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时期就有了西瓜，但是当时不叫西瓜，叫做寒瓜。

中国自西汉时起开设了与非洲大陆之间的海上通道，自非洲大陆起，途经斯里兰卡及南洋诸岛，最终从福建沿海登陆。在西汉时期，西瓜正是沿着这条线路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在那个时代，只有皇室成员以及王公贵族才有资格享用西瓜。不过，当时西瓜的还不叫西瓜。

南朝医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里，曾描述过一种奇特的瓜，“永嘉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明代医学家李时珍认为，陶弘景提到的这个寒瓜，就是西瓜。也就是说，西瓜最早传到中国时，名字叫寒瓜。

西瓜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在南宋，至于为什么叫西瓜，有人认为，在唐代西瓜经丝绸之路从西域进入中原，并因此得名。

扩展资料：

在中国，“西瓜”这个词最早见于五代时期胡峤所著《陷虏记》一书，胡峤原本是宣武军节度使萧翰的书记，跟随萧翰进入契丹，后来萧翰被杀，胡峤无法归国，成为俘虏，在契丹呆了七年才回到中原，回来以后，根据在契丹的见闻写成《陷虏记》一书，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

书里所提到的契丹破回纥，在时间上也能得到对应：924年，辽太祖出征西域高昌回纥，史称“契丹破回纥”。

胡峤回到中原是953年，当时西瓜已被引入契丹三十多年。

不过，胡峤在契丹尝鲜吃到了西瓜，并不等于西瓜在五代就被引入中国。从五代到北宋，各类史籍中都未有关于西瓜的记载，宋朝经济发达，如果此时西瓜已被引入开始种植，应当能见于书籍记录。

西瓜真正传入中原地区，被大规模种植，是在南宋时期，那时距离第一个吃瓜群众胡峤已有将近两百年。

人民网-古人把西瓜叫“寒瓜” 西汉时自非洲传入中国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关于夏朝的存在目前存在巨大的争议，其争议的最大关键就是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夏朝文字的实证。

文字是证明遗迹的关键，在100多年以前，商代同样被认为存疑，直到殷墟甲骨文的大量出现，才使得商朝的存在被确认了下来。而甲骨文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但甲骨文仅仅是商代的文字，而且甲骨文当中找不到关于夏朝的描述。所以夏朝的存在与否一直存疑。

夏朝时期的遗迹发现了不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里头遗址，在国内的考古界二里头一般被称为夏都。但因为没有文字发现来确认二里头的身份，所以争议还是不断。

夏朝文字的证据目前都是侧面的证据，比如甲骨文是一种相对比较完备的文字，而在甲骨文之前应该存在比甲骨文更为古老的文字存在，也就是所谓的夏朝文字。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夏朝文字存在直接证据。只能通过甲骨文推测还有比甲骨文更为古老的文字存在，判断夏朝文字可能存在。但要注意的是，即便有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也不能说明那就是夏朝文字。

夏朝文字可能存在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文字的书写方式，我们都知道古代的文字是从右向左竖向书写的。现在发现的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后来的金文，无论是甲骨还是青铜器，实际上都不是常用的文字载体，也就是说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文字才会被刻在甲骨与青铜器上。

竖写的方式，其实更适合在竹简上进行书写，甲骨文的书写方式，从侧面证明，当时应该是存在竹简木牍一类的文字载体的。但因为竹木保存不易，目前发现最早的也就是战国时代的，所以商代以前的竹简没有能保存下来。

夏朝很可能也是在竹木上书写，但因为承载工具的原因，没有能保存下来。

但无论是成熟的甲骨文，还是文字的书写方式，都只是侧面的证明，还不足以作为主要的证据，证明夏朝的文字就一定存在。

1应该是八岁左右留头顶，13岁留全头，至于来自哪来自一个网站。

2绝对没有说古代小说中明确写出古代的孩子几岁开始留头的古代小说或有典籍证明！！！！！

（笄，读音与“激”相同 。

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后来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不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恐怖下,汉族男子被迫留既然为了同化。）

汉武帝可恨！

天象是指古代对天空发生的各种自然现象的泛称。包括太阳出没、行星运动、日月变化、彗星、流星、流星雨、陨星、日食、月食、激光、新星、超新星、月掩星、太阳黑子等。

我国古代天象记录，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尤其是关于太阳黑子、彗星、流星雨和客星的记载，内容丰富，系统性强，在科学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文学者勤于观察、精于记录的工作作风。

