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过屠城吗？生与死是最考验人性的两件事，一件是考验人性的善，一件是考验人性的恶

而屠城就是人性中的极恶。屠城这件事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但实际上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一说起这个词，就感觉发生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历历在目。

很多人都疑问，屠城是杀光所有的人吗？如果横竖都逃离不了命运魔掌的话，为什么人们不奋起反抗呢？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单方面的碾压呢？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罪恶的根源。

什么叫屠城，单看字意的话，所谓屠城就是灭掉一个城市的人，这个解析比较贴切，但难免有些浅显。

真正的屠城往往要比我们所理解的更加残酷。如果大家尝试在搜索引擎中检索屠城这两个字的话，就会发现这件事其实算作是历史的常态。

这个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别的地方就算了。儒家不是讲究仁义道德吗？为什么在没有外族侵略的情况下，自秦朝开始至清朝结束，会不断的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呢？

在古代人口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尤其是战乱年代，有人口才会有士兵才会有劳动力，才能源源不断的创造财富。

既然如此，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非要针对一些手无寸铁的居民呢？

说实话，真的想象不到，其实屠城这事的产生原因不在于屠城本身，而是作为一种奖赏。

为了激励前方的将士才展开的，这个事特别矛盾，难道前方的将士愿意参加屠城吗？

人这种生物存在一种特别的意识。这种意识导致我们会十分厌恶同类相残，当然也不排除以此取乐者，不过再怎么心里扭曲，他也会感觉神经疲劳，毕竟大多数人的心肠都是肉长的。

虽然屠城并不会让人感觉快乐，但钱财却会，尤其是在战乱年代，军队中的大部分人几乎都是由穷人组成的。

他们之所以赶赴战场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和权。

尤其是在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会让他们对钱财有着无上的需求。这种需求会让人蒙蔽双眼，甚至忘记人性。

有人会觉得成王败寇，他们的嚣张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的努力换来的。也有人说，阶级差异，这个就是无奈之举。

是的，他们有错，但真正的错不在于他们，而是在于成王败寇这个可怕的规则。

在清朝有一本叫做《扬州十日记》的书，就很好的还原了屠城这件事。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屠城就是灭城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动刀，可以用火攻，可以用水淹。那他们为什么非要用刀呢？

“扬州十日记”是一个事件，明末清初时多铎带领的清军攻破了史可法坚守的扬州城。

破城后，十万清军整整屠了十日城。王楚秀作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含泪写下了这本《扬州十日记》，甚至到今天还被称为是“史地十大奇书”之一。

这个奇不只是在内容，而是没想到这种书竟然还能流传下来。

其实屠城本身的目的并不是屠城。

1654年4月25日，扬州城破，多铎下令屠城十日封道，所以被称为是扬州十日。

虽然说是屠城，但清兵入城的第一天并没有大开杀戒，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此时他们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不想杀人，但是谁又能抵挡金钱的诱惑呢？

士兵要的是钱，他们只想捞钱。所以在第一天时，清兵成群结队的聚集在扬州城的各个角落，挨家挨户的砸门索要钱财。

其中记载：“始知为逐户锁今也，然意颇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问，或有不应，虽操刀相向，尚不及人。”

刚开始的时候，清兵只是索要一些小钱，如果百姓不给，他们就持刀恐吓，但也仅限于恐吓，并不会伤人。

况且对清兵来说，百姓没有什么坏风气，毕竟在他们进城时，百姓已经夹道欢迎、跪接王师了。

这个时候扬州城百姓有百万余人，而入城的清兵差不多就十万余人。

既然这样，为什么百姓不反抗呢？因为他们自始至终也没有想到会有屠城这个结局。

人们对于金钱的渴望是没有上限的。十万清兵平均分下来，每人能勒索到十人，每按照四人一户来计算的话，也就大概两到三户。

在这种情况下，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已经全部勒索了一遍了，但他们会就此罢手吗？不会。

