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客丛书

三十卷、附《野老记闻

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王茂撰。茂字勉夫，长洲人。养母不仕，惟杜门著述，当时称为讲书君。是书皆考证典籍异同。前有庆元元年自序。又有嘉泰二年自记一条，称此书自庆元改元以来凡三笔矣，继观他书，间有暗合，不免有所窜易云云。盖刻意自成一家之言，故书中颇讥洪迈《容斋随笔》不免蹈袭。然如和峤千丈松一条，周顗阿奴火攻一条，皆黄朝英《缃素杂记》之说。灰钉一条，自云后见《艺苑雌黄》亦引此辨，与余暗合，盖删除尚有未尽也。其间引据既繁，亦不免小有疏舛。如欧阳修诗本义谓毛苌以前无以驺虞为兽者，茂引《六韬》以驳之。赵岐《孟子》题词谓孟子无字，茂引《孔丛子》以驳之。颜师古《汉书》注谓玉树在甘泉，而茂引《汉武故事》以驳之。傅奕《请正佛法表》谓佛汉明帝时入中国，茂引刘向《列仙传序》以驳之。杜甫诗“笔架沾窗雨”句本咏实景，而茂改沾为占，引开元《天宝遗事》以证之，不知是皆晚出伪书，不足为据也。庾信《哀江南赋》晋、郑靡依，鲁卫不睦句，本反用《左传》语，而茂谓非其本义。黄庭坚诗注引乌孙公主琵琶事，本出傅元《琵琶赋序》，其石崇王明君词乃因乌孙公主之例，想其亦必如是，而茂转据明君事以驳乌孙公主事。秦观词杜鹃声里斜阳暮，茂辨暮字不误是矣，复谓当作斜阳曙，以避英宗庙讳而改，夫斜阳岂可云曙耶？（案：观词元作杜鹘声里斜阳树，宣和中歌者避英宗嫌名，改树为暮，见项安《世家说》。）张佑宁王之诗自属追咏，而茂以为目击。又以与佑诗年代不符，则造为佑身历十一朝，年一百二十馀岁之说。然则李商隐有九成宫诗，寿更永矣。他如茅盈见《史记·秦本纪注》，而茂沿梁孙文韬碑以为汉人，讥其以庙讳为名。非《鹖冠子》者柳宗元，而茂云韩愈。作《盘中诗》者苏伯玉妻，而茂以为傅玄。（案：茂盖据陈玉父《玉台新咏》误本，然严羽《沧浪诗话》载《玉台新咏》，原本甚明。）买石得云饶句本姚合武功县诗，而茂以为王建。馀粮楼亩本《淮南子》语，而茂以为始於左思。以准作准始於吕忱《字林》，（案：《字林》已佚，此条见郭忠恕偑觿所引。）而泛举唐碑。皆千虑一失，不必曲为之讳。其馀则多考辨精核，位置於《梦溪笔谈》、《缃素杂记》、《容斋随笔》之间，无愧色也。末附《野老记闻》一卷，乃茂父所作，不著名字，惟据茂题词，知为陈长方之弟子所记。多元佑诸人遗事。而解孟子既入其苙尚沿晁氏《客语》之说。盖茂曾祖伯虎及与黄庭坚游庭，坚和炳之玉版笺诗所谓王侯须若缘坡竹者是也。（案：此事见书中髯奴条下。）茂父承家世馀闻，故所言如是耳。至以其父之书附已书之末，盖沿《山谷集》后附《伐檀集》例，於义均乖。然《伐檀集》为后人所附，非庭坚之意，故分析著录，以正其名。此书为茂所自附，非可诿过於他人，故仍其旧第，以著其失，亦《春秋》褒贬，各探其本志之义也。书本三十卷，见於自序。陈继儒《秘笈》所刻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处，多遭删削。今仍以原本著录。而继儒谬本则不复存目，附纠其失於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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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四库总目提要》

大月氏。

汉武帝时期希望联合月氏夹击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各国的历史事件。 汉武帝建元年（公元前140），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三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

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因而，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大月氏是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公元前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在中国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或译作禺知、牛氏等。

大月氏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古族，匈奴发迹、汉通西域、佛教东传，都与大月氏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公元前5～前2世纪初，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势力强大，为匈奴劲敌。约在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使张骞至其国，以后往来渐密。国内分为休密、双靡、贵霜、胖顿、都密五部歙侯。

公元前177年前不久，月氏击破敦煌附近另一个小游牧部落乌孙，杀其王难兜靡，夺其地，难兜靡子猎骄靡初生，其部落逃奔匈奴。公元前177～前176年间，匈奴冒顿单于遣右贤王大败月氏。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立，不久又大败月氏，杀其王，以其头为饮器。

月氏大多数部众遂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附近，原居此地的塞种大部分被迫南迁到兴都库什山以南。月氏在河西走廊留下小部分残众与祁连山间羌族混合，号称小月氏，而西迁之月氏从此被称为大月氏。

至公元前139～前129年间，乌孙王猎骄靡长大，为其父报仇，遂率部众西击大月氏，夺取伊犁河流域等地。大月氏再次被迫南迁，过大宛，定居于阿姆河北岸。公元前1世纪初叶，大月氏又征服阿姆河南的大夏。

至公元初，五部歙侯中贵霜独大，建立贵霜帝国。大月氏人的两次迁徙对中亚地区的历史影响至巨。它造成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灭亡，促使塞种入侵印度北部，并引起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从而开辟丝绸之路。

匈奴是个历史悠久的北方民族集团，祖居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的寒温带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地带，他们披发左衽。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中国古籍中的匈奴是秦末汉初称雄中原以北的强大游牧民族。公元前215年，匈奴被蒙恬逐出河套以及河西走廊地区。匈奴在西汉前期强大起来，屡次进犯边境，对西汉政权造成了强大的威胁，并控制西域，后为汉武帝所败，退居漠北分裂为五部。公元前119年，将军霍去病在汉军及投降的匈奴人簇拥下“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今贝加尔湖）"。公元前53年，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率众投降西汉。汉元帝刘奭竟宁元年即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汉，自请为婿，王昭君嫁与其为妻，此后60余年汉与匈奴保持了和平。在东汉时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北匈奴。公元48年，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单于率众投降光武帝刘秀，被安置在河套地区。北匈奴的叛服不定，让东汉下决心摧毁北匈奴。汉和帝刘肇永元元年即公元89年，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班固在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南麓勒石，铭刻《封燕然山铭》纪功。 南匈奴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了前赵政权。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后代铁弗人建立过胡夏。