我们的祖先极其重视对天象的观察和记录，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曾经安排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恭谨地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了解掌握人们和鸟兽生活情况，根据季节变化安排相应事务。

尧推算岁时，制订历法，还创造性地提出设置“闰月”，来调整月份和季节。

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在传说中的尧时已经有了专职的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史载尧生于公元前2214年，去世于公元前2097年，享年117岁。他为我国古代天文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尧帝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就勤于观察天象，勤于记录。在长期的观察中，古人对太阳黑子、彗星、流星雨、客星，以及天气气象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古代天文学遗产，使我们看到了古代的天空，也感受到古代的天气气象。

黑子，在太阳表面表现为发黑的区域，由于物质的激烈运动，经常处于变化之中。有的存在不到一天，有的可达一个月以上，个别长达半年。这种现象，我们祖先也都精心观察，并且反映在记录上。

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事，是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精神训》中，就有“日中有踆乌”的叙述。踆乌，也就是黑子的现象。

比《淮南子·精神训》的记载稍后的，还有《汉书·五行志》引西汉学者京房《易传》记载：“公元前43年4月……日黑居仄，大如弹丸。”这表明太阳边侧有黑子成倾斜形状，大小和弹丸差不多。

太阳黑子不但有存在时间，也有消长过程中的不同形态。最初出现在太阳边缘的只是圆形黑点，随后逐渐增大，以致成为分裂开的两大黑子群，中间杂有无数小黑子。这种现象，也为古代观测者所注意到。

《宋史·天文志》记有：“1112年4月辛卯，日中有黑子，乍二乍三，如栗大。”这一记载，就是属于极大黑子群的写照。

据统计，从汉代至明代的1600多年间，我国古籍中记载黑子的形状和消长过程为106次。

我国很早就有彗星记事，并给彗星以孛星、长星、蓬星等名称。彗星记录始见于《春秋》记载：“613年7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

《史记·六国表》记载：“秦厉共公十年彗星见。”秦厉共公十年就是周贞定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67年。这是哈雷彗星的又一次出现。

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平均周期是76年，出现的时候形态庞然，明亮易见。从春秋战国时期至清代末期的2000多年，共出现并记录的有31次。

其中以《汉书·五行志》，也就是公元前12年的记载最详细。书中以生动而又简洁的语言，把气势雄壮的彗星运行路线、视行快慢以及出现时间，描绘得栩栩如生。

其他的每次哈雷彗星出现的记录，也相当明晰精确，分见于历代天文志等史书。我国古代的彗星记事，并不限于哈雷彗星。据初步统计，从古代至1910年，记录不少于500次，这充分证明古人观测的辛勤。

我们祖先重视彗星，有些虽然不免于占卜，但是观测勤劳，记录不断，使后人得以查询。欧洲学者常常借助我国典籍来推算彗星的行径和周期，以探索它们的回归等问题。我国前人辛劳记录的功绩未可泯灭！

流星雨的发现和记载，也是我国最早，《竹书纪年》中就有“夏帝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最详细的记录见于《左传》：“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鲁庄公七年是公元前687年，这是世界上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我国古代关于流星雨的记录，大约有180次之多。其中天琴座流星雨记录大约有9次，英仙座流星雨大约12次，狮子座流星雨记录有7次。这些记录，对于研究流星群轨道的演变，也将是重要的资料。

流星雨的出现，场面相当动人，我国古记录也很精彩。

据《宋书·天文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三月，月掩轩辕……有流星数千万，或长或短，或大或小，并西行，至晓而止。”这是在公元461年。当然，这里的所谓“数千万”并非确数，而是“为数极多”的泛称。

流星体坠落到地面便成为陨石或陨铁，这一事实，我国也有记载。《史记·天官书》中就有“星陨至地，则石也”的解释。至北宋时期，沈括更发现以铁为主要成分的陨石，其“色如铁，重亦如之。”