仁爱这个词只出现在和平年代，现在他们只会变本加厉。这个时候的清兵心里很清楚，狼多肉少。

扬州城虽大，但入城的清兵太多了，慢慢薅羊毛的话，自己可能连汤都喝不到，不如直接把羊宰了吃肉。

所以很快第二遍勒索就开始了，你不抢，别人也抢，你不杀就要让别人杀。

比金钱更重要的就是生命。所以用生命要险，才能最大程度上拿到老百姓藏匿起来的财物。

我不管你把钱藏在哪里了，你埋在土里也好，你藏在墙里也好，你不给我，你就没命。

而这种想法发展到极致的时候，这一户的人家可能就全部殒命了。

如果一整户的人家灭亡，都没人能给出更多的钱，那就证明这一户确实是没钱了。

屠杀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也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但却是最快的做法。

钱没了就珠宝，珠宝没了，就饰品饰品没了，连夫人身上好看的衣服也要夺走，要搜刮的一滴不剩予妇衣饰置两瓮中，倒置阶下，尽发以供其取，凡金珠之类莫不取，而衣物择好者取焉。

既毕，视儿项下有银锁，将刀割去，去时顾予曰：“吾不杀你，自有人杀尔已。”

连孩子身上的银锁也不放过。士兵一般都是男人，对他们来说，女人也算是一种财产。

仅仅三天的时间，男人与样貌普通的女人已经被屠杀一空了，有姿色的女人让人玷污之后又被聚集了起来。

毕竟在那个年代，把这些女子运到后方，也能换一些财物，这些女人的结局就好吗？

实际上结局都一样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数名女子轮流被玷污。万般逢迎只为留下一命。“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

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籍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事后统计，扬州城百万余人，最后还剩下二十多万。最让人绝望的是，这种屠城并不是瞬息之间的事，而是不断的给你活下去的希望。

然后再一次次的掠夺你的希望，十天的时间让你每日都只能在恍惚和绝望下度日。最后可能身虽在，但灵魂已灭，精神崩溃了。

看到这里，我忽然就明白了鲁迅说过的一句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为什么会出现屠城？

是因为战争。

有人说，只要人类存在，就会出现战争，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其实这话也不要说的这么绝对。

应该说是利益，在准确点来说是个人利益，只要存在个人利益，就会出现战争，这是自然发展规律，资源是有限的，人心万般恶念都是出现在这个“争”字上。

我们有办法杜绝战争吗？大家可以翻阅一下历史。

据瑞典印度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这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了14513次战争，只有329年是和平年代。

而对我们来说，和平持续最长的时代就是宋朝。

人至善就会无恶吗？还是人至恶就会无善呢。显然都不会，因为决定争斗的本身不是在善恶，而是在于利益。

更让人绝望的是，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

生在物质世界相互比较，资源多少都是不可避免的。

人身上是如此，动物身上也是如此。

面对利益，我们是无法脱离的，就算没有国家之分，也会有区域之分。

就算是没有区域之分，也有家庭之分，个人之分只要存在分别，不管资源存在多少，都会变得有限。

有人拿得多就有人拿得少，有人拿得少，就有人拿得多。

既然利益和资源无法调和，那么我们能够做的就只有不争。

这也是道德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

在第三章提到“不尚贤，使民不争。”第八章提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第六十六章提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之争。”第七十三章提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战争是资源分配不均的最大化，而最小化的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说的内卷，躺平。这些都是，既然资源和分配无法调和，我们能够做的就只能是不争。

有人就说了不争不就吃亏吗？

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了，不争不等于不自强。

不争的最高境界是无为，不主动去争抢，不主动去干扰的同时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这个世界是存在一定发展规律的。这个我们要相信，当我们的野心触犯的规律底线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反噬，就像是黄帝四经中轩辕氏和大臣的对话一样，我们应该怎么去打败蚩尤呢？

我们不用主动去打败他。治善则恶，至强则弱。世界物极必反，天道自然就会倾覆他。

大家想一下，无为的本质是架空了暴君与暴民，他们尽量不推崇珍贵的货物，不建立一个高的标准，不激发人们心中的欲望，让每个人可以遵从自己的个性发展。

他们以这样的方式避免了争斗和比较的地方，延迟了战争的到来。

人性是什么呢？在屠城这件事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人性是本善的，每一个小孩都是天真无邪的。

