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园林，名扬中外。这不仅因为苏州现今保存的古园为数众多，更是由于这里造园的历史极其悠久。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苏州最早见诸史籍的园林，出现在春秋吴国营建阖闾大城之前，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自此之后，造园活动几乎一直绵延而不绝。尤其是在唐宋之后，历代都有许多文人、官宦因向往这里的山水秀丽、物产丰富、经济繁荣而到此定居，从而带动了当地园林建设的发展。时至明清，不仅“吴中豪富，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隐洞，凿峭嵌空为绝妙”，就是“闾阎下户，亦饰小山盆岛为玩”。(黄省曾《吴风录》)在如此普遍的造园之风的影响下，不仅当地园林数量激增，同时也促使造园艺术日臻完美。有人以“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来赞美苏州的园林艺术(陈从周《清雅风范——苏州园林鉴赏》)，实非过誉之词。

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园林的生成与发展，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和文化环境。从我国古代园林发展的历史看，凡造园活动兴盛的地方，一般都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物质基础及深厚的文化渊源。而这在苏州的社会演进中，始终未曾或缺。苏州自春秋吴国在此筑城建都，于城市选址合理、规划适宜，加之以后的社会发展进程未受到大规模战乱的影响而衰落或移址重建，故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城市位置和格局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又使经济水平得以不断提高。在这样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园林发展具备了稳定和坚实的基础。从有关的史志统计，自春秋吴国营建宫苑以来，著名的苑园可以千数，而且广泛分布在吴地城乡，至于仅凿一池、点数峰、莳栽几株花木的府宅小院，更是多不胜数。正是这千百年来极其普遍的造园实践，才使苏州的园林艺术趋于成熟。因此，回顾一下苏州园林发展的历史，对于加深理解苏州古典园林艺术，会带来一定的帮助。

一、东吴大地的史前文明

园林的出现和发展，与经济和文化的积淀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苏州的历史演变看，此地的文明起源极早。虽然见诸史料的吴地历史，开始于商朝末年，但近古的成就，却为我们述说：早在一万多年前的上古时期，这里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而且在当地居民几千年的不懈努力之下，造就出了文明程度极其发达的史前文化。之后苏州的发展，尽管并不完全承袭这一上古文明，但造就了上古文明的自然环境，同样孕育了后来的苏州经济和文化。因此，在叙述苏州园林发展历史之前，也需对此作一扼要的介绍。 数亿年前，我国东部的长江下游一带，曾是一片荒凉沉寂的华夏古陆。到一亿五千万年前的燕山运动时期，地壳的断裂、褶皱以及岩浆的喷涌，造成了苏州西部无数的山峦。到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地壳缓慢下沉，形成海湾与群岛。随着长江日复一日地夹带着大量的泥砂在此沉积，逐渐将海湾围截成众多的湖泊和洼地，形成了最初的太湖及周边大片的冲积平原。由于这里地处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为人类的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础。

考古学的成就告诉我们，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太湖中的三山岛上就有了人类活动。到距今7000年前后，当地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最初的1000余年间，因气候暖湿、海平面相对稳定，使这里的“马家浜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水稻的种植、家畜的驯养，也自此开始。定居生活促进了建筑的发展，当地出现了以矩形平面为主、间有圆形平面的住宅，墙中用木柱，外包泥墙，并经烧烤硬化，以提高其防雨的性能。许多木构件已普遍采用榫卯技术。屋顶由芦苇、竹席和草束构成。此外，还有不少防潮、排水措施，以适应南方水乡环境。大约从距今6000年起，气候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海平面也时有波动。特别是距今5400年前后的低温期形成的大片湿地，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从而使继“马家浜文化”之后“崧泽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距今5200年以后的千余年间，自然条件再度好转，这里的居民创造出了文明程度非常高的“良渚文化”，成为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鼎盛时期。此时不仅生产力水平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宗法礼仪制度也已经完备。当时遗留的墓葬中，让后人看到了十分丰富的随葬器物，大量出土的随葬玉器，反映了当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制玉水平，而死者多寡不一的殉葬品，则说明社会等级区分也极其明确、严格。然而“良渚文化”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却突然中断了。有人推测，这是由于自然环境突变所致。当时气候变冷，发生了空前的大洪水，致使太湖平原水位抬升，淹没了低地，几乎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了灭顶之灾。于是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他方，其中的主流文化融入了中原华夏文明的大潮之中。

