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李清照夫君死后，她又再嫁，没有被掳走做王妃的经历。

以下为人物生平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18岁，与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据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云：“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当时李清照之父作礼部员外郎，赵明诚之父作吏部侍郎，均为朝廷高级官吏。李清照夫妇虽系“贵家子弟”，但因“赵、李族寒，素贫俭”，所以，在太学读书的赵明诚，当初一、十五告假回家与妻子团聚时，常先到当铺典质几件衣物，换一点钱，然后步入热闹的相国寺市场，买回他们所喜爱的碑文和果实，夫妇“相对展玩咀嚼”。古老神秘的碑文，把他们引向遥远的历史年代，带给他们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享受，使他们仿佛置身于无忧无虑的远古时期，因而“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两年，赵明诚进入仕途，虽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但夫妇二人仍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且立下了“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赵家藏书虽然相当丰富，可是对于李清照、赵明诚来说，却远远不够。于是他们便通过亲友故旧，想方设法，把朝廷馆阁收藏的罕见珍本秘籍借来“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遇有名人书画，三代奇器，更不惜“脱衣市易”。然而，他们的力量毕竟有限。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求售，索钱20万文。他们留在家中玩赏了两夜，爱不释手。但是，计无所出，只好恋恋不舍地归还了人家。为此，“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新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安静和谐，高雅有趣，充满着幸福与欢乐。

可惜好景不长，朝廷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把李家卷了进去。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其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不得在京城任职。其时被列党籍者17人，李格非名在第五，被罢提点京东路刑狱之职。九月，徽宗亲书元祐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120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而在同一年，赵挺之却一路升迁，六月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为救父之危难，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对此，张尝谓：“（文叔女上诗赵挺之）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洛阳名园记》序） 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 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郡斋读书志》）惜均未奏效。被罢官后的李格非，只得携眷回到原籍明水。

朝廷党争愈演愈烈，李格非“元祐党人”的罪名竟株连到李清照身上。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庚寅诏禁元祐党人子弟居京；辛巳，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崇宁三年（1104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据此，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而且偌大的汴京，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回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家人。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崇宁四年（1105年）暮春，赵挺之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六月，“（因）与（蔡）京争权，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遂引疾乞罢右仆射（《宋史？赵挺之传》）。仅仅过了半年多，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蔡京罢相，赵挺之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毁《元祐党人碑》，继而大赦天下，解除一切党人之禁，李格非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卷二十六），李清照也得以返归汴京与赵明诚团聚。但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又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氏一家头上。三月，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五日病卒。卒后三日，即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七月狱具，不久即获释。但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其子的荫封之官亦因而丢失，赵家亦难以继续留居京师。李清照只好随赵氏一家回到在青州的私第，开始了屏居乡里的生活。

李清照、赵明诚屏居青州，始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秋。次年李清照25岁，命其室曰“归来堂”，自号“易安居士”。

“归来堂”，取义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其时，曾对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同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缗城 （今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见晁补之《归来子名缗城所居记》） 。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盖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步其后而模仿之。《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句，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当亦取其中之雅意。“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优裕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研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纺叙述：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物之邦，丰碑巨碣，所在多有，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临淮王像碑》、唐李邕撰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铭古戟，昌乐丹水岸出土的古觚、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

政和四年 （1114年） 新秋，赵明诚题“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题于归来堂。”（《易安居士画像》及赵明诚题词，近人多判其伪。但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二期吴金娣《有关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一份珍贵资料》一文介绍，上海博物馆藏《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墨迹与《画像》题词墨迹相比较，许多字的字形结构与运笔都甚相似。以此该文认为《画像》题词确为赵明诚手迹。）

政和七年（1117年），在李清照的襄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跂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削其间”（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李清照38岁。春、夏两季仍在青州。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赵明诚尝游仰天山水帘洞并题名刻洞内石壁。不久即知莱州。初，李清照未同行。至秋八月，清照才由青州赴莱州。途经昌乐，宿于驿馆，作《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表达对青州姊妹的惜别之情。八月十日，清照到达莱州，又作《感怀》诗一首。诗前有小序云：“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

在莱州期间，李清照继续帮助赵明诚辑集整理《金石录》，且“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为一帙。每日晚更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金石录后序》。

宣和七年（1125年） ，李清照42岁。赵明诚改守淄州。赵明诚曾得唐白居易所书《棱严经》与李清照共赏。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李清照43岁，仍随赵明诚居淄州。是年，赵明诚因平定地方逃兵扰乱有功转一官。[6]

宋钦宗靖康二年、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李清照44岁。金人大举南侵，俘获宋徽宗、钦宗父子北去，史称“靖康之变”，北宋朝廷崩溃。五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为高宗，南宋开始。是年三月赵明诚因母亲死于江宁（今南京市），南下奔丧。八月，起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北方局势愈来愈紧张，李清照着手整理遴选收藏准备南下：“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 凡屡减去， 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 （《金石录后序》）十二月，青州兵变，杀郡守曾孝序，青州剩余书册被焚。（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曾这样记载此事：“青州故第，尚锁书册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此处文字当因在传抄中或夺或衍而臻误。史实应为“青州兵变”。）

当李清照押运15车书籍器物，行至镇江时，正遇张遇陷镇江府，镇江守臣钱伯言弃城而去（《续资治通鉴》卷一0一），而李清照却以其大智大勇在兵荒马乱中将这批稀世之宝，于建炎二年（1128年）春押抵江宁府。

李清照至江宁后，雪日每登城远览以寻诗。周 《清波杂志》卷八有云：“倾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以宋高宗为首的妥协投降派，借口时世危艰，拒绝主战派北进中原，一味言和苟安。李清照十分不满， 屡写诗讽刺， 曾有“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之句。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赵明诚罢守江宁。三月与李清照“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金石录后序》）。舟过乌江楚霸王自刎处，清照有感而作《绝句》以吊项羽。以项羽宁肯一死，引颈乌江以谢江东父老的壮烈史迹，对南宋统治者进行讽喻。五月，至池阳（今安徽贵池），赵明诚被旨知湖州。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回忆说，赵明诚将“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不幸的是，由于途中感疾，赵明诚竟于八月十八日卒于建康。

