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调味品　　中国自古以来到处都生长着丰富的调味品资源，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了甘、酸、辛、苦、咸五味，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的积累与探索，创制了丰富多采、名目繁多的调味料，对饭菜饮馔的色、香、味的形成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从周代起，人们即已认识饮食中调味与健康的密切关系，因而，有因季节不同及时变换调味品烹调饮食的习惯。大致可分为六类。

　　一、食用油脂。有：花生油、动物油、菜籽油、大豆油、芝麻油、玉米芯油、米糠油、棉子油、葵花子油、茶油、椰子油、油橄榄油、桂皮油、海松油、花椒油、红花油。

　　二、鲜调味品。有：大葱、葱头、大蒜、生姜、香菜。

　　三、香辛调味品：大茴香、小茴香、莳萝、食茱萸、花椒、丁香、桂皮、辣椒、竹叶椒、砂仁、陈皮、甘草、当归、川芎。

　　四、粒粉调味品。有：食糖、芝麻粉、花椒粉、辣椒粉、椒盐粉、胡辣粉、五香粉、沙茶粉、虾籽、豆豉、红曲。

　　五、酱制调味品。有：酱油、豉油、虾油、糟油、鱼露、食醋、酒、腐乳汁、甜面酱、辣椒酱、辣瓣酱、沙茶酱、蒜头酱、蜜桂花、芝麻酱、花生酱、菌油、笋油。

　　六、花调味品。有：桂花、菊花、茉莉花、玫瑰花、夜合花。等等。《周礼天官食医》：“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

盐、梅、酒是最先出现的三大烹饪调味品。

传为商王武丁作的《商书》佚文《说命》三篇，下篇有“若作酒醴，尔惟麹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注渭：“酒醴须麹糵以成，盐咸梅醋，羹须咸醋以和之。”先秦文献有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是知人们很早就对烹调两者关系的个中奥妙有较深的领会。我们知道，盐中的氯化钠是咸味所自来，主要作用能调节细胞间渗透平衡及正常的水盐代谢，是人体血汗中不可缺少成分，又能调增食品滋昧。

　 盐的始用当甚早。《世本》称炎帝时“宿沙作煮盐。”甲骨文有云：“取■”（《合集》7022），末一字疑为卤字。《说文》谓卤“象盐形”。《玉篇》云：“卤，咸也。”《一切经音义》云：“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卤似指自然界的天然盐块，而非人工熬煮之盐。甲骨文又有“卤小臣”（《合集》5596）一名，似晚商已有盐官之设。《本味》述伊尹烹饪理论，有“咸而不减”之说。《尚书·洪范》记商末箕子言，有“润下作咸”，凡咸、苦、酸、辛、甘“五味”，咸为其一。

　　梅则主要利用其果酸作调料，梅酸具有收敛固涩、健脾胃、增强肝脏功能的作用。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知利用梅酸，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有梅核。安阳出土商代铜鼎，曾发现有满盛已炭化梅核者。殷墟西区M284墓中随葬一铜鼎，内也尚存一梅核。

　　至于酒的出现，似可上推到新石器中期以前，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出土有高柄陶酒杯以及硕大的滤酒缸；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小口圆肩小底瓮、尖底瓶、细颈壶等，或认为曾作酿酒、盛酒或饮酒之用。《淮南子·说山训》谓“清醠之美，始于耒耜”，显然酒的出现与农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世本》称“仪狄始作酒醒变五味。”《战国策·魏策二》云：“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看来酒为饮料及调味品，至夏禹时已相当流行。

　　最早的酒属于谷物天然酒，谷类粮食受潮发芽变霉，由微生作用而引起糖化和酒化，大概至商代人们已从中悟出制造麹糵即酵母的酿酒新技术。郑州商城出土陶缸，曾发现粘有白色水锈状沉淀物。藁城台西中商遗址在一酿酒坊址出土的陶瓮内，发现盛有这种沉淀物达85公斤，经鉴定就是酵母，同出四件大口罐内还分别装有桃、李、枣等，说明商代不仅掌握麹糵酿酒，又能酿制果料酒。河南罗山天湖晚商息族墓地，出土过一密封良好的青铜卣，内装古酒，经色谱测试，每百毫升内含8239毫克甲酸乙酯，并有果香气味，是为浓郁型香酒④。安阳郭家庄一座殷墓出土的铜卣，也盛有白色透明液体，内含植物纤维状杂质，估计是酒⑤。总之文献提到的盐、梅、酒三大古代调味品，至少在夏商时代已用之于烹饪。