在距今3700年前后，洪水终于退却，气候也随之好转，远出避难的人们逐渐返回了远离的家园。虽然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受此灾变，而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但回归的居民却带回了周边甚至中原地区的诸多文化因素，形成了当地的“马桥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l世纪，北方周族人的一支，南下太湖流域，与当地的居民结合，共同整治水系，恢复生产，建立国家，这就开始了记载中的吴国的历史。从殷商晚期到春秋中叶的数百年间，吴国尚未完全从洪水造成的灾难中摆脱出来，因此，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许多诸侯国家，以致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僻处于长江下游默默无闻的蛮夷小国而已。

二、壮丽宏伟的吴国宫苑

按史书记载，吴国形成于殷商末年。当时居住在我国西北的周族，在其首领太王古公室父的领导下，已日渐壮大。古公之子泰伯、仲雍，为让他们的侄儿昌(后来的周文王)能顺利继承周族的统治权，便离开中原，结伴南下，到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一起建立了部族国家，号称“勾吴”，并在今天的无锡梅里，筑城作为都邑。经5世在周章时，周族武王终于覆亡了商朝，在中原建立了姬姓周王朝。因怀念泰伯、仲雍的让国之义，封周章为“吴伯”。此后又经历了15代的传承和发展，到寿梦时(公元前585一公元前560年在位)，国势逐渐强大，自称为“吴王”，并开始出访北国及荆楚，密切了与各诸侯国间政治和文化的交往，正式步入春秋诸侯争雄的行列。又四传至阖闾时(公元前514一公元前495年在位)，吴国已进人了鼎盛时期。为能争霸中原，需要有一座与强国地位相适应的宏伟都城，而旧有的梅里，因“城郭卑隘，朝市粗立”，难以进一步发展，于是阖闾听取了伍子胥“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的建议，决定迁都，选址在姑苏山东南相，即今苏州城的位置，兴建起了一座规模宏伟的阖闾大城，奠定了之后苏州城的基础。在以后的2500余年间，这里就成了太湖流域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我国滥觞时期的苑园，还只是一种农、牧业生产的设施，它的出现应在由游牧向定居转化之后。而吴地居民农耕生产的形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初期，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实证史料，故难以断定当时是否也已有了类似于苑园的生产设施。随着社会的发展，苑园也逐步由生产设施向游娱场所转变，甚至与宫殿一样成了强国地位的象征，所以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竞相以“美宫室”、“广苑囿”来夸示。而此时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逐渐发展，已使春秋后期的吴国，具备了与中原诸侯相抗衡的强盛国力，于是游娱性的苑囿也开始在太湖平原出现。

苏州园林的起源，较阖闾城的出现更早。如今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唐人陆广微在《吴地记》中所载的吴王寿梦的“夏驾湖”。据后人考证；“夏驾湖”位于今天苏州城内吴趋坊一带。当年寿梦为盛夏避暑纳凉，在此“凿湖池，置苑囿”，故名“夏驾湖”。到阖闾建城，“夏驾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增筑改建，成为阖闾、夫差两代君王的游乐之所。吴国覆亡之后，此苑被废弃而荒芜。到宋朝，湖已基本不存，仅在西城根下留有一部分，与外壕相联，当地百姓在其中植栽菱荷，其菱味甜美，称“夏驾湖菱”。宋人杨备有《夏驾湖》诗云：“湖面波光鉴影开，绿荷红菱绕楼台。可怜风物还依旧，曾见吴王六马来。”大约到清代初年，夏驾湖完全湮为平地。

春秋吴国最负盛名的宫苑，是位于吴城西南30里灵岩山上的“馆娃宫”。据说吴越由于疆界相接，长期以来时有小争，但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征战。阖闯五年(公元前510年)，吴王借口越国不随其伐楚，而大举进攻越国，破携李城(今浙江嘉兴附近)，自此吴越结下冤仇。阖闾十年(公元前504年)，越国乘吴王率兵攻楚，并与之相持之际，从其后方掩袭吴地。在背腹受敌的情况下，吴王大败而归。阖闾十九年(公元前495年)，吴国大举伐越。由于轻敌，吴为越所败，阖闾也因此受伤而亡。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为报父仇，夫差亲自率兵攻打越国，大败越军于夫椒(在太湖中)，越王勾践仅领残部5000逃归国都会稽。吴国原想乘胜一举灭亡越国。在此危急时刻，越国臣僚提出了忍辱图存的策略，由越国大夫文钟前往吴国，厚贿吴宰相伯豁，说以利害，终于在伯豁的帮助下，说动吴王同意接受越国的投降，让越王勾践率妻子到吴国为奴。在吴3年，勾践极尽谦卑恭顺之能事，终于得到了吴王的怜悯和宽恕。又用文钟兴越灭吴的计策，献美女以惑乱吴王。馆娃宫就是夫差为越国美女西施而建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宫苑。