赵明诚卒后，李清照为文祭之，文曰：“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谢《四六谈麈》卷一）葬毕赵明诚，李清照大病一场。当时国势日急，赵明诚妹婿李擢权兵部侍郎，从卫太后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为保存赵明诚所遗留文物书籍，李清照派人运送行李去投奔他。不料当年十一月，金人陷洪州，所谓连舻渡江之书散为云烟。李清照只好携带少量轻便的书帖典籍仓皇南逃。之后，李清照曾一度往依时任敕局删定官的弟弟李迒。这时传有密论列赵明诚者，有所谓“颁金”之语，李清照被迫以所有铜器等物追随帝踪，希图投进朝廷。颠沛流离中，所余文物又散失大半。

建炎四年（1130年）春，李清照追随帝踪流徙浙东一带。“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道之温，又之越。”九月，刘豫在金人扶持下，建伪齐政权。李清照有诗斥之曰：“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十一月，朝廷放散百官，李清照到达衢州。

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李清照赴越（今浙江绍兴），居土民钟氏之家，一夕书画被盗。她悲痛不已，重立赏收赎。至此，所有图书文物大部散失。

绍兴二年（1132年），李清照到达杭州。图书文物散失殆尽造成的巨大痛苦，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给予的无情折磨，使李清照陷入伤痛百般走投无路的绝境。孤独无依之中，再嫁张汝舟。张汝舟早就觊觎她的珍贵收藏。当婚后发现李清照家中并无多少财物时，便大失所望，随即不断口角，进而谩骂，甚至拳脚相加。张汝舟的野蛮行径，使李清照难以容忍。后发现张汝舟还有营私舞弊、虚报举数骗取官职的罪行。李清照便报官告发了张汝舟，并要求离婚。经查属实，张汝舟被除名编管柳州。李清照虽被获准离婚， 但宋代法律规定，妻告夫要判处3年徒刑，故亦身陷囹圄。后经翰林学士綦崇礼等亲友的大力营救，关押9日之后获释。（对于李清照改嫁张汝舟之事，后世学者颇有争议。其实，妇女改嫁在宋代前期并不少见，且不影响李清照人品，宋人多家谈及此事，应当可信。古人辩诬之说，实际是受封建礼教观念束缚的结果。）

虽然经历了一场再嫁匪人、离异系狱的灾难，但是李清照生活的意志并未消沉，诗词创作的热情更趋高涨。她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后，把眼光投到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上。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朝廷派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和工部尚书胡松年出使金朝。李清照满怀激情地作古诗、律诗各一首为二公送行。诗中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表达了反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充满了关念故国的情怀。

绍兴四年（1134年），李清照完成了《金石录后序》的写作。十月，避乱金华，写成《打马图经》并《序》，又作《打马赋》。虽为游戏文字，却语涉时事。借谈论博弈之事，引用大量有关战马的典故和历史上抗恶杀敌的威武雄壮之举，热情地赞扬了像桓温、谢安等忠臣良将的智勇，暗讽南宋统治者不识良才、 不思抗金的庸碌无能，寄寓对收复失地的愿望，抒发了个人“烈士暮年”的感慨。

在金华期间，李清照还曾作《武陵春》词，感叹辗转漂泊、无家可归的悲惨身世，表达对国破家亡和嫠妇生活的愁苦。又作《题八咏楼》诗，悲宋室之不振，慨江山之难守，其“江山留与后人愁”之句，堪称千古绝唱。

绍兴十三年（1143年）前后，李清照将赵明诚遗作《金石录》校勘整理，表进于朝。越十余年，大约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或者以后，李清照怀着对死去亲人的绵绵思念和对故土难归的无限失望，在极度孤苦、凄凉中，悄然辞世，享年至少73岁。[6]

1 关于辩论的古诗文

两小儿辩日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yú），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cāng）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

两小儿笑曰：“孰（shú）为汝（rǔ）多知（zhì）乎？”

译文：

孔子到东方游历，途中遇两个小孩儿在争辩。便问他们争辩的原因。

一个小孩儿说：“我认为太阳刚刚升出来的时候距离人近，而到正午距离人远。”

另一个小孩儿认为太阳刚升起时距离人远，但是到正午时距离人近。

一个小孩儿说：“太阳刚刚升起时大得像个车篷，到了中午时就像一个盘子，这不是距离远的东西看起来小而距离近的看起来大吗？”

另一个小孩儿说：“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到了正午的时候就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热，这不是远的 觉得越凉，而近的觉得越热吗？”

孔子不能决断谁对谁错。

两个小孩笑着说：“谁说你见多识广呢！”

辩日启示

1宇宙无限，知识无限，学无止境。即使是博学多闻的孔子也会有所不知。我们要不断学习。

2认识自然，探求客观事理，要敢于独立思考，大胆质疑。

3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强不知以为知”。

4认识事物从不同角度出发考虑，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5多听听身边孩子们的声音，也许能有所长进。

6知识是不分年龄，不分界限的

7我们在平常阐明自己道理时也该像两小儿一样有根有据，用道理说明问题。

8考虑问题应从多个方面考虑，这样问题才会考虑完整。

2 跪求“辨似”的文言文以及翻译谢谢阿

原文辨 似 章学诚 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言者心之声，善观人者，观其所言而已矣。

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讬於善也。善观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

夫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谓诚然也。

夫言不由中，如无情之讼，辞穷而情易见，非君子之所患也。 学术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为言之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咫尺之间，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无多也。（言有千变万化，宗旨不过数端可尽，故曰言本无多。）

