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20个失传的技术
秘色瓷-中国古代越州窑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瓷器,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因为民间没有流传,一直到1981年出土后才让这种传说中美轮美奂的瓷器现世,现今我国仿制烧造的秘色瓷也和古代的真品有一定的差距。
曜变天目-曜变天目极难烧制,上万次烧制才能成功一个,在宋代就是国宝级宝物,古时候一个顶级的天目盏价值连城,曜变天目制作过程在中国早已失传,目前仅在日本存有四只宋代天目茶碗。
地动仪-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现在人们看到的全是按照外形仿制的,历史上真实的样子,和内部结构和原理早已无从考证,至今无法完全复原。
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的青铜剑,出土时历经两千多年完好如新,这把剑制作精美,采用复合金属工艺,当时的防腐防锈技术也是一绝,出土时没有任何锈蚀痕迹,依然锋利,而且寒光凛冽,就是到现在都无法完美复制这个工艺。
山文甲-唐朝就出现的一种中国盔甲,当时由于制作复杂,成本较高,一般为高级将领盔甲,山文甲完美结合了板甲的强度和锁甲的柔韧性,中国古代壁画经常出现,但是没有出土实物,其甲片多为山字形金属片组合而成,所以称之为山文甲。
麻沸散-传说华佗所创,用于外科手术的口服麻醉药,麻沸散处方早已失传,后代人参考古籍一直有仿制,但是一直达不到麻醉手术的要求。
蔡侯纸-古法造纸术,因为工艺复杂,成本较高逐渐失传,蔡侯纸共上百道工序,基本都要靠人力完成,据说这样的纸绘画写字不褪色,纸薄而且坚韧,保存百年如新,而且用这个纸包熟食几天都不会腐败变味。
《连山》、《归藏》是我国古文化的典籍,然而,历来人们认为它们是《周易》的前身,并将此认识写入小学生启蒙的《三字经》内:“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通过确凿的考证,个人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从文字起源和进展,从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的进展,都只能说明,它们与《周易》或者与《易》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西周末前之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宝典。要搞清这个问题得先从《周易》说起。
《周易》顾名思义,当是周朝之《易》的简称。然而,周朝前后却有800余年的历史,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暂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确定)。在这800多年的历史进程之中,我国的文化有了重大的变易和“进展”。大致可分为东西周两个阶段。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770年),这个时期除了沿用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字外,并且也有自身时代的发展,所明显表现出来,当然,只是青铜器皿上的金文。
从西周王朝建立起,在金文中,周易的“易”字还仅只是沿袭商王朝的用意,作为“赐”字频繁地出现在金文之中。
周易所有的卦名,除“离”、“兑”两字,在金文中尚有外,余下的:乾、坤、坎、震、巽、艮都是没有的字;
周易中所依托的阴阳的概念,在西周金文之中也是找不到的,除了在使用“阴阳谷”仅两见的地名外。根本没有所谓阴阳的概念之说。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不少的人是受世俗传说的影响,且还有不少名家学者加入这个行列,一味鼓吹,什么“伏羲一画开天”,“仰观”、“俯察”、“辨阴阳”而作八卦于卦台山,这些荒谬的言论与历史事实越来越远。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历史时,不得不注意到商王朝的“贞人”问题。
贞人的出现,历史上对他们有很大的误解。从甲骨文字来看,“贞”字与“鼎”字极其相似,并且联系到出土文物(如安徽凌家滩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中的图案的中心部分)来看,“食器”是人们生活生存的必须用具用品,且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前进步伐。所以在我们祖先自觉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后,把管理“食器”的国家官员职位,定为“贞人”这是必然的。于是在商王朝这个崇祭祖先的时期内,“贞人”出现在“宫廷”、“御前”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当甲骨文在商王朝中期开始形成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正是管理“食器”的这一批人,可以充作最先的“实践”或“执行者”。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文化人”,这与商末前期的“贞人集团”的形成也具有必然性。故此,“贞人”从开始形成一直到商末之前被王权的打击(压散、流魄)都与所谓的“占卜”“决疑”不沾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贞人”的后裔(从商武乙的打击贞人开始算起,约500年之间大约有17代左右)的发展,延续到春秋时,他们遍及到东周王朝的各个领域。他们除了少数还是官宦外,其绝大多数已沦为:食客、门人、差役、巫师、药师、风水等等。总之,他们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孕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也同时具有极大的社会反动性。在这一特殊阶层内,特别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识形态的熏陶,春秋初期在他们之中形成了“阴阳学、五行学、易学、名学、道学、儒学、杂学、法学、诡辩学”等的萌芽。所以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学的雏形,直至战国时期都还是一个渐进的阶段(竹简易、帛书易可证)。它那时还没有被人们认可的易经的样子,更没有现代易经的样子的影子。所以,易经的起源,早不过春秋初期,说它是周易则理所当然,因为它毕竟是东周之易。