馆娃宫高踞灵岩山巅，殿阁巍然，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等，皆“铜沟玉槛，饰以珠玉”。又“置春宵宫，为长夜之饮”。宫殿之侧为花园，山顶凿有三池。一为“玩花池”，相传是夫差为西施赏荷而凿，池内植四色莲花，夏日怒放，清香四溢。吴王与西施常在此清暑赏景，采莲取乐。另一是“玩月池”，据称西施喜临水照影，所以吴王为其凿池欣赏月色，游兴高时，还常手遮月影，戏言是“水中捞月”。后人以为是吴亡国之谶，故有诗云：“强说玩花还玩月，个中已幻沼吴谋”又云：“涓涓井中月，照破千秋梦。”再一日“砚池”，传说是古人采石制砚所留，吴王稍加修饰而成，灵岩山也因此又称“砚石山”。事实上，我国在春秋时期尚未使用纸墨、砚台，这当为后人讹传。在玩花池和玩月池之间有两口井，圆形的“日池’’和八角形的“月池”，“圆以象天，八角象地。”(《百城烟水》)后来人们将其更名为“吴王井”和“智积井”。方志载：明代淘井时，曾发现玉钗，上刻“敕”字，证明此井确为当年馆娃宫的宫井之一。陈子贞有诗云：“曾开鉴影照宫娃。玉手牵丝带露华。今日空山人自汲，一瓶寒供佛前花。”(《吴王井》)灵岩山顶还有“琴台”，是西施操琴之处。梁简文帝《登琴台》诗称：“芜阶践昔径，复想鸣琴游。音容万春罢，高名千载留。弱枝生古树，旧石染新流。由来递相叹，逝川终不收。”宋以前，琴台下有大偃松，身卧于地，两头崛起，交荫如盖，不见根之所自出，当地人以为奇赏。琴台下有响屐廊曲折而东。《古今记》载：“吴王夫差以椒楠建廊而虚其下，令西施及官人步屦绕之，则跫然有声。”

作为一年一度的“岁朝清供”中断不可少的水仙，以其蹈水凌仙之姿成为各朝文人、画师表现的对象，发展至明清时期，水仙已成为各类器物、服饰中重要的纹饰之一，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的赵孟坚《水仙卷》、明代陈洪绶的《水仙灵石图》、仇英的《水仙腊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玉海棠式水仙盆景”等等。

史籍中关于“水仙”之名的记载常取其三个方面的意涵，起初是指传说中的水中神仙。司马承祯《天隐子》解释：“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越绝书》记载伍子胥为水仙，因为伍子胥自杀后，吴王以其尸沉之江中；《拾遗记》中称自沉汨罗江的屈原为水仙。

文献中第一次以“水仙”指称水仙花，出自唐代段公路所著《北户录》，其卷三“睡莲”条下注：“孙光宪续注曰，从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尝遗水仙花数本如橘，置之水器中，经年不萎。”故而水仙花是在晚唐由国外传入，到了宋代开始大量栽培，诗人们也多有吟诵，如刘兼《郡斋寓兴》：“秋庭碧藓铺云锦，晚阁红蕖簇水仙。”辛弃疾《贺新郎·赋水仙》：“云卧衣裳冷。看萧然、风前月下，水边幽影。罗袜尘生凌波去，汤沐烟江万顷。爱一点、娇黄成晕。”也是从宋代开始，贯穿到明清，水仙成为诗词和绘画中的重要题材。