人则万变不齐者也。以万变不齐之人，而发为无多之言，宜其迹异而言则不得不同矣。

譬如城止四门，城内之人千万，出门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从出者，止四门也。然则趋向虽不同，而当其发轫不得不同也。

非有意以相袭也，非投东而伪西也，势使然也。 树艺五谷，所以为烝民粒食计也。

仪狄曰：“五谷不可不熟也。”问其何为而祈熟，则曰：“不熟无以为酒浆也。”

教民蚕桑，所以为老者衣帛计也。蚩尤曰：“蚕桑不可不植也。”

诘其何为而欲植，则曰：“不植无以为旌旗也。”夫仪狄、蚩尤，岂不诚然须粟帛哉？然而斯同衣食，不可得而赖矣。

《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此神化神妙之说所由来也。

夫阴阳不测，不离乎阴阳也。妙万物而为言，不离乎万物也。

圣不可知，不离乎充实光辉也。然而曰圣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滞於迹，即所知见以想见所不可知见也。

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学肤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

不学无识者，窒於心而无所入，穷於辨而无所出，亦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谓列御寇曰：“人将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则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则为人所保矣。

故天下惟中境易别，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恒相似也。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

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

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讬舍舟车者为同调焉。

故君了恶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便谓玩物丧志，毕竟与孔门“一贯”不似。）

理之初见，毋论智愚与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

三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非再三之力，转不如初也。

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后复得初见之至境焉，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

然当身从旋折之际，神无初见之全，必时时忆其初见，以为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几哉有以复其初也。吾见今之好学者，初非有所见而为也，后亦无所期於至也，发愤攻苦，以谓吾学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系之舟，虽日驰千里，何适於用乎？乃曰学问不可以惮烦。

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

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於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易》曰：“物相杂，故曰文。”

又曰：“其旨远，其辞文。”《书》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

《诗》曰：“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记》曰：“毋剿说，毋雷同，则古昔，称先王。”

传曰：“辞达而已矣。” 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

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於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

而陋儒不学，猥曰“工文则害道”。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陆士衡曰：“虽杼轴於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荀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盖言文章之士，极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与古人同，便为伤廉愆义，虽可爱之甚，必割之也。

韩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剿袭。”亦此意也。

立言之士，以意为宗，盖与辞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宇宙辽扩，故籍纷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无伤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

苟无意而偶同，则其委折轻重，必有不尽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无伤者二也。

著书宗旨无多，其言则万千而未有已也，偶与古人相同，不过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无伤者三也。

吾见今之立言者，本无所谓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则皆古人所已具也。虽然，此则才弱者之所为，人一望而知之，终归覆瓿，於事固无所伤也。

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袭其意焉。同时之人有创论者，申其意而讳所自焉。

或闻人言其所得，未笔於书，而遽窃其意以为己有；他日其人自著为书，乃反出其后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弥缝其隙，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蕴焉。

自非为所窃者觌面质之，且穷其所未至，其欺未易败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尝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隐始可攻也。

然而盗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厉矣。而当时之人，且曰某甲之学，不下某氏，某甲之业，胜某氏焉。

故君子恶夫似之。

3 讳辩的文言文翻译

原文 愈与李贺书（1），劝贺举进士（2）。

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3），同然一辞。

皇甫湜曰（4）：“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5）。”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6）。”

律曰：“不讳嫌名（7）。”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8）。”

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9）？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10），非周公孔子欤（11）？周公作诗不讳（12），孔子不偏讳二名（13），《春秋》不讥不讳嫌名（14），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15）。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16）。

周之时有骐期（17），汉之时有杜度（18），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19），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20），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21），不闻讳浒、势、秉、机也（22）。

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23），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24），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25），稽之以国家之典（26），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27）。

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28），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29），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注释 （1）李贺（790—816）：字长吉，唐代著名诗人，因避父讳，不能应试出身，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

著有《昌谷集》。 （2）进士：唐代科举制度分常科和制科，常科是定期分科举行的考试，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名目；制科是皇帝临时特设的考试。

（3）和（hè）而唱之：一唱一和。 （4）皇甫湜：字持正，元和年间（806—820）进士。

曾从韩愈学。 （5）律：此处当指唐代某项法律条文。

唐代法典总称《唐律》，分十二篇五百条，其中未见“二名不偏讳”及下引“不讳嫌名”等条文。“二名不偏讳”最早见于《礼记》的《典礼上》及《檀弓下》，意为二字之名在用到其中某一字时不避讳。

偏：一半。一说偏即徧（遍），全部、普遍的意思。

根据《礼记》的释文，似乎不能作这样的解释。 （6）“谓若”二句：孔子的母亲名“征在”，孔子在说“征”时不连用“在”，在说“在”时不连用“征”。

意即只要不连用，就用不着避讳。如唐代律文中有“二名不偏讳”的条文，则二句为律文的释文。

这条释文袭用《礼记·檀弓下》正文及《礼记·曲礼上》郑玄的注。 （7）嫌名：指与名字中所用字音相近的字。

音近则有称名之嫌，所以叫嫌名。 （8）“谓若禹”二句：亦袭用《礼记·曲礼上》郑玄注。

禹、雨，丘、蓲，都是同音字。禹即夏禹，丘为孔子名。

（9）为：是。 （10）法制：礼法制度。

（11）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名姬旦，周武王的弟弟，帮助武王灭殷（商），又辅佐周成王，主持制定了周朝的典章制度。他和孔子都被历代统治者尊崇为“圣人”。

（12）诗：《诗经》。《诗经·周颂》中的《噫嘻》与《雝》等篇，相传为周公所作，其中有“克昌厥后”、“骏发尔私”等句，而周公之父文王名昌，周公之兄武王名发，所以说“周公作诗不讳”。

（13）孔子不偏讳二名：孔子不避单独用的“徵”或“在”字。如：《论语·八佾》中孔子曾说“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论语·卫灵公》中又说“某在斯”。