　　古代还有一味常用的香料调味品花椒。《诗·载芟》：“有椒其馨。”《荀子·礼论》：“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天论》：“君子啜菽饮水。”花椒能刺激味觉，减除腥腻，增加菜肴肉食的美味。花椒味辛而香烈，还可用酒浸泡，古称椒酒、椒浆，又可作药用，花椒调味，今已能追溯到商代，最近河南固始葛藤山发掘的晚商六号墓，墓主头旁发现放有花椒数十粒①。值得注意者，同一地区以前发掘的固始侯古堆春秋晚期一号墓，曾出一件制作精美、有盖紧扣的铜盒，盒内盛大半盒花椒②。似本地区先民一直持有花椒调味的食癖。

　　糖作调味品大概也甚早。《洪范》“五味”中有甘。《诗·绵》述晚商时周人古公亶父迁周原，称“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礼记·内则》有“枣栗饴蜜以甘之”。饴是麦牙糖，蜜是蜜糖。五味之甘，可能指这类糖。适量食之，能补气血，养阴和中，解除疲劳。

酱

　　汉代以前，“酱”是“醢”和“醯”的总称，醢，指用鱼、肉等制成的酱；醯，指带酸味的酱或酱汁，用以调味。因此也称为“醢酱”和“醯酱”。

　　醢的起源约在殷商时期，远早于豆酱。其制法是：以干肉为原料，加梁曲、食盐和好酒，渍之，置于容器中，密封百日，即成。古籍记载，周代有醢酱，包括兔醢、鱼醢、蚳（蚁卵）醢；有枸酱（一种水果酱）、芥酱（一种蔬菜酱）等。

　　至汉代，因“醯”带酸味，借指醋；“酱”则包括豆腐。

　　《周礼天官醢人》“醢人掌四豆之实”郑玄注：“醢者，必先膊干其肉，乃后蓙之，杂以梁曲及盐，渍以美酒，涂置瓶中，百日则成矣。”

　　《礼记内则》：“腶修蚳醢，脯羮兔醯，麋肤鱼醢。”

　　《周礼天官醢人》：“馈食之豆，其实葵菹蜃，蚳醢。”

　　《说文》：“醢，肉酱也。”

　　汉刘熙《释名释饮食》：“醯，多汁者曰醯。醢，沈也。宋、鲁人皆谓汁为沈。”

　　汉崔寔《四民月令》：“正月可作诸酱至六七月之交，分以藏瓜，可以作鱼酱、肉酱、清酱。”

醋

　　一种酸性调味料。我国酿醋的历史悠久，大约起于汉代。在甲骨文、钟鼎文及其他已发现文物中，未见有关于谷物醋的记载。醋，最初指酸的滋味。殷商时期，调味用盐与梅。至周代，制作肉酱，秀醢，因在分解过程中，产生大量有机酸，如各种氨基酸、乳酸、醋酸等，因而，酱汁的味道是酸的，称为“醯”。至汉代，醯、酢混用，皆指食醋。南北朝以下至唐，始从“酢”渐过渡到用“醋”字。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了许多制曲酿醋的方法，其时并已能酿造具有独特风味的陈醋。唐代时《新修本草》中载有米醋、麦醋、杂果醋等外，药物学家还特制加有药物的药醋，用于治病。后世传其技，使醋成为中国人民调味烹饪中不可或缺的原料。

　　驰誉中外的有山西太原一带的老陈醋，江苏镇江的香醋，四川阆中用多种中药制成的保宁醋等。古代，又称女子善妒为“吃醋”、“醋娘子食杨梅”，以为调侃。

　　《尚书》：“酒醴须曲蘖以成，盐咸梅醋，羮须成醋以和之。”醋，指酸味。

　　汉史游《急就篇》：“芜荑盐豉醯酢酱。”王应麟补注：“[酢]，醋也。”

　　汉崔寔《四民月令》：“五月五日可作酢。”

　　《齐民要术》卷八注：“酢者，今醋也。”