但是他越贴近现实的规则，越早长大就会越邪恶。

所以有人说，成功的资本家属都沾满了心血。慢慢的我们开始麻木，开始以恶为乐，只要有钱，再大的恶都是善，直到善恶不再分明，我们开始变得越来越“有为”了。

以上解析只代表我个人观点，请大家仔细斟酌。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内容未经证实，请理性观看或当故事欣赏）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编辑本段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编辑本段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编辑本段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编辑本段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因为孔子首开儒家私人讲学的学风，垂范后世。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生有意无意都会附会为孔子的门生，奉孔子的学说，自认为是儒学正宗，所以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

孔子集其大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他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思想学说和他的事迹，弟子们各有记录，后来汇编成一本书，名为《论语》，这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材料。

所以后来历代帝王对孔子都有追封他的职位，追封他为王。我们知道孔子虽然没有当王，但他是素王，追封他为圣，历代帝王不断地为他追封。

扩展资料：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老的学派，由孔子及其弟子所创立，从春秋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其间几度兴衰，但依然存在于社会的思想体系中，自然有其存在的道理。

儒家从人文精神、人道精神、人格理想、人性品格、伦理思想、道德精神、修养之道、实践精神、和谐精神，社会理想这十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体系。

从古至今，自从人类诞生，思想意识就开始指导人类的日常行为。孔子，作为至圣先师，以身力行，为达到希贤希圣的境界而努力，是一位自我完善的圣人。

参考资料：

胡培翚（1782～1849），字载屏，号竹村，安徽绩溪人。胡匡衷之孙，胡秉钦之子。培翚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进士，后官至内阁中书，转户部广东司主事。浮沉郎署，因无知遇而拔擢之者，故不得大显。然其居官勤且处事密，故时人有称其治官如治经者，一字不肯放过。其为人廉直，“绝不受胥吏财贿；而扶隐指弊，胥吏咸惮之”[1]。后假照案发，司员失察者数十人，胡培翚及蔡绍江虽无所污，终因随同画诺，被镌级归里。后为东南大吏所延聘，胡培翚历主博山、皋比、钟山、惜阴、云间、娄东、泾川诸书院，又自立东山书院，汲汲以引翼后进为己任。士饫其教，从学者百数十人，成材者不乏其人，汪士铎即其佼佼者，甚为曾国藩所器重。培翚不仅引翼后进，且笃于友谊。郝懿行、胡承珙之遗书，即赖其为之付刻。培翚一生虽不得大显，但其于学却孜孜以求，自少至老，研几探微，励学不倦。

胡培翚为学，幼承家训，颇得治学之要。按绩溪胡氏，自明诸生东峰以来，世传经学。延至培翚祖匡衷，尤精于礼，故培翚得以闻其绪言。及培翚十三岁时，从学于从祖父匡宪，获益良多，他亦自称沐匡宪之教最深，是知其为学渊源矣。且皖中江、戴之遗风未泯，治经者一循家法，亦对胡培翚治学影响不少。加之胡培翚博闻笃志，广交士林学者，故其多能纳诸人所长，发人所未发，卓有独见。他曾言：“培翚年二十余始知厉学，广学师友，见有方正博闻之士，必就谘访。”[2]正是这一广博的为学胸襟，使胡培翚得以扫除门户之见，博采诸儒为学所长，融会贯通，建构起自己的思想框架。胡培翚幼既得祖父礼学熏陶，及其从学凌廷堪，邃精《三礼》。他又曾问学夏郎斋、汪莱，其学力益深。他如江筠、方体、胡承珙、朱兰坡，亦对培翚多所启益。至同他一起考定郑康成生年之人，如陈用光、朱珔、徐璈、光聪谐、张成孙、蒋廷恩、陈奂、陈兆熊、冯启蓁、魏源诸人，更是知己同调，为学颇能相互促进。正是濡染于这些师友的资益，胡培翚治学，日益大进。

