,把自然力和古代英雄神化,表现远古时代人民的斗争精神和可贵的探索精神的一种原始时代的文学形式。

中国神话大多保存在《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左传》、《列子》、等古籍中,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

这些神话按题材大致可分为: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发明创造神话等,其中著名的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黄帝擒蚩尤、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

神话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神话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对后世作家有积极影响,为后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文学题材和艺术形象,它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对后世作家的浪漫主义创作起了积极作用。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

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

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上古歌谣导引出中国诗歌的最早源头,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产生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

《诗经》共分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大都是国土之音;“雅”是“正”的意思,分大雅七十四篇,小雅三十一篇,共一百零五篇,主要是朝廷之音;“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是宗庙之音。

《诗经》灵活运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

《诗经》中的篇章大都是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中叶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及人民的思想感情,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先秦散文分为叙事散文与说理散文两个部分。

先秦叙事散文是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

先秦叙事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

孔子编著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是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

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

《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

先秦叙事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叙事文学的传统。

先秦说理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

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

《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动。

《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的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

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

《老子》基本上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辩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

《孟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

《孟子》的散文体现着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的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

《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

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都体现了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

《荀子》一书多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其文章多为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锋锐、质朴无华,体现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门客的集体创作,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源泉。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

《楚辞》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

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价值:

女不仅在生产上起主要作用,而且成为原始聚落中胞族的轴心。

她们常常被说成是人类及万物的创造者。

父系氏族社会建立之后,原始艺术中又出现了男性神话人物形象,而在许多神话人物之间,也便相应地出现了辈分和谱系。

氏族间的聚居和合并出现了部落或部族。

部落、部族及联合部族的出现,带来了部落或部族间的争战,构成了反映不同部落或部族间关系神话的产生基础。

家长奴隶制、部族军事民主制及部落间的争战,为古代神话及英雄史诗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艺术想象的土壤。

中国神话中的共工与蚩尤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以及黄帝集团与炎帝集团间争战的神话,大都具有这种性质。

其表现则是借助人类早期的幼稚的想象和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理解。

构成幻想的情节,并被认为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存在。

神话中充满了神奇的幻想,它把远古人民的认识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

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根据原始人的自身形象、生产状况和对自然力的理解与提高自身能力的要求而想象出来的。

从一些神话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处于狩猎经济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处于原始农耕时期的部落,其神话人物大多与农业有关。

当时的人以弓箭刀斧为武器,神话中的人物也就成为创造和使用这些工具武装起来的能手。

神话中的主人公(神)尽管常常是人间奇迹的创造者,但他们也常常遇到挫折和厄运。

它反映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

原始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特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原始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认识形式。

它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活动。

处于蒙昧时代的远古人民,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不能超越其生产力低下的状况和对自然抗争的无力状态。

因而在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中,便多是直观、猜测和臆想。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类智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原始神话一般不再产生。

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知识程度的不平衡,在一些实践上还不能有效地控制自然,和在认识上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和自然现象变化等的地区和民族,神话性的幻想仍不可避免,或不能完全避免。

但这些作品与原始神话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

神话中有远古人民种种幼稚的思索和追求,多方面地反映了原始人的宇宙观。

其中往往寓含着原始科学、原始哲学、原始宗教的因素。

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相信万物有灵,相信灵魂和神灵的存在等种种原始观念和意识,以及图腾崇拜、巫术信仰、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组成远古人民世界观的因素。

在神话中,一切自然现象乃至某些社会存在都被看成是有生命的,都被赋予人的特点和超自然的能力。

神话中的奇禽奇兽、怪神怪物以及氏族神、部落神、雷神、雨神等夸张与想象的形态,都不能和这些观念分开。

神话中对于人和动物、人和自然、自然与自然之间的某些因果联系的认识与想象,是作为处于神话时代的人们意识形态的种种表现而存在下来的。

中华民族的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

中国文学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理论批判体系。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紧接着兴起的一种新的诗体为楚辞,《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

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

汉魏六朝,出现了新诗体 —— 乐府,强烈的现实感,是乐府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是散文。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记叙文和议论文的集子是《尚书》。

而小说常被当作街谈巷议之言;戏曲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

因此,小说和戏曲起步较晚,直至元、明、清才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在不断发展着,但却表现出异常稳定和凝固化的特点。

因为中国文学大部分在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土壤中产生,几乎一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在重视文化思想、并对之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发展。

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凝重稳健的性格。

五、中国古代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它不仅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为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神话在人民口头创作史上,甚至是在文学创作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神话是对中国各种文学创作较早发生影响的一种体裁。

它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中国古代神话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

其中有些著名神话,还成为人们经常援引的典故,如“盘古开天地”。

神话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作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了解人类童年生活和心理的钥匙。

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先哲、史家、学者的注意。

他们不仅在著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说明。

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

在文学中,我们能看到神话精神的延续、光大。

神话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一是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

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

如《逍遥游》之鲲鹏变化,《应帝王》之“凿破混沌”,这两则神话为全文抹上了变幻奇诡的浪漫色彩。

至于曹植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更是利用神话素材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创作。

用神话入诗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如《诗经,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离骚》中各种神灵纷至沓来。

此后的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以神话入诗,如李商隐《瑶池》诗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就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

小说、戏曲采用神话作素材的也很多,它主要是借助于神话的奇特的想象,利用神话形象或神话情节进行再创作。

如唐代李朝威的小说《柳毅》,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爱情神话。

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其代表作为《西游记》,从孙悟空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影响。

此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封神演义》、《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

可以说,古代神话作为素材,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改造,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

这些神话意象在历史中固定下来,通过文化积淀,在一代代人的心底流淌,并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形式,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神话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世俗。

神话作为原型的意义要比它作为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

当屈原在现实世界中屡遭打击而悲苦无依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龙凤结驷,巡游天界,四方求女。

是神话世界巨大的力量,使他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支持他的人格,抚慰他心灵的创伤。

同时,由《离骚》所抽象概括的某些意象,由于它深沉的神话背景和屈原创造性的提炼,而成为一种稳固的神话原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一代代作家的笔下传递。

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不仅是将神话看作素材,而是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是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厌弃和对神话感情、神话世界的皈依。

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

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

”可以说,屈原、蒲松龄等作品都体现了神话原型的精髓和力量。

综上所述,中国神话在构造上和基本意识上的特性,成为决定中国文学的构造和风格的最根本要素。

中国神话在中国广大人民口头创作史上和文学创作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

它一方面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另一方面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

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文学起源于中国神话,而神话来源于劳动生产,并且在中国神话的影响下,中国文学进行了升华。

使中国文学以优秀的历史、多样的形式、丰富的作品、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个性、诱人的魅力创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灿烂、伟大的篇章,并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学之一,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然远远不是。

《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中,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的厄运,而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估计禁毁6766部,93556卷),禁毁数超出收入的总数,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偷偷焚毁的书籍,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这实在是空前绝后一场文化大浩劫。

热门文章
    确认删除?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