　　宋吕本中《官箴》：“王沂公常说：‘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盖言忍受得事。” 油

　　我国古代食用油脂来源于植物与动物。植物油脂在食物烹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使用与生产当晚于动物油脂，大约迟至秦汉之际，人们已知道以白苏子榨油，然其产量甚低。其后，中国人食用的植物油脂主要有：芝麻油、菜籽油、胡麻油、花生油、向日葵油、豆油等。

　　芝麻，也称脂麻、胡庇，原产于我国，古籍中称麻、苴、油麻等，其所产油也称香油，大约于唐代时开始生产。

　　油菜，也称胡菜和芸薹，来自西域，初时作为蔬菜，见载于《齐民要术》。唐代开始榨油。

　　胡麻，原产我国，即由用亚麻，生长于北方，《诗经》中以其为粮食作物，榨油食用的记载见于明代的《土方记》，至清末已火面积载培，成为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之一。

　　花生，也名落花生，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膏液》中尚未见记载，始见于王世懋《学圃杂疏》，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 始谓其可以榨油。

　　向日葵，十七世纪时从国外传入，原产美洲的墨西哥与秘鲁，当时以其籽炒食，别名有向阳花、迎阳花、天葵子、转日莲、西番莲、西番葵、西番菊、大菊、洋瓜子等，至近代才榨油。

　　大豆，原产于我国，古代作为粮食作物的“五谷”之一。称为菽，以其榨油食用，大约在隋、唐、宋时期。

　　其中，以芝麻油、菜籽油、豆油最为重要，与饮食烹饪有密切的关系。

　　六朝至唐以前，食用多为荤油，至宋代始普遍食用素油，而以芝麻油为上品。唐韩鄂《四时纂要》：“[香油]治头风、白屑、头痒、头旋、胸闷。”

　　宋沈括《梦溪笔谈》：“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

　　庄绰《鸡肋编》：“油通四方可食胡麻为上，俗呼芝麻。”

　　明韩奕《易牙遗意》：“用肥鹅肉切长条丝麻油浇供。”

　　宋应星《天工开物》：“凡油供馔食用者，胡麻、菜菔子、黄豆、菘菜子为上；苏麻、芸薹子次之；大麻仁为下。”

蔗糖

　　用甘蔗汁加工制成的糖。中国自古以来就栽培甘蔗、饮食蔗汁。

　　公元前，即推广至中原地带，已懂得将蔗汁加工成固体糖块。至五世纪，甘蔗产地，由两广、两湖扩展到长江下游，广州已能从蔗汁炼制“沙糖”。

　　七世纪初，在学习印度制糖技术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生产工艺，使制出的白沙糖和冰糖质量远超过外国。

　　蔗糖，因其原料、工艺的不同，呈现不同的色味和形态，在古籍中又称做石蜜、糖霜、蔗霜、蔗冰、沙糖等。古代除食用外，还常用于医药。

　　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有方物蔗糖二斤十两三分，献给东大寺，同时，也把制糖的方法传给了日本人民。

　　汉杨孚《异物志甘蔗》：“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至均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

　　《新唐书西域传》：“贞观二十一年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沉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元洪希文《糖霜》诗：“携来已见坚冰渐，嚼过谁传餐玉方？”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甘嗜蔗品》：“凡狄蔗造糖，有凝冰、白霜、红砂三品。糖品之分，分于蔗浆之老嫩。”

　　又《造兽糖》：“凡狮、象糖模，两合如瓦为之，杓泻糖入，随手覆转倾下。模冷糖烧，自有糖一膜靠模凝结，又曰享糖，华筵用之。”参阅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

蜜

　　省称“蜜”。即由蜂采花汁酿制而成，不加人工或略加人工的具有天然甜味的一种稠厚液体。在麦芽糖发明前，是唯一的甜味食品。蜜的组成及香气、颜色，因蜂种、蜜源的花不同而异。含有多量果糖及葡萄糖，此外尚有蔗糖、麦芽糖、有机酸类、挥发油、维生素类等的微量成分。我国用蜜，约始于周代后期，人们以蜜作食品，封建贵族间以蜜作馈赠之礼，其时已有蜜渍的果实。所食之蜜，皆为岩石、林木、土穴间野蜂所产，因而称为石蜜、崖蜜、岩蜜、木蜜、土蜜等。至迟东汉时，已有人工养蜂产蜜。魏晋南北朝至隋，有蜜饯、蜜蟹等食品。蜜多由南方贡献至中原。宋以后，广泛用于菜肴、糕点、医药。

