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的昆仑山就是现在的昆仑山脉吗？昆仑山只有一处还是有几处？昆仑山究竟在何地？昆仑这个区域实在是太神秘了，以至它的确切位置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为此，歧说纷出，聚讼不断。

在《山海经》和《淮南子》中，昆仑山是黄河的源头，盛产玉石。因此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联系黄河源头来确定昆仑山的位置，并以出产玉石作为旁证。

最早确定昆仑山位置的是汉武帝。张骞“凿空”西域，了解到一些西北地理知识，回来报告黄河源头就在于阗（即今新疆和田附近），但他以为昆仑山还应在更西边的地方。以后汉武帝不断派使者到西域各国。《史记。大宛列传》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于是，武帝断然拍板定案：昆仑即于阗的南山。此说一出和者甚众。我们今天地图上的“昆仑山脉”便由此得名。

但是，历代地理学者们对这个说法并不以为然，只是因为有了这一说，必要时姑且沿用而已。与武帝同时代的司马迁就认为于阗南山够不上高峻美丽的条件，不是昆仑山。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对于阗南山也仍叫南山，绝口不提汉武帝说的“昆仑”两字。后来有的学者则认为于阗并不是黄河的源头，从昆仑和黄河的联系上排斥了武帝的昆仑说。

《山海经》曾提到“海内昆仑之虚”。为《山海经》作注的东晋郭璞就此指出：“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清朝的郝懿行在注《山海经》时继承了郭的说法，提出有大昆仑和小昆仑之分。由于古籍记载的问题，又由于对黄河源头看法的不一致，很自然地，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有了几处昆仑山。

清人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总计前人诸说，指出昆仑山共有七处：“一在海外，一在西宁，一在肃州，一、在新疆，一在青海西南，一在卫藏之北，一在北印度。”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渐渐趋向昆仑一元说。但是说法仍然不一。

岑仲勉针对陶保廉的统计，通过考订，得出结论：“海外、新疆、卫藏及北印之四昆仑，皆即古昆仑。非名称如一，地点亦未有异。西宁、肃州两昆仑者、古昆仑之东支，……唯青海之昆仑、则因真河源发现而层化。由是言之，昆仑之广义，实一元也。”岑认为古代昆仑是泛指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以及青海地区的一些山脉。

吕思勉综合《禹贡》、《说文解字》、《十六国春秋》等资料，指出汉武帝之前人们以为的黄河源头是在今札陵泊、鄂陵泊处，昆仑山应是酒泉的南山（也就是在个祁连山附近）。至于把于阗当作河源并以此来确定昆仑山，那是汉武帝时君臣们的“自误”。

顾颉刚则以为在《山海经）中昆仑山只有一处。他说：“许多人不了解《山海经》有整体性，受了它分篇的名词的蒙蔽，以为在图和经里，这几个昆仑山不在一处，便说‘海内昆仑’怎样，‘海外昆仑’怎样，这是大误。”并指出昆仑山和黄河源头“可以不发生必然的连带关系”，但他也没确定昆仑山究在何处。

他说昆仑山或在甘肃，或在青海，或在新疆，三处都有点像，但又不完全像。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从神话传说的传播这个角度试图解释这一现象。古籍中记载的昆仑山究竟在何地，时至今日未有定论。或许昆仑山和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使我们不能指出它的确切位置。因此，昆仑山位置的千古之谜，看来要结合神话学等学科才能有一个较为完满的解答。

1941出生于 新疆乌鲁木齐的毛远新 ，是 毛主席的 弟弟 毛泽民 和中共党员 朱旦华 之子。毛主席曾对他寄予深切的期望。

晚年毛主席曾和毛远新有过一次关于读书学习的谈话。

当毛远新谈到已看完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并正在看李斯的《论统一书》和《韩非子》时毛主席说：

毛主席在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批注道：

《韩非子》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吸引着年轻时的毛主席就看过几遍？

正如毛主席所说，韩非子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春秋末期到战国，思想界百家蜂起，韩非子之前如管仲、商鞅、申不害、吴起、慎到等人的政治主张和执政方针最接近法家，但他们都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以法立国治国的系统理论，因此只能算是法理学者。