匈奴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的历史进程，《史记》、《汉书》均留有些记载。

近代西方主流历史学家一般认为中原以北的匈奴人，是一些喜欢以马征战与结盟的混合游牧民族，但只是民族集团而非同种族群。

北匈奴西迁康居

在91年北单于战败后，率残部西逃至伊黎河流域的乌孙国，在其立足后，仍然出没于天山南北，实施掠夺。119年，北匈奴攻陷了伊吾，杀死了汉将索班。为了对付西域的北匈奴，东汉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屯兵柳中，班勇于124年、126年两次击败北匈奴，西域的局势开始稳定。在班勇离职后，北匈奴势力又重新抬头，汉将裴岑于137年率军击毙北匈奴呼衍王于巴里坤，151年，汉将司马达率汉军出击蒲类海，击败北匈奴新的呼衍王，呼衍王率北匈奴又向西撤退。

锡尔河是中亚的内陆河，流经今天的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国，注入咸海。在汉时，这里是康居国。北匈奴在西域遭到汉朝的反击，已无法立足，大约在160年左右，北匈奴的一部分又开始了西迁，来到了锡尔河流域的康居国。

藩属时期

南匈奴依附东汉

依附汉朝的南匈奴人，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借着汉朝的军力多次大败北匈奴，接纳大量降众，势力大增。但因部族成分复杂，难以驾驭控制，造成内部不隐，时有叛乱，

多位南单于被杀。而后汉朝对南匈奴的管理越加严厉。在东汉中期以后一再发生南单于被汉官员拘捕、更换、逼死甚至杀害。

187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专权之际，南匈奴发生内讧，国人杀死单于羌渠，子左贤王於夫罗即位。而参与者恐被报复不认可新单于，另立一位单于，於夫罗只得前往汉朝申诉求助。正值汉末大乱，只好留在河东。195年，南匈奴参与了中原混战，东汉蔡邕之女蔡文姬被掳掠去匈奴。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汉丞相曹操，蔡文姬归汉。216年，曹操拘留呼厨泉单于，而派右贤王去卑监国，并将南匈奴分成五部，安置在平阳郡，匈奴单于王朝终结。

汉化的南匈奴，一直居住在河套一带，三国时期曹操把匈奴分成五个部，即左、右、南、北、中，分别安置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各部贵者为帅，后改称都尉；以汉人为司马以监督。於夫罗子刘豹为左部帅。

东汉末年以来，周边各民族纷纷涌入中原。其中以匈奴人人数最多，史称“关中人口百余万，戎狄居半，匈汉杂居”。而西晋因贾后乱政，引起了八王之乱，混战延续长达16年之久，给予了匈奴人介入的机会。

徙居中原

公元4世纪，匈奴人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为将。乘西晋八王之乱之后的混乱时期，刘渊在并州离石起兵立汉国，称汉王，后称帝，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311年刘渊子刘聪攻占洛阳，316年攻占长安，灭西晋。

318年，匈奴贵族靳准杀死刘聪子刘粲及其家族，自立为汉天王。刘聪族弟刘曜在长安称帝，改国号为赵，消灭了靳氏。因百姓负担极重，民怨沸腾，引起大规模反抗。

328年，羯人石勒擒杀刘曜，次年在上邽杀其太子刘熙及其将相公卿等三千余人，赵亡。史称前赵或汉赵。

    匈奴在中国北方衰落后，鲜卑人迅速进入蒙古高原，匈奴与鲜卑不断混血通婚，后代称为铁弗人。铁弗人赫连勃勃被鲜卑拓跋氏击败后投奔羌人的后秦。之后击败东晋军队，夺下了关中地区，以长安为都。425年赫连勃勃卒，子赫连昌继位。428年北魏俘赫连昌。赫连昌弟赫连定在平凉自称夏皇帝。431年北魏俘赫连定，夏亡。夏国的国都统万城是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在东亚留下的唯一的遗迹。

融入匈奴人中的月氏人，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后凉汉官段业为主，在现甘肃地区建立政权，史称北凉。后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433年蒙逊子沮渠牧犍继位。439年被鲜卑人拓跋氏北魏所灭。牧犍弟沮渠无讳西行至高昌，建立高昌北凉。460年，高昌北凉为柔然所攻灭。融入靠近高句丽的宇文鲜卑部落的一小支匈奴，进入辽东半岛。

一小支匈奴进入辽东半岛，融入靠近高句丽的宇文鲜卑部落。后来宇文氏篡西魏建立的北周政权。之后杨坚篡夺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并统一中原。匈奴也在这期间融入各民族之中。五胡乱华及南北朝时代成为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场演出。

谢谢

没有直接进军中国，但是应该是有罗马军团的残军进入过西域。

据《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的秋天，由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率领的四万汉军，分兵两路，一路顺大漠南缘，另一路由北穿乌孙境至伊塞克湖，在康居与匈奴郅支单于的军队对峙。在汉军营地，可以“望见单于城上立五彩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这支会列布“鱼鳞阵”的军队引起了历史学家极大的兴趣。因为“鱼鳞阵”一说，在中国古籍中是绝无仅有的记载。要将军队列阵布局成为鱼鳞状，需经高度的组织训练并有相应阵列条规来指导。

这支部队在单于被杀后降服于汉军。他们被安置在一个特设的边境城镇中，该城就以汉代对罗马国或罗马人的称谓“骊靬（líqián）”命名。

根据后来的考证，这支部队的来源大致如下：公元前60年，罗马的庞培因征战有功而受元老院的褒奖。但当他以一个普通市民身份返回罗马时，他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这时凯撒和克拉苏与他联合互助，形成“三头同盟”。公元前55年，出任叙利亚总督的克拉苏因为缺乏罗马人所敬重的军事上的建树，不顾手下将领的劝阻，急不可耐地发动了对帕提亚的战争。公元前54年，他率42万人的军队入侵怕提亚。帕提亚在卡雷(Garrhae)迎战。帕提亚军主要以阵地弓箭手组成，他们包围了罗马人，发箭如雨，经久不断，帕提亚骑兵在罗马步兵的冲锋之前便开始撤退，并在坐骑上向后张弓放箭，致使罗马人束手无策，他们唯有组成一方阵，立盾牌于方阵四周。这是一典型的罗马战术队形，即迭锁盾龟甲形攻城阵(testudo),而帕提亚军却从盾牌的上方及下方射人利箭,杀伤大量罗马军,克拉苏在这场战争中被杀,罗马军2万丧身,1万被俘。有近1/4的士兵逃至叙利亚。一支部队则由克拉苏的儿子率领，经过10多年的艰难曲折，成为北匈奴的附庸。公元前36年汉军与匈奴一战之后，他们消失在中国境内。

文 | 妖师

所谓五果者，李、杏、桃、枣、栗也。

栗者，板栗也，是中国驯化利用最早的果树之一。参《吕氏春秋》载，“ 果有三美者，有冀山之栗 ”。《史记》亦载：“ 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

即栽培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素有“ 干果之王 ”美誉。

枣者，与栗相比亦是不遑多让。《诗·豳风》中有“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魏风》中有“ 园有棘，其实之食。 ”《秦风》中亦有“ 交交黄鸟，止于棘。 ”其中‘棘’，指的就是枣树。