支持周易的还有“卦符”和“太极图”的问题。封符就是八卦的符号,它的长横为阳、两短横为阴的出现是在“汉帛易”之后,离现在只有两千年或不到两千年的历史。“太极图”的出现就更晚了,虽然传说为陈抟作之,但无实物可证,因为继他之后的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并不是后来“太极图”的真实。后来“太极图”的出现只在明朝时期,谁作的不得而知,离现在充其量还不到700年的历史。遗憾的是,我们不少的人,把我们的老祖宗伏羲神话的不知如何是好,在他手里塞进了八卦和太极图,自以为这是在给祖宗脸上贴金,但实际上,这是在给我们自己的祖宗脸上抹黑而愚蠢之极的做法。
再者,周易的认识还涉及到一个“占卜”的问题。什么是占卜,得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卜”、什么是“占”。说到“卜”和“占”就必须看看离今8000年前的文化,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符号”。“符号”也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实录”。符号的出现,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有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语言”似记录,是通过刻、画、写、记、录、钻、凿、灼的各项活动,所留下来的人为印记,留下这样印记的人,叫做“卜”人。然而,仅有“卜”人是不够的,符号的出现,还得要人把它复原成当时的语言,才能让符号的存在具有意义,而充当“解说”、“还原”符号成为当时语言的人,就叫“占”人。于是“卜”、“占”人的出现和存在一直延续到离现在三千三百年以前,大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约四千六、七百年。从商王朝中期(?)起,甲骨文的出现,“卜”人还是记、刻、画、写、录、钻、凿的人为的行为活动者;而“占”却上升到读、看、阅、听、闻等认识活动的范畴;灼的印记上升到验收、收讫、是我等已发生过的证明,如现在的印章的功效一样。所以,甲骨文内所出现的“卜”、“占”(此字在甲骨文中是没有的,在现在的“占”字外面再有一个大口字包围,则读占)都仅是上述之意。遗憾的是清末之儒徒(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之流,错误解释了被王懿荣所发现的甲骨文,而贻误至今。孙、王、罗、郭等四堂的错误,仅是把起于春秋的“占卜”误以为是我们早已有之就大错特错了。(甲骨文是商到西周所特有的文字,随着东周时期的竹简兴起,代替了甲骨文后,后来人们对甲骨文一无所知。显然这包括从孔子以降的历代文人,直到清末王懿荣的偶然发现,方才开始认识这一“新”的事物。然而,从商末延续到西周的“贞人”后裔们,显然弥散在各个领域,但,唯有一支他们发展变易了商朝和西周的“卜”“占”之意,取而代之以“占卜”的雏形,流行于世,进而发展成为影响中国的“占卜”文化。这是被人们忘却了的春秋特有现象。)
当我们不少的人举证《尚书·大禹谟》文中的“占卜”的事,如“枚卜”、“官占”等为最早之证时,殊知,《大禹谟》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所冒出来的“伪书”,离现在不足1700年,焉能为证;即若是现在的《尚书》,也仅是汉以来所不断整理推出的,也不能为证;何况目前所能见到的刻印本,还可能只是宋、元、明、清之作品。
当然,支持《易》的出现还当有,阴阳观点或五行认识等。但是这些,在我国历史之中,能够找到实证的都早不过春秋时代。因为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对于这些都没有它们的踪迹。
由于人们对于《易》的认识并不牢固,没有真正进入《易》之门,对于它所应该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没有客观事实的依据。于是,妄自而无限遥远的漫话。这样不仅不会使《易》的真正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不自觉地,给它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致使它成了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这不是给自己祖宗脸上增光,而是在给祖宗脸上抹黑。
远在约5000年前山东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上镂刻的一组图案,有人就先入为主的称之为是“太阳八卦图”。这是在干什么?这是考古吗?5000年前的先民,从哪里来的“八卦”概念,从哪里来的“卦符”概念。现在八卦卦符的长短横概念,还只是“汉帛易”以后的事,离今只不过是两千年左右,这中间的三千年在干什么。诚然,象牙梳中间是由七个所谓的“乾卦”和四个所谓的“坤卦”组成一“S”形的图案,分别在两回形中间有“T”字形的标记。但是,请注意,这是刻画在“梳子”上的图案。梳子是干什么的,梳子是整理、梳理头发而用的。5000年前的先民,对于自己的头发整理、梳理是多么的伟大的事情呀。当时的先民不分男女,对于拖在脑后或飘洒在胸前的头发,很是头疼。用树皮、草茎、兽皮去扎捆头发,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它不利于生产实践,不利于生存竞争,它影响人们的各种活动,而会动摇预期的目的。当事情本来可以成功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头发的干扰和被它物利用(“挂着”、“绊着”、被野兽或敌人揪住、扯住等不利的情况),轻者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重者丢失掉自己的性命。于是,梳理、整理自己的头发,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发现,把头发分为三股而辫时,则紧密得多,而只需要在辫稍处系上小小的绳索,这就方便多了。进一步把整理好的辫子再以“S”形的方式盘起来,并且在盘的两个中心部分用类簪子式的它物插上,就更加稳妥牢固了。这是惊人的壮举,于是在我们的民族之中广为流传,并且把图案镂刻在梳子上,不是一目了然吗!显然,大汶口的象牙梳正是我们先民当时的记录,正是五千年前人们生存斗争、生产实践的历史足迹。它启发人们在实践之中,必须规范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按一定的程序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实践。所以这正是后来发展为王者的“律己”、严格“律己”、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前身。这样的精神孕育出来的品德能不高尚吗?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理解的民族精神啊!