宋元时期的水仙画：雅致秀丽

宋代流传至今的名家所绘的水仙不多。五代西蜀宫廷画师黄筌的儿子黄居寀在其《花卉写生图册》中绘有水仙，黄居寀秉承家学，擅绘花竹禽鸟，精于勾勒，用笔劲挺工稳，填彩浓厚华丽。与父黄筌早期同仕后蜀，进入北宋时期仍任翰林待诏，尤得宋太宗赵光义看重，授光禄丞，负责搜藏名画及鉴定品目。北宋《宣和画谱》著录其作品有《春山图》《春岸飞花图》《桃花山鹧图》等332件。

《花卉写生图册》该图册绘及各种花卉几十种，勾勒精细，设色浓丽。他笔下丛生的水仙勾勒细致，形态逼真，“金盏银台”色彩对比鲜明。

《花卉写生图册》局部

《花卉写生图册》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的宋人写生水仙图页中的《赵子园写生水仙》册页，绘制一株水仙上，叶片修长疏朗，水仙花朵形态各异，清明雅致。是宋代院体画的代表。

《赵子园写生水仙》册页

南宋院体风格到后期已经愈发僵化，宋末元初的钱选所绘的《八花图卷》就是钱选从南宋院体风格向文人审美意趣过渡的见证。钱选这卷画的后面，有赵孟頫的题跋，“右吴兴钱选舜举所画八花真迹，虽风格似近体，而傅色姿媚殊不可得。尔来此公日酣于酒，手指颤抖难复作此。而乡里后生多仿效之，有东家捧心之弊，则此卷诚可珍也。至元廿六年九月四日同郡赵孟頫。”

《八花图卷》中的水仙

宋代画水仙最出名的则是赵孟頫的哥哥赵孟坚，赵孟坚一生都在南宋，是宋太祖十一世孙，精于白描水仙，他的画多用水墨，用笔劲利流畅，淡墨微染。

赵孟坚的一幅由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的《水仙卷》，是文人画中水仙形象的典型代表。此卷长丈余，共绘水仙四十株，花苞花朵一百八十余，水仙由卷首单株的疏朗到卷尾密集，花叶高下相互穿插，俯仰照应，水仙气韵灵动。细节方面，水仙叶用粗笔双钩法画成，墨色淡雅，花朵花蕊用工笔描摹。

赵孟坚《水仙卷》

赵孟坚《水仙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赵孟坚的《水仙图卷》，此类画水仙长卷存世有数本，学界尚存歧见，然多可见其运笔细致、构图繁复之共通特色，在叶片周围皆以细线勾勒轮廓，再于叶脉两侧烘染墨色。水仙花的画法也能见到延续墨梅技法，藉晕染表现花朵的多样姿态。此类水墨花卉技法，可视为南宋墨戏的新成就。以视觉效果而言，赵孟坚更强调画面上水墨的运用表现，展现丰富的变化型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坚的《水仙图卷》局部

明代水仙画：淋漓洒脱的写意

明代是中国花鸟画的变革期，笔墨开始趋向于简洁清润，墨色也开始淋漓洒脱，更加写意，带有一种即兴写生创作的韵味。与徐渭并称“青藤白阳”的陈淳被誉为水墨大写意花鸟画派的创始人，在花鸟画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中年时的陈淳画风由之前的工整秀丽逐渐转变为疏简奔放。《水仙图》就是这种转变的代表，陈淳笔下淡墨双勾的水仙有着清雅之态，花蕊以重墨点染，叶片直直地上扬，一改之前水仙的柔媚，很有气势。并有五言诗“环佩飘然至，群推洛浦仙，微尘真不染，幽韵自生怜”。此外，《水仙图》也综合运用了诗书画的结合和水墨写意的技法。

陈淳《水仙图》

陈淳《梅花水仙图》

明代陈洪绶虽少时师承蓝瑛，在水仙这一题材风格上则推崇赵孟坚，但在其三十岁左右所绘的《水仙灵石图》中，已有鲜明的陈氏风格。图中一立石崛起，其后有水仙一株，石边野草数丛。水仙与立石高度相近，挺立高大，不似别家水仙低矮丛生的姿态。水仙造型忠实于自然，花朵盛开者饱满，未开者浑圆，枯叶部分色彩过渡自然。此幅《水仙灵石图》题诗曰：“此华韵清冷，开与梅花俱。却如孤性客，喜与高人居”，上款“十八叔”，署名“洪绶”。