《尔雅·释木》中记录周代枣之品种已有：壶枣、要枣、白枣、酸枣、齐枣、羊枣、大枣、填枣、苦枣、无实枣等十一种之多。

参《仪礼·聘礼》载， 枣、栗是古代诸侯相互借路相互问候之际，带给掌管朝觐官员之礼物 ，用两个一斗二升上边有盖的方竹簋，一个装满枣，一个装满栗，一齐献上。

《仪礼·既夕礼》亦云，在土葬前最后一次哭吊的晚上，祭品种要有 枣糗、栗脯 。

同时《仪礼·特牲馈食礼》和《仪礼·有司》中讲，诸侯及士，每月初一祭庙，祭品种除有规定的牲畜外，均有枣、栗，而且枣栗由谁摆放，皆有不同之学问。

《礼记》上有“ 枣栗饴蜜以甘之 ”，并用于菜肴制作。

《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游说六国时，对燕文侯曰“ 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实于民，此所谓天府也。 ”即枣、栗是当时燕国北方之经济命脉，甚至是帝王参考国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韩非子》中亦载有秦国饥荒时，以枣、栗救民之事。故而民间一直视枣、栗为‘铁杆庄稼’、‘木本粮食’之一。

桃者，是谓五果之首。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即发现六七千年前的野生桃核。特别是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掘出外形完整的两枚桃核和六枚桃仁，与今栽培之桃完全相同。

《诗经》中即有 “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 园有桃，其实之淆 ”之语。

其他古籍如《管子》、《尚书》、《韩非子》、《山海经》、《吕氏春秋》等皆有关于桃树之记载，《尔雅·释草篇》曰，“ 旄，冬桃；榹，山桃。 ”《礼记》中甚至将桃列为祭祀神仙的五果（李、梅、杏、枣）之一。

著名植物学家第康道尔于《农艺植物考源》中道，“ 中国之有桃树，其时代数希腊、罗马及梵语民族之有桃犹早千年以上 ”。

李者，殷墟出土的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已有“李”字，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亦曾出土过郁李或欧李的核仁。《诗经》中有“ 华如桃李 ”和“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之句。

但所谓“ 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人 ”，李子却是不宜多食。

北魏《食经》有云，“ 味酸，大热……不可多食，生痈疖，伤筋骨 ”。唐·孙思邈尝言：“ 不可多食，令人虚 ”。《滇南本草》中亦载：“ 不可多食，损伤脾胃 ”。

之所以成为“五果”之一，参《尔雅》云，“ 五沃之土，其木宜梅李。 ”

杏者，一九九二年河南驻马店杨庄出土了夏代的杏核，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亦有“杏”字。

其中《礼记·夏小正》主要反映夏朝的历法节令，即有“ 正月，梅、杏、柂桃则华……四月，囿有见杏 ”的花信和果期，指明杏在当时已是园囿之物，在我国明确的园艺栽培至少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先秦至秦汉之际《礼记》、《管子》、《山海经》等文献多次记载了杏的分布、以及食用情况。

早在先秦，《礼记》即将杏与枣、栗、榛、柿、瓜、桃、李、梅等一起列为宴享、祭祀之食品。

汉以后则出现杏脯、蜜渍青杏等制作加工方法。如此杏不仅鲜食，还可捣烂果肉，薄涂在布帛上晒干，掺入谷物面粉，制成“杏油”、“杏麨”等干粮食用。

其中杏仁不仅可食，亦可入药，《神农本草经》载“ 杏核，味甘温，生川谷，治咳逆上气 ”。

与李子相同，杏被列入“五果”之一，亦并非口味上佳。唐慎微《证类本草》云，‘ 味酸，不可多食，伤筋骨 ’。古籍中少有称赞杏果是美味佳果，《诗经》中涉及植物近一百五十种，亦未见有杏。

故杏者，实则救荒疗饥、应急活命之物，而被尊为五果之一。

其他本土水果，如梨、梅、柿、山楂、桑椹、樱桃等，以及后来南方之柑橙、荔枝、龙眼、枇杷、杨梅等。

其中荔枝原产于中国南部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在海南和云南的森林中至今仍有野生荔枝分布。汉·刘歆《西京杂记》载，“ 南越王佗献高帝鲛鱼、荔枝 ”。司马相如之《上林赋》中称其“ 离支 ”。

猕猴桃，古称“苌楚”，《诗·桧风·隰有苌楚》曰，“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 ” 南朝谢灵运在《庐山慧远法师诔》中曰“ 粳粮虽御，独为苌楚。 ”

至唐·岑参诗云：" 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 "。即当时已有人工栽培猕猴桃。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云：“ 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故有诸名。 ”

二十世纪初传入新西兰，改良为奇异果，如今新西兰已是世界最大猕猴桃出口国。

甜瓜，原产于非洲热带沙漠，后经印度而辗转传入中国。《国风·豳风·七月》中载：‘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

但此‘瓜’是否特指甜瓜，尚不得而知。但考古人员曾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女尸的胃里发现了尚未消化完的甜瓜籽，考证了甜瓜传入中国的时间，不会晚于汉朝。

石榴，原产地伊朗、阿富汗等国，据晋·张华《博物志》载：“ 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 ”

别称安石榴，抑或丹若、沃丹、涂林、若榴。西晋·潘岳《安石榴赋》曰，“ 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 ”华夏民族视石榴为吉祥，象征“ 多子多福 ”。至唐代，流行结婚赠石榴的礼仪，并开始有‘石榴仙子’之神话传说。

葡萄，起源于古巴比伦，至今五千年历史。后逐渐传入大宛、乌孙、唐居等西域诸国，由张骞带回葡萄以及葡萄酿酒技术。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道：‘ 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饮之，则然而醉，故有是名。’‘葡’是聚饮之意，‘萄’是大醉之状，因其酿成之酒能使人饮后而醉，故曰葡萄。 ’

其实在中国上古亦有类似水果，《诗经·豳风·七月》中载，‘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 ’

《注》曰：薁，蘡薁也。《疏》云：蘡薁者，亦是郁类而小别。晋·宫阁铭云： 华林园有车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 车下李即郁，薁李即薁，二者相类而同时熟。而‘郁’及‘薁’即是一种山葡萄。

哈密瓜，种植于新疆已有四千年历史，中国唯有新疆、甘肃敦煌一带出产。

汉武帝平定河西走廊后，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部，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太平广记·阴贵人》载，“ 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时有敦煌献异瓜种，……名穹窿 ”。‘穹窿’即是哈密瓜。

开心果，原产于波斯和叙利亚。又名阿月浑子，别称胡棒子、无名子。

《本草拾遗》云：‘ 阿月浑子……生西国诸蕃，云与胡榛子同树，一岁棒子，二岁浑子也。 ’《本草纲目》亦录着，引《海药本草》云：“ 按徐表《南州记》云：无名木生岭南山谷，其实状若榛子，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 ”唐代后，由中亚传入中国。

