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内容十分庞杂，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极其宽广，用现代学科分类来说，宗教、艺术、历史、地理、经济、法律、语言、文字、考古、科技，等等，应有尽有；从传统的学术视角来看，经史子集也好，三教九流也罢，无所不包。而且，除了传统的中国学术之外，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敦煌，还遗留下来许多周边民族和域外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有藏、回鹘、於阗、粟特、梵、西夏、叙利亚等语言所写的文献，内容则包括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世界各种宗教文明的遗。

敦煌文书据《催募经款草丹》，系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由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发现。无精密统计，一般估计在四五万件左右。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同一杨姓抄经手在第十六窟干活时，杨某将抽烟用的纸捻插入靠近窟门内部北壁的墙缝，不料纸捻陷入缝中。王、杨二人怀疑壁中可能另有一洞，于是乘夜凿壁，果然发现内有一洞(即第十七窟)，里面堆满了成捆的古代文物和遗书。从此密封近千年的古代遗书重新面世。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第 122窟窟前遗址中又有少量发现。首批敦煌遗书被发现以后的最初几年尚未引起轰动。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到达敦煌，在翻译蒋孝琬的协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采取欺骗手段，骗得敦煌遗书24箱，运回英国。斯坦因的“收获”在西方立即引起震动，盗宝者以“探险家”的名义纷至沓来。经英、法、日、俄等国文化窃贼（斯坦因、伯希和、大谷探险队、奥登堡等）盗劫,流失海外者甚多，其中绝大部分分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加上零散的流移，敦煌资料目前集中收藏在英、法、日、俄、中等国以及分散在德国、丹麦、瑞典、美国、印度、韩国、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汉文卷子主要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编有馆藏目录《敦煌劫余录》及其补编；藏文卷子主要收藏于甘肃省图书馆与敦煌县文化馆。

一直以来，谈及古代王朝，有一种负面评价，即“暴秦、烂汉、脏唐、弱宋、丑明、奴清”。所谓脏唐，一定程度说的是唐朝男女关系的过于开放，比如李治娶了李世民的妃子武则天，李隆基抢了儿子的媳妇杨玉环等，但这些是上层社会的乱搞，历朝历代都不干净，比如元清贵族的很多婚娶陋习，比唐朝要脏的多，因此关键要看民间风气如何。

那么，唐朝民间到底又开放到什么程度呢？敦煌发现一座遗址，解开了真面貌，这种开放的程度，让现代人可能都要瞠目结舌，以至学者感慨唐朝太开放了，令人感觉不可思议。

1900年，在甘肃敦煌市（如今酒泉下辖县级市）的莫高窟里，道士王园箓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遗址，随后发现了大量唐代古籍文物。可以说，敦煌出土的古籍，每一本都令人动容，是无比珍贵的资料。让人遗憾的是，其中很多被王园箓贱价卖给了英法德日美等欧美文物贩子，导致中国敦煌文书大量遗失。

不过，幸运的是，莫高窟中还有大量文书没有被发现，从而逃过一劫：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窟前又续有发现，发现了大量唐朝经典古籍。除了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唐朝官方文书、私人文书等（如契约、诉状、籍册、书仪等），给研究唐朝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其中，有一些资料极为有趣，反应了唐朝男女开放的程度，至今读来仍让人感慨万千。

众所周知，在近代恋爱自由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中国人的婚姻是由长辈意志、政治捆绑或门当户对的经济条件等决定，根本不可能存在“情感对婚姻”的重要性。真若离婚，也只是男人一纸休书，让女人从此声名狼藉，女人很难主动离婚。

然而，从敦煌文书中却可以看到，当夫妻感情不和时，无论哪一方都有权提出离婚，这就是所谓唐朝的“和离”。而且，这种“和离”之后，女人不会受到社会道德、官方法律等歧视。所以，“和离”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敦煌文书中，就有十余件唐朝离婚文书，比如离婚文书名称为“放妻书”“夫妻相别书”或“女人与丈夫手书”等。

在《留盈放妻书（年代不详）》中，先讲述了夫妻感情很好，所谓“生前相守抱白头，死后要同于黄土”，但很快就出现婚姻危机，“何期二情称怨，互角憎多”，于是在乡老见证之下，夫妻双方解除婚姻，“夫则任娶贤女”、“妻则再嫁良媒”，立契为证，从此互不干扰。

唐朝较为平等的婚姻关系，折射出的是社会风气和两性关系的开放。敦煌文书中的记载，也佐证了这一点，唐朝男女关系的确比较开放。

《敦煌乡百姓康汉君状》是一诉状，讲述的是敦煌乡康汉君，向官府申诉，自己弟弟被吐谷浑人掠走，希望官府主持公道，将弟弟找回来。从这一点来看，唐朝官府还是很有威望的，也为百姓做过实事，所以康汉君才会申诉。

康汉君的这个弟弟，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只是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孽子”！原来，康汉君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却“不守妇道”“寡居生子”，由此生下了弟弟。

让人无语的是，关键诉状中有这么一句话，揭示出康汉君母亲的荒唐生活：“阿娘不知共谁相逢”！如果康汉君母亲只与一两个男人共度云雨，自然能知道孩子父亲是谁，关键是太多了，所以“不知共谁相逢”。