陈洪绶《水仙灵石图》

陈洪绶差不多同时期创作的《水仙湖石图》，水仙和山石的变形更为抽象，用笔转折流畅，水仙清刚婀娜，寓妩媚於古拙。

陈洪绶《水仙湖石图》

水仙也是“明四家”的绘画题材之一。以工细著称的仇英著名的《水仙腊梅图》中，顶端一枝腊梅折斜而下，十数朵花，姿态各异，水仙叶子以勾勒填色法绘制，墨色润泽。该画右下角有题识：明嘉靖丁未仲冬仇英实父为墨林制。这里提到的墨林为项子京，即项墨林，他是明代唯一收藏家，且擅绘事，与仇英关系密切。

仇英《水仙腊梅图》

唐寅现存扇面作品较多，以山水、人物、花鸟为主要创作题材。此水仙图扇面将三丛水仙置于画面中央，长叶用线顿错有节，气贯始终，水仙花姿态多样，形象逼真。画面兼工带写，设色淡雅。

唐寅水仙扇面

清代水仙画：天然玉质逞风流

有清一代，水仙的种植更加普遍，甚至作为出口花卉远销海外，因而在画家们笔下，水仙的出镜率更高。

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八大山人笔下的水仙，与其他写意花鸟一样受到沈周、陈淳、徐渭的影响，用笔较方硬，题材、布局也未脱离前人窠臼，但八大山人最突出的特点“廉”——即用最简练的笔触勾勒出画中风物的精神意趣的手法也贯穿于他绘画的始终。水仙也和一尾鱼、一只鸡、一棵树一样，都可以成为一幅完整的画，并处处凸显画家的兀傲之气。

八大山人的水仙图

八大山人的水仙图

石涛也多次以水仙为题材进行创作，关于水墨双钩水仙画法石涛也在一首题画诗中进行了论述，他写：“冰姿雪色奈双钩，淡淡丰神隔水羞。一啸凝脂低粉面，天然玉质逞风流……”石涛的水仙也从早年的工细拘谨到中年的格法兼备，再到晚年挥洒如意地写意。

石涛的水仙图

学石涛、而又自成一派的“扬州八怪”之一的李鱓笔下的花鸟画既有明代浙派花鸟画的传统，又受到清代宫廷工笔花鸟和民间豪放花鸟画风的影响。李鱓作品既讲求造形构图，又讲求色墨的有机融合，这种绘画风格被后来的海派画家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继承，李鱓是中国绘画史上起着承先启后作用的画家。

李鱓的水仙图

“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布衣终身。好游历，晚寓扬州，卖书画自给，书法创扁笔书体，兼有楷、隶体势，时称“漆书”。《金农花卉册》中金农绘有水仙，以淡墨勾染，不着颜色，清雅可人。题画诗写作：“水仙是世外人，须以奇石作供，薄冰残雪之中乃见精神。口脂眉黛，画时不敢着半点尘土也。”

金农的水仙图

“岁朝清供”题材中的水仙：热闹的点缀

明清时期，水仙作为“岁朝清供”中的重要组成，在文物遗存中有诸多表现。

汪曾祺在曾谈及，“‘岁朝清供’是中国画家爱画的画题。明清以后画这个题目的尤其多。任伯年就画过不少幅。画里画的、实际生活里供的，无非是这几样：天竹果、腊梅花、水仙。有时为了填补空白，画里加两个香橼。橼谐音圆，取其吉利。水仙、腊梅、天竹，是取其颜色鲜丽。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

明代张宏的《岁朝图》为张宏六十八岁在友人家除旧迎新之际所作。他以对角线式的构图，绘制了水仙、柏枝、天竹以及友人所藏的哥窑瓷器、青铜花觚等器皿。尤以与“福”谐音的佛手和燃烧的炭盆最引人注目。运笔工致，色彩丰富。鉴藏印有清内府“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乐寿堂鉴藏宝”“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古希天子”“嘉庆御览之宝”等。

张宏《岁朝图》

岁朝清供是吴昌硕比较喜欢表现的一种题材，下面这幅作品中，绘梅花、牡丹、兰草、荔枝、灵芝，所蕴含的美好含义，如缶翁所题：神仙贵寿，多子团员。全画洋溢着岁朝时节的喜庆气氛。吴昌硕在绘画的用色时喜欢用浓淡对比明显的颜色，尤其擅长用洋红色。它常常把红、黄、绿等颜色调入到赭石色中，在冲突中取得协调。它在传统的用色基础上，汲取了民间绘画用色上的特点，成为历代写意画家中比较擅长用色的一位。