无花果，原产阿拉伯南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果树之一，自公元前三千年，在西南亚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居民即已开始种植无花果，并作为祭祀的果品。

古埃及、古巴比伦之浮雕、以及希腊神话中，均有关于无花果之记载，《圣经》亦称无花果为‘ 天堂之果 ’。

唐时由波斯传入。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称无花果为‘底称实’，曰‘ 底称实，波斯国呼为阿驿，拂林（叙利亚）呼为底称，树长四、五丈，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蓖麻，无花而实。 实赤色类蓖子，味似干柿而一年一熟。 ’

香蕉，发源地位于太平洋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但未经驯化，香蕉中包含很硬的种子。

后由葡萄牙商人，把香蕉从东南亚带入中美洲，经过不断的选育，而籽少肉多，成为如今只香蕉，并开始大规模种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最广泛种植的香蕉品种是「 大麦克 」。

因香味浓郁，皮厚耐储，而深得各个国家喜爱。后却因疫病，而毁灭了几乎整个品种。 如今的主流香蕉，则属于香芽蕉。 「大麦克」虽并未完全灭绝，但却仅存在于东南亚小规模种植园里。

我国野生香蕉和野生芭蕉在古代皆被统称‘芭蕉’。据传，汉武帝起扶荔宫时，收集天下奇花异木时，即有香蕉。

西瓜，原产非洲，早在四千年前，埃及人即种植西瓜，后来逐渐北移，最初由地中海沿岸传至北欧，而后南下进入中东、印度等地，四五世纪唐时，由西域传入我国，宋时传入中原。

所以称之为“西瓜”，据明·徐光启《农政全书》载：“ 西瓜，种出西域，故之名 。”

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载：“ 按胡娇于回纥得瓜种，名曰西瓜。则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今南北皆有。 ”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悠久。

榴莲，相传明朝传入中国，原产于东印度、马来西亚。马来语称榴莲为“ 徒良 ”，中文译为“榴莲”，具有“ 水果之王 ”的美称。

芒果，原产印度及马来西亚。《大唐西域记》载“ 庵波罗果，见珍于世 ”，即芒果。不过亦传芒果是荷兰人在台时引入。

野生草莓中国自古有之，但今日之草莓，属于大果凤梨草莓，却是原产于南美。据《 北满果树园艺及果实的加工 》载，一九一五年一个俄罗斯侨民从莫斯科引入五千株草莓品种‘维多利亚’到黑龙江省亮子坡栽培……

菠萝，起源于今巴西，由印第安人于公元前二十世纪至十八世纪开始驯化和栽培。十七世纪伊始，葡人将菠萝种植传入中国澳门。

如今在台湾以及周边地区曰凤梨，二者虽同属，却因生长环境不同而有所区别……

其中菠萝的叶子边缘有锯齿，而凤梨的叶子却光滑；菠萝的芽眼凹槽呈橙红色，而凤梨的如芽眼凹槽却是深绿色；且凤梨并无肉刺，去皮可吃，味道亦并无生涩、刺激之感。

《诗经·木瓜》曰，‘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木瓜虽中国自古有之，但却并非今日之木瓜……

《诗经》之木瓜，拳头大小，椭圆光滑。 不适生食，味道酸涩，通常蒸食、制药。 而今日之木瓜，却是番木瓜，原产于东南亚，十七世纪明末清初方才引入中国。

苹果，古曰“柰”、“来禽”、“林檎”等。‘来禽’、‘林檎’者，有飞鸟来集之意。

尽管中国自古即有与其十分接近之水果，但今之苹果，却是原产于欧洲东南部，土耳其以及高加索一带。一八七〇年前后开始传入中国山东，而中国本土苹果栽培则逐渐消失。

苹果之名则出现于明朝。究其渊源则是‘苹婆果’之简称，‘苹婆’起初写作‘频婆’。

称“苹婆果”者，据说是出自佛经《采兰杂志》云：‘ 燕地有苹婆果，味极平淡，夜置枕边，极有香气，即佛书所谓苹婆，华言于思也。 ’

　　A祖咏《终南望馀雪》2009-02-03

　　相传诗人祖咏，有一年在长安应试，试题为《终南望馀雪》。此诗为应制诗，按规则一般要写五言六韵十二句，可祖咏只写了这四句就交了卷。诗人在这首诗中，以清新的语言，鲜明的形象，描绘出了终南山雪后的秀美风光。

　　诗的前两句写终南山的晚冬，岭高雪厚，山川秀美：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终南山的北坡，山色格外秀美；远远望去，高峻的岭顶上，那些未化的厚厚积雪，似乎是流动着的白云，飘浮在天边。

　　诗的后两句写雪霁日出，雪光辉映，林色尤美，雪后傍晚的长安城增加了些许寒意：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雪后初晴的阳光，微微地洒在积雪上，银白色的雪光映照得树林表面一片明亮；暮色降临，晚冬的阵阵寒气，向城中袭来，城里的人也觉得傍晚确实有一些寒意了。

　　祖咏写了四句就交了卷，这一次自然功名无成了。试后，有人问祖咏为什么不按规则写，他说：“意思都说完了。”意思表达完了，就此搁笔，看来祖咏无疑是做对了。

　　“终南阴岭秀”，描绘在终南山下的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背坡的秀丽景色。一个“秀”字，显示出了终南山清雄、俊逸的神采；“积雪浮云端”，既写出了终南山的高峻，也写出了雪的深厚；“林表明霁色”，写雪光反射到树林上，给树梢染上了明亮的色彩，这是从正面渲染“余雪”；“城中增暮寒”，意在言外，表现了诗人对城中百姓冷暖的关心，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全诗虽只有四句，却把《终南望余雪》的主题完美地表现了出来。

　　注释：

　　①阴岭：山北曰阴。阴岭，背向太阳的山岭。

　　②林表：林梢。

　　③霁色：雨雪之后的阳光。

　　题意是望终南馀雪。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所见的自然是它的“阴岭”（山北叫“阴”）；而且，惟其“阴”，才有“馀雪”。“阴”字下得很确切。“秀”是望中所得的印象，既赞颂了终南山，又引出下句。“积雪浮云端”，就是“终南阴岭秀”的具体内容。这个“浮”字下得多生动！自然，积雪不可能浮在云端。这是说：终南山的阴岭高出云端，积雪未化。云，总是流动的；而高出云端的积雪又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不正给人以“浮”的感觉吗？读者也许要说：“这里并没有提到阳光呀！”是的，这里是没有提，但下句却作了补充。“林表明霁色”中的“霁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时的阳光给“林表”涂上的色彩。