就其为学宗尚而言，胡培翚承其祖父不苟与先儒同异、实事求是、以经证经之旨，立学意在贯通，不标门户。在《答赵生炳文论汉学宋学书》中，胡培翚指出：“人之言曰：‘汉学详于训诂名物，宋学详于义理。’以是歧汉宋而二之，非也。汉之儒者，未尝不讲求义理，宋之儒者，未尝不讲求训诂名物。义理即从训诂名物而出者也，特汉承秦焚书之后，典籍散亡，老师宿儒之传不绝如线。汉儒网罗搜讨，务期博采而兼收之，故于名物训诂特许。宋承五代之敝，人心盲昧，正学不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为急，此亦运会使然，非其有偏重也。……宋之儒研求性命精微之旨，先其大者而亦不遗乎小。”然而前儒这一为学特点，却被后人曲解，至使“得其糟粕，耳食空谈，一切儒先古谊轻于背弃，以致声音训诂之不详，而讹文脱字日多，制度名物之不讲，而蔑古荒经者众。”有鉴于此，胡培翚强调道：“以孔门之教论之，汉儒先博学致知，而不废躬行；宋儒重躬行，而亦必本于博学。考据之学，则又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求致知者也。以汉学为难，得其门径，亦非难；以宋学为易，则诚有非者也。”[3]又曰：“汉儒说经，各有家法，不为向壁虚造之谈。历魏晋至隋唐，遵循勿失。宋时周、程、张、朱诸子，讲明义理，而名物制度犹必以汉儒为宗。”[4]即此可见，胡培翚之超出门户之见，兼采汉、宋诸儒所长，其识见是相当卓越的。

基于以上学行及为学宗尚，胡培翚乃得以完成《仪礼》学巨著《仪礼正义》四十卷。此集大成之作的完成，标志着《仪礼》学新局面的开启。然就此书的撰作过程来看，其成书实非易事。观胡培翚之致力于此，前后历四十余年，穷思极研，俯仰其间，颇有一段艰辛历程。先是，其祖父匡衷致力于礼学之探讨，著有《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仪礼释官》、《郑氏仪礼目录校证》等，其中，后两种尤显其礼学根底。就《仪礼释官》而言，其意乃在于明侯国之官制也。胡匡衷指出：“自泰古辅有三名，厥后云鸟之纪，代重其号。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其详不可得闻。至于《周官》三百六十，详且备矣，然皆纪天子之官，而诸侯之官弗传。春秋列国之官，莫详《左氏传》，而往往出东迁后，所僭设不尽可据。惟《仪礼》制自周公，燕、射、聘、食诸篇，皆诸侯之礼。而其官名与《周礼》或异或同，因而考之。侯国之制，略具于斯。司徒为宰，执政之官也。……余不揆檮昧，取注疏之说，究其得失，略者补之，疑者正之；又复搜取诸经所载侯国官制，编附于后，广《仪礼》所未备，庶以见有周一代侯国设官分职之大略云耳。”[5]是书之作，虽非所论皆精，然能如此系统地考侯国之官，却系开山之作。吴廷燮尝论之曰：“按胡氏以《周礼》所纪，皆天子之官，特详考《仪礼》诸篇所见诸侯国之官，分别胪列，根据注疏，采摭其他经传，次第诂释，用心殊苦。……特是书于诸篇，所有官名，皆能指事类情，……洵为有见。至春秋强国置官之僭，……又岂得以其僭而削之。此又论侯国官职者，所当识别也。”[6]洵为持平之论。又匡衷尝就散见于三礼疏中的郑玄《仪礼目录》，集而出之，并校其讹字，且引诸儒说附证于后，每经各为一卷。胡匡衷这一对礼的考究，遂开胡培翚治《仪礼》之先声。胡培翚既承其训，自然有所启发。及匡衷书成，胡培翚为之付梓，且嘱洪铎为之校。洪铎因谓培翚，当取匡衷所集《目录》，冠诸简首，俾阅者知十七篇之属，而官之属诸侯属大夫士者，益易晓。培翚采其言，录付剞劂。这一过程，无疑对胡培翚研礼极有促进。后胡培翚再受礼于凌廷堪，以前此根基，益有所得。然此时，胡培翚尚属问学阶段，虽有感于治《仪礼》者少，但还没开始专意于此。其《复夏郎斋书》称：“比入都来，见为《毛诗》学者，尚不乏人。独《三礼》之书，讲求者少，因校《仪礼释官》，取全经复读之，而贾氏之疏，疏略失经、注意者，视孔《诗》疏更甚，颇有重疏《仪礼》志，然此事甚大，非浅学所能任。而以昔日粗闻于先祖及丁卯、戊辰间（指1807~1808年——引者注）从次师（按即凌次仲先生）游，窃窥涂径，又有未敢自诿者。”[7]又其《石埭训导汪先生行略》自称：“时（指在京师时——引者注）方读《周礼疏》，即举所疑以问，先生（指汪莱——引者注）为言郑注若何，贾疏若何。不惟详其义，并诵其辞。私以为偶然熟是条耳，及数问皆然。惊然起敬，遂介郡学夏师（指夏郎斋——引者注）受业焉。”[8]是知培翚之有志于《仪礼》，乃因缘于校《仪礼释官》而疑贾疏之弊，因欲有志为之新疏。