吴昌硕《岁朝清供》

吴昌硕《岁朝清供》

任伯年 《岁朝图》

清代，无款，《乾隆缂丝岁朝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在绘画中，水仙也有多种形态的表现，如清代制作的盆景中，水仙就是重要的题材。史书记载，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曾盆栽花卉。唐代章怀太子墓的墓道壁画中可以看到侍女捧着一盆结缀果实的小树，表明唐代已有盆景。宋元时期，称盆景为“些子景”，即小景致之意。而盆景这一名称始见于明代。自清初起，盆景栽植盛极一时，许多诗人曾题咏盆景，还有一些著作中述及盆景艺术。而在清代宫廷生活中衍生出一种新的像生盆景，系用各种珍贵材料仿自然景观以人工制作而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这盆“玉海棠式水仙盆景”，金叶玉卉，青玉盆，作海棠花形，四如意云形足，盆内种水仙二丛。以蓝色珐琅为地，镶嵌赭、白、蓝等各色圈纹。水仙金叶，三枝花茎自叶丛中抽出，每枝开三或四朵白水仙。整体像生、洁净清雅，为清早中期内务府造办处作品的特色。

玉海棠式水仙盆景

故宫博物院藏“染牙水仙湖石盆景”，以竹根雕刻拼接成矮足长方体盆，盆壁四面阴刻几何形夔龙纹饰并染色，以深色线条勾勒纹饰边缘。盆内为水仙湖石小景，黄杨木雕水仙球根，绿色染牙制叶片，花朵、花心、花蕾均为象牙雕刻，花托以黄杨木制，湖石为紫檀木雕刻，整株盆景形态雅致。

染牙水仙湖石盆景

清代中期的这盆“象牙嵌玉石水仙盆景”，青玉菊瓣洗式盆，四角雕成双叶菊花形，菊花上嵌红宝石、绿料，盆下腹又雕叶纹，上嵌绿料并错金线为脉络。盆中有青金石制湖石，并植五株染牙叶水仙，雕象牙为根，白玉为花，黄玉为心。水仙主题的盆景取“芝仙祝寿”之意，宫廷庆帝后寿诞之时, 地方官多有呈进。据《宫中进单》载：“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福康安来京呈进碧玉水仙盆景成对。” 此件很可能即为其一。此盆景风格清雅，玉盆为典型的痕都斯坦风格，盆中景致牙叶挺拔，玉花明秀，反映出清代乾隆年间雕刻业盛期的工艺水平。

象牙嵌玉石水仙盆景

清乾隆 碧玉雕佛莲纹嵌玛瑙水仙盆景一对

后妃服饰中的水仙纹样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期的绣品中，常以水仙图案为饰，还常配以其它纹样，组成各种“吉祥纹样”，吉祥纹样通过象征、借喻、双关、谐音、比拟等曲折的手法，表现一定的吉祥寓意。我国吉祥纹样之始上溯商周，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清。清代，包括服饰在内的宫廷器物装饰的吉祥纹样题材十分广泛，花草树石、蜂鸟虫鱼、飞禽走兽、人物故事、神话传说、佛教法器、吉祥文字等，类别复杂，形象生动，涵义广博， 几乎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

清代宫廷后妃日常闲居时穿用的服装，包括便袍、氅衣、衬衣、马褂、坎肩、袄、斗篷、裙、裤、套裤等。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多件后妃的氅衣中都以水仙作为装饰纹样。氅衣是清宫后妃们的重要便服之一，与中原氅衣相比，传统的对襟变成了具有满族特色的样式——捻襟右祍，圆领，左右开裾至腋下，并在腋下饰如意云头；直身，身长至足面，穿着时露出旗鞋的高底；袖端阔平，穿用时呈折叠状，袖长及肘，可做挽袖和舒袖两用。清代后妃的氅衣是不能贴身穿用的，必须着于衬衣、便袍的外面以显雍容端庄，并且若非冬日外出，氅衣的外面不再穿用其他服饰。

氅衣的四季穿用可以以棉、夹、缎、纱等为质地，水仙，在清代后妃氅衣纹饰中，常与寿字纹、灵芝等一起共同表达“灵仙祝寿”的主题。水仙纹样以簇水仙花为主，花型端庄，晕色自然，枝叶繁茂。因为水仙是冬季及早春的花种，所以常用做夹棉及皮质为内里的冬季服饰。