在我国现在保存的最古年代的陨铁是四川省隆川陨铁，大约是在明代陨落的，1716年掘出，重585千克。现在保存在成都地质学院。

有些星原来很暗弱，多数是人目所看不见的。但是在某个时候它的亮度突然增强几千至几百万倍，叫做“新星”；有的增强到一亿至几亿倍，叫做“超新星”。

以后慢慢减弱，在几年或10多年后才恢复原来亮度，好像是在星空做客似的，因此给以“客星”的名字。

在我国古代，彗星也偶尔列为客星；但是对客星记录进行分析整理之后，凡称“客星”的，绝大多数是指新星和超新星。

我国殷代甲骨文中，就有新星的记载。见于典籍的系统记录是从汉代才开始的。《汉书·天文志》中就有：“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房就是二十八宿里面的房宿，相当于现在天蝎星座的头部。汉武帝元光元年是公元前134年，这是中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第一颗新星。

自殷代至1700年为止，我国共记录了大约90颗新星和超新星。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1054年出现在金牛座天关星附近的超新星，两年以后变暗。

1572年出现在仙后座的超新星，最亮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午肉眼都可以看见。

《明实录》记载：

隆庆六年十月初三日丙辰，客星见东北方，如弹丸……历十九日壬申夜，其星赤**，大如盏，光芒四出……十月以来，客星当日而见。

我国的这个记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我国历代古籍中还有天气、气象的记载。

夏代已经推断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相关的正南北线。

商代关注不同天气的不同现象。甲骨文中有关于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和描述。

西周时期用土圭定方位，并且知道各种气象状况反常与否，均会对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诗经·幽风·七月》，记载了天气和气候谚语，有关于物候的现象和知识；《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学著作。

春秋时期，秦国医学家医和开始将天气因素看做疾病的外因；曾参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

《春秋》将天气反常列入史事记载；《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影响军事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指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

战国时期，重视气象条件在作战中的运用。庄周提出风的形成来自于空气流动的影响，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以使水蒸发。《黄帝内经·素问》详细说明了气候、季节等与养生和疾病治疗间的关系。

秦代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地必须向朝廷汇报雨情，以及受雨泽或遭遇气象灾害的天地面积。《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大类。

汉代列出了与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且出现了测定风向及其他天气情况的仪器。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指出了雨滴的大小疏密与风的吹碰程度有关。

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指出雷电的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提出梅雨、信风等名称。

三国时期，进一步掌握了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数学家赵君卿注的《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了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

两晋时期，“相风木鸟”及测定风向的仪器盛行。东晋哲学家姜芨指出贴近地面的浮动的云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晋代名人周处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

南北朝时不仅了解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开始探索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生产。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充分探讨了气象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用熏烟防霜及用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将七十二气候列入历书；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里最冷的时期。

隋唐及五代时期，医学家王冰根据地域对我国的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隋代著作郎杜台卿《玉烛宝典》，摘录了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乙已占》，记载测风仪的构造、安装及用法。

宋代对于气象的认识更为丰富和详细，在雨雪的预测及测算方面更为精确。

北宋地理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涉及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南宋绍兴酒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4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测算平地雨雪的深度。

明代工部尚书熊明遇《格致草》，根据西洋科学原理，辨析了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的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所设计的“日火下降、气上升图”，系统地说明对流性天气的形成。

清代译著《测候丛谈》，采用“日心说”，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使地面变热以及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岁月推移，天象更迭。我们祖先辛勤劳动，留下宝贵的天象记录，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勤于观测的严谨态度，无一不闪烁着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辉。这些，是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对今后更深刻地探索宇宙规律，都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关于献诗说，先秦古籍中曾有记载：《国语·晋语六》载范文子语说：“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 《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鼓献曲，……师箴，瞍赋，曚诵。” 公卿烈士献诗的目的主要是动用诗歌进行讽谏或赞颂，表达对政治的评价。《诗经》中有些作品为此说提供了可靠的内证，如“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以上所举内证、外证可以证明当时确实存在公卿献诗的制度。用诗于政教的献诗制度涉及到诗歌创作与运用，体现出“主文谲谏”的文化传统。

