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修道以修心为先，若是心术不正也不能得到神通的，即使是得到了神通，一旦作了坏事也会被收回去。 神通不是让人用来在常人中求名、求利的技能，是让人修道提升生命层次，返本归真的。 （修道人想在常人社会中显示或运用神通的心，其实是显示心，求名求利的心在作祟，这在任何的正法修炼中，都是要修去的执著心。 ）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记载在唐朝古籍《集异记》中的事例。

唐朝时庐山有个叫茅安道的道士，他的道术很厉害，驰名远近。他能画符驱鬼，又能化身成各种形态来，跟着他学道术的常有好几百人。

他曾经教了两个弟子隐形透视的法术。这两个学生学了一段时间之后，都说要回家照顾父母长辈，请求归乡。安道同意他们离开，离别前特地叮咛他俩说：“我教给你们的法术，是让你们学道之用，不是让你们去炫耀法术来博取声名的。如果你们违背我的教诲，我会让你们的法术临场失灵。”两人都说记得了，然后离去了。

当时，晋国公韩滉（公元785年受封“晋国公”）任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韩滉当官以廉洁公正著称，他对混耍道术之辈非常憎恨。

那两个茅安道的弟子离开师父之后并没有返乡，反倒是直接上润州，登门进见韩晋公。他们自负有隐身术可以来去无碍，心想如果晋公不礼遇他们，那就遁形离开。

韩晋公召进了两人，对他俩毫不看重。他俩形色傲慢放肆，目中无人一般，随随便便撩起衣裳下摆直上台阶，也不行礼。这让韩晋公大怒，立即命令吏卒把他俩抓起来，两人见状就要施行法术逃脱，结果法术竟都不灵验了，两人都就地被擒，被五花大绑捆了起来。

晋公要将他俩处死，两人便说：“我们本来不敢这样放肆，这都是我们的师父误了我们啊！”

晋公要把传授法术的根源一并杀绝，便对他俩说：“只要将你们师父的姓名和住处告诉我，我可能就免除你们的死刑。”两人才刚要说，茅安道已经现身门边。

吏卒向晋公传报茅安道来了！晋公大喜，心里想，现在他们一个都别想有活路。立即令人把安道召进来。只见安道白眉、美胡须，姿态神情高雅古朴。眼前的茅安道让晋公不由自主地离开座位，延请他入客席，正对着他坐下。

就听到安道开口说道：“听说我的两个弟子愚昧无知，冒犯了您。现在他俩的死活，就在弹指之间了。我想责问他们，让他俩愧对自己错误的行为，然后等您行刑。”

晋公便命令士兵持刀械、拿绳索严阵以待，然后下令将两人带到阶下。那两个人被召到阶下时，频频叩头哀求。

安道对晋公身边的人说：“请给我一杯水。”晋公戒备着他施展水遁法，坚持不给。安道看到晋公桌上砚台的余水，很高兴地急速喝了一口，然后喷向那两个弟子。两个弟子当时就化为两只黑老鼠，在庭前乱跑乱窜。

说时迟那时快，安道迅速振身而起，突然变成一只大鹰，一脚抓一只老鼠，冲天飞去。晋公大吃一惊，久久无法回过神来，最终还是无可奈何。

古人学道以修心为先，若是心术不正也不能得到功能的，即使是得到了功能，一旦作了坏事也会被收回去。 功能不是让人用来在常人中求名、求利的技能，是让人修道提升生命层次，返本归真的。 学道、得道的这些人在另外空间都有师父在管，就像故事中的茅安道那样管教他的弟子； 弟子违背了师父的教诲，师父就让他们的法术失灵了。

在道教神的划分中，我们知道“三清”作为道教的最高神，在道教神话体系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道教的诞生，就是道教思想的非物质化。因此，道教创始人老子是“三清”之一，被称为太清仙境大圣人和天道道德，又称太行老君。

庄子是道教思想的奠基人之一，在《道教诸神家谱》中，庄子在哪里？通过对道教神谱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神谱末端的民间神仙中有庄子的身影，是一个真正的南方人。这让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庄子和老子一直被学者视为道家思想的奠基人。为什么他们在道教神的构成中的地位和老子有很大的不同。《史记》首次记载了老子、庄子的故事。

老子的历史叙事主要是一部短传。孔子问李渔《老子》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而哈库坦斯基的《老子西》给殷西留下了一本书，书中有5000多个字，最后不知在哪里。主要是对庄子生平的简要介绍，以及庄子的非主流态度。同时，对司马迁眼中的《庄子》十万篇进行了评价。司马迁认为，庄子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为了弘扬老子的道教思想，并刻意批判儒家和墨家学说。此外，庄子的话是多方面的，不能付诸实践，这在百强争霸时期是不理想的。

太师公岳：老子是一个很贵的人，一无所获，一无所获，对变化没有反应，所以写书和演讲说得很微妙，很难理解。庄子散德、立德、回归自然。在这里了解司马迁的个人观点。最后，是老子提出了道的思想，通过无为来适应自然的客观变化。所以老子的书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庄子提倡道德思想，推导演绎，以寓言的形式浅显道家的无为思想，迦勒底年六百岁，或是血二百年，是靠自己的修道生活养活的。

我们知道古代人崇拜神话思想。司马迁在史书中写道，孔子认为老子居若龙，评价何等高。此外，老子是从哈科坦斯基出来的，再也没有踪迹。司马迁又写了一篇毫无根据的谣言，说老子因为修道而活了将近200年。