敦煌乡的一介村妇，都能这么放得开，而且还被社会所接受（诉状中正大光明写了出来），可见唐朝开放程度，绝对令人惊叹。如果放眼整个大唐，又何等旖旎？

除此之外，敦煌文书中还有一些开放记载令人叹为观止，就如同现在的男女关系秘籍。

敦煌文书《攘女子婚人述秘法》中，不仅有女子如何取悦丈夫，还有男子如何取悦妇人，或者如何泡妞，甚至还有更直白的秘诀——男女如何私通的各种土法，比如：

凡男欲求女妇私通，以庚子日，书女姓名封腹，不经旬日，必得；凡男欲求女私通，以庚子日书女姓名烧作灰，和酒服之，立即效验。

或许因为世道太乱，世人太开放，所以敦煌这个小地方，竟然也流传了“反外遇”的秘籍，就是如何判断妻子出轨的办法，与如今高明的情感文章几乎没什么区别，比如：

知妇人造事有外夫者，取牛足下土，着饮食中与妇人吃，时令夜间唤外夫名字；妇人别意，取白马蹄中土，安妇人枕下，勿使人知，睡中自道姓名。

对于大唐而言，敦煌尽管是沟通西域的要道，但总归只是一个小地方，但就是这样的小地方，甚至村民却都有如此精彩的生活，可想而知大唐的开放程度了，绿帽子可能满天飞吧。

或许正因如此，所以唐朝人才对李隆基夺儿子媳妇的行为见怪不怪，才对李治迎娶李世民妃子武则天的行为极为包容，玄奘徒弟辩机才敢私通高阳公主（房遗爱妻子），才会出现鱼玄机这样的情欲女皇这一切，都是因为唐朝社会太开放了！相信唐朝人穿越到了现代，会非常快的适应这里的情感世界吧。

所以，别总以为中国人情感含蓄，只是他们没有读懂大唐王朝而已。

1000年前小朋友是如何学习的呢？是不是和现在小朋友一样有图画书呢？我们都很好奇这个问题滴

近日媒体公布了1000年前小朋友写的字“萌”上热搜。视频中晒出了在敦煌出土的一本叫《凶吉书仪》的文献，上面记录了当时婚丧嫁娶的书札体式、典礼仪注。非常有意思的是，该文献的背后被小朋友用来当成了画画的“草稿纸”，画了一排小动物，包括龙、猪、鼠、猿、蛇、羊、马、牛、狼、狗、兔等等，还标上了歪歪扭扭的“这是啥啥啥”的文字。

我已经脑补了一部古言家教画面，男主出身书香世家，聪慧敏捷，但玩性不定，一日夏天，天气炎热，除了知了一声一声的鸣叫，周围在无他音，让人昏昏欲睡，先生已经困得不停的点头，实在是乏闷，无聊，于是在文献背后作画兀自偷乐，还时不时的偷瞄先生一眼

对此，有网友看得热泪盈眶：“有种热泪盈眶的冲动，一千年啊，依旧不影响后人阅读，这就是汉字文化传承吧！” 更有网友感叹绘画的功底：“画得真的好！不知道是那个时候的普遍水平还是这个小朋友有天赋。”

另外也有人感叹：“想到这是一千年的孩童写出来的，他会长大老去，对我们来说是古人，可他小时候留下的童真却保留下来了，好像隔着时空触碰到了那个童稚未脱的小朋友，从这样的感觉来说好像不是古人，是我们儿时的同伴，现在调皮的晚辈。有种奇妙的感觉。”

是啊，这就是我们文化传承的魅力所在，即使穿越千年，现在看来，依然感动。

但是，不管大家怎么说，从《凶吉书仪》背后，我们看到了我们先人好学的精神，并且有了独到学习的方法，这值得我们学习。

敦煌文献《凶吉书仪》，记录了当时婚丧嫁娶的书札体式、典礼仪注。

兰州大学的刘全波老师指出，敦煌文献《凶吉书仪》，记录了当时婚丧嫁娶的书札体式、典礼仪注。此书里的这批“白画动物”一共有13幅，经过辨认可以大致读出大部分题字，而且风格一致，格式一致，并非杂乱无章的杂画，因此并非是随意而为。

经过考证，这批白画动物是出自22岁的学郎李文义之手，目的则是为他的弟弟李文进进行启蒙识图教育，类似今天流行的启蒙识图教育，虽然浅显但也具有实用性、针对性，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批敦煌文献是随着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出土的，在洞里封存了近一千年，这次引发关注的这件1908年就被法国人伯希和带到法国去了，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其内容包括：

（一）1907年，斯坦因在第二次探险在敦煌以北汉代烽燧遗址里,获得简牍708枚。详见斯坦因著《西域考古记》。

（二）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在敦煌汉代烽隧遗址中获得84枚简牍、在安西、酒泉两县境内获105枚。详见斯坦因著《亚洲腹地考古记》。

（三）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古城附近掘得17枚简牍。原简现藏敦煌研究院。

（四）1944年春，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古城附近掘得汉简49枚。详见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原简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

（五）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今玉门市汉代烽隧遗址中获得简牍91枚。原简现藏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六）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县文化馆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城以西十一公里的马圈湾发现一座斯坦因当年考察时被遗漏的汉代烽燧遗址，新编号为DZ1，出土简牍1207枚。原简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七）1981年3月，敦煌县博物馆在敦煌西北五十七公里党河乡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中来获简牍76枚。原简藏今敦煌市博物馆

（八）1986年至1988年，敦煌市博物馆获得木简137枚。原简藏敦煌市博物馆。

（九）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市东六十一公里汉代效谷县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2万余枚汉简。上述敦煌汉简中最早纪年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最晚为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其内容多与汉代敦煌、酒泉二郡的屯戍活动有关，如官府文件、通缉令、诉讼文书、戍卒的名籍、廪食簿、守御兵器簿以及边塞吏卒的私人书信，交易、借贷的契券，还有儒家典籍《易》、《力牧》等古佚书残简，是研究河西疏勒河流域的汉代屯戍情况乃至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西交通和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