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这种主张两全其美,既坚持了简体字,又保留了繁体字。仔细想来,殊无必要。

 试想一下,如果大家写的都是简体字,书刊报纸也都是简体字,认识繁体字又有何必要呢认识了不使用,如同买了一个工具却闲置,久而久之,只能被忘记或者丢弃。有人说,认识繁体字可以读古书,可以传承文化。其实,读古书读的是古人书中道理,而不是他书写的文字。现代人读不懂古人的书不是因为繁体字还是简体字,而是因为不懂古代汉语,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还包括古代文化知识等一大套学问。因此,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苏培成曾说过:读古书的门槛不在文字,而在语言。语言文字是向前发展变化的,在语言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以为认识繁体字就能读懂古书的思路未免简单了些。相反,如果一个人懂得古代汉语,即使简体字版的古书,理解起来也不会有阻碍。说到底,能不能读懂古书,关键在自己的学问,不能读不懂就归咎于简体字。

当然,我们说汉字应用无需强调“识繁”,并不是反对识繁体字,识字,无论繁简,当然是越广博越好。如果从个人文化修养的角度来讲,认识繁体字,甚至认识小篆、大篆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在日常语言生活应用中,则无需强调必须认识这些,以免增加不必要的学习负担。

汉字是一种交流工具,工具必然追求更方便合理的使用。简化是汉字自身发展演变的一个客观规律。新中国建立之初,成人文盲率占80%以上,汉字繁难,应当改革,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推行简化字成为必然。据统计,《简化字总表》第一、二表繁体字的平均笔画数是每字16画,简化后平均笔画数每字为8画。笔画减少后,书写效率明显提高,为当时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应当说,简体字在国民教育水平提升及社会生活便利方面功莫大焉。现在,在简体字通行、稳定的使用状况下,提出恢复繁体字或者退一步提倡认识繁体字都是没必要的折腾,除了给学习者带来负担外,还会影响交流,进而可能会对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国际交流、信息化等事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考工记，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工艺专著，上面记载了很多刺绣的方法；刺绣技法的传承也是对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这对于我国一些服装设计来说，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能够培养我们的文化自信，将这些古代刺绣技法传到世界各地，也能够增强中国的影响力。

古罗马帝国后期，古典文化传统开始走向式微。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为了在精神和文化领域获得唯我独尊的地位，便加紧了对古典文化的破坏和毁灭过程。由于古典文化被教会斥为异教之物，所以许多古典建筑和艺术品遭到破坏，大学和图书馆被关闭，古典作家的著作成为禁书。当时的一位大主教洋洋得意地宣称：“古代作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那些被基督教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从此，古典文化也就逐渐被以神学和道统为主的基督教文化所取代，并随之而坠入黑暗的深渊。但是，在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作为古代人类智慧之结晶的古典文化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丧失。那么，它在日后的历史中是如何传承的呢？ 8-10世纪，古典文化开始在东方的阿拉伯帝国和西方的加罗林王朝同时复苏。查理大帝在位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实现教育和文化的复兴。为此，他延聘欧洲各地著名学者加入这一行动，并多次颁布诏令，要求全国各教区和修道院设立学校。同时，与之相关联的书籍抄写和图书馆也随之兴起，一批拉丁古典书籍得以抢救和复制，如西塞罗、恺撒、维吉尔、塔西佗、李维、卢克莱修、贺拉西、奥维德等古典作家的著作。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部分拉丁古典作家的典籍都是依据这一时期的复制本印制而来的。也正是在抄写、复制古典拉丁著作的过程中，修道士们与古典文化建立起了某种联系。有些教士甚至因迷恋于古典拉丁作家的著作而不能自拔。“加洛林文化复兴”虽然并没有出现令人赞叹的学术创新，但它对于古典拉丁文化的传承却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不过，随着维金人的南下，这一复兴运动也告中断。

如果说，加罗林王朝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主要致力于拉丁古典文化的复苏，那么阿拉伯帝国则着重致力于古典希腊文化的学习年的和研究。在约750-850的100年里，自阿拉伯人掀起了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史称“百年翻译运动”。这是阿拉伯帝国全盛时代的大规模文化建设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不仅翻译了大量古代波斯和印度的典籍，而且还翻译了大量古希腊人的著作。众所周知，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曾将希腊文化的种子播撒于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直到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时，许多传播希腊文化的城市仍然存在，其中著名的有波斯的军迪沙浦尔、伊拉克的哈兰、叙利亚的埃德萨和安条克、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等。在这场翻译运动中，精通希腊文化的聂斯托里派基督徒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帝国的统治者成了这场翻译运动的倡导者和有力的支持者，如曼苏尔、拉希德、麦蒙。尤其是麦蒙，不仅他本人醉心于古希腊哲学，每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后，他总是先睹为快，而且为了将学术研究和翻译运动纳入正规，他还于830年在巴格达图书馆的基础上修建了著名的“智慧馆”。这是一个集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中心于一体的综合学术机构。同时，麦蒙还派人到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等地去搜求古希腊典籍。于是，从各地运来的古籍不断充实到智慧馆。这样，在麦蒙的主持下，数百名学者和翻译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活动，从而使“百年翻译运动”步入了鼎盛阶段。在这场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都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且还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对古典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方面，与大致同时代的“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成就相比，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更为辉煌，影响也更为深远。 自11世纪开始，历经劫难的拉丁西方人终于走出了“黑暗时代”，步入复兴和扩张之路。在扩张过程中，他们重新回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中海世界，并与阿拉伯、拜占庭帝国等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活动。正是在西班牙、西西里和西亚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哨，拉丁西方人重又接触到久违的古典希腊文化。于世从11纪末到13世纪末，一场历时长久、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通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而翻译成拉丁文等西方文字的古希腊典籍达200多部。而参与翻译运动的翻译家则多多达90多位，其中，有的在其一生中翻译作品达80余部。可以说，在这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都被译为拉丁文等西方文字。这不仅导致了各门学科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迅速复兴，而且古希腊文化中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也得以复活，从而导致普遍的理性在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确立。