（14）《春秋》：春秋时鲁国的编年史书，相传经孔子删订，为儒家经典之一。讥：讥刺，非难。

（15）“康王”二句：周康王名钊，其孙继位，谥昭。《春秋》对此未提出异议。

（16）曾参（shēn）：春秋时人，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行著称。不讳昔：《论语·泰伯》记曾子说：“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17）骐期：春秋时楚国人。 （18）杜度：东汉时人，字伯度，齐国丞相。

（19）“汉讳”句：汉武帝名刘彻，当时为避讳，将彻侯改为通侯，蒯（kuǎi）彻改为蒯通。 （20）吕后：名雉（zhì），当时为避讳，改雉为“野鸡”。

（21）章：章奏，臣下给皇帝的报告。诏：诏书，皇帝颁发的文书命令。

（22）浒（hǔ）势秉机：四字与唐高祖李渊之父（名虎）、太宗李世民、世祖李昞、玄宗李隆基名同音。 （23）谕：与代宗李豫的名字同音。

（24）士君子：指官僚及其他有社会地位的乡绅、读书人等。 （25）质：对照。

（26）稽：检核。国家之典：指上文所举汉代讳武帝、吕后名，唐朝章奏、诏令不避“浒势秉机”等例。

（27）止：意为到达顶点。 （28）务行：致力于实行。

（29）比：类似。 作品译文我给李贺写了一封信，勉励他去考进士。

李贺应进士试很引人注目，同李贺争名的人出来诋毁他，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还是以不参加进士考试为好，勉励他去考的人是不对的。听到这种议论的人不加分辨，纷纷附和，众口一声。

皇甫湜对我说：“如果不辩明这件事，您和李贺都会因此获罪。”我回。

4 关于文言文的辩论~~急

不主张写文言文，因为我们现代人说现代语，写现代文。

比如说，我们在联合国用英文不能用文言文。党中央发表文告当然要用现代语，从事商务活动当然也用现代语。

于是我们中小学生要用主要的精力学习现代语。文言文要不要学，我觉得应该学一点，目的在于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的文采。

认识一下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让他们有点兴趣，产生民族自豪感，但是主要的时间精力应当用在学好现代语文上面。现在的高中教材中文言文占了50%，但是我们学习它的时间已经达到了50%以上，而我们得到的不足20%，所以说对于文言文的学习我们已经不堪重负。

那些教育低下的农村连现代文都教不好，更不用说是文言文了。我认为学好现代文的基础是学好标准的现代文。

白话文是近代白话、白话从来就有自己的产品，它不是由文言文演化而来的，现代白话由近代白话演变而来，近代白话又由中古白话演变而来。这里我不同意韩先生的观点，他说只有学好文言，才能学好白话，这是个误导，打个比方说，吃饭才能饱，喝酒才会醉，你不能说我吃饭会醉，喝酒会饱，对不对？！朱自清先生说，白话比文言要精致的多，严密的多，为什么不花时间去学呢？文言文不能作为现代文必要的学习条件。

说学好文言文就一定能学好白话，我觉得这中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比如说孔乙已满口之乎者也，但其实他的文言文不好。我们没有必要通过学习文言文来学习白话文，而我们现在所接触的白话文书籍就可以学到了，鲁迅、郭沫若都是文学大师，但是他们写的也都是白话文，他们经历过文言文的时代，体会过文言文的情况，所以他们在五四运动的时期，经过新文化，提出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如果鲁迅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文言文的酱缸里浸泡过，他就不可能成为鲁迅，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运用了现代的思想，现代的观念，现代的思维。我们要用文言文来说话，来发表文章，来从事谈判，到联合国去发言吗？文言文到现在到底有没有生命力是铁的事实。

人类创造了全部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全部掌握它，所以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分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用韩愈说的术业有专攻，进入大学以后，中文系历史系乃至于数学系里面，研究中国数学史的这部分人，才有必要掌握文言文。但是，就是说我们不提倡全体中小学生都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学习文言文，因为他们将来绝大部分人要当工人当农民，去做商人做领导干部，不一定用得到。

我可以这么说，在我们中文系，古汉语是中文系学生最头疼的课程，我们有的大学生说，晚上睡觉前看几页古汉语课文，可以代替服用安眠药。我觉得从小学到现在，我对文言文一直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我没有那种学习的环境，再一个作为一个小学生你给他讲“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根本就不理解其中的含意，他只能摇头晃脑的背下来，家长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整天背这些，家长一辈子都用不到的东西，苦苦背诵时，他们的心情肯定很难受，我觉得这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的语言是用来沟通交流的，让大家先明白，也就是说小学生首先要能够与人交流，再一个，现在的家长无论怎样在孩子一出生先教他的是白话文。

要回到根本的东西里来，学以致用，有人说白话也好，文言也好， 它都是汉语，语言的根本作用是交流的工作，这个有口头和书面之说，它还是思维的工具。我确实承认，文言文它比较简洁，但有时正因为它太简洁了，对于我们很难理解。

就在学习《岳阳楼记》时就牵扯一个字的解释，在课本上“越明年”的意思是第三年，但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说这是今年的新教材刚改过的，然后我就觉得它使我产生一个疑问，文言文注释是前人给的，而后来又换了，根据这种方式学文言文根本达不到领会其要点的作用，所以没有必要学文言文。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4月22号的《中国教育报上》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不学文言文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想问您的是，我们的家在哪里？鲁迅先生说我打开历史，满本都写着仁义道德，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到两个字吃人，这个国家是一个充满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要，以及封建的等级制度森严的这么一个家，这个毫无人权、毫无平等、毫无法律可言的家，我们要带广大的青少年回去吗？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我们不是非要每个人很深入的理解它，文言文本身是有一定深度、难度的，不可能每人都有能力去理解它，体会其中的道理。

