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遗珍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中，少数民族古籍珍品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

旧抄文本《东巴舞谱》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记录了34种东巴舞蹈的仪式和跳法。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文字，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以象形符号为主。从左向右书写。多年来，民族古籍工作者挖掘整理了大批东巴文古籍，使民族文化精髓得以传承。

八思巴文是元朝时通行的蒙古文，八思巴文是1269年在藏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拼音文字，它用于拼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等文字，通行了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八思巴文有41个基本字母，它自上而下书写，行款自左往右。

我国通过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整理、研究等工作的实施，八思巴文、东巴文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原件被选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项目。

都是民族的瑰宝，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让文化传承下去。

　　2002年8月28日，塔尔寺新建藏经楼工程开工奠基仪式在塔尔寺举行。　塔尔寺有着悠久的历史，寺内四大扎仓、印经院及各殿堂和活佛府邸积累了大量以《甘珠尔》、《丹珠尔》及《宗喀巴师徒全集》为代表的各种版本的藏文古籍，由于寺院条件所限，寺内藏书及木刻经版分散于各处，至今从未进行过系统整理，致使有些藏文古籍善本、孤本濒临失传。因此，尽快抢救、整理寺内藏文古籍，新建综合藏经楼是塔尔寺活佛、僧众梦寐以求的心愿，也是十三世嘉雅活佛等老一辈活佛未尽的遗愿。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寺院民管会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并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先生的大力资助。目前，修建藏经楼的条件基本具备，设计图纸已经确定，修建工程正式开工。

新建藏经楼计划内设图书馆、阅览室、艺术三绝陈列室、珍品文物陈列室等馆、室。工程完工后，寺院将着手整理各殿堂、印经院及活佛府邸的藏书、木刻印版，并进行必要的复制后存放于藏经楼内，供寺内僧伽及各方学者研修查阅。同时，要对寺内各殿堂珍贵的渐塘布画和唐卡进行复制补遗后将珍品存放于藏经楼内。

该工程计划投资约1500万元，于2004年完工，工程竣工后将成为该寺一个新的景点。

开工典礼按照传统仪轨进行藏宝瓶仪式。

新建藏经楼效果图。

塔尔寺民管会主任西纳・洛桑旦贝坚赞主持藏经楼开工典礼。

青海省委副书记白玛出席开工典礼，并发表讲话。

藏文化丰富多彩，为大家列举一二。

1阳光：因为离天空最近，西藏是最受阳光眷顾的地方，全年日照时间长达3000小时以上。

2笑容：藏族人的笑容会让所有摄影师兴奋，并拍下个人摄影生涯最棒的照片。这样的笑可以用金子来形容。

3布达拉官：没去过西藏的人也早在无数影像和文字中熟悉了它，不过真正见到时感受完全不同。

4大昭寺：据说能在大昭寺的殿顶悠闲地待上大半天，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背包客。

5转经轮：藏族人用转经轮来代替念经，除了寺庙里的大经轮，最常见的就是手摇小经轮，游客最爱买的礼物之一。

6长明灯：在西藏，有寺庙就有长明灯。信徒们表达敬意的方式之一就是给每一盏长明灯添酥油，边添边诵经，默默祈祷。

7八廓街：拉萨最古老的街道，著名的汇聚各地朝拜者的转经道，拉萨的地标之一。

8磕长头：口诵六字真言、三步一拜、每拜必五体投地的伏身叩拜者在西藏随处可见。他们的虔诚让人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

9六字真言：藏传佛教著名的“嗡、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就是如来佛把孙猴子压在五行山下那六个字，韩红在歌里也反复哼唱过

10密宗：密宗又称藏密，因其神秘性而多附会，武侠小说就最爱用密宗双修法来说事。

11雅鲁藏布江：西藏第一大河，藏人的母亲河，正如郑钧所唱，雅鲁藏布江有着把心洗清的能量。

12神山圣湖：朝拜神山圣湖是藏族人的人生目标之一。神山圣湖中最神圣、最受尊崇的是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

13冈仁波齐：在印度教、藏传佛教、西藏原生宗教苯教看来，世界的中心就是这座在藏语中意为“神灵之山”的山峰。

14转山／转湖：朝圣者最常采用的方式，很多藏族人一生中总要有几次转山／转湖的经历。

15唐卡：唐卡即藏语卷轴画之意，唐卡是供奉的圣物，绘制完工后要经由开光、加持，使之具有灵气，才算完成。

16哈达：尽管蒙古族也献哈达，但远远没有藏族人用得那么普遍。藏人出门总要随身带上几条以备不时之需。

17藏民族：传说神猴与罗刹魔女结合而繁衍出藏族先民。远古的传说竟与猿变人的进化论不谋而合，不能不说是奇迹。

18藏语：除了扎西德勒和金珠玛米，“锵”(青稞酒)恐怕就是内地人最熟悉的藏语单词了。

19藏医：神奇之处甚多，比如对胚胎学的认识甚至早于西医，至今没有合理的解释，难道真是神示的结果

20藏香：是西藏宗教生活不可缺少的必备品；藏区之外，它成为情调的发散装置和保健用品。

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本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10部古籍，包括3部汉文古籍和7部藏文古籍，分属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汉文1部藏文7部）、敦煌研究院（汉文1部）和甘肃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汉文1部）。

