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孝公焚书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商鞅提出：“燔《诗》、《书》。”主张，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焚书的人。然而这一主张并没有得以认真执行，因此对古代文化并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2、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不满于儒生、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采纳丞相李斯提出的“焚书”建议。这起焚书事件，令无数文化典籍化为灰烬。

3、梁元帝焚书

公元554年10月，西魏派兵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梁元帝认为自己读书破万卷，仍免不了亡国，读书还有何用？遂将书籍14万册烧掉。由此观之，梁元帝是在个人陷入绝望地而作出的非理智之举，与秦、清等朝代为愚民而强令焚书有本质的区别。

4、乾隆皇帝焚书

乾隆从公元1773——1782年，历时十年时间组织了360多位著名的文人学者编纂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对于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传播古代学术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乾隆皇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巩固自己的皇权。乾隆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就“毁弃”，该“删改”的就“删改”。编书10年间，仅浙江省就焚书24次，就全国而言焚书数量可谓是数量浩繁，实则是中国文化的大灾难。乾隆焚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大规模的一次焚书。

5、1976年的一次浩劫。你懂的，。

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的真实动机

华夏血脉

　　“经、史、子、集”四个部类，是我国古代图书的分类法。《四库全书》便是依此分类编纂的我国文化史上最浩大的一项工程。它集我国古籍之大成，给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发起编纂《四库全书》是乾隆的巨大贡献。然而人们对于乾隆在下令编纂过程中所毁灭篡改的书，以及由此而造成我国文化上巨大损失的幕后材料是极少有人道及的，至于编纂《四库全书》的动因就更少有

人了解。

　　乾隆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历时10年之久来编纂这部《四库全书》并不单纯是为整理文化古籍，其真实原因是想借编纂《四库全书》达到“寓禁于毁”的目的。所以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的目的是政治而非文化的，这只要从《四库全书》开馆10多年间所查禁、烧毁的大量图书就可知道。据海宁陈乃乾的《禁书总录》中的统计：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版目50种，销毁石刻目24种。

　　郭伯荣依据《禁书总目》、《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来核对，认为四库开馆十余年中，被销毁的图书总数至少在10万部左右（包括大量复本），册数之众更无法估计了。这个数字如可信的话，则销毁书总数是《四库全书》的10倍！这是个多么惊人的天文数字！乾隆实乃毁我中华文化的千古罪人！

　　乾隆如此雷厉风行大规模地禁毁书籍，这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历史背景的。满族统治者入关执政后，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耻事清政府，他们或隐遁山林，或闭门著书，以宣泄自己的悲愤与故国之思。这类野史和诗文、笔记遍布于域中朝野，这对于清朝统治者企图长治久安永葆江山自然是很不利的。

　　乾隆接受历史的教训，深知对知识分子不能单纯采取高压政策，因为愈高压反抗愈强烈，于是就用怀柔的办法，利用汉族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纪晓岚等人，组成360人的庞大机构（缮抄的庞大人数还不在内）来编《四库全书》，以标榜他的“文治”，又借以笼络收买一些知识分子，一举而两得。

　　他以此冠冕堂皇地行令各省“显书”，把散藏于民间的秘书典籍集中于朝廷，把自己打扮成“崇尚文治”的圣明天子，而他实际上是对我国浩瀚的古今书籍来一次大搜索、大审查、大篡改，最后篡修成“称朕意焉”的《四库全书》。这就是乾隆借其编修《四库全书》行其寓禁于征的真实动机。

摘要：《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开编，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成立四库全书馆，正式启动编修工作，历经十年，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著成。本书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先后共计4200余名学者和专业人员参与此书的编辑工作，其中任命的正、副总裁以下的官员就有360多人。历时14年最终完成。《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图书典籍非常丰富，其中有不少珍本秘籍。那么它又是如何成为史上最具规模的丛书的呢？本文简单分析一下《四库全书》的编纂特点及历史影响。

关键词：《四库全书》；编纂特点；历史影响；文化典籍；丛书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47-02

一、内容繁多，涉及面广

《四库全书》内容囊括范围甚广：分经、史、子、集4部，之下又分44类66属。

经部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个大类。

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别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个大类。

子部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大类。

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

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二、编纂《四库全书》条件充沛

（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

1735年，弘历登基，改年号为乾隆。乾隆年间国家富庶，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安定。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

（二）统治者十分重视。

所谓“盛世修书”，康熙年间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帝也要以丰富的文化成果来彰显自己的“文治”，于是决定编篡《四库全书》。另外修书一事还可以笼络羁縻知识分子，以浩繁巨大的编篡工作将他们的时间精力耗掉，防止作乱。

《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帝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

（三）资金来源比较雄厚。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

（四）组织系统特别严密。

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

（五）人才录用不拘一格。

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这几个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乾隆的破格录用使人才云集于此，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三、《四库全书》的历史影响