既然有难度为什么不能像古典音乐、民族舞蹈那样有少部分来继承，而不是来要求每一个人。我想区分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学习、欣赏、熏陶。

我们不赞成的是强文言文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而不是反对文言文的熏陶。

同样是接触文言文，这是存在着两个不同概念的心态，一个是在我身后积淀了数千年的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我们可以当成一棵大树去依靠，而不是背在我们每个人肩上的重负。文言脱离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小学教材中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时代的必然。

还有 ，反方观点不学文言文！理由： 文言文只是在研究古籍才用得着，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消失，象我们在这里闲谈。

指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

出处源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惟，系语首助词，古籍惟、唯、维通用，如《书· 泰誓》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惟楚有材，於斯为盛” ，而岳麓书院就是湖湘文化的中心。 书院最引人注目的是门口那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名联。这是一副典型的集句联，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句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楹联撰于嘉庆年间，时任山长袁名曜出上联，贡生张中阶对下联。“惟”在这里是个语气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就是说“楚国出人才，而这里的人才又最为兴盛”。 然而，既然说是“楚材”，则当然源自楚国，与楚国人才关系理应很密切。“惟楚有材”是从“虽楚有材”转化过来的，是因其意而引伸之。“虽”、“惟”虽有一字之差，在内容上实际是一致的，都说的是楚国(地)有材，是很符合历史事实和逻辑规律的，故已成定论。 楚国地灵人杰。人才济济，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一批第一流人才，甚至是世界性的第一流人才，故楚国人才既多又出类拨萃，品位极高，是可以登上中国和世界人才的殿堂的。《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的当年蔡人声子列举的四人，只不过是在晋、楚争霸中为晋所用的卿大夫之材，远不能代表真正的楚国之材。这里，挂一漏万，不妨举一些在各个领域有代表性的人物，略作一介绍，以见一斑。 在政治军事上，楚国驰骋疆场八百多年，从筚路蓝缕，到立威定霸，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如审时度势、周文武成三代均尊之为师的楚国缔造者鬻熊；自称王，创县制，设令尹，置陈兵之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具有创新精神的熊通(楚武王)、南定都郢，北通“上国”，抗衡中夏的熊赀(楚文王)；与齐桓公争霸后来居上，执辱宋襄公、“强楚主会”，继齐桓公之后登上中国霸主地位的熊恽(楚成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天下大事尽在楚”，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熊侣(楚庄王)；洞察形势，全力东拓，使楚国仍以大国强国的雄姿，步入战国“七雄”行列之一的熊章(楚惠王)；大胆重用异邦人吴起主持变法，“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使楚国振兴复强的熊疑(楚悼王)；北取睢、泗之间至泗水之上，西拓巴蜀，东收吴越，“临天下诸侯”，使楚国成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国的熊良夫(楚宣王)和熊商(楚威王)父子两人。这些国君(王)，都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对楚国和全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形成，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功绩是彪炳史册，永垂不朽的。他们堪称为天才、通才，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遗产。当然，在这些国君(王)的主政下，也有不少治国领军的良才，如斗子文、孙叔敖、叶公子高等人。此外，还有三位大才应该提出来，他们就是伍子胥、范蠡和李斯。伍子胥，楚国忠良之后。由于楚平王的昏聩不明，伍子胥含冤出逃，后帮助吴国攻楚破郢，对自己的族国犯下了罪过，是伍子胥狭溢复仇心理留下的一个无法洗刷的污点，是应予以谴责的。但他帮助吴国很快发展强大起来，从历史总的趋势看，是有助于东南地区的开发和祖国的大一统的。而且他也是一位军事家，《孙子兵法》就凝聚了他的、当然也是楚国的军事思想的结晶。所以，伍子胥也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应看成为楚国的良材。范蠡入越后，先为越在吴作人质忍辱二年，后回越佐勾践复兴，终于灭吴。大功告成后，激流勇退，“下海”经商，终老一生。他还是一位思想家和理财家，是楚国一难得的奇材。李斯，荀子学生，在楚学成后入秦为官。他向秦献灭六国、成一统之策，力主废分封、设郡县、焚诗书、谋私学、以法治国，对秦王政(始皇)完成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此三人，虽为吴、越、秦用，但都在异邦大有作为，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才干，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楚材”，绝不可排斥在楚人之外。 在经济、科学的领域中，传说楚先祖祝融是三皇五帝时期观火授时的大科学家。见于有明确史籍记载的，在经济、科学领域中作过突出贡献的有孙叔敖、苏掩、甘公、唐目未等人。孙叔敖不仅是政治家，而且也是水利专家和科学家。他首创库陂池水利工程，首先为大江筑堤修垸，在楚境形成南、北灌溉网络，“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孙叔敖碑》。他重科学技术，在筑沂城(今河南正阳境)时，遣具体筹办人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粮食，制订出具体而又科学的计划，结果完全按此计划顺利地完成。苏掩，楚康王时司马，他受命整治军赋，规划军备，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一次的军赋制度改革，史称“苏掩庀赋”。苏掩庀赋，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调查九种不同的田地，然后按井田制的标准，“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甲兵、徒兵、甲循之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他所调查的九种田地，准确无误地反映了楚国水泽山峦的地形地貌，今天看来仍令人惊叹不已，证明苏掩是多么注重实际、具有严谨科学精神的政治家和科学家。甘公、唐目未为天文明家。甘公，《史记》谓齐人，《集解》谓鲁人，《正义》谓楚人，作《天文星占》八卷。唐目未，亦为有名的天文学家。楚人的数学成就突出，如江陵张家山汉初古墓出土《算数书》，就是楚人留下来的一部数学著作。楚国铁器、青铜器的冶炼和制造，该凝聚了多少能工巧匠和名家的心血，充分地显示了其精湛的技艺，可惜的是名不见经传，成为有才华的无名氏群体了。 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先秦时期最为活跃，时至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百家，最重要的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兵家等。