　　“明”字当然下得好，但“霁”字更重要。作者写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馀雪的情景。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六十华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之时，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贾岛的《望（终南）山》诗里是这样写的：“日日雨不断，愁杀望山人。天事不可长，劲风来如奔。阴霾一似扫，浩翠泻国门。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新。”久雨新晴，终南山翠色欲流，长安百万家，家家门前张开一面新崭崭的屏风，多好看！唐时如此，现在仍如此，久住西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如果写从长安城中望终南馀雪而不用一个“霁”字，却说望见终南阴岭的馀雪如何如何，那就不是客观真实了。

　　祖咏不仅用了“霁”，而且选择的是夕阳西下之时的“霁”。怎见得？他说“林表明霁色”，而不说山脚、山腰或林下“明霁色”，这是很费推敲的。“林表”承“终南阴岭”而来，自然在终南高处。只有终南高处的林表才明霁色，表明西山已衔半边日，落日的馀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林表，不用说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而结句的“暮”字，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前三句，写“望”中所见；末一句，写“望”中所感。俗谚有云：“下雪不冷消雪冷”；又云：“日暮天寒”。一场雪后，只有终南阴岭尚馀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寒一些；日暮之时，又比白天寒；望终南馀雪，寒光闪耀，就令人更增寒意。做望终南馀雪的题目，写到因望馀雪而增加了寒冷的感觉，意思的确完满了；何必死守清规戎律，再凑几句呢？王士稹《渔洋诗话》卷上里，把这首诗和陶潜的“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王维的“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宽”等并列，称为咏雪的“最佳”作，不算过誉。

　　B诗李颀诗有感

　　前曾提及，送人诗要贴人贴事贴情。李颀《送魏万之京》可资印证：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

　　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

　　魏万比李颀晚一辈，正要从洛阳回长安，大抵也没什么要事。因此，李颀送他便只抓住如下几点来写：

　　一、 稍稍遗憾。

　　二、 作为长辈的赠言。

　　三、 “这一回”的节令、地点。

　　微霜渡河，意象新奇，暗示是在秋天的黄河南岸送别，其情略有苍凉。用字很讲究度。

　　雁从西北来，人向西北去，故在离愁里觉得雁声不堪忍受。信手拈来，便染上浓浓情感。想象途中的索寞，特感遗憾。

　　继续凝想魏万归途，过函谷关、潼关而抵达长安城，凭”催寒”“向晚”四字注入特殊情味：一年容易又秋霜，一天容易又昏黄啊！有这几字，下面两句赠语才不至突兀。

　　细嚼那赠语，似有过来人自悔的味道。

　　但这一首还不是李颀最出色的送别诗。他最拿手的是描述人物，可谓形神兼备。且看其《送陈章甫》：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故乡。

　　陈侯立身何坦荡，虬须虎眉仍大颡。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

　　东门酤酒饮我曹，心轻万事如鸿毛。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

　　长河浪头连天黑，津口停舟渡不得。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闻道故林相识多，罢官昨日今如何。

　　陈章甫性格豪迈旷达而耿介。李颀对他的敬慕之情溢于言表。这首送别诗实在只能是在”这一回”送给”这一个”。

　　开头几句情调悠闲，把握住陈章甫求隐的心思：归途上将有滋有味地欣赏初夏风光。

　　上声韵几句写陈豪雄耿介一面，一句总提，一句外貌，一句素养，合起来形成一种不凡的表现：不肯低头在草莽。--陈在吏部考试及格，吏部以他未登记户籍为由不予录用。陈力争而终使吏部破例任用。

　　但陈之力争只为讨个公道，他决不是”禄蠹”。押”豪”韵字写他的豪宕不羁和孤高远志，特别神采飞扬。

　　转用入声韵，写遭阻滞的沉重心情。借一点天气的变化，诉两人共同的失意。

　　最后两句戛然而止，不肯凑足四句，很能传达当时的情景：作者估计对方可能觉得这问题扫兴，而他又觉得现在即使扫兴也得提请对方注意，因此便说得有点藏头露尾，似乎话音也低了八度。仔细体味，可以隐隐感到作者的弦外之音：”故林”如不适意，大可再来。这话不想直说，便用这种突然斩截的方式留下空间让对方回味。

　　描述人物的本领，是中华古代发达的传记文学哺育出来的。中华素重文化承传。文化承传有赖历史记载。中华史书以史传文为骨架记述历史，实在是最好的方法。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由人演绎的。受不同利益驱动的人，对人生价值有不同观念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念的人，文化修养不同的人……形成了规定历史前进方向的”合力”。万里长城两千年不倒，必有一个合力在支撑。史传文对于这种合力的完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读史传文，得到的是和历史人物产生相同生命体验的氛围。直接从人物的成败得失中自己去汲取民族文化精神，比听讲干巴巴的”历史规律”自然会有效得多。而从中积累描述人物的经验，那也是一种很好的副产品。

　　李颀更为人熟知的诗是《古从军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这诗站在一个征人的角度诉说战争的苦难：白天整日奔波劳碌；刁斗声、琵琶声只让人感到环境之恶劣、遭遇之可悲，所宿营的荒寒原野连本地人都受不了，朝廷似乎已立心要这些人死在边疆（玉门被遮故事发生在汉武帝时：一支兵堵在玉门关，凡从前线退下来的格杀勿论。唐玄宗时没这样的事，但作者感到有这种心思）。而再想想这死有什么价值，却只是赢得了葡萄能种在中原！全诗表达十分委婉，而正是这委婉让读者感到征人身受的长期压抑：如俗话所形容的，都弄得没了脾气了。

　　显然，这是一首反战诗。

　　对于这样的诗，我以为不必从立场是否正确去评价。唐代曾有过这样的事：对于朝廷的重大决策，诗人可以自由发表另一种声音。这就足以令人欣慰了。

　　李颀生活的时代歌舞升平，他的音乐鉴赏能力很高，所以有三首写到音乐家演奏的诗也很著名。且读《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

　　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茫茫飞雪白。

　　先拂商弦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槭槭。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

　　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

　　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续胡儿恋母声。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

　　乌孙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

　　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长安城连东掖垣，凤凰池对青琐门。

　　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这诗精彩处在于写出音乐之动人。精确地说，这不是写出，而是创设条件让人悟出。

　　《胡笳弄》的内容是蔡文姬的故事。蔡文姬被掳北去，嫁人生子，后来归汉，母子生离有如死别的哀痛成了该曲的主旋律。李颀紧紧把握住这主旋律，有时正面描述，有时侧面烘托，有时写曲调本身的意境，有时写与此曲调意境可以相通的意象，终于把曲调的低昂迟速的变化写得让读者能用自己的经验补充得如亲聆演奏。