1系统保存了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并扩大了这些典籍的传播流通。《四库全书》收录之书都是从全国各地广泛征集的数万种图书中遴选出来的，并经当时的一流学者如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王念孙、周永年、金简、任大椿等精心校勘考订，自先秦至乾隆年间尚存和新版的重要典籍藉此得以以新的定本形式保存下来。江浙三阁向社会读者开放，读书人和藏书家纷纷入阁阅读、抄录各种平日难以寓目的善本，对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2对传统学术做了全面的总结评价。《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中，编纂官为每一种过目的书撰写一篇提要，对作者的生平，写作旨要、成书经过、内容篇章、学术价值等情况做出概述。提要原来粘贴在各书开卷副页右方，随书进呈。后来，各篇提要被分别辑出，汇编成为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单行流传。《四库全书总目》按四部分类编辑，部和类前各有总序和小序，说明源流和立类根据。各类先列著录书，次列存目书。所谓著录书，甚至已经收入《四库全书》的书，共计3400余种。所谓存目书，是指经纂修官过目并撰有提要、后来因是非重要典籍而没有收入《四库全书》的书，共计6700余种。此一万余篇提要，再加上几十篇部、类的序，对先秦以来的传统学术作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价。这些提要都成于学有专攻的著名学者之手，最后经过总纂官纪昀笔削定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经武英殿刊行后，在阅读治学和目录编纂方法方面影响全国。

后人给予此书以高度评价，有人曾经这么说“《四库提要》成书较晚，介绍最详细，对我的启发帮助尤大，我感到从它那里得到的教益，比学校中任何一位老师还多。”可见，《全书》对个人也是有着深刻的影响的。

3不过，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乾隆下令编修《四库全书》，是想通过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完全禁除各类书籍中有碍满清统治的思想内容。当时，清廷设立了三个查办机构：红本处、四库全书馆、军机处，对进呈之书进行严厉的审查。在《四库全书》编篡过程中，乾隆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审查，通过大量的查书、禁书，试图完全禁除各类书籍中有碍满清统治的思想内容，以达到文化专制的目的。十余年间，清廷禁毁书籍达几千种，其中全毁掉的有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目前我们看到的《四库全书》是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官员们奉命对书籍中所谓有问题的文字进行武断的删削，使人见到的《四库全书》中的一些著作，已经不是本来面目，其文献价值是大打折扣了。据悉，四库全书著录的书籍有3461种，被乾隆皇帝禁毁的书籍也达3100多种，而禁书的时间比征书的时间还要长的多。　当时乾隆皇帝一方面鼓励各地藏书家把自己的善本书拿出来，并为此专门承诺，在书籍抄录工作完成之后，一定发还给本人，不影响个人收藏，且对献书量大的收藏家，他还会加注御批。另一方面却在征书过程中作出了禁书的决策，把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全部毁掉。自康熙以后，清代的文字狱开始出现，经过雍正至乾隆年间达到高峰，尤其值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愈演愈烈，每次文字狱不但要禁书还要罪人。

乾隆42年，有人告发王锡侯，说他删改康熙字典，另外编了一本字贯，而且在字贯里不避皇帝的名讳，结果乾隆皇帝下令把王锡侯斩首，还株连了王锡侯的儿子孙子共7人。乾隆皇帝禁书的决心相当大，连他祖父康熙皇帝御批过的《通鉴纲目》，乾隆皇帝也严令禁毁。

其大量篡改古籍的行为，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由于“胡虏”和“匈奴”犯清廷的忌，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再如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又犯忌，改作“凋零”，让人完全读不懂什么意思了。

其次，在长达十余年的编纂过程中，3000多种底本经过抄写、校对、撰写提要等诸多程序，出现了众多丢失、抵换的情况，在这种抄写和校勘过程当中，经常有人用丢了又不敢声张，然后又偷偷拿别的书来换上，最后这样的书加起来的数字达到了500多种。这种状况也使得许多部书的内容无法保证是否与原著一致。

还有一点，负责编书的官员们常常在书稿中故意留下讹误，准备让乾隆帝来发现。乾隆帝在四库全书编纂抄录的过程中事必躬亲，常常去检查抄录的情况，翻阅书稿，他能够发现错字及讹误，这帮士子便趁机歌颂当今圣上圣明。然而，皇帝再圣明，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把所有的讹误全部指出，那些被设置了却没有被解决的陷阱，那帮士子想必也未能一个不漏地更正过来，这种儿戏般的编纂态度，导致珍贵的文化典籍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利用《四库全书》时应该加以了解的。

四、结语

《四库全书》的编修，堪称我国文化史上一次工程最浩大的图书编辑活动。它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但是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乾隆帝亲自组织的编纂过程中毁书也是颇多。编书与毁书同在，保护与破坏共存，关于这样的编纂特点，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待；而《四库全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依然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