**缂丝水墨水仙纹上羊皮下灰鼠皮氅衣

品月色缎平金银绣水仙团寿字纹单氅衣

后妃的衬衣形制也沿袭了满族传统服饰的一些基本要素，为圆领，大襟右衽，直身式袍服。与氅衣的主要区别是：衬衣左右无开裾，腋下无对称的如意云头。因衬衣两侧不开裾，身长掩足，行走时可遮挡

腿部，所以既可单独穿用，也可在其外套穿氅衣、马褂、坎肩、褂襕等短款或开裾较大的便服。氅衣和衬衣穿用场合比较多，是清宫后妃日常穿用最频繁的便服。

雪青色缎绣水仙花蝶纹棉衬衣

酱色缂丝金银水仙花纹夹衬衣

蓝色缂丝水仙花纹上羊皮下灰鼠皮衬衣

1 文言文盆景翻译成现代文

及长，爱花成癣，喜剪盆树。识张兰坡，始精剪枝养节之法，继悟接花叠石之法。花以兰为最，取其幽香韵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兰坡临终时，赠余荷瓣素心春兰一盆，皆肩平心阔，茎细瓣净，可以入谱者，余珍如拱壁，值余幕游于外，芸能亲为灌溉，花叶颇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视之，皆白如玉，且兰芽勃然，初不可解，以为无福消受，浩叹而已，事后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滚汤灌杀也。从此誓不植兰。次取杜鹃，虽无香而色可久玩，且易剪裁。以芸惜枝怜叶，不忍畅剪，故难成树。其他盆玩皆然。

等到长大后，爱花成癣，喜爱剪盆景认识张兰坡（我认为是人名）后，才开始精通剪枝，养花的方法，接着领悟了嫁接花木堆石的方法花中属兰花最特别，因为它的幽香韵致但带花瓣的花之中稍微可以记入书的没有了兰坡（人名吧）临死的时候，赠给我荷瓣素心兰（兰花的一个品种）一盆，都是肩平心阔，根茎花瓣洁净，可以记入书的我珍惜异常（此处是意译），在我外出的时候，芸（也许是人名）能够亲自为它浇水，花叶比较茂盛不到两年，一天突然枯萎死去，拔起根查看，白得像玉，且兰芽生机勃勃，开始不能理解，以为是自己无福享受，深深叹息这事以后有人想要我给他，我不给于是用开水浇死它从此以后，发誓不再种兰花（花中）差一点的是杜鹃，虽然无香气，但长得好看，可以久玩而且容易剪栽因为芸（现在可以肯定是人名了）怜惜枝叶（此处是正文，要合并翻译），不忍心大剪，所以难以成树（就是长得不大）其它的盆景都是这样

是这个吗？

2 文言文盆景翻译成现代文是什么样的

等到年岁稍长，爱花的程度已经成了癖好，尤其喜欢制作盆景。

后来认识了张兰坡，（跟他学习）开始精通枝叶的修剪、枝丫的培养方法，后来又领悟了花木的嫁接和（山水盆景中）石头（假山的）堆叠和锯截方法。所有的花中我最喜欢的是兰花，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的幽香和特有的丰韵景致，只是不好寻找，哪怕是刚刚可以归入到兰谱里的品种也不容易找到。

张兰坡先生临去世前，给了我一盆荷瓣素心兰，盆中的兰花都是茎叶细致，花瓣素雅的（品种），是属于可以记入兰谱的。我像得了美玉一样的珍爱它们，偶然我外出讲学游览，（我妻子）陈芸就亲自帮我灌溉照顾兰花，长得非常茂盛。

但是不到两年，突然有一天，兰花枯死。将它从土里挖出，却发现根节洁白，还有嫩芽将要长出。

开始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自己命中注定无福消受，只能叹气作罢。后来才知道是有人想从这盆兰花中分的一部分未获许可，故意用开水烫死它。

（受此打击），从此我发誓再也不养兰花。

3 “开玩笑”用文言文怎么说

嬉之

1、嬉之就是与你开玩笑的意思，属于文言文的词语，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而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事情，就需将不重要的字删掉。

2、后来当“纸”大规模使用时，统治阶级的来往“公文”使用习惯已经定型，会用“文言文”已经演变成读书识字的象征。文言文是相对白话文而来的，其特征是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且使用标点，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古文等多种文体。