　　晋皇甫谧《高士传》、张华《博物志》及《永嘉地记》，皆有关于养蜂产蜜的记载。

　　《礼记内则》：“子事父母，枣栗饴蜜以甘之。”

　　汉赵晔《吴越春秋》：“截止以甘蜜丸攩，报吴增封之礼。”攩，属茱萸类的一种芳香果实。

　　汉许慎《说文》：“蜜，蜂甘饴也。”

　　晋郭璞《蜜赋》：“繁布金房，叠构玉室。咀嚼滋味，酿以为蜜。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鲜玉润，髓滑兰香。穷味之美，极甘之长。百果须以谐和，灵娥御以艳颜。”

　　晋葛洪《西京杂记》：“南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帝大悦，厚报遣其使。”

　　南朝梁陶弘景《本草注》：“石蜜，即岩蜜也，在高山岩石间作之。色青，味小（少）酸，食之心烦，其蜂黑色似虻。其木蜜悬树枝作之，色青白。土蜜在土中作之，色亦青色，味碱。人家及树空作者亦白，而浓厚味美。”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杨国忠家，以炭屑和蜜，塑成双凤。”宋沈括《梦溪笔谈》：“隋大业中，吴郡贡蜜蟹二千头。”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东坡性喜饮，而饮京不多。在黄州，尝以蜜为酒，又作《蜜酒歌》，人罕传其法予尝试为之，味甜如醇醪。”

自古以来，我国海盐生产都是以海水为原料，实行海滩晒盐。但海滩晒盐这种生产方式占地面积大，生产周期长，产量不高，效益较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海岸滩涂养殖风靡南北，海盐生产受到挑战。

山东莱州湾盐区是我国及世界上利用该类地下卤水资源最早的地区，已有千年历史，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自发开采阶段。除了1957年在寿光羊口盐场做过小面积浅层勘探外，只有盐务部门研究过地下卤水制盐技术问题，没有做过地质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沿海经济大发展，原盐供不应求。原来利用低浓度海水为原料的海滩晒盐，总是要依靠扩大盐田面积才能增加产量，但这必然受到了滩涂面积的制约。而老盐田技术改造投资大，见效慢，效率低，也不适应发展需要。

因此，盐业大发展的道路转向优越性显著的“井滩晒盐”。

（1）长芦盐区：长芦盐区的盐场主要分布在乐亭、滦南、唐海、汉沽、塘沽、黄骅、海兴等县区内。其生产规模（包括盐田面积、原盐生产能力和盐业产值等）占全国海盐的25％～35％。1988年原盐产量为415万吨，占渤海区海盐产量的502％。从长芦盐区的开发现状看，天津滨海的塘沽、汉沽等盐场扩大的余地不大，随着城镇、港口工业的发展，还有进一步缩小的可能，但黄骅、南堡、大清河等盐场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2）辽东湾盐区：辽东湾盐区有复州湾、营口、金州、锦州和旅顺5大盐场，其盐田面积和原盐生产能力占辽宁盐区的70％以上，1988年原盐产量达2057万吨，产值达28亿元。

（3）莱州湾盐区：该区是山东省海盐的主要产地，包括烟台、潍坊、东营、惠民的17个盐场，盐田总面积约400平方公里，1988年海盐生产量为2939万吨。莱州湾盐区从技术装备水平、产品质量以及企业经济效益来看，在国内各盐区中处于先进地位，主要盐场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0％以上，单位面积产量高达 73吨／公顷，列北方各海盐区单产之首。

（4）淮盐产区：因淮河横贯江苏盐场而得名。江苏盐场分布在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长江口这一斜形狭长的海岸带上，跨越连云港、盐城、淮阴、南通4市的13个县、区，占地653平方公里。江苏海岸带有全国最为广阔的沿海滩涂，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适宜于海盐生产。

盐的原料来源分为4类：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以海水为原料晒制而得的盐叫做海盐；开采现代盐湖矿加工制得的盐叫做湖盐；运用凿井法汲取地表浅部或地下天然卤水加工制得的盐叫做井盐；开采古代岩盐矿床加工制得的盐则称矿盐。由于岩盐矿床有时与天然卤水盐矿共存，加之开采岩盐矿床钻井水溶法的问世，故又有井盐和矿盐的合称———井矿盐（泛称矿盐）。