而在这各个学派中，楚人或是其主要代言人，或是创立者。道家学派创立人是楚先哲老子，后续者不少，至战国中期，楚人庄子则继承和发挥了老子学说，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庄并称，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而登上世界哲学史的殿堂(如黑格尔就认为老子是东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者)。另一道家老莱子，尚清贫，曾教孔子以事君之道。战国末曷鸟子著《曷鸟冠子》一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又兼采法、兵等家思想，是道家学说的另一发展。儒家学派虽非楚人所创，但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孙氏之儒为荀子所创。荀子虽为齐人，但他居楚约近二十年，还担任过楚兰陵令，其著述是在楚国完成的，当受到楚国思想文化的浸润，正因为他阅历广泛，受到楚人的广撷博取和开放性、宽容性的启发，所以他对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开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成为先秦时期一位大思想家。荀子的成就是在楚国完成的，称荀子是楚之良材，亦非不可。法家兴盛于三晋，楚国亦为法家提供了实践的舞台，如著名法家吴起在楚国变法，使他的主张和才干得以充分的施展。后期法家韩非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李斯则入秦大施才干，成为秦始皇一统大业的得力助手。兵家各国均有，楚国军事统帅辈出，作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怎么能没有兵家可惜他们的军事实践未留下系统总结，以致难以窥见其思想光华。然伍子胥、范蠡则可算得上地地道道的兵家。农家代表人物许行所倡之神农之说，是在楚国大地中孕育出来的长盛不衰的思想精华。他主张“君民并耕”、“市贾不二”，要求社会“均平”合理，深得人心，使儒家门徒也弃儒而改拜许行为师。许行是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的，故其主张在中国历史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行不失为楚人坚持发扬楚国思想传统的典范。墨家虽非为楚人所始创，但墨子之后，墨分为三，其中南方之墨的代表人物是楚人邓陵子，号称邓陵氏之墨。墨家在先秦时代奉为显学，是代表小生产者和新兴地主利益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纵横家的先辈或创始人之一是楚人鬼谷子，史称鬼谷先生。《史记》说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苏秦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他所著的《鬼谷子》一书，纵横捭阖，评论游说之术和“揣”、“摩”、“权”、“谋”之策略，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堪称为当时一部外交学、心理学和攻关学的好教材。阴阳家倡阴阳五行说，以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尽管充满迷信色彩，但其中却亦含有一定辩证法因素。战国末楚阴阳学家南公著《南公》二十一篇，可谓为阴阳学派中之大家。秦灭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时不过十余年，楚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项梁、项羽、刘邦继之，果然推翻了暴秦的统治，建立了新兴的汉王朝。这位南公，就很了解社会发展形势，其预言就饱含着辩证法，传为历史佳话。 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楚材”更是突出见奇，家喻户晓，有口皆碑。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谓，人称“庄骚”。前已指出，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学说，是继老子之后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同时也是一位散文大师和文学理论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屈原是“楚辞”的主要作家，《离骚》一诗是其代表作。屈原及宋玉、唐勒、景差等，是地地道道的楚人，完全是在楚国的培养教育和楚文化的孕育下成长起来的诗人。屈原不仅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精气说和历史观，闪烁着唯物主义光芒，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他的名字已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敬仰。我们荆楚大地的人们，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而感到无限的光荣和骄傲。楚国艺术发达，无论是书法、绘画，抑或是音乐、舞蹈，所取得的成就是世人所公认的。其中造诣很深的音乐家钟子期和操琴大师伯牙，高山流水，意蕴隽永，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楚国亡后，楚地人材却长盛不衰，辈出不穷。我们知道，秦汉时人们曾分楚地为三，囊括今江淮、江汉、江东和湖湘的广阔地域，几占中国的一半。如从这一辽阔地区来看“楚材”，累见于史籍和近人研究，也几占中国的一半。应该指出，“三楚”中的西楚和东楚，基本上是楚国扩张的结果，而其腹地则是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地区，以及与其毗连的湖湘地区，亦即所谓“三楚”中之南楚。从这两个地区看，“楚材”也是多得惊人，无论是湖北，还是湖南，从西汉到明清，近代以至现当代，也是代代都有第一流人才，简直是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如略推敲一下，荆楚大地历来就有学术研究中心，以及形成的人才群体，如其中著名的有汉末的荆州学派、两宋的湖湘学派、明代的公安派(文学)等。清末近代后，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荆楚学人更是以族国命运为己任，积极地投身到学习西方和俄国的洪流中去，在洋务运动、民主革命中形成了宏大的人才群。如以个人来计算的话，自秦汉以降，则数不胜数，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有良材、奇材、大材，甚至还是咤叱风云式的人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至深。就以岳麓书院所培养的人才来看，其成就也是很惊人的，据岳麓书院有关资料可知，岳麓书院是公元976年(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失洞在唐末五代僧人智睿办学基础上创办起来的，直至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殆近千年之久。在此期间，有著名学者张槿、朱熹、王守仁等在此讲学，培养了不少人才。仅晚清至近代的剧烈动荡变革时期，就造就了如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等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等各种显赫人物。如进一步把现当代也计算进去的话，那就更加辉煌突出，令人敬仰不止。 我们知道，人是文化的主体。楚先祖建立了楚国，创造了璀璨夺目、博大精深的楚文化，作为政权的形式——楚国消亡了，但其文化则泽被百代，永远不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楚材”也代代相传，一代比一代强的原因所在。

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满族也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汉文化中也有很多关于满族文化的知识。