我们是华夏儿女，这是大家的共识。也知道我们的第一个朝代是夏。这是我们普遍的一个认知，但这却不是史学界乃至世界的认知。关于这个距今已有4000的历史的朝代到底是真是假，一直在史学界都颇有争议。因为关于“夏朝”可以考证的历史文献实在太少。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的夏朝文物出现。应该说，中国有比较准确的历史记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前的记载，即使是商朝和西周，也都比较模糊。但却有商朝和西周的具体文物出现。至于夏朝，只能说有商朝之前的文物出现，但无法证实这些文物是夏朝这个国家的。因此关于夏朝是否存在过，国内外不少专家对此都抱有怀疑态度。

首先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从商朝的甲骨文当中，找到任何关于夏朝的史料，而夏朝历史大多来自周朝的西北各少数民族“戎”文化中，关于商夷的神话传说。包括《尚书》的《康诰》《召诰》《多士》《君奭》《多方》《立政》等记载夏朝的史料，经考证也都来源于西周初年。

杨宽先生认为“夏”的称呼，是出自《诗经·商颂》第四篇《长发》中的一句诗：“禹敷下土方”，因为“下”“夏”经常通“假”，所以大禹成了夏朝的开国国君，陈梦家先生认为夏朝很可能是来自商朝的世系分化而来，大禹实际上是商朝的祖神。考古学家陈淳先生则认为“夏是西周统治者杜撰的朝代”。其次上承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下启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安阳殷墟文化中，都提到商汤都城西亳就在偃师。1959年夏，72岁高龄的徐旭生亲自奔赴豫西地区，对“夏墟”进行实地调查，踏察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重要遗址，这处遗址的断代大致是公元前1950—前1700年。

但在已经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中提到过夏朝，起初史学界认为二里头是夏都。

后来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队在河南偃师县城西发现了一处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偃师”，由于二里头文化遗址距商都城“偃师”的遗迹只有7公里，因此很有可能它只不过是商朝早期的文化遗址而已。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楚简中《厚父》一文中记载了“厚父”和“王”对话的故事。“厚父”则是“王”的臣子，他对“王”讲述了夏朝的兴衰。

其中就提到兴起的大禹以及衰落的孔甲。但这个“王”是谁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认为是商王太甲，也有人认为是周武王。不管怎么样，就但从目前的考古来看，能证明最早的一个王就是“禹”。历史学家晁福林先生说“禹是站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伟人。他为英雄时代做了总结，又为文明时代铺平了道路”。

无论如何，即使“禹”是存在的那也不代表夏朝就存在，如胡适、顾颉刚和郭沫若，就认为夏朝不应该存在，而是周朝为了推翻商朝，证明自己合法地位，故意杜撰出来的产物。但我们的不能确定事情，却在一本书上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公元279年，西晋人在战国魏襄王的墓中发现了一本史书《竹书纪年》，这本书一共13篇，讲述了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的故事。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

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记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 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这本书明确记载了“夏朝”统治期间从禹至桀共有17位帝王，将有王与无王合起来计算，共计471年。由此可见史学家的考古发现还有很靠谱的，最起码说明“禹”是夏朝的开国国君这点是对的。

但唯一和《竹书纪年》出入大的就是，此书说夏朝是真实存在的，但史学家却认为夏朝要么是商朝的世系分化而来，要么是周朝为了推翻商朝，证明自己合法地位，故意杜撰出来的产物。这点和《竹书纪年》上的区别就很大了，那么这本书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不妨从能证明的部分来进行推敲就不难知道了，根据第10、11、12卷记载的东周时期晋国、魏国到魏襄王20年、周隐王16年。即公元前770—公元前299年共472

年之史事，史学家经过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考察，发现不但和《竹书纪年》的记载相吻合，甚至这本书还为他们解答了一些古籍解决不了的难题，因此战国史家皆认为《竹书纪年》所记是真实的。可如今这本书到现在史学家的手中，其真实性就难免不被人怀疑，因为年代相差太远谁知道有没有人修改过？然而有史学家拿《竹书纪年》的内容和《史记夏本纪》对比过，发现其内容基本相同。

就连考古，在宋代宣和时期临淄出土的一组春秋青铜器叔夷钟的铭文上，记载的就是成汤讨伐夏朝的故事。这也和《竹书纪年》中：“

汤灭夏，以至于受。”的说法相同。由此可见夏朝是存在的，虽然《竹书纪年》对于夏朝的资料确实算不上太详细，但它也是目前来说最具权威，最有说服力，也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这本书在史学界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