方向既定，胡培翚遂于二十五岁之后。致力于《仪礼》之考究，勾稽排纂，旁搜博证，矻矻求之，不间寒暑。他尝言：“嘉庆甲戌（1814年——引者注），培翚在都，馆于君（指胡承珙——引者注）邸。时方草创《仪礼疏》，昕夕与君谈论。”[9]其《与罗椒生书》曰：“贾氏之疏，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正义》间亦辨正，然必悉加驳辨，恐卷帙繁多，有失轻重之宜，因制为《仪礼贾疏订疑》一书。又宫室制度非讲明有素，则读《仪礼》时，先于行礼方位盲然，安问其他。今以朝制、庙制、寝制为纲，以天子、诸侯、大夫、士为目；又学制则分别庠、序，馆制则分别公馆、私馆，皆先将宫室考订，而以十七篇所行之礼，条系于后，名曰《宫室提纲》，冠于《正义》之首。又陆氏《经典释文》于《仪礼》颇略，拟取各经音义，及《集释》以后各家音切，依次补录，名曰《仪礼释文校补》，草创未就。”[10]这是其考订阶段。此后，胡培翚再加精研，渐有所著。胡肇智尝曰：“道光乙巳（1845年——引者注），智奉讳南归，见《丧服经传》、《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已成。《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篇，草稿粗具。其余各篇，皆经考订，尚未排比。先叔父（指胡培翚——引者注）初意专解《丧服》，故从丧、祭诸礼起手也。”[11]这是胡培翚为《仪礼正义》成型阶段。嗣后，胡培翚虽患风痹，犹力疾从事，以左手作书，又以族侄肇昕素留心经学，乃引之助校。如此几年，用力不懈。至辞世前，胡培翚尚致书肇智，称：“假我数月，全书可成。”[12]可惜的是，这一愿望未及实现，他便谢世，致使遗留下《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未成完帙。此后，其弟子杨大堉据胡肇昕所采辑诸说以为底本，补纂成之，以“堉案”及“肇昕云”以区别，遂将胡培翚夙愿付诸实现。虽其体例与原书时有未合，毕竟得闻培翚绪言，基本符合培翚之意。嗣后，黄元同尝贻书培翚从弟培系，勉以改订，卒不果。

与《仪礼正义》相发明，胡培翚所著《研六室文钞》中，于礼亦多所阐发。如卷一之《仪礼为人后者为其本宗服述》、《仪礼士冠礼韡韐注正读》、《六经作自周公论》、《井田论》；卷二之《宗庙路寝明堂同制考》、《大夫二朝考》、《东夹西夹考》、《校仪礼聘礼及郊注脱字》；卷三之《仪礼非后人伪撰辨》、《礼记寝东首于北牖下辨》、《仪礼丧服记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解》、《周礼嫁殇说》、《仪礼姑姊姊妹说》、《养母不宜服斩衰三年议》；卷四之《与郝农部论庙寝书》、《与费耕亭论继父服书》、《与陈硕甫论禘祫及国语注书》；卷五之《答洪筠轩论燕寝书》、《答张阮林论燕寝书》、《答家墨庄论燕寝书》、《答包孟开论燕寝书》、《答汤茗孙论本生祖服书》、《答章生遇鸿问韦弁书》；卷六之《读<仪礼私记>序》；卷七之《<仪礼集释>书后》、《<仪礼经注校本>书后》等，所论皆足与《仪礼正义》相印证。胡培翚此书，乃主泾川书院时所成，其主导思想在于探讨有关经义诸问题。胡先翰、先頖尝曰：“翰等间请梓其著述，吾师谓所著书尚须改订，惟说经之文，久思就正四方有道，而苦钞写不及，若以刻代钞，其可。于是出所作古文，命择其有关经义者，得八十余篇，编为《研六室文钞》十卷，授之剞劂；其无关经义者，虽已传于外，概命勿付梓。……其解经不尚新奇，不事穿凿，惟以经证经，心得最多。”[13]即此可见，胡培翚之于《仪礼》，亦可谓审慎矣。