《满族简史》阿桂等 《满洲源流考》爱新觉罗瀛生 《满语杂识》 稻叶君山; 但焘（译） 《清朝全史（上下）》 定宜庄 《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 定宜庄 《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 鄂尔泰等 《八旗通志初集》 福格 《听雨丛谈》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中下）》 弘昼等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蒋良骐 《东华录》 金光平; 金启孮; 乌拉熙春 《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 金启孮 《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 金启孮; 凯和 《中国摔跤史》 李林 《满族宗谱研究》 李民寏 《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栅中日录校释、建州见闻录校释》李燕光; 关捷 《满族通史》 刘小萌 《清代八旗子弟》 满族简史编写组 《满族简史》孟森 《满洲开国史讲义》 孟子等 《四书五经》 溥仪 《我的前半生（全本）》 启功 《启功口述历史》 宋濂等 《元史》 孙进己; 孙泓 《女真民族史》 佟永功 《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 脱脱等 《金史》王云英 《清代满族服饰》 阎崇年 《明亡清兴六十年（彩图珍藏版）》 阎崇年 《努尔哈赤传》 杨锡春 《满族风俗考》 佚名 《竹书纪年校正（光绪五年刻本）》 曾慧 《满族服饰文化研究》 张佳生 《八旗十论》 张杰; 张丹卉 《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 昭梿 《啸亭杂录》 赵尔巽等 《清史稿》 赵翼; 姚元之 《檐曝杂记·竹叶亭杂记》震钧 《天咫偶闻》 郑天挺 《探微集》 郑天挺 《郑天挺元史讲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 《满文老档（译著）》 中华书局编 《清实录》

肃慎，亦称“息慎”、“稷慎”，其先为“玄夷”，夏、商时期生活在黑水（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一带一个古老部族。肃慎、濊貊、东胡被称为古东北三大民族。古籍中把“肃慎”部落领地称为“肃慎国”，与中国中原王朝有往来；历史学家多认为秦、汉和隋、唐时“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等部落均和“肃慎”有渊源。另一说法是舜的时代已经有他们，生活在山东一带，向舜朝贡，后受西周压力北迁。

战国秦汉时称真番，北齐恢复原名，汉四郡中的真番郡可能与他们有关。成为后来的女真人与诸申。满族的先人可追溯到先秦古籍所记载的肃慎（一说源于挹娄，与肃慎不同系）。他们发源于今长白山以北、东临大海的黑龙江流域，以精于弓箭制造而闻名。早在舜的时代，就曾向中原王朝进献“楛矢石砮”。周武王、成王、康王时期，肃慎也曾派使者朝贺。由于同中原王朝联系频繁，所以当时的人认为肃慎与燕、亳同为周王朝的北方领土。

到了汉代，肃慎在史书中多作挹娄，但有时仍作肃慎。当时挹娄诸部均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首领，一度受到扶余的支配。三国时期，挹娄摆脱了扶余的控制和阻隔，重新同中原王朝取得了联系。他们所贡献的除楛矢石砮外，又以“挹娄貂”而闻名。在晋朝之后，北朝史书又改称其为勿吉，隋唐之后以靺鞨为名。在这一时期，扶余因在常年遭受鲜卑攻击，国力渐至衰败，最终被靺鞨所灭。但此后，靺鞨又先后臣服于高句丽和唐朝。96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仿照唐制，建立了有“海东盛国”之称的渤海国。唐朝末年，契丹兴起于辽，渤海与之作战不力而遭到吞并。此时，附属于渤海国的黑水靺鞨趁机向南扩张，后归服契丹。因契丹人称其为女真而逐渐弃用黑水靺鞨之称。契丹及其后身辽国将女真人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两类。熟女真数千户居住于辽阳，主要以耕种为生，受辽国直接管辖；而主要以渔猎为生的生女真各部仍然采取首领册封的方式接受辽国的统治。

1114年，生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因反抗辽国的压迫而起兵，建立金国，同时联合北宋成功灭辽。其弟金太宗吴乞买时期以灭辽之余威南下攻灭北宋，擒徽钦二帝，同南宋并立，后又一度迫使南宋称臣。金以燕京为中都，北至外兴安岭，南临淮河，东到日本海，西临蒙古。在王朝的初期，统治者参考汉字和契丹文字创制了女真文。随着金朝的势力逐渐延伸，大部分女真人也随之进入中原。金朝统治者虽然尽力提倡使用女真语言文字、维持猛安谋克军事制度。然而，终因与汉人杂处，到了金朝后期，中原女真人的民族特点已基本消失。1206年，蒙古成吉思汗崛起于大漠，开始向政局逐渐衰败的金国宣战。金国屡战屡败，尽失其北方领土，只得南迁汴京。末代君主金哀宗完颜守绪曾励精图治，但积重难返，始终无法扭转败局。1234年，成吉思汗之子、也是其汗位的继任者窝阔台灭金于蔡州。

1279年，已改国号为元的蒙古大汗忽必烈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元朝统治者将其所属臣民依次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当时，留居中原的女真人因民族特点的消失而被统治者归入汉人行列；而生长东北、不通汉语的女真人则被视同蒙古人。他们被编为诸多女真万户，由朝廷设置的辽阳行省管辖[参 33]，并开始广泛受蒙古语言文化影响。

至元朝末期，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辽东地区也陷入了一个不稳定的局面。由于元朝同高丽的特殊关系，当时有人口众多的高丽人定居辽东。随着元末朝廷统治权威的衰落，高丽还曾一度控制辽东[参 36]。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女真万户选择内附高丽，如努尔哈赤之先世、斡朵里万户猛哥帖木儿曾追随高丽大将、也就是后来的朝鲜太祖李成桂。李成桂代高丽自立后授猛哥帖木儿为万户，朝鲜太宗李芳远时期，又授上将军之职。除了高丽之外，当时辽东地区还有木华黎九世孙、元朝辽阳行省左丞相纳哈出拥兵数十万于海西。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同年，攻占元大都，元顺帝北逃，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终结。

1583年，出身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的努尔哈赤因祖、父被明朝误杀，以先人所留下的“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始了他之后建国称汗的道路。