历代所食盐主要有：海盐、池盐（湖盐）、井盐、岩盐（矿盐）。 四川井盐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和专家考证，享誉世界的大英县卓筒井创始于北宋庆历年间，比西方要早八百多年。《中国钻探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井盐科技史》等著作皆称其为 “世界石油钻井之父”，“开创了机械钻井的先河”。

古时的人并不将天然盐看作是盐，而是称之为卤。古代人工最早采制的盐，可能是海盐。古籍记载，炎帝（一说神农氏）时的宿沙氏开创用海水煮盐，史称“宿沙作煮盐”。宿沙氏其人，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实际上用海水煮盐，应当是生活在海边的古代先民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创造出来的。也许宿沙氏将煮盐的方法提升推广，后人也就将采制海盐的发明权归到了他的头上。

湖盐又称池盐，内陆的盐湖，由于受干燥气候影响，能够自然生成结晶盐。历史上古老的河东盐池，就是借助风和太阳的蒸发作用，自然生成食盐，史称“解盐”、“潞盐”或“河东盐”。河东盐池很早就出现在史籍的记载中，盐池采盐的历史也许并不比海盐晚。

现在青海省境内的察尔汗盐湖、茶卡盐湖即盛产这种池盐。池盐具有自然结晶的特点，晋人王著《洛都赋》云，“河东盐池，玉洁冰鲜，不劳煮沃，成之自然”，是说池盐不需火煮，自然可得。河东盐池地处黄河流域，可见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古代先民，应当很早就接触到这种天然池盐。

现在很难确定池盐与海盐的发现及食用孰先孰后，因为海盐也可由滞存浅滩的海水经风吹日晒，因蒸发作用而自然结晶生成。生活在海边的古代先民也会很早发现并食用这种自然结晶生成的天然海盐。

自然生成的池盐和海盐，以及露出地表的岩盐，自然溢流外泄的盐泉和随地可得的土盐，只要在生成这些天然盐的地域内有人类活动，先民总会或迟或早发现它。只是由于时代久远，也就不易判定池盐与海盐发现的时序先后。

井盐出现也许稍晚一些，依文献记述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华阳国志》说是知天文地理、识水脉的李冰发明了盐井开凿技术。李冰在治水的同时，勘察地下盐卤分布状况，凿出了盐井。成都等地曾出土一批盐井画像砖，形象地再现了古代井盐生产。

中国古代的海盐、湖盐、井盐，大体都是取卤做原料，或柴火煎熬，或风吹日晒，水分蒸发后便能得到盐。

宋代以前的海盐制造，全出于煎炼。海盐是刮土淋卤，取卤燃薪熬盐。海盐锅煎之法和用具，历经元、明、清各代更替，并无明显差异。崂山青盐迟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盐民才用沟滩之法，改煎为晒，从而结束了煎盐的历史。

煎盐耗费大量柴草，费工费力。从北宋开始，海盐出现晒法，由于技术的原因，效果并不太好，所以煎盐仍多于晒盐。到了清末，海盐各产区大都改用晒制之法，技术逐渐完善起来。那些沿海岸线架设的燃烧了几千年的烧锅煎盐设备，自然成了历史的陈迹。

在南方如海南岛地区，阳光充足，是晒盐理想的场所。最简便的方法是用经过太阳晒干的海滩泥沙浇海水过滤，制成高盐分的卤水，再将卤水存在池中，在阳光下蒸发结晶成盐。

井矿盐的生产分为采卤和制盐两个环节，古代提取天然卤法的方法多为提捞法，现代则有气举法、抽油采卤法、自喷采卤等方法。在岩盐型矿区大多采用钻井水溶开采方法，有的采用单井对流法，有的采用双井水力压裂法。古代井盐制盐采用煎法，与海盐煎法相似。

湖盐分为原生盐和再生盐，主要采用采掘法或滩晒法生产。有些盐湖经过长期蒸发，氯化钠沉淀湖底，如柴达木盆地的盐湖，历经数千万年变化形成了干湖，盐晶暴露在表面，不需经过加工即可直接挖取。湖盐生产采用滩晒法的历史悠久，与海盐早期生产工艺不同。