韩非子从荀子霸道思想以及礼治理论出发，吸收前代法理学者的思想与实践的精华而建立起了完整系统的法家理论。

韩非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点：

其一，进步的 历史 观。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大禹时期取火已比较容易，如果谁钻木取火，一定会被人耻笑；在商汤时代已经建筑一定规模的城市，如果谁再用挖沟来守卫自己的家园，则一定被人耻笑。“是以圣人不务循古，不法当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对于“取法先王”的理论进行坚决的驳斥。

其二，提出明确的法治主张。

韩非认为以法治国是最可靠的。儒家的人治思想太脆弱，导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没有制度保障。韩非认为人治远不如法治，他在《用人》篇中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道理说得简明透彻。

其三，君主要执掌大权，要有绝对权威并严格赏罚制度。

《韩非子•二柄》中说：

这样，根据 历史 的发展而改变政治制度，不必尊法先王，建立完整的法治制度，君主紧紧掌握权势，掌握“二柄”，即赏罚大权，那么天下就可以稳稳掌握在手中了。

因此，韩非的法家思想被概括为“法”、“术”、“势”的有机结合，是完整系统的治国理论。

《韩非子》中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典故，一个是“自相矛盾”，一个是“讳疾忌医”，毛主席在谈话和文章中都引用过。

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毛主席说：

“自相矛盾”这个典故，出自《韩非子•难势篇》。毛主席使用这个典故，一下子就把国民党反动派发言人愚蠢叫嚣的混乱逻辑戳穿了，从而，把他们卖国求荣、“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民族败类的丑恶面貌，充分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主席写道：

“讳疾忌医”这个典故，出自《韩非子•喻老篇》。毛主席在文章中引用“讳疾忌医”这个为中国人民所习用的典故，对它赋予了新的意义，用以一方面告诫犯错误的同志，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要求大家采取欢迎和帮助的态度，对待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

董卓乱天常，曹瞒据神器。——卢熊

提起董卓，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都不陌生，骄横恣肆，目空一切，董卓就是那个让人心生忌惮，脊背发凉的大反派。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新疆出土了一本古籍，上面描写的董卓形象似乎与我们的传统认知有颠覆。

掌控朝政

中平六年（189 年）四月，汉灵帝刘宏驾崩，皇长子刘辩继位，也就是汉少帝。八月，宫廷发生变乱，先是宦官上军校尉蹇硕图谋杀掉大将军何进，独揽大权，拥立陈留王刘协继位；接着，大将军何进联合袁绍谋诛宦官，将蹇硕斩杀；再接下来，宦官张让、渠穆等疯狂反扑，将何进斩杀于宫中。

随后，袁绍等借此机会带兵入宫，封闭宫门，将宫中宦官斩尽杀绝，死者 2000 多人；不久，董卓依先前诏令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京师，成为了这场宫廷变乱的最后赢家。

董卓首先是掌控兵权，同时又认武力超强的吕布为义子。其次，董卓极力争取名正言顺，为了获得文士的支持，他启用名满天下的蔡邕为幕僚，也努力争取袁绍兄弟。第三，董卓废黜少帝刘辩，毒杀何太后，另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

董卓废黜了少帝，想要胁迫何太后让出掌控国家的权力。而罢黜少帝两天后，何太后就被赶出皇宫鸩杀，董卓完全掌握了朝廷大权。掌权之后，董卓更加肆意妄为，大力调动官员，将自己的心腹安插到朝中重要职位，并且对自己也大力嘉赏。

董卓原本是担任司空一职，后来改任为太尉兼领前将军，紧接着又加节，赐斧钺、虎贲，最后被封封郿侯，权倾朝野，颐指气使，一手遮天，举朝上下，噤若寒蝉。挟天子以令诸侯，恣意妄为，没有人敢招惹董卓，这使他尝到了仗势弄权的甜美和奇妙。

风流轶事

除了董卓的系列掌权事件，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与貂蝉间的风流轶事，《三国演义》与影视剧中将董卓塑造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迷恋权势、爱美好色的形象。