1616年，努尔哈赤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建元天命。

1626年，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失利后不久去世，继任者皇太极恢复了部分汉人的原有待遇，同时开科取儒，使得汉人地位获得显著提高，缓和了后金内部女真同汉人之间的矛盾。皇太极还将后金所属汉人和蒙古人等也一同编入八旗制度，创建了汉军和蒙古八旗。他们同满洲一样，也被称作旗人。1635年，皇太极改族名诸申为满洲。次年，又改国号金为“大清”，去汗号而称帝，并改元“崇德”，追尊其父努尔哈赤为清太祖。

民国成立之后，满洲正式改称满族，成为中华民国“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成员之一。

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满族的人口数量为10,410,585人，约占中国人口的077%,、少数民族人口的928%。省级行政区中，辽宁与河北的满族人口超过百万。其中辽宁省有满族5,336,895人，占满族人口的5126%，占辽宁省人口的1220%，为满族人口的主要集中之地；河北省有满族2,118,711人，占满族人口的2035%，占河北省少数民族人口的7080%。吉林、黑龙江、内蒙和北京的满族人口超过十万；天津、河南等17个省级行政区各有数万；安徽、福建等7个省级行政区各有数千；西藏自治区的满族人口最少，为153人。在辽宁、河北、黑龙江和北京，满族为第一大少数民族。尤其在辽宁、河北、黑龙江三省，满族占当地少数民族的比例超过50%；在吉林、内蒙、天津、宁夏、陕西与山西，满族为第二大少数民族；在河南、山东与安徽则位列第三。

王阳明平定朱宸濠叛乱：冥冥中有定数

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最后被王阳明平定，是明朝正德年间的重大事件，据历史记载此事在冥冥之中早有定数，今天就为大家简介一二。

事件的主角王阳明是明代大儒，各方面介绍很多，从古到今很多人尊崇他，本文就不再过多介绍了。而反面人物宁王朱宸濠（公元1479-1520年），为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宁康王庶子，初封上高王。因宁康王没有嫡子，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袭封宁王。朱宸濠野心勃勃，暗中畜养亡命之徒，随意杀逐幽禁地方文武官员和无罪百姓，强夺官民田产数以万亩计，并劫掠商贾，窝藏盗贼，密谋叛乱篡夺皇位。

三人好做事 早有定数

怎么说是早有定数呢？据《王阳明全集》记载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王阳明正在浙江参加乡试，到了晚上，巡场者看见考场上突然出现两个巨人，分别穿着红色和绿色衣裳，东西相向而立，且自言自语说：“三人好做事”，说完就忽然不见了。人们都惊讶极了，不知其意。后来，本次乡试在这个考场上，王阳明和胡世宁、孙燧都脱颖而出中了举人。

胡世宁后来任江西副使，发现了宁王朱宸濠密谋叛乱，第一个站出来上疏揭发他的罪恶。而孙燧后来也巡抚江西，同样发现了宁王朱宸濠图谋不轨，先后七次不顾危险上疏揭发宁王的阴谋，面对宁王的 不为所动且晓以大义，以善言规劝其不要叛乱，后遭宁王杀害。

在以胡世宁、孙燧为代表的一大批正义人士的揭发下，朝廷终于查实了宁王的罪行，皇帝下旨取消其护卫，令其归还强夺的财产。宁王朱宸濠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在叛乱准备尚未完成之时，仓促举兵谋反，这也是王阳明能顺利剿灭他的主要原因之一。

面对叛乱，朝廷上下震动，当时的正德皇帝甚至都御驾亲征来平叛。时任提督军务的副都御史王阳明，在得知宁王作乱的第一时间就主动调集湖广、南赣一带兵力三十万征讨，而且采取战略迫使宁王在鄱阳湖与他进行决战。宁王的叛军只有十万人，一战之下叛军大败，朱宸濠也被活捉，速度快的使人惊叹，皇帝的大军还未到，叛乱就平息了，对百姓的伤害也被缩减到最小程度。

这时，人们才悟到当年考场中出现的巨人所说的“三人好做事”就是指王阳明和胡世宁、孙燧这三人通力合作剿灭叛乱。胡、孙俩人从文的方面积极揭发宁王罪恶，打乱其部署，而王阳明调动军队从武的方面消灭宁王的邪恶势力，为大明百姓、朝廷除了一大祸害。

阳明子斩蛟蛇遗腹子

还有一事也证明了王阳明剿灭宁王，在冥冥之中是有安排的。据明古籍《碧里后集·杂存》记载，宁王开始造反时，南京许多官员惶惶不安担心宁王叛军打过来，当时的知府召集众人讨论此事，显的非常着急。一位赵推官却对知府说：大人不须忧虑，王阳明先生一定能生擒祸首宁王的。知府不知其有何根据，只见赵推官拿出一本记载道家天师许逊事迹的《斩蛟记》来，翻到卷末，有一句话写道：“蛟有遗腹子贻于世，落于江右，后被阳明子斩之。”果然几天后就传来了王阳明胜利的消息，而宁王也在被生擒后处死。

《明史·列传第五 诸王二》中就记载：宁王朱宸濠出生时，其父“梦蛇啖其室，旦日鸱鸣，恶之。及长，轻佻无威仪，而善以文行自饰”。就是说当朱宸濠出生时，其父梦见有蛇吞吃了全家人，白天则有猫头鹰绕屋鸣叫，因不祥的征兆而厌恶朱宸濠。朱宸濠长大之后，果然为人轻佻，全无威仪，却善于文过饰非。果然朱宸濠最后造反给全家及所有的追随者都带来了灾难，应验了其父的恶梦。用有神论的观点看，他前世说不定真的就是当年那条巨型蛇精的后代，恶性不改，这次投胎就是为祸害人来的。这也应该是过去安排的一次劫数，当然上天也安排了王阳明平定朱宸濠的叛乱，为世人化解了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