海陆取卤，日晒火煎，煮海熬波，卤水成盐。让人颇费思索的是，煎盐那样费力，历史上却一直在采用这个方法。在西南有的井盐区因为煎盐，将周围的树木砍伐光了，不仅造成了环境的破坏，最后也使得盐井因缺乏燃料而停产。当然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西南井盐产区光照少，盐工们不可能想到让太阳来晒盐。不过东部海盐产区并不缺少光照，但晒盐开始的时间依然很晚，似乎不完全是技术问题。倒是池盐的晒盐技术出现很早，发展也很成熟。

四川盐业从凿井、汲卤、输卤到煎盐，分工很细，工序繁难，工程费用和设备投资颇多。每开一井，一般需要一二年至四五年，最多的需十余年乃至数十年；凿井投资，浅者以千两计，深者以万两计，甚至有费至三四万两而不见功者。经营井灶的企业主，大多数凑资朋充，采取合伙制度，以使资力雄厚。在富荣产区例如：自贡投资者(称客人)和地主以租佃和合股的形式做井，有“年限井”(或称客井)和“子孙井”之分。道光朝以前多为“年限井”，即凿井成功后，投资者按照比例只享有一定年限的股份及其收益，届期将井及其设施全部无偿地交还地主；“子孙井”在开凿成功后，由投资者与地主长期共同拥有所有权。随着凿井技术的提高，井深相应增加，投资者付出的垫支资本数额持续上升，改变了股份结构中投资者与地主原来分占的比率，“年限井”逐步过渡为“子孙井”。一般情况下，地主在井成投产后，占有股份的六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不等，称“主日份”、“地脉日份”或“地脉锅口”；其余大部股权归投资者所有，称“工本日份”，“客日份”或“开锅水份”；在有承首人(集资凿井的发起人或组织者)的情况下，还需从地脉日份或锅口中拨出部分股份，作为给承首人的报酬，称“乾日份”、“团首日份”或“开锅水份”。

矿盐沉淀在地下成千上万年，古代工业不发达，污染少，所以矿盐的纯度好，杂质少。而海盐来自于大海，人类的污染也殃及海洋，其纯度不及矿盐。从地层中开采盐硔,通过炼制成盐,叫做岩盐,也叫石盐、矿盐。产岩盐的地方,就是古代海底经兼产之地元永等7处。西藏乌兰达布逊山所产为紫色岩盐。史书有关岩盐的记载不多，《北史·西域传》说：“高昌有白盐，其形如玉粱。”即指新疆所产之岩盐。

太阳能晒干了海水后产生了结晶的海盐，经过了6亿年的地质挤压与地下高温作用，将地底的矿物与海盐结合形成了“盐的化石”——矿盐。矿盐可以说没有任何污染，是三种盐（矿盐，海盐，食盐）里最清洁、最绿色的盐。”

井矿盐是如何开采出来、并制作成食盐的呢由于盐矿都深埋在地下280米到500米的地方，因此要先钻井，到达盐矿的位置后，利用管子注水下去，将盐矿溶解变成卤水，再将卤水抽进制盐装置，进行一系列蒸发、干燥等工序”，陆金华表示，简单地说，井矿盐的制作过程就是溶解、再结晶的过程，“整个过程比较简单，人为干涉环节很少，因此生产出来的盐环保、健康，不会有任何问题。