　　友好诤言

　　第十六讲评李颀一首七律诗、三首歌行，皆篇幅较长、脍炙人口名作，福智兄采用另一付笔墨，于简练传达诗意中，作画龙点睛式点评，看似闲闲道来，却笔笔点中要害。如评《送魏万之京》，寥寥几笔，既理清了诗思脉络，帮助读者弄清诗情曲折、诗意所指（包括言外之意）；又点出意象新奇、修辞妙处。《送陈章甫》结合声韵转换，指出诗人用史笔诗情、形神兼备所描述的”这一个”和特殊情景下送别的”这一回”。《听董大弹胡笳……》，诗人将董的音乐语言（胡笳声），借助知音者的感觉、想象，用诗的艺术语言淋漓尽致地再表达。福智兄又根据自己对该诗的透彻掌握，极扼要地点出诗人用哪些成功的艺术手法来表达董大该曲的”主旋律”。三首诗，三种不同的点评方法，不肯拾人牙慧，避免熟套，只写自己独特的感受，具见述评者的眼力与功底。

　　C住进唐诗里——浅读唐诗三百首

　　闷不住，抱了大堆的古籍善本来啃，于夜阑人静之时，最能入心。

　　如此闷头猛啃几日，竟然感觉脑袋清亮起来，仿佛开了一扇天窗，能看见淡月疏云，能闻九天凤鸣。自觉思想进益如同雨后春笋一样蹭蹭往上长了。肤浅粗陋若我，也可从经典之中拾得珠贝几枚，实在是值得感恩的事。

　　虽然自知生性愚钝，天资迟滞，幸好不是弱智、聋子、哑子之类。还可以陶然怡然的感悟点滴，聆听尘音，歌唱生活。记得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唐诗三百首，篇篇为情愁”。虽然有点夸张，但粗读之，也对那些缠绵哀婉的诗句所感染。

　　唐诗里多的是，清澈如历的声色光影，凄绝哀婉的柔情别意，铿锵振奋的金革铁马

　　住进唐诗里，住进逍遥的世外桃源，住进闲淡的茅檐竹篱，住进荒凉的大漠孤烟，住进苦寒的塞外飞雪，住进幽囚的珠帘翠幕。

　　难道，辉煌灿烂的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独独厚了一个唐朝？抑或整个中华文明的精华，皆浓缩于唐朝的画卷中？不然为什么独独唐诗中有那么多的逍遥者，思想客，离别人，战死骨，望夫崖？

　　灯下倦读时，就怔怔的发呆，幻想有一间藏书阁，要在书橱中放满唐诗，《全唐诗》《唐诗选集》《五言诗》《七言诗》《李太白全集》《王维》

　　沉醉于此，触手可得，那一排排厚重的书脊，闪闪发光的烫金字映亮了人的双眸。住在此中之人，如同一个隐者，原来所谓的隐逸是隐入自己钟爱的文字中。

　　住进唐诗里，也会有一份儿唐诗的缠绵悱恻，于是唐诗不再是一首诗，而是一种鸿雁兰舟的情意，那深切的情意如一抹纤云弄巧，柔柔的缠绕住心儿。沧海桑田，巫山云雨，深挚不改的锦瑟可肯再弹一曲。

　　爱上唐诗，其实是爱上一个蹙眉凝眸的女子，似黛玉般幽泣于潇湘竹下；爱上唐诗，也是爱上一个至真至诚的男子，似宽广而博大的大海。

　　嫁给唐诗，是嫁给了一种精神，一脉气魄，甘心情愿感染她的气息，如痴如醉的吮吸如兰似馨的气息，直到彼此交融，难舍难分。若担心凡俗的丑恶玷污了那至纯至美的境界，那么，即使不配做唐诗溪畔的一株绿柳，也成为唐诗园中一丛谦卑的青苔吧。待浣纱归来，石井台阶，茵茵翠润，溪水濯足

　　最幸福的莫过于死于唐诗，但愿陨后可化为一瓣落花，漂于唐诗的清流中，葬于唐诗的酥泥中。死，是最后最美的一个永恒的诗意，轻轻的来，悄悄的去。明月里的相思，阁楼中的遥望，都定格成最后一抹诗意。归去，是最终的永恒，是不灭的唐诗，是最美的诗意。

　　唐诗涅磐，凤凰重生，雏凤声请扬九霄，唐诗又让人死而复生，试问谁与唐诗携手后还忍死去呢？是唐诗唤醒了沉睡的心灵，是唐诗张开了微阖的双眸，是唐诗把胭脂抹上粉腮，是唐诗让纤腰舞于掌上，是唐诗用一声惊雷让失聪者憾然一惊，是唐诗让失明者眼前柳绿桃红，是唐诗让世界充满意义。

　　唐诗的深意是厚重而纯朴的。而被粗浅的人读得似乎浮泛了，但也只能如此了，因为只是浅读低吟，而唐诗的深意是永远也读不尽，品不完的。

　　B

　　唐诗底蕴之 李颀诗

　　前曾提及，送人诗要贴人贴事贴情。李颀《送魏万之京》可资印证：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

　　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

　　魏万比李颀晚一辈，正要从洛阳回长安，大抵也没什么要事。因此，李颀送他便只抓住如下几点来写：

　　一、 稍稍遗憾。

　　二、 作为长辈的赠言。

　　三、 “这一回”的节令、地点。

　　微霜渡河，意象新奇，暗示是在秋天的黄河南岸送别，其情略有苍凉。用字很讲究度。

　　雁从西北来，人向西北去，故在离愁里觉得雁声不堪忍受。信手拈来，便染上浓浓情感。想象途中的索寞，特感遗憾。

　　继续凝想魏万归途，过函谷关、潼关而抵达长安城，凭”催寒”“向晚”四字注入特殊情味：一年容易又秋霜，一天容易又昏黄啊！有这几字，下面两句赠语才不至突兀。

　　细嚼那赠语，似有过来人自悔的味道。

　　但这一首还不是李颀最出色的送别诗。他最拿手的是描述人物，可谓形神兼备。且看其《送陈章甫》：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故乡。

　　陈侯立身何坦荡，虬须虎眉仍大颡。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

　　东门酤酒饮我曹，心轻万事如鸿毛。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

　　长河浪头连天黑，津口停舟渡不得。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闻道故林相识多，罢官昨日今如何。

　　陈章甫性格豪迈旷达而耿介。李颀对他的敬慕之情溢于言表。这首送别诗实在只能是在”这一回”送给”这一个”。

　　开头几句情调悠闲，把握住陈章甫求隐的心思：归途上将有滋有味地欣赏初夏风光。

　　上声韵几句写陈豪雄耿介一面，一句总提，一句外貌，一句素养，合起来形成一种不凡的表现：不肯低头在草莽。--陈在吏部考试及格，吏部以他未登记户籍为由不予录用。陈力争而终使吏部破例任用。

　　但陈之力争只为讨个公道，他决不是”禄蠹”。押”豪”韵字写他的豪宕不羁和孤高远志，特别神采飞扬。

　　转用入声韵，写遭阻滞的沉重心情。借一点天气的变化，诉两人共同的失意。

　　最后两句戛然而止，不肯凑足四句，很能传达当时的情景：作者估计对方可能觉得这问题扫兴，而他又觉得现在即使扫兴也得提请对方注意，因此便说得有点藏头露尾，似乎话音也低了八度。仔细体味，可以隐隐感到作者的弦外之音：”故林”如不适意，大可再来。这话不想直说，便用这种突然斩截的方式留下空间让对方回味。