离现在约4600年前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上面也有一幅图案。有人说这是我们先民“占卜”决疑的明证,这又奇怪了,真不知这些人心里在想干什么?
愚以为,这幅图案太好了,太伟大了,它简直就是大汶口象牙梳的姐妹篇,它是我们先民足迹的真实写照,这是先民们认识了“龟”的价值的深刻寓意。从该图的中心部分看,这是后来甲骨文中“贞”字和“鼎”字的写照,也就是甲骨文中的两“贞”或两“鼎”交叉垂直的实录,也就是先民的“食器”的再现;离开中心“食器”后的小圆内,则是分向八方的八个龟头;八个龟头外大圆内分向四方的四个龟头。
这个具有图案的玉版,却是玉龟的中间组成部分之一,它分为龟背、龟腹和中间的玉版。此玉龟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口前。显然这说明是墓主人铭记心中的大事,就是玉龟中间玉版的这幅图案。
这是什么样的大事呢?这首先得认识一下“龟”:
龟,顺从,不张口咬人,不伤人,听从民的意志而皈依;
龟,能填民的肚皮,龟的食法极其简单;
龟,忍耐、坚毅,不要任何回报,当民抓到龟后,只要放到它爬不出来的地方,它就老实的永远呆下去,它不吃不喝没有任何乞求,当民取用时,随时俯首待命;
龟,长寿,泰若,与世无争;
龟,可强民之身、健民之体。
显然上述之中唯有它不要任何回报,俯首待民之命最为可贵,这正是所有为王者,所应效法的精神。同时这也是“民以食为天”的早期精神体现。图案中心之所以是“食器”,正是寓以此意。只有以“食器”为象征的中心,才能保障四方(包括八方)民众生活生存、安宁永在。不理解这个图案,就不能理解后来出现在西周金文内的“抚有四方”、“永保四方”、“经维四方”等的真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目的,却是“民得”的具体实施。伟哉,我们的先人。那时候的西方正是金字塔文化盛行的时期,他们的文化正是王权、强权、力量、暴力的杰作。(我们却在离今4600年以后直至周王朝,始终没有找到一座像样的王权、皇权、强权的宫廷建设或像样的坟墓,从而使不少的人污辱我们说,没有王权象征的建设就没有进入国家状态,没有国家的形式就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真不知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也就是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已经开始了。
关于《连山》和《归藏》的问题……(略。此意已见于《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与《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
综上所述,《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的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截至西周末之前的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治国宝典。可惜而遗憾的是,人们几乎把她们忘得所剩无几,无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任人玩弄于巧舌诡辩之间,岂不悲乎!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光柱
(此稿还在5月21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论坛上讲过)
焚书绝对不是说说而已,始皇帝的确烧了绝大多数除了法家之外,各派的书籍,尤其是儒家的,包括你说的《春秋》、《左传》等等。没有被烧的类目有占卜、农业、医学之类。因为秦帝国提倡法家学派,所以为了统一便利,更为了预防其他学派发展成气候,所以大规模焚书。大多经典保存下来,是因为当时的文人有的冒生命之险藏书、抄书、背书。况且秦帝国如此短命,等到汉朝时根据一些长者的回忆,又修复了部分书。
个人觉得焚书肯定对文化传承是灾难性的,但是最宝贵的几本经典还是被流传下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秦孝公焚书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在《韩非子·和氏》中有“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记载,由此可见,商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焚书的人。但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因而对古代文化并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一些儒生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期交官府烧毁。这起焚书事件,令大量文化典籍化为灰烬。
梁元帝焚书