孙坚死后，董卓自以为天下无敌，不仅自封为‘尚父’，出入用天子仪仗，还大肆建造建宫殿，选美女，骄奢*逸，更加地残忍专制。当时从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董卓命人将他们带到百官前，手段极其狠辣，吓得百官大惊失色，但却没有一人敢反对董卓。

有一天董卓邀请百官饮酒作乐，席间董卓的义子吕布说张温意图谋反，董卓立即命人当场斩杀张温，吓得众人魂不附体，司徒王允亦然。司徒王允回府后想到董卓行事，顿觉坐立不安，直到夜深人静也无法入睡。他拄着拐杖去后花园散步，正仰天垂泪为汉朝担忧时，忽然听到有女子在牡丹亭畔哀叹。

王允走过去，发现原来是府中的歌伎貂蝉在此长吁短叹。貂蝉虽是王允府中的一名歌伎，却被自幼培养，教导礼仪，学习琴棋书画。她身姿匀称，正值芳华，王允灵机一动，想出利用貂蝉的美色离间董卓父子。

王允立即安排了董卓与貂蝉见面，又同时将她许给了吕布。董卓初见貂蝉便惊为天人，问她年芳几何，对这位恍若仙子的女子十分欣赏。年轻貌美、才艺俱佳的貂蝉很快就让董卓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而王允顺势将貂蝉送给了董卓。

当吕布来找貂蝉时，王允将所有责任推给了董卓，将董卓塑造成一个好色至极，夺人爱女的恶霸。吕布当即气愤异常，与义父离心，而一次去董卓府中找貂蝉，又被董卓撞到，董卓愤恨之余追打吕布……终使董卓与吕布反目成仇，吕布同王允设计杀死董卓。

董卓因为好色中了王允的诡计，失去了吕布一员大将，不仅与他反目相对，还因此多了一个劲敌。读者看来，无不嗤之以鼻，对董卓也大为反感。

颠覆认知

然而在1924年，考古专家于新疆发现了一座魏晋时期的古墓。在这座古墓中，出土了目前为止最早的注解《三国志》的抄本。

而在抄本中，对董卓有一段记载，大概意思就是胡、羌等人常常侵犯汉朝，烧杀抢掠，幸亏董卓带领兵士讨伐追捕，屡获战功，除暴安良约有百余战。

这些文字与之前《三国演义》以及《三国志》中的记载有些出入，上面的文字令人动容，颠覆了我们对董卓的传统认知。

他也曾经为大汉流过血，流过泪，而董卓的西北战绩更是杰出无比，不容忽视。尤其是那一句，“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将董卓塑造成了一个沙场秋点兵的大将形象，屡次出征，为大汉立下了汗马功劳，百余场战争也展示了董卓强大的武将实力，而非只是一个依靠吕布，贪生怕死的小人。

这篇文章也让更多的人以客观的角度去解读董卓的形象。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只有一面的，也许董卓并不是书中那个完全一无是处的反面形象。尤其是根据书中的记载，董卓绝对不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他原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赫赫战功来平步青云。

也有许多人研究，当时是何进采纳袁绍的建议召董卓入京，也许董卓在京之前也曾经是一员忠心耿耿的勇猛武将，只是进京之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被权势迷了眼，蒙住了心，所以做出了只手遮天之事，成为遗臭千古的大反派。

《三国志》抄本的出土，让后人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董卓。董卓在征战沙场之时，还是比较安分守己，只是进京之后权力的欲望一发不可收拾。但是不可否认，他也曾经为东汉建立功业，立下汗马功劳。

权力的膨胀使董卓变成了穷凶极恶之人，而东汉的灭亡也非董卓一人之过，朝廷自身也出现了极大问题。这样的局势给了董卓施暴的机会，使其变得残暴不仁，得到权势的董卓又肆意妄为，加重了东汉的恶劣局势，推动他走向了灭亡。

总而言之，我们评论历史要具有批判性与客观性，对待董卓这样一个人物更要全面来看，倘若出土的记载真实，那么董卓也算得上是一代枭雄，为汉朝立下过不可泯灭的功劳，老夫聊发少年狂，只可惜晚节不保，做出了无数残暴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