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的无知是其中一方面原因，政府的不重视也是其中一方面原因 

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各个时期的修建，已经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佛教圣地。但是元朝后期，随着路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莫高窟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直到清朝晚期，尽然沦落到由一个道士来主持这个佛教圣地。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为世界提供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胡适曾称它为“和尚图书馆”。

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道士手里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1923年，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同样，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20世纪初，当时我国正是北洋军阀通知时期 很乱 国际大盗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与美国人华尔纳将藏经洞盗劫一空。、

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前就已存在了，可见这些写经不是藏经洞里的经卷。从纸质和字体上看，是六朝的遗品。这说明在莫高窟藏经洞之外，也有发现写经的可能。敦煌莫高窟今后一定会发现新的藏经洞，而且是不容置疑的，如今，敦煌藏经洞的文物至少分散在世界上13个国家。藏经洞文物流入西方以后，以藏经洞的发现为肇端，进而引发了国际敦煌学的兴起。

清光绪26年（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禄无意中发现敦煌石窟第16窟画有壁画 的墙上有裂缝，因察看裂缝，进而在第17窟中发现了大量的经卷和佛像。王圆禄立即将此事禀告县令，县令及时上报给甘肃

学台叶昌炽。精通古文字和考古的叶昌炽对此事颇感兴趣，计划将这些经书及佛像运往京师，然因耗资过巨而未果。但他在自己的著作《语石》中录述了莫高窟的碑文，发表了个人对敦煌遗书的看法。自

此以后，敦煌文书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敦煌县令将文物作礼品送人，遗书开始流失。1907年3月，匈牙利籍英国人斯坦因最先来到敦煌，利用买通和欺骗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盗走大量遗书，共有写本卷子

8082卷，木版印刷20卷，其中佛教著作6790卷，共装24箱经卷，另有绘绣佛像精品等，1908年春，法国人伯希和来敦煌盗走古书、佛教变文、民间文学等汉藏文卷子写本精华6000号。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小川一郎进行了摄影和调查，并盗走文书约600卷。1914年，斯坦因再次盗走写本文书五箱。两次共掠走文书一万多件，包括汉文写本书7000卷、印本书20余卷，回鹘文、古突厥文等二三百卷。1914年至

1915年间，俄国人奥登堡也盗走文物2000件以上。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和唐塑等。这些人在敦煌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历来没有抹杀；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鼠窃狗偷的恶行，

最近有一本有关敦煌的书，竟称斯坦因为“旷世大师”，誉伯希和为“天才的敦煌学家”，令人惊讶！实难苟同。这笔盗购、骗购的耻辱账必须清算追索。 敦煌经卷的大量外流，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敦煌所剩文书约8000卷运往北京，藏于京师图书馆。1919年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又将莫高窟劫余经卷查点封存。至此，敦煌文书被盗外流

的现象始基本制止。

现存敦煌文书除我国自藏外，尚流散于英、法、俄、日、美、丹、韩等国。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和印度事物部图书馆藏1300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藏5779件，俄罗斯藏10800件，日本藏约600件，美国至少藏22件，丹麦藏14件。我国则分藏于北京、南京、上海、天津、大连、台湾、香港及甘肃等地，计卷式遗书17500余件，藏文箧页9648页。敦煌遗书的总数在4万件以上，从印刷形式看有写本和印本，写本在3万件以上，刻本数量较少。从文种上看，写本书以汉文为主，兼有梵文、藏文、康居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吐火罗文、粟特文等。装帧多为卷轴式，九世纪以后的遗书，出现经折本、蝴蝶装本、册子本、刺绣本和刻印本。其字体，北朝均带隶意，南朝及隋、唐、五代、宋之写本则皆为楷书或草书。遗书中95%的汉文写本为佛典，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非佛典文献虽仅占5%，但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四部、道经、俗文学、文书档案等。如果进一步细分，则史部包括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子部包括道教卷子、医书、历书、占卜书、类书等。集部有别集、诗、曲子词、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话本、俗赋及词文等。官私文书是

敦煌文书中最具珍贵史料价值的一部分，包括符、牒、状、帖、榜文、刺词、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和籍帐等。另有与户部、刑部和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段。这些资料为研究当时的典章制度和经济状况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这笔无法估定价值的财产账必须笔笔明晰，不容再有一

丝损坏遗失。 敦煌遗书发现后，很快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并成为一门为世界学者所关注的学问——敦煌学。罗振玉、陈垣、向达、罗福长、王重民等学者纷纷撰文并著述立说，广搜国内外敦煌遗书进行整理与考证。近年以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成绩显著，仅就查阅国家图书馆的书目，90年代以来有关敦煌学的研究著述就达数十种，其中如《敦煌愿文集》、《敦煌天文历法辑校》、《敦煌艺术叙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佛教经录辑校》等等，都是卓有成就的专著，另外还有许多高质量的论文，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足以驳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的狂言谬论。敦煌遗书的发现，推动了与中世纪中亚、中国有关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

等的研究。这是中华文明成就对世界文化宝库的重大贡献，应该为中国人所珍惜自豪；也应该是中华学人倾其心血，作好敦煌学研究工作，以实现有些学者在展望敦煌学研究的未来时所吐露的：要“托起明天