开凿井筒和地下巷道，通达矿层，使井下与地面构成完整的运输、通风等系统，从地下直接采出岩盐。矿井开拓方式有竖井、斜井和平硐3种。

旱采所得的岩盐，如品位高，可直接粉碎、筛分得到成品；如品位较低，则将矿石溶解成卤水，净化后再蒸发结晶成盐。

竖井开拓 利用直接与地面相通的竖井和相应的水平巷道采掘岩盐。对各种地质条件的岩盐矿床适应性较强。对倾斜角度较大、埋藏较深、围岩不够稳固、产量较大的矿床尤为适用。

斜井开拓 利用与地面直接相通的倾斜巷道和相通的水平巷道采掘岩盐，适于倾斜角度不大、埋藏较浅、围岩稳定的矿床。

平硐开采 利用与地面直接相通的水平巷道和上、下山道等进行采矿作业。适用于地形切割很深而陡峻，矿体一部分埋藏在水平侵蚀基准面以下的岩盐矿床。

盐湖生产历史悠久。生产方法因资源情况而异：凡已形成石盐矿床并赋存丰富晶间卤水的盐湖,如中国和苏联的多数盐湖,主要是直接开采石盐；未形成石盐矿床或石盐沉积很少的盐湖，如美国犹他州的大盐湖、印度的桑巴尔盐湖、中国山西省的运城盐池等，需在湖边修筑盐田，引入湖中卤水，日晒成盐；无晶间卤水的干涸盐湖，如澳大利亚的马克利奥特湖，需注水溶制饱和卤水晒盐或直接开采原盐。其原理及操作与海盐基本相同，但盐湖卤水浓度较高，所需蒸发池面积相应地比海盐减少。

古代食品安全问题知多少有三本古书专门记载食品添加剂!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我一起看下去。

提起食品添加剂，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起“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工业明胶等”这些害人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误会了，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工业明胶等并非食品添加剂，而是非法添加物。真正的食品添加剂，是改善食品色、香、味等品质，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是没有害处的。中国人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历史，至少有一万年。

中国人最早使用食品添加剂

最早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人，是中国人。中国人早在一万多年前，就使用了最早的食品添加剂——盐。盐是食品添加剂吗当然是。比如说人类吃肉，动物也吃肉，但食肉类动物吃的肉，是不放盐的。人类发现了火，将肉烤熟吃，在吃的过程中，发现味道太淡了，于是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哪里盐最多，海里盐最多。古时渔民打渔，早就发现海水是咸的了。于是古渔民发明了海水煮盐的方法。

在汉语中，“盐”字是“在器皿中煮卤”的意思。《说文》上讲：“天生者称卤，煮成者叫盐”。所以火被发现后，接着就是发明煮盐的办法。盐的使用，大大丰富了食品的食用方法。在没有发现盐之前，人类的伙食该多么淡然无味啊。盐是人类身体维生素的需要，但主要发挥的，还是调味功能。目前考古已经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煎盐器具文物，证实了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领先性。

六千多年前，中国人又发现了转化酶(蔗糖酶)可以酿酒;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时期，中国人开始使用肉桂增香;汉朝时期，中国人开始用盐卤作凝固剂制作豆腐，淮南王刘安被称为豆腐鼻祖;魏晋时期，中国人开始使用碱面蒸馒头，据说诸葛亮是馒头的发明者;唐朝时，中国人开始使用食用色素，一种添加的食用色素的“槐叶冷淘”凉面流行;宋朝时期，中国人开始使用亚硝酸盐作为食品添加剂制腊肉，并用“一矾二碱三盐”的食品添加剂配方“炸油条”。而炸油条据说与秦桧夫妇有关，出于对秦桧害死岳元帅的气愤，炸的就是秦桧夫妇。

古代记载“食品添加剂”的三本古书

北魏时期出了两位食品界的名人，一位名叫崔浩，北魏太武帝初拜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历任太常聊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司徒。崔浩给后人留下了一本《食经》，据说还不是崔浩本人写的，而是他妈妈口述，崔浩记录的。可见崔浩的老妈是位美食专家。崔浩的老妈姓卢，古人一般没有名字，所以称为卢氏。史载卢氏及其他崔浩的女性长辈“所修妇功，无不蕴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祭祀，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亲焉。”，由于卢氏亲自做饭，有丰富的做饭经验，所以她在这本《食经》里，记载了涉及食物储藏及肴馔制作多种，如“藏梅法”、“藏干栗法”、“藏柿法”、“作白醪酒法”、“作麦酱法”、“作大豆千岁苦酒法”、“作豉法”、“作芥酱法”、“蒸熊法”、“作跳丸炙法”、“作百饭法”、“作煸法”等，在这些方法中，不乏古代食品添加剂内容。因为要保证菜系的色、香、味，没有食品添加剂是不可能的。

另一位北魏食品界名人更为出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贾思勰，贾思勰做过高阳郡的太守，也是位高官，他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著成了《齐民要术》，成为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名著之一，该著作由耕田、谷物、蔬菜、果树、树木、畜产、酿造、调味、调理、外国物产等各章构成，其中介绍了不少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内容，中国很早发明的酿造、烹调、贮藏技术，被这本书详细记载。比如唐朝风行的“槐叶冷淘”凉面做法，早在北魏时期就有记载，其中色素的制造方法是“把槐叶用水煮软烂，然后再捣成汁，和面的时候加在面条里”。