胡培翚之《仪礼正义》，主旨在以郑注为宗，辨贾疏之不足，旁证博辨，辅翼郑氏。罗惇衍曾指出：“绩溪户部胡先生，夙承家学，邃精《三礼》，以《仪礼》为周公作，有残阙而无讹托，郑注而后，惟唐贾氏公彦疏盛行，而贾疏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因参稽众说，覃精研思，成《正义》若干卷。”[14]陆建瀛亦称：“《仪礼》经文古奥，世所罕习。郑氏以前无注本，其后自贾疏外，传者甚尠。盖墨守者多涉穿凿，师心者复病芜陋，古典所存，几成绝学。绩溪胡农部撰《正义》，以郑注为宗，而萃辑群言，辨析精密，洵足辅翼郑氏，嘉惠来学。”[15]此乃胡培翚大旨所在。

然胡氏这一基调的确立，实与其对《六经》及《仪礼》的认识密切相联。在他看来，《六经》乃周公所作，而非出于后世。其辨之曰：“《六经》传自孔氏，然后之儒者祗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已，未尝言作也。然则孔子以前，作之者谁欤？曰：周公也。……设非有周公作之于先，后人安从得其法以垂为经，孔子又安从删之、定之、赞之、修之也哉！……孔子志周公之志，崇周公之学，欲以周公之治治天下，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及其所如不偶，退而修公之书，则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此其证也。”[16]

以此为基础，胡培翚进而指出，《仪礼》并非后人伪撰。其言曰：“《仪礼》有经、有记、有传，经制自周公，传之孔子。记与传则出于孔门七十子之徒之所为。……夫《仪礼》之书，叙次繁重，有必详其原委而义始见者，非若他经之可以断章取义也。故各书引其辞者颇少，然其仪文节次为诸经所称引者多矣。……夫《三礼》之书，惟《仪礼》最精。自诸侯去籍，而后礼文散逸，五家之传不绝如线。以为残缺不全，固有之矣。若以为出后人之撰辑，则未有也；且其书亦非后人所能撰辑也。……培翚初治是经，每于静夜无人时，取各篇熟读之，觉其中器物陈设之多，行礼节次之密，升降揖让裼袭之繁，无不条理秩然。每篇循首至尾，一气贯注，有欲增减一字不得者。呜呼！此岂后儒所能缀辑也哉！……夫自昔疑《仪礼》者，如乐史徐绩之说，前人皆已辨之。今顾氏（指顾栋高——引者注）以各经未引及《仪礼》为疑，余恐读经者少，而耳食附和，贸然不察，致使球图彝器之重，漫与赝鼎同类，而共识之也，故不可以不辨。”[17]又其言曰：“然十七篇文词古奥，而义例昭显，亲亲尊尊之等杀存焉。未可任其稍有晦塞于其间，以致先圣制作之精意蔑如也。”[18]胡培翚此一认识，乃承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朱子等人之说而起，以之作为其撰作《仪礼正义》的指导思想、立论的根本。