我省本批入选的3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分别为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和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加上此前入选的甘肃省图书馆（第一批）、兰州大学图书馆（第二批）、拉卜楞寺藏经楼（第二批）和天水市图书馆（第三批），全省已有7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青藏文化·雪国世界·文化起源

藏族是青藏高原的土著民族，这已为众多的考古发掘所证实，藏族文化也就起源于青藏土著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最初的文化起源地，然后通过起源地使其文化逐渐向四周扩散和发展。在青藏高原上，雅鲁藏布江流域是藏族最早的发祥之地，也是孕育藏族及其古代文化的摇篮。

新石器时代的西藏高原，存在着两种考古文化，一是藏北高原的细石器，二是藏南河谷的磨制石器和陶器文化遗存。其中，属于藏南河谷发现磨制石器和陶器的文化遗址主要有昌都卡若、林芝县境内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墨脱县背崩村、墨脱村、马尼翁，拉萨北郊曲贡村，山南乃东县钦巴村，阿里扎达等。这些遗址当中，除卡若遗址外，其他文化遗存都集中分布于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文化遗址出土有四具完整的人骨架，还出土有猕猴头像，这说明在距今三四千年时，藏族的先民就已生活在拉萨河谷地区。而藏族就是这些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长期融合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宗教作为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与其他原始民族一样，藏族的先民也有自己的原始宗教——本教信仰。本教最初在古代象雄(今阿里地区南部)发展起来，后来沿着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广泛地传播于整个藏族地区。象雄地处藏西北高原，当时世界上的四条著名商道都靠近或横越藏西北高原，因此，对于象雄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并使它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逐渐成为青藏地区的文化起源地之一。本教创始人辛饶米沃切对象雄原有本教进行了系统化和规范化整顿，并著书立说。当时有十二辛，即分管十二门类的官员，其中，夏辛是藏族本教文化最早的体系化分类，它包括卦、占、禳、星算、医药学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因此，被认为是“藏族‘五明学’文化结构模式的雏形”(参见《古老的象雄文明》，载于《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本教的完整和传播，使公元前4世纪前后，在西藏高原上形成的另两大部落即苏毗和雅隆也很快接受了本教文化。特别是本教文化与雅隆政权的紧密结合，使本教更加强大，而且极大地推动了雅隆部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步使象雄文明转向雅隆文明。雅隆部落地区为代表的藏南谷地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也就成为象雄之后藏族新的发祥之地。

从历史发展和记载来看，藏族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一系列文化现象都起源和分布于藏南谷地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主要有：藏族关于“猕猴变人”的传说、藏族史籍记载的最早的四个氏族、吐蕃的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到松赞干布为止的三十二代赞普的出生地、王都或王宫、王陵等都在雅鲁藏布江流域，而且以雅隆(今山南地区)为其中心。迄今座落在雅隆河谷一座山岗上的雍布拉岗宫是吐蕃王朝的第一座宫殿，即雅隆部落首领聂赤赞普的王宫。据本教《拥宗本教目录》记载，聂赤赞普时，在这一带还建造了第一座本教寺院“拥宗拉孜寺”。到了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时，又在雅隆地区修建了秦瓦达孜宫堡，此后直到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聂塞，秦瓦达孜宫堡一直是雅隆部落的王都。同时，据藏文古籍记载，当时，雅鲁藏布江流域经济已有一定发展，人们“烧木为炭，炼矿石而成金银铜铁，钻木为孔做成犁及牛轭，开掘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耦耕，垦草原平滩而为耕地，因不能渡河遂于水上建桥”(《贤者喜宴》)。又据《贤者喜宴》和《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等记载，藏族最初有“十二小邦”，后来又发展为“四十小邦”，这些小邦实际上是一些氏族部落集团。他们大部分都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围绕在雅隆部落周围，形成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集团。由此可见，大约从公元前二三百年即聂赤赞普时代起，雅隆河谷便是藏族祖先的文化中心。到了公元6世纪以后，雅隆部落进一步成为统治西藏高原诸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迁都拉萨，从而加快了一统青藏高原的步伐及其文化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不仅解决了藏族族源问题，而且对青藏高原的文化起源，以及石器时代(即远古)的文化面貌和基本特征提供了补充和认识。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距今五至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青藏高原地区已有古人类活动，他们无疑是我们所知道的藏族最早的土著居民。那时的旧石器文明不是一种孤立的文明，它已与黄河流域的旧石器文化有了某种密切的联系。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当时，青藏高原上主要有三支系统的原始文化，即藏东卡若文化，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土著系统的曲贡文化，藏北高原细石器文化。这三大原始文化基本代表了青藏高原新石器文化的总体面貌。其中，卡若文化是从事定居农耕经济兼有狩猎畜牧经济的卡若原始部族的文化，它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国黄河上游南下的氐羌系统文化的影响;曲贡文化是以从事定居农业和渔业经济为主的曲贡原始文化，它属于典型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土著系统文化;藏北细石器文化则以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为特征的藏北游牧原始群文化，它主要接受了源自华北的细石器文化传统经北方草原地区南下进入藏北草原后的深刻熏陶。(参见《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关系》、《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等)

青藏高原的几种起源文化，一开始就与外部(特别是东部)发生了深刻的渊源联系，因而，使青藏地区的原始文化在固有基础上呈现出丰富的多重性特征。与此同时，它又感受到了西亚、南亚、东南亚诸地文化的影响。随着吐蕃王朝的建立，以及佛教的传入，青藏文化即藏族文化更加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