梁元帝(508~554)萧绎,是南朝梁皇帝。公元554年,西魏派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率军5万南下攻梁。10月,魏军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这时,梁元帝认为,自己读书破万卷,仍免不了亡国,读书还有何用于是,他就命舍人高善宝把所有14万卷图书聚集在一起烧掉。被俘后,西魏人问他为什么焚书,他说:“读书破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梁元帝受尽百般凌辱后,于12月被西魏所杀,终年46岁。萧绎焚书是在个人陷入绝望境地而做出的非理智之举,与秦、清等朝代为愚民而强令焚书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后人也往往对其焚书之举抱以宽容的态度。
乾隆皇帝焚书
清乾隆皇帝即位后,从1773年到1782年,他组织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历时10年,编纂出我国封建时代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问世,对于保存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古代学术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乾隆皇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据统计,在编书的10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24次,被毁书籍多达538种,13862部之多;江西巡抚海成,仅在乾隆41年(1776年)就搜缴焚书8000多部。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各种图书7l万卷之多。可见,乾隆朝焚书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焚书事件。
《连山归藏》已经失传,还有古籍的原因是后来通过在古籍中的只言片语所记录上来的。
现在有很多书都是已经失传了,但是人们可以从别的书籍中的人物中寻找其中的只言片语,再通过已经找到的目录等编纂起来就形成一个缺本,虽然和原本有所不同但是也具有史料价值。
历史介绍
《连山》虽是刘歆伪造的名目,但东汉时期的的确确有过一部《连山》,同时还有过一部《归藏》。桓谭是东汉人,其言之凿凿,说有《连山》、《归藏》,其中《连山》有八万言,在古代的书籍里,可算是鸿篇巨制。
另一个力证就是去东汉未远的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都引有《连山易》的文字(详见下第六节),可证桓谭之说并非无据,说明东汉时代的确有一部《连山易》。那么这部《连山》是怎么来的呢?由于文献无记,难以确断,这里只能作一下推测和猜想。
《连山》作成后,藏于兰台(汉代宫中藏书之处),并在社会上流传。为了使人相信这的确是古传的易书,作伪者自然不敢吐露实情,后来刘歆被诛,其事益无人知晓,故桓谭见到了《连山》、《归藏》,也相信是古易而写入了《新论》。
此书北魏时尚行于世,故郦道元尚得见而引之,至《隋书·经籍志》已不著录,则其时已经失传。
个人认为都是正确原因,如果非要选一个不那么严重的,感觉是是国运不济
战争一定会造成毁坏,被毁灭的东西太多,典籍更是无法避免损毁。
官府垄断,由于官吏不作为,或是统治者要求,甚至可能造成官方的毁书。
水火等灾祸就更是了,古代书的数量少,又不能像现在一样大量印刷复制,很容易一件孤本一把火就没了。
只有国运不济……比方说南陈、南唐这些国家,不行了,亡国了,但典籍还会被下个国家继承。但我觉得也很容易造成损坏,只是不一定有那么直接。
《齐语论》能够改变历史,学术上也能拥有新的理论,可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这个事情还得从头讲起,2011年3月有关部门接到消息,疑似古代大型古墓被盗。古墓位于江西省南昌市。
接到消息后,考古专家立刻前去确认。经过勘查,确认下面的确有一个古墓。在各项工作准备完成之后,2015年顺利展开考古工作,命名为海昏侯墓。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进行勘探,电子全站仪,GPS定位等。专家考察的时间很长,所以这座古墓的信息也相对齐全。
庆幸的是这座墓被发现以前还发生过一次地震,导致这座墓一直被水覆盖,这样隔绝了大多细菌,很多东西还比较完整。这座墓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墓,出土文物最多,也入选201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墓中的财物也超出了专家的预料,出土了很多竹简。这些竹简为研究当时汉代的社会和民俗提供了很好的历史依据。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一件可以改写历史的东西,就是齐语论。提起齐语论,大家有一点陌生,它是论语的另外一个版本。
曾经在甘肃出土过一些竹简,有人就说上面写的是齐语论,但没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后来海昏侯墓当中又发现了类似的竹简,上面写着论语齐论,大家才恍然大悟,发现这是论语的另外一个版本。要知道,论语可是消失了1800多年,现在这个文化古籍终于又浮现在人们眼前。
本文2023-08-09 10:52:56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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