基于上述对《仪礼》的认识，胡培翚立为义例，指导自己的撰作。其要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注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恉，义可旁通，附而存之，广异闻、佉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19]其实，胡培翚所定义例，并非仅此四项。胡肇智曾言：“惜书之义例，仅见于罗椒生先生序中数语，而其余皆不存。”[20]可见，胡培翚所定义例，除补注、申注、附注、订注四例外，尚有其他义例。可惜的是，后人无从见原稿而得其详。不过，今人段熙仲先生在点校《仪礼正义》时，从中辑出若干适用于全书的通则，名之为“通例”。其目有四：阮之用郑，犹胡之遵阮，一也；善本是从，二也；旁征旧籍，分别异同，三也；章节分明，四也[21]。洵可备胡氏义例之一助。

胡培翚义例的确定，并非空无依凭，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学术缘由。其一，与他对清初以来的治经成果的认识有关。其在《国朝诂经文钞序》中曰：“其读书卓识，超出前人，自辟涂径，为历代诸儒所未及者，约有数端：一曰辨群经之伪。……一曰存古籍之真。……一曰发明微学。……一曰广求遗说。……一曰驳正旧解。……一曰创通大义。”[22]这一对先前诸治经经验的高度概括，实别具只眼。

其二，家学渊源。培翚之祖父匡衷著为《仪礼释官》，尝作《例言》，大略谓：“《周礼》以官为纪，《仪礼》以事为纪。而官因事见，节目较《周礼》更密，称名较《周礼》更繁。……若此类纠纷错出，不为疏通而证明之，则于尊卑繁杂之际，必多窒碍而不能展卷了然，以达于制作之意，亦足为读是经者之病，故官制之释非可已也”；“《仪礼》十七篇官制，既有天子、诸侯、大夫、士之不同，而节次详略亦异，今分篇释之。……若诸篇内有义同者，则注明见某篇以从简”；“今每官以《周礼》序官推之，考其爵次，注于官名之下；而经文依次释于名，其已著者不重出”；“《仪礼》郑氏注最为精核，然官制亦间有疏失。……至贾氏之疏，依文敷衍，略少考证，而疑谬转滋。今条列注疏于前，以己意疏释于后，低一格，用案字别之。其有经文无注疏，而关于经义者，亦为补释”；“诸侯官制自《仪礼》、《左传》、《戴记》为详，其余诸经亦间有存者。……今惟一以《周礼》官名考之，凡《仪礼》所未著而见于他经者，别辑为《侯国官制补考》二卷；又次列其爵等，为《侯国职官表》一卷，附于《释官》之后，以备周代掌故焉。”[23]以上匡衷所制义例，培翚自然熟识于胸，从中定会多所启发。

其三，对近代诸儒研治《仪礼》的体认。胡培翚在论汪中《仪礼经注校本》时，深有感触地指出：“《仪礼》一经，自汉注、唐疏外，解者甚希。自宋王安石废罢不立学官，而习者益希。沿及明季，版本传梓，讹文脱字，往往而是。国朝张稷若为《仪礼郑注句读》，始考正石本、监本误字。厥后若吴东壁之《仪礼疑义》、沈冠云之《仪礼小疏》、盛庸三之《仪礼集编》、戴东原之辑《仪礼集释》，皆纠正误字。而其专以校雠为编者，则有金璞园之《正讹》、浦声之之《正字》、卢抱孙之《详校》，至制府阮公《校勘记》出，益详且备。……我朝诸儒于是经订讹补脱，殆经十数家之搜考，至今日而此事大明。”[24]其《福建台湾道胡君别传》曰：“其后在闽渡台，以书笥累重难携，独《仪礼》一经。每日公事毕，辄纂一、二条，成《古今文疏义》。……撮其略例，盖有数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当文易晓。……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经典相承。……有务以存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决此者，则别白而定所从。……有互见而并存者，可参观而得其义。”[25]又其论朱兰坡《国朝诂经文钞》曰：“泾邑朱兰坡先生，以许、郑之精研，兼马、班之丽藻，出入承明金马著作之庭二十八年。内府图籍，外间所未见者，辄录副本；又性好表章遗逸，宏奖士类，四方著述未经刊布者，多求审定。是博采本朝说经之文，核其是非，勘其同异，分类编录，名曰《诂经文钞》。……寻其义例，宗主汉儒，惟收征实之文，不取蹈空之论。至于一事数说，兼存并载，以资考证，盖欲读者因文通经，非因经存文也。”[26]而方体所著《仪礼今古文考正》、《仪礼古文考误》二篇，胡培翚亦大加赞扬，谓可见经说之一斑。凡此种种，无不使胡培翚多所启益。胡培翚亦正是在对前儒时彦《仪礼》研究成果的体认中，博采诸儒所长，以己学再加发挥，是为《仪礼正义》义例之发凡。