　　描述人物的本领，是中华古代发达的传记文学哺育出来的。中华素重文化承传。文化承传有赖历史记载。中华史书以史传文为骨架记述历史，实在是最好的方法。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由人演绎的。受不同利益驱动的人，对人生价值有不同观念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念的人，文化修养不同的人……形成了规定历史前进方向的”合力”。万里长城两千年不倒，必有一个合力在支撑。史传文对于这种合力的完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读史传文，得到的是和历史人物产生相同生命体验的氛围。直接从人物的成败得失中自己去汲取民族文化精神，比听讲干巴巴的”历史规律”自然会有效得多。而从中积累描述人物的经验，那也是一种很好的副产品。

　　李颀更为人熟知的诗是《古从军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这诗站在一个征人的角度诉说战争的苦难：白天整日奔波劳碌；刁斗声、琵琶声只让人感到环境之恶劣、遭遇之可悲，所宿营的荒寒原野连本地人都受不了，朝廷似乎已立心要这些人死在边疆（玉门被遮故事发生在汉武帝时：一支兵堵在玉门关，凡从前线退下来的格杀勿论。唐玄宗时没这样的事，但作者感到有这种心思）。而再想想这死有什么价值，却只是赢得了葡萄能种在中原！全诗表达十分委婉，而正是这委婉让读者感到征人身受的长期压抑：如俗话所形容的，都弄得没了脾气了。

　　显然，这是一首反战诗。

　　对于这样的诗，我以为不必从立场是否正确去评价。唐代曾有过这样的事：对于朝廷的重大决策，诗人可以自由发表另一种声音。这就足以令人欣慰了。

　　李颀生活的时代歌舞升平，他的音乐鉴赏能力很高，所以有三首写到音乐家演奏的诗也很著名。且读《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

　　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茫茫飞雪白。

　　先拂商弦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槭槭。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

　　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

　　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续胡儿恋母声。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

　　乌孙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

　　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长安城连东掖垣，凤凰池对青琐门。

　　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这诗精彩处在于写出音乐之动人。精确地说，这不是写出，而是创设条件让人悟出。

　　《胡笳弄》的内容是蔡文姬的故事。蔡文姬被掳北去，嫁人生子，后来归汉，母子生离有如死别的哀痛成了该曲的主旋律。李颀紧紧把握住这主旋律，有时正面描述，有时侧面烘托，有时写曲调本身的意境，有时写与此曲调意境可以相通的意象，终于把曲调的低昂迟速的变化写得让读者能用自己的经验补充得如亲聆演奏。

　　友好诤言

　　第十六讲评李颀一首七律诗、三首歌行，皆篇幅较长、脍炙人口名作，福智兄采用另一付笔墨，于简练传达诗意中，作画龙点睛式点评，看似闲闲道来，却笔笔点中要害。如评《送魏万之京》，寥寥几笔，既理清了诗思脉络，帮助读者弄清诗情曲折、诗意所指（包括言外之意）；又点出意象新奇、修辞妙处。《送陈章甫》结合声韵转换，指出诗人用史笔诗情、形神兼备所描述的”这一个”和特殊情景下送别的”这一回”。《听董大弹胡笳……》，诗人将董的音乐语言（胡笳声），借助知音者的感觉、想象，用诗的艺术语言淋漓尽致地再表达。福智兄又根据自己对该诗的透彻掌握，极扼要地点出诗人用哪些成功的艺术手法来表达董大该曲的”主旋律”。三首诗，三种不同的点评方法，不肯拾人牙慧，避免熟套，只写自己独特的感受，具见述评者的眼力与功底。

中国神话中的龙

龙是中国神话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传说能隐能显，春风时登天，秋风时潜渊。又能兴云致雨，为众鳞虫之长，四灵（龙、凤、麒麟、龟）之首,后成为皇权象征，历代帝王都自命为龙，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山海经》记载，夏后启、蓐收、句芒等都“乘雨龙”。另有书记“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前人分龙为四种：有鳞者称蛟龙;有翼者称为应龙;有角者称虬龙;无角者称螭龙。

龙的起源

龙最早出现在5000年前的一座原始社会的墓葬中，现在陈列于河南省濮阳市博物馆里，这是一条用贝壳砌成的龙，它造型粗犷，样子像是蜥蜴，没有艳丽的颜色，考古学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龙”。

在早期，古人对大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于是便希望自己民族的图腾具备风雨雷电那样的力量，群山打了那样的雄姿，像鱼一样能在水中游弋，像鸟一样可以在天空飞翔。因此许多动物的特点都集中在龙身上，龙渐渐成了：骆头，蛇脖，鹿角，龟眼，鱼鳞，虎掌，鹰爪，牛耳的样子。这种复合结构，意味着龙是万兽之兽，万能之兽，万能之神。

特别注意，龙只有五根手指，有四根手指的就不是龙，而是蜥蜴鳄鱼之类的动物。

龙作为华夏先民的图腾，起初不过是刚刚采自荒山的一块毛石，粗矿而简陋。在历史老人的手中，它被不断裁切、琢磨。商周予它威武，汉唐给它大度；龙在魏晋如竹林七贤，仙风道骨；在辽金则如草原野马，恣肆奔腾，帝王贵胄使它至贵至尊，民间百姓让它入乡随俗。

古籍记述其形象多不一。一说为细长有四足，马首蛇尾。一说为身披鳞甲，头有须角，五爪。《本草纲目》则称「龙有九似」，为兼备各种动物之所长的异类。其名殊多，有鳞者谓蛟龙，有翼者称应龙，有角者名螭龙，无角名虬。小者名蛟，大者称龙。传说多为其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在神话中是海底世界主宰（龙王），在民间是祥瑞象征，在古时则是帝王统治的化身。

《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有「龙王品」，列有以方位为区分的「五帝龙王」，以海洋为区分的「四海龙王」，以天地万物为区分的54名龙王名字和62名神龙王名字。唐玄宗时，诎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宋太祖沿用唐代祭五龙之制。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诎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泽王。清同治二年(1863年)又封运河龙神为「延庥显应分水龙王之神」，令河道总督以时致祭。在《西游记》中，龙王分别是∶东海敖广、南海敖钦、西海敖闰、北海敖顺，称为四海龙王。

龙王神诞之日，各种文献记载和各地民间传说均有差异。旧时专门供奉龙王之庙宇几乎与城隍、土地之庙宇同样普遍。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民众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

考古专家认为，早期的龙就是一种头上带角的蛇，是一种纯粹的爬行动物；而有些人则认为，龙最初形成地，龙头很像猪，龙身则与蛇身相同；还有人指出，龙是由鳄鱼蜕变而成的。

关于龙的起源，在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证，人们终于取得了一个较为一致的共识：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的标志。