  “打坐”又称盘坐、静坐，它是道教中的一种基本修炼方式，与佛教中的禅坐、禅定及”结跏趺坐”有着相同的功能。盘坐又分自然盘、单盘和双盘，最早由古人的散坐和跪坐演化发展而来。打坐既可养身延寿，又可开慧增智。唐代道士司马承祯所写的《坐忘论》曰：”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

《黄庭经》中云：”物有自然事不烦，垂拱无为体自安，体虚无物身自闭，寂寞旷然口无言。“

《元始天尊说得道了身经》讲：”夫修炼了身，饮食有则禁口独坐，口唇相沾，牙齿相对，眼不观邪色，耳不听*声。洗心涤虑，对境忘境。万缘消息，外想不入，内想不出。莫起一念，万事俱忘。”

在打坐中由于思想和身体各部位都已放松，所以极易入静，《玄珠心镜注》云：”人能空虚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

《道德经》曰：”塞其兑，闭其门。”"致虚极，守静笃”。”虚其心，实其腹。”等都是指入静及打坐的要领，而入静则是打坐的基础和精要。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曰：”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司马承祯说：”夫定者，出俗之极也，致道之初基，习静之成功，持安之毕事。”

王重阳在《立教十五论》中也讲：”凡打坐者，须要十二时辰，往往坐卧，一切动静中间，心如泰山，不云不摇，把断四门，眼、耳、口、鼻，不令外景入内。但有丝毫动静思念，即不名静坐。”

《太平经》说：”求道之法，静为基先，心神已明，与道为一。”

在打坐中我们不但要求静，而更主要的还需求忘，道家中的许多圣贤、真人就是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使自我与整个自然合而为一，从而领悟到宇宙大道及人生真谛。那么，在打坐中什么是虚无和坐忘呢

《无上秘要》曰：”遗形忘体，泊然若无，谓之虚。”

《庄子·大宗师》云：”坠肢体，黜聪明，离型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庄子·天地》篇曰：”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

我们练功修道，就是要以人道效法天道，管子曾说：”天曰虚。”所以我们打坐也必须要像宇宙创生之前那样保持虚静。

《庄子·人世间》云：”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所谓心斋，就是让心神洁净无欲念，无欲方能虚静。

又如《玄珠心镜注》中讲的：”守空虚无为，久而神效，如响应声，如影随形也。”和《抱扑子·论仙》中说的：”仙法欲静寂无为，忘其形骸。”及庄子在《逍遥游》一文中形容的：”坐忘，可游乎无人之野，游乎四海之外”

而以上这些论述都是对”虚极”和”坐忘”两意的真实体验和感受。在我们修炼中，不论内功、外功与打坐都很重视上虚下实，如果是上实下虚则成为头重脚轻的病态。所谓上虚，是指脐以上的上元轻虚，所谓下实则是指脐以下的下元充实。而练功时姿势的重心只有放在脐下，才能使身体稳如泰山、舒适自然。

《玄珠心镜注》云：”夫守一之人，凝思冥冥然，胎息绵绵然。一定凝神不动，又名身心泰定，即神之久留，是神不出身。神不出身，可与天道同久，可以守神长存也。”

另外古人打坐也很注重时间，因人是自然之子，我们的气血运行根据”天人合一”理论与宇宙中的运动息息相关，故《性命圭旨》曰：”人若知此天人合发之机，遂于中夜静坐，凝神聚气，收视返听，闭塞其兑，筑固灵株，一念不生，万缘顿息”。

明代高攀龙所著《静坐说》云：”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静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过。”所以我们说打坐时的姿势是很重要的。打坐时我们还必须做到”无为”，《洞古经》曰：”无为则神归，神归则万物云寂。不动则气泯，气泯则万物无生。”

《太清中黄真经》云：”专修静定，身如玉。”另外打坐时还需内观，《云笈七签》中说：”慧心内照，名曰内观。”

《道枢》卷三又云：”学道以清静为宗，内观为本者也，于是深根固蒂，使纯气坚守，神不外驰，至于坎离交际而大药可成矣。”据有关资料介绍，87岁的郭沫若和活了101岁的少帅张学良在年轻时都常习打坐，故而长寿。南宋时期的爱国诗人陆游命终时85岁，他年轻时修道学禅也常习打坐，所以直至晚年身体都十分健壮并头脑灵活。

《史记》中说：”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太平经合校》曰：”静身存神，即病不加也，年寿长矣，神明佑之。故天地立身以靖，守以神，兴以道。”

《中经》云：”静者寿，躁者夭。”

《坐忘论》讲：”静定曰久，病消命复。”

《金莲仙史》言”静久则气益生。”

《太平经钞》也说：”静以生光明，光明所以候神也，能通神明，有以道为邻，且得长生久存。”

《易系辞》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

司马承祯说：”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师。静则生慧，动则生昏。”

打坐贵在自然舒适，妙在自然天成，打坐的关键就是在”忘我”中入静，而只有这样才能证悟人生大道、世间真谛。《道枢》中曰：”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也。”

打坐的意义不仅仅是养生与开悟，另外它还可促进学习、增强记忆。古人程颐在《鹤林玉露》一书中讲：”每见学者静坐，便叹其好学。”

朱熹也要求学生”半日读书，半日静坐。”

明代王阳明说：”昔吾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