与此同时，罗马法复兴的浪潮也从意大利蔓延到了法国、德意志、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各国，罗马式建筑艺术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走向兴盛。无怪乎现代西方许多学者将世纪称为“文化复兴”的世纪了。可以说，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 文艺复兴时代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在该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下，展开了对中世纪基督教会和神学的批判。于是，一股强劲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再次蔓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以特殊的热情学习古希腊语，并积极投入到搜集、挖掘、整理和重新翻译古希腊原文典籍的运动中。他们在寺院和教堂图书馆里，耐心细致并满怀希望地从积满厚厚灰尘的故纸堆中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他们在这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取得了重大收获，发现了一些古典著作的珍本甚至孤本。这些珍本大都已腐朽、脱落。他们小心翼翼地修复这些“被野蛮的狱卒囚禁的文雅犯人”。不甘寂寞的美第奇家族和教皇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科西莫将巨资投入到古希腊典籍的搜集之中。教皇尼古拉五世还是教士时便因购买古典书籍而破产，做了教皇后依然故我。他自己曾毫不掩饰地说：“假我以资材，当成就两桩事业，即书籍与建筑，及后为教皇，两者都付诸实施。”直到去世时，他仍欠有债务。但是，他却将800册古希腊手稿留给了世人。许多人文主义者到希腊做学术旅行，当他们带着数以百计的古希腊典籍回到当意大利时，人们就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军一样欢迎他们。而许多人文主义者则因购买古典稿本而负债累累。在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人的围攻下陷落时，许多拜占庭学者带着抢救出来的古希腊手稿流亡到意大利。他们在各地教授希腊语，从而为古典文化在西方的复兴增添了一股活力。正是由于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古希腊典籍才得以传世。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希腊著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搜集、整理出来的。

同时，拉丁古典文化也对人文主义的文化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该时期，“人本主义史学家则把一切思想和一切叙述翻译成装扮成西塞罗体的拉丁文，至少是黄金时代的拉丁文”。与这种文学上的西塞罗主义相伴行的则是艺术领域内维特鲁威建筑艺术的复活以及古物搜求和收藏之风的盛行。人文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探寻古典艺术品，而古罗马城则成为了这一运动的中心。至文艺复兴时代末期，罗马已聚集了无数的古物，其中大多是古罗马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古希腊后期的原作。正是这些作品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源泉。

中世纪盛期的文艺复兴是一次有限的古典文化的复兴。基督教徒翻译与研究的只是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而且他们是在信仰至上的前提下，按照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古典文化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则完全冲破了这一局限，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了古典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他们立足于人文主义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和解读古典文化的真义，并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之进行了新的阐释。正是在古典文化的启发下，他

们奏响了响亮的“人的颂歌”，而在这片颂歌声中，中世纪的幽灵退到了黑暗的角落里。

实际上，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并没有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结束而终结。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古典文化的继续复兴。在该世纪，古物搜求之风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还从罗马扩散到了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城市。于是，英、法、德等国家则代替罗马成为了这一运动的新的中心。这些国家的人们蜂拥到威尼斯、神秘的庞贝古城和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去凭吊、猎奇、探宝。尤其是在德国，一些艺术家还在理性的旗帜下掀起了一场“复古”运动，他们反对罗可可艺术的那种过分注重豪华和享受而缺乏思想的艺术风格，主张回到古典主义去，从而导致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新古典主义的出现。该流派曾盛行于德国与法国，并在绘画和建筑、雕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温克尔曼便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注重从古典艺术中获取养分，所以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便从古典文化和艺术中寻求答案。如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大师达维德曾谈到，他鼓励学生去创作伟大题材的诀窍是：“快去翻翻普鲁塔克的书。”同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在高举理性的大旗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时，古典文化再次成为他们赖以获取思想素材的宝库。所以，古典文化还成为理性主义运动的导师。 19世纪以后，伴随着考古学的出现和发展，古典文化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从而导致古典文化更大规模的复现。在这一世纪，考古学的篝火在意大利、希腊本土、小亚细亚等地陆续点燃，著名的罗马城、庞贝古城、雅典卫城、奥林匹亚城、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等遗址纷纷被发现和挖掘出来，一些古典文物和书籍也时有发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以至今天。这样，古典文化逐渐显露出它的全貌。同时，在西方各国，古典学也作为一门学科而逐渐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