的辉煌”！这笔因勤恳研究而获得丰硕成果的丰收账，中国学者将永远记住：走在敦煌学研究的前列！

莫高窟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距今1600多年前的十六国时期。据《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中的记载，公元366年，一位叫乐樽的高僧途径敦煌。当时正是傍晚时分，乐樽想找个地方歇脚，可没想到当他抬头四顾的时候却忽见此地的三危山上金光灿灿，如现万佛。于是乐樽便决定在敦煌落脚，并在三危山对面的陡坡上开凿了第一个佛洞石窟。在乐樽的宣传和带动下，这里很快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圣地，在长达数百年时间里，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纷纷出资在这座陡坡上开凿新的佛洞石窟。原本冷冷清清的莫高窟就这样被建设成为了千佛洞。

由于朝代更迭以及疆域变化等原因，莫高窟在元朝以后就逐渐被冷落，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在这里重新设立了敦煌县，莫高窟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

到了晚清时期，清政府内外交困，自然无暇顾及文物保护问题，莫高窟再一次受到了冷落。当时有一位叫王圆箓的道士云游至此，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王道士竟然成为了这一昔日佛教圣地的当家人。

王道士对莫高窟的价值知之不深，但他还是凭一己之力尽可能对莫高窟进行维护。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在对莫高窟洞窟进行清理维护的时候，意外发现在一处洞窟后面还隐藏着另一个洞窟，这便是后来享誉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藏经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各种佛教经卷、历史文本、绢画、刺绣、法器等文物5万多件。如果把莫高窟比喻成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王冠的话，那么藏经洞无疑就是王冠上的明珠。王圆箓道士的名字也因这一发现被永远载入了史册。

不过对王道士来说，发现藏经洞却未必是一件好事。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开篇就写到了王道士和莫高窟，并痛斥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藏经洞被发现后，很快就引起了不少欧美考古学者、汉学家、冒险家的高度关注。他们就像闻到血腥气味的鲨鱼一样纷纷来到中国，忍受着舟车劳顿赶至敦煌。这些人以极低价格从看护藏经洞的王道士手里买走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经卷、绢画等文物。这些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就这样流失海外，成为外国博物馆中的珍贵展品。

文物流失海外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个沉重的话题，王道士作为当时莫高窟的守护者不仅没有守护好这些文物，还主动参与文物买卖，这就难怪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出痛心疾首的文字了。那么王道士真就像《文化苦旅》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吗？其实也未必。

王道士虽然对历史文物的价值所知不多，但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会知道藏经洞中的藏品绝不普通。事实上，王道士在发现藏经洞后，第一时间就跑到了敦煌县城找县令严泽汇报。为了证明藏经洞中物品的特殊性，他还取了两卷经文给严县令看，可没想到这位严县令是个缺心眼。如此重要的藏品在他眼中竟然成了发黄的废纸。

后来敦煌县令换人，王道士再次跑到县城找县令谈藏经洞的事。这次新来的县令汪宗翰倒是个识货的行家，可他职权有限，只好先将这一重大发现向上面汇报，并要求王道士看好藏经洞。然而晚清时期的朝廷已自顾不暇，哪有空管文物保护工作。再加上当时各级部门相互推诿，谁也不愿意承担分外的工作，因此莫高窟藏经洞的事情很快就又没了下文。

1907年，一位叫斯坦因的英国学者远渡重洋来到敦煌。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将敦煌文物带回到英国。此时离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已过去了七年时间。在斯坦因的软磨硬泡下，王道士终于放弃了原则，同意让英国人带走部分藏经洞中的藏品。“潘多拉魔盒”直到这时才被彻底打开……几年后，敦煌文化在国外大放异彩，清廷这才意识到这批文物的重要性，开始下令将文物运送至京城保护。结果在运输途中，又有许多文物遭运输人员和沿途地方官吏的监守自盗。

值得一提的是，王道士售卖文物所得的钱财并没有用于个人生活享受，而是全部投入到莫高窟的修缮维护中。因此仅仅从这方面来说，斥责王道士是罪人其实也有点过于苛责。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清廷对这批文物不加重视，下面的官员又忙着中饱私囊。王道士只是一介草民身份，要求他将整个莫高窟保护得尽善尽美，那简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是功，后来导致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却并非他一人之过，甚至他连主要过错人都算不上。所以即便功过相抵，王圆箓道士的名字也不应该被列入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参考文献：《文化苦旅》、《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这份报纸被封存在敦煌石窟达1000年之久，1907年才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运往伦敦。1983年经中国新闻史学者考证，确认为中国古代的报纸，并命名为敦煌进奏院状。即现在还被保留下来的仅存的两份唐代的官报，于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两张“进奏院状”的残页。这两份“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时期由驻地在沙洲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洲的。因为沙洲在今敦煌地区，两份“进奏院状”均属敦煌文物，所以被新闻史学者定名为“敦煌进奏院状”。现分别收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其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两份唐代进奏院状的实物，由于“开元杂报”已经无存，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仅存的年份最早的两份原始状态的报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