第三本古书是隋朝人谢讽写的《淮南玉食经》，谢讽担任过隋炀帝的“尚食直长”，这是一个主管御膳房的官员，有机会接触许多种菜饭的做法，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谢讽就是隋朝时最有名的美食家与厨师。在《淮南玉食经》里，谢讽记载了很多种饭菜的做法，如脍、羹、汤、炙、酱生饼、卷、糕、面、寒具、饭等，中国人做菜讲色、香、味俱全，而所谓的色、香、味，完全是靠食品添加剂来帮助完成的。这方面，谢讽应该比卢氏和贾思勰更专业。因为他是宫廷御膳房专家。

古人也有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现代人才有的。古代由于科学技术没那么发达，再加上一些不良商人出于赚钱的灰暗心理，自然也会像现在一样，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和现在一样，古代的法律对食品安全也有严格规定，违反食品安全者要被处以重刑，最重者甚至是绞刑。

我们看《水浒传》，就看到其实吃饭挺不让人安心的。如果赶上孙二娘、朱贵那样的黑店，被人放了蒙汗药，是不是一不小心就被人剁成了包子馅。蒙汗药就是非法添加物，而不是食品添加剂。还有一本书叫《夷坚志》，是南宋的洪迈写的，记载着有个卖油的油铺子，为了谋利，榨油时往里面掺尿的事，“每作油时，乘热益以便溺，几三之一”，掺多少尿呢差不多三分之一。你说缺德不缺德，活生生让人喝尿啊。这比现代人掺三氯氰氨更让人恶心。如果知道了，不知道这油可怎么吃。全得吐出来。

另一名宋朝的作家周辉，写了一本书叫《清波杂志》，其中记载一些不良商人为了使淮南的虾米保鲜，竟然使用粪便将虾米浸一宿，然后洗干净了再运输。袁采创作的《世范》，更是记载着不法商人在肉里注水、在粮食里洒水、在盐里掺灰土、往鸡肚子里塞沙的种种恶行，丝毫不逊色于现代的不良商人。由此看法，古人也有食品安全问题，往食品里添加非食品添加剂的非法添加物，古已有之。今人只是传承了古代不良商人的缺德而已。

这种说法是对中西方医学的最恶毒的侮辱。

这个陈芥菜卤是不是抗生素类药物暂且不论，就算是吧，就表示青霉素抄袭它吗？貌似连提取方式都不会一样吧。

这分明是在西方现代医学嘛，难道中国传统医学、中国传统文化就这么狭隘？让我看到了韩国人的影子。

相传巴蜀之地曾经生活着一个民族，被称为“巴人”。他们骁勇善战，在长江流域创造了古老的文明。然而两千多年前，这个神秘的民族却突然神秘的消失了。有人说是因为战争，据说当地盛产一种井盐，让周边强国分外眼红，使巴人招来灭顶之灾。在很久以前，这里的人们经常看见一些动物到一眼泉水边喝水。他们觉得非常奇怪，于是也去尝了尝那泉水，结果发现这眼泉水里流淌出的都是咸水，从此人们认识到有咸泉存在。这就是历史上关于盐的传授故事。 而根据史书的纪录，最早对于盐得提炼最早发生在皇帝时代。《世本》记：“黄帝时，诸侯有夙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成盐。其色有青、黄、白、黑、紫五样。”宿（夙）沙是传说中人，但说明中国最早的盐是用海水煮出来的。“盐”字本象是在器皿中煮卤，天生者卤，煮成者盐。《说文》：“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开始煮盐，当在神农氏（炎帝）与黄帝之间。 历史上系统开凿炼制井盐的是在战国时期，《华阳国志蜀志》讲“周灭后 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 穿广都盐井”，时间应在公元前255至前251年间。春秋战国时，有盐，国就富。《汉书》：“吴煮东海之水为盐，以致富，国用饶足。”齐国管仲也设盐官专煮盐，以渔盐之利而兴国。汉武帝始设立盐法，实行官盐专卖，禁止私产私营。 历史上盐对于人而言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必须品，对于国家则是攸关兴衰，甚至可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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