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离今天的时间不会少于八千年。这个时期，原始先民已不单纯地、被动地依靠上天的赏赐了，他们把猎获的野马野牛野猪等等畜养起来；也不单单吃那些是采拾得来的野果了，而是有选择地种植谷物以求收获。他们能够熟练地取火用火，学会了用木头搭简单的房子，开始磨制石器、骨器，手工制作陶器，逐渐定居下来，从事生产活动了。生产活动使人们同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宽泛，自然界作为人之外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撞击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鱼类穿游不居，湾鳄声形俱厉，蛇类阴森恐怖，蜥蜴形色怪异？为什么云团滚滚，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为什么海浪翻卷，虹贯长空，泥石流咆哮而下，吞吃人畜，所向披靡？……这些动物的行为和变化不已的自然天象对古人来说，是无法科学解释的。

他们模糊地猜测到，应当有那么一个力大无穷的，与“水”相关的“神物”主宰着指挥着、操纵着、管理着这些动物和天象，像一个氏族必有一个头领那样；或者说，这些动物和自然天象是这个“神物”的品性体现，像人要说话，要呼叫，要吃喝拉撒睡，要嘻笑怒骂一样。

龙，作为一种崇拜现象，一种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一种“理解”，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它的“模糊集合”。

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查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两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有文章称，山西省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有一幅距今达一万年的鱼尾鹿龙岩画，当是龙的最早的雏形。这幅岩画未见发表，其面目如何，还不得而知。)接下来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距今达七八千年的陶器龙纹，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达七千年的彩陶细颈瓶龙纹，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六千四百多年蚌塑龙纹等。

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起点在新石器时代，经过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长足发展，到秦汉时便基本成形了。这个“基本”有两个意思，一是说构成龙的框架、要素、样式，秦汉时都基本具备了；二是说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纳新的系统，它并不满足秦汉时的基本成形，之后的历朝历代，直到今天，还都在不断地加减、变衍和发展。

龙的雏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体虚拟的想象物。古人对它有种种解释。有说[tng]蛇没有脚而能飞（见《荀子•劝学》）；有鳞的叫蛟龙，有角的叫虬[qi囚]龙，无角的叫螭[chī吃]龙。（均见《离骚》洪补引《广雅》）有翅膀的叫应龙（《天问》王注）。有说龙像狗像牛，《论衡》则说：“龙之像，马首蛇尾。”还有的说龙的形状是鹿的角，牛的耳朵，驼的头，兔的眼，蛇的颈，蜃[shè甚]的腹，鱼的鳞，鹿的脚掌，鹰的爪子。这显然是晚期发展了龙的形象，比最初的龙越来越复杂，被综合进去的图腾也越来越多，说明它在不断丰富发展。对于龙的主体原形的探讨，学者们作过许多有益的研究。有鳄鱼说、晰蜴说、马说等等。但普遍认同龙的基调是蛇。最初系统提出这一见解的是闻一多的名篇《伏羲考》。龙即大蛇，蛇即小龙。闻一多认为，蛇氏族兼并别的氏族以后，“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氏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liè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成为后来的龙。后人在闻一多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许多丰富与补充。

考察龙，首先要弄明白，究竟什么是其基调、主干或主体原形。简单概括一下，就是从龙一出现的初期，一直延续下去，恒定不变，而且是构成龙的主体部分，缺了它，龙就不成其为龙，这才是龙的基调、主干或主体原形。在龙的身上，倘若抽去了蛇的躯体，那龙便不再存在了。龙变来变去，头有时像鳄鱼，有时又像马；它的脚有时像蜥蜴足，有时又像狗爪；唯有蛇的修长的身子从未变过。远古，崇拜蛇的氏族部落很普遍。蛇有很强的生命力，正符合原始先民的愿望。蛇对人又有很大的威胁，尤其是毒蛇，能致人于死命，使人畏惧。《山海经》中各式各样的神，有不少便是蛇身或龙身。蛇本身便具有多民族性，用现代话语，便是那时的蛇崇拜，很有群众基础，以它作为龙的主体，这种民族大融合的标志，即使被兼并者也愿意接受。中国龙的正式形成，大概开始于夏禹时期，禹巩固了在中原的地位以后，以蛇结合其他部族图腾而创造龙的社会条件已成熟。龙是适应国家的出现而被造就的。因为蛇崇拜的覆盖面大，以蛇作龙的主体，能得到炎黄后裔南北各民族的认同。龙是多元文化的结晶，一旦形成，便牢固树立了它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权威地位。

龙是伟大的，因为它得到了所有炎黄子孙的尊敬；龙又是虚无的，因为它只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物质。

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中，是一种神异动物，具有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口角有须、额下有珠的形象。《山海经》记载，夏后启、蓐收、句芒等都“乘雨龙”。另有书记“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前人分龙为四种：有鳞者称蛟龙，有翼者称为应龙，有角者称虬龙，无角者称螭龙。有人认为这是古代炎黄统一中原各部落后，揉合各氏族的图腾形成的形象。传说能隐能显，春风时登天，秋风时潜渊。又能兴云致雨，后成为皇权象征，历代帝王都自命为龙，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龙被中国先民作为祖神敬奉，普遍尊尚“龙”，中国人经常自称“龙的传人”。

龙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五。龙与凤凰、麒麟、龟一起并称“四瑞兽”。（也有许多典籍和史书著作中提到“四瑞兽”分别为：猰貐、居、貔、狻猊。）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国天文的四象。

道教和龙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是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形成的，集巫术、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及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于一身，并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一门宗教。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倡导的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逐小形成 办有教理、教义、教规的一种人为宗教形式。道教自形成之初，便与龙崇拜有不解之缘。先秦时代的乘龙周洲四海、乘龙升天，以及以龙沟通天人的信仰，被道教全盘继承。

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子孙都继承其业，均称"天师"，并传达室说与龙有缘。传说第三代天师名鲁，传说他有十个儿子，号"张氏十龙"。另有一则传说称：张鲁的女儿在山下洗衣，忽有白雾绕身，因此竟未婚而孕，感到羞耻，便自杀身亡。死前留下遗言，务必剖尸看腹中为何物。结果，腹中有两条双胞胎小龙，婢女把它们放进汉水。其后的许多道教代表人物都被说成与龙有神秘的关系，如南朝时的道教代表人物陶弘景，传说其母梦龙而生，他是一个龙种。

龙在道教中最主要的作用是助道士上天入地，沟通鬼神。龙被认为是"三轿"之一。这里所指的"三轿"，一曰龙轿，二曰虎轿，三曰鹿轿。道教的三轿主要是作为其上天入地的乘骑工具。张光直先生认为："濮阳第45号墓的墓主是个仰韶文化社会中的原始道士或是巫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