3、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口语）面语言”（书面语）来表述，是不同的，比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述，却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这里，“饭”名词作动词用，意思为吃饭。

4、中国在1918年以前，所有的文章都是用文言文书面语言写成的。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在中华数千年历史中，语言的口语变化非常大，可是文言文却保持相近的格式。文言文能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会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

4 “句子”用文言文怎么说

翻译 王子猷、王子敬都病重了，子敬先去世了。

王子猷问手下的人说：“为什么总听不到（子敬的）消息？这（一定）是他已经了。”说话时脸上看不出一点悲伤的样子。

就要来轿子去奔丧，一路上都没有哭。 子敬向来喜欢弹琴，（子猷）一直走进去坐在灵床上，拿过子敬的琴来弹，弦的声音已经不协调了，（子猷）把琴扔在地上说：“子敬啊子敬，你的人和琴都了！”于是痛哭了很久，几乎要昏过去。

过了一个多月，（子猷）也去世了。 ~~~~~~~~~~~~ 出处《晋书·王徽之传》：“献之卒，徽之……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 释义：子猷：王徽之 字子猷，王羲之的儿子 子敬：王献之 字子敬 王羲之的儿子 亡：去，不存在。

都：总，竟。了（liǎo）：完全。

舆（yú）：轿子。调：协调。

“人琴俱亡”，表示看到遗物、悼念者的悲痛心情。 典故： 王徽之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曾担任大司马桓温的参军（将军府参谋）。

他性格奔放超脱、不受约束，常蓬松着头发，衣带也不系好，就随随便便地上街寻友，出门访客。闲散成性的王徽之对自己所担任的职务，也不常过问。

他做过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一次桓冲问他：“你在管哪方面的事啊？”他含含糊糊回道：“大概是管马吧。”桓冲又问：“管多少马呢？”他回道：“我不懂马，是个外行，管它有多少哩！”桓冲再问：“近来，马掉可多？”他干脆说：“活马我尚且弄不清，哪里还弄得清马！”王徽之有个弟弟叫王献之，字子敬，也是东晋的大书法家，与父亲王羲之齐名，并称“二王”。

徽之、献之兄弟俩感情非常好，年轻时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平时，做哥哥的很佩服自己的弟弟。

有一天，家里失火。徽之吓得连鞋也来不及穿，慌忙逃走；献之却神色不变，泰然地被仆人扶出。

一天半夜，他们家里钻进来一个小偷，打算把凡能拿走的东西都偷走。王献之发觉后，就慢吞吞地说：“偷儿，那青毡是我家祖传旧物，就把它留下来吧。”

小偷一听，惊慌地逃跑了。他们兄弟俩常在晚上一起读书，边读边议，兴致很高。

有一晚，两人一起读《高士传赞》，献之忽然拍案叫起来：“好！井丹这个人的品行真高洁啊！”井丹是东汉人，精通学问，不媚权贵，所以献之赞赏他。徽之听了就笑着说：“井丹还没有长卿那样傲世呢！”长卿就是汉代的司马相如，他曾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跟他私奔的才女卓文君结合，这在当时社会里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徽之说他傲世。

后来，王徽之任黄门侍郎（皇帝身旁的侍从官），因不习惯宫廷那一套十分拘束的生活，就辞职回家。说也巧，他回家没多久，居然和王献之同时生起病来，而且两人的病都不轻。

当时有个术士（看相占卜为业的人）说：“人的寿命快终结时，如果有活人愿意代替他，把自己的余年给他，那么将的人就可活下来。”徽之忙说：“我的才德不如弟弟，就让我把余年给他，我先好了。”

术士摇摇头：“代人去，必需自己寿命较长才行。现在你能活的时日也不多了，怎么能代替他呢？”没多久，献之去世。

徽之在办丧事时居然一声不哭，只是呆呆地坐着。他把献之生前用的琴取过来，想弹个曲子。

但调了半天弦，却总是调不好。他再也没心思调下去了，就把琴一摔，悲痛地说：“子敬，子敬，人琴俱亡。”

意思是说：“子敬啊子敬，你是人和琴同时都失去了啊！” 王徽之因极度悲伤，没多久病情转重，过了一个多月也了。后来，人们就用“人琴俱亡”，表示看到遗物、悼念者的悲痛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