与义例相应，胡培翚在取材方面，不仅有所宗主，亦能广征博辨。其表现为：一、胡培翚既以扶翼郑氏为职志，故对其所注《仪礼》版本，择选甚严。他认为，黄丕烈士礼居重刻宋严州本最佳，因悉据录之。于经文，则从唐石经。经、注凡有误者，则改从它本，并注明于下。参校者计有明徐氏仿宋《仪礼》单注本、汪士钟重刻单疏本、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本、陈凤梧篆书本、明国子监刊注疏本、汲古阁毛氏刊注疏本、李元阳闽本、葛氏刊本、清国子监重修本、张敦仁刊注疏本、汉石经残字、欧阳修《集古录》、谢子祥《三礼图》等。二、凡分章节，多据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亦有所更易，期于畅明其旨。三、凡校刊文字、辨别今古文者，据张参、唐文度、张淳、卢文弨、金曰追、浦镗、胡承珙、阮元等人所考，参互考辨，归于一是。四、凡有关通解《仪礼》全书及有关《仪礼》专著者，如贾公彦、李如圭、朱熹、魏了翁、敖继公、清三礼馆、凌廷堪、胡匡衷、江永、盛世佐、沈彤、褚寅亮、蔡德晋、王士让、万斯大、金榜、张惠言、胡颐煊、姜兆锡、吴廷华、任启运、朱轼、程瑶田等所著，皆取其所长，以己意贯通之，使之了然可晓。五、凡《通志》、《通考》、正史《礼仪志》及通论礼之专著，有关礼仪名物制度者，悉加参考。六、凡群经传疏、诸子、史地书、小学书、儒者治经札记以及集部、类书有关者，亦旁采博征，多方搜讨。诸如此类，不殚细举。即此一斑，亦略可窥见胡培翚治学之谨，识见之广。

尤可称道者，是他能于浩翰的文献中疏理爬剔，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囊括众长，发前人所未发。虽所论辨未必皆精，然从整体上来看，实无出其右者。其所成书，不唯总结《仪礼》研究成果，亦为后之研是经者，开辟了新的门径。故罗惇衍论之曰：“……是非旁搜博考，神与古会，念释所在，回翔反复，即器数以考谊理之存，使精融形释，若亲接古人而与之进退、酬酢于其间，亦安能抉经之心，析异同之见，以折衷一是哉？余于兹识先生为之之勤，研之之久，而益信其所择者精，所成者大也。昔郑君自以年老，乞于礼堂写定经说，后遂梦征起起，岁阨龙蛇。今先生亦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后先之轨，千载同符。然则先生绍业郑君，将于是在。”[27]吴廷燮亦曰：“搜采之博，鉴核之精，论说之持平，诂解之求是，实为治《仪礼》家所罕觏。……胡氏广罗古今治《仪礼》者言，兹不备列。洵可谓集是经解诂研考之大成；而求圣作明述之精意，有功文教，殊匪浅鲜。……但就大体而论，自贾疏而后，尚无如是书之博大精深者，洵治礼家之杰作也。”[28]时人段熙仲更论之曰：“胡竹邨之著《仪礼新疏》，可谓尽博观约取，取精用玄之能事。依其全书大例，凡所取材可分四类：或取之以申郑注，或取之以订郑注，或取之以辅郑注所未及，或取之以广异闻，其说虽异于郑注而仍可通则仍录之。原文之有脱者则补之，讹者则正之，衍者则删之，其倒互者则乙正之，皆有助于来学者之是其正、纠其非，释疑存参。苦心孤诣，卓见特识，既不为官书而轻从偏见，又不为汉学、宋学门户之见所囿。择善而从，实为新疏之优点，亦为对贾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