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姓氏字号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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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字号摭谈

文/阙维杭

古代人在本名之外，大多另有字，这风气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普遍了。《礼记·曲礼上》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贵族男子二十岁时(成年)行加冠之仪而取表字，女子出嫁(成年)之时可以盘发插笄(簪子)了，也要取字；故后来亦称女子许嫁为“字”，如：待字，字人，等等。看起来，这取字的规矩最初是囿于上层社会的圈子，但后来渐渐打破了界限，一般平民也多取字，相沿成习。

那么，字与名是什么关系呢《颜氏家训·风操》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广义的理解，字不妨是名的含义的诠释，也可以是名的内涵的发挥。例如诸葛亮字孔明，关羽字云长，鲍照字明远，陶潜字渊明，白居易字乐天等等，都是词义互见，相辅相成的。苏轼，字子瞻，假如我们知道“轼”字的古义是指车子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子”则系夫子自称，那么凭栏而望称之为“瞻”也就是顺理成词了。他的另一个表字“和仲”很少用，“仲”是二的意思，苏轼排行第二，加“和”字则含有吉祥意，了解这些字的本义再看表字，含义就明确了。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字裕之，人“好问”而学识“裕之”，这字取得实在妙；清代戏曲家李渔的字为“笠翁”，则又可谓以俗字见雅趣了。也有的干脆拆名为字，简便好记，如清代诗人舒位字立人，尤侗字同人。又有些人喜欢取许多字，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文人中多字的冠军，大概要算清初杭州肖山的毛奇龄(一名甡)，他一字两生，又字大可、齐於、于、初晴、晚晴、老晴、秋晴、春迟、春庄、僧弥、僧开等等，真是随心所欲，莫名其妙了。

至于文人学士在名、字之外再取别号，也是不可少的雅事，而这号又往往比字取得更玄乎乃至无迹可寻，但大多数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少人喜欢以曾经居住或逗留过的地名风物为号，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李白五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之青莲乡，后因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后，“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取“东坡”为号还有仰慕白居易的意思，因白居易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曾于东坡屋地栽花自娱，诗尝数言及“东坡”，苏慕而效之，遂以为号。苏轼的这个号在文坛与民间最为普及，他其他的别号多达三十余个，有以排行、籍贯称的，如：大苏(以别于其弟苏辙)、峨眉先生、眉山公；有以职官学名行世的，如：苏使君、苏贤良、西湖长；也有因人格、诗风自称或被人称，以及旨在揄扬胸臆的，如：坡仙、谪仙人、狂副使，不一而足。从他的这许多名号也可见出古人取号的广泛与无限制，多号也就习以为常了。不少的文人还因传闻轶事或佳句而得号，如晚唐温庭筠年轻时参加科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这很近于是一种绰号或谑称了。宋代词人张先因有三句写“影”的佳句，被誉称为“张三影”；元末袁凯因咏白燕诗出名，人呼“袁白燕”；清初王士禛作《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一时称善，遂号为“王桐花”。这些都是以诗名人的例子。以署邸、书斋名为号也是文人的一种惯例，清代诗人袁枚在江宁(今南京市)小仓山筑随园定居，因号“随园老人”；清代藏书家钱曾的藏书楼名叫“也是园”，他的号就称为“也是翁”。

近代文人多号达数十个的有苏曼殊、姚民哀两位，有人作打油诗戏称他俩：“一人数十百名字，从此阎王捉不来。”提倡白话文以后，也有人开玩笑在报上把名号译成语体，如称丹翁为“通红老头子”，君博为“皇帝赌钱”，令人忍俊不禁。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出自《孟子·公孙丑下》，指站在正义、仁义方面，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帮助；违背道义、仁义，必陷于孤立。文章通过对“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递进。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天时1不如地利2，地利不如人和3。

三里之城4，七里之郭5，环6而攻之7而8不胜。夫9环而10攻之，必有得天时11者矣，然而不胜者，是12天时不如地利也13。

城非不高也14，池15非不深也，兵革16非不坚利17也，米粟18非不多19也，委20而21去22之23，是24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25曰，域26民不以27封疆之界28，固29国30不以山溪31之险32，威33天下不以34兵革35之利。得道者36多助，失道者37寡38助。寡助之至39，亲戚畔40之。多助之41至42，天下顺43之。以44天下之45所顺，攻亲戚46之所畔，故47君子有48不战，战必胜49矣。[2-3]

注释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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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句注释

1天时：指有利于作战的自然气候条件。

2地利：指有利于作战的地理优势。

3人和：指人心归向，上下团结。

4三里之城：方圆三里的内城。城：内城。

5郭：外城。在城外加筑的一道城墙。

6环（huán）：包围。

7之：代这座城

8而：连词表转折。

9夫：句首发语词，不译。

10而：连词表递进。

11天时：指有利于攻战的自然气候条件。

12是： 这。

13也： 表判断语气，“是”。

14城非不高也：城墙并不是不高啊。非：不是。

15池：护城河。

16兵革：泛指武器装备。兵，武器；革，甲胄，用以护身的盔甲之类。

17坚利：坚固精良。利：精良。

18米粟（sù）：粮食。

19多：充足。

20委：抛弃。

21而：然后

22去：离开。

23之： 代词，代“城”。

24是：代词，这

25故： 所以。

26域：这里用作动词，是限制的意思。

27以： 凭借。

28封疆之界：划定的边疆界线。封，划定。封疆：疆界、边境。

29固：巩固。

30国：国防。

31山溪：山河。

32险： 险要的地理环境。

33威： 威服。

34以：凭借，依靠之意。

35兵革：本意是“兵器和铠甲”，比喻“武力、军事”。

36得道者：实施“仁政”的君主。者，什么的人，此处特指君主。道，正义。下同。

37失道者：不实施“仁政”的君主。

38寡：少。

39之至：到达极点。

40畔：通“叛”，背叛。

41之：意思是“到、到达”。

42至：意思是“极点”。

43顺： 归顺，服从。

44以： 凭借。

45之： 主谓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46亲戚：内外亲属，包括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

47故： 所以。

48有： 要么，或者。

49胜：取得胜利。[3] [4]

白话译文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条件，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方圆三里的内城，方圆七里的外城，包围着攻打它却不能取胜。包围着攻打它，必定是得到了（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这样却不能取胜，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条件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武器装备不是不尖利，粮食不是不充足，但守城者弃城而逃走，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上下团结。所以说：使百姓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其它的地方去，不能依靠划定疆域的界限，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威慑天下不能靠武器装备的强大。施行仁政的人，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人，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内外亲属都会背叛他。帮助他的多到了极点，天下人都归顺他。凭借天下人都归顺他的条件，攻打内外亲属都背叛他的人，所以君子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胜利。

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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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出身于鲁国贵族，他的祖先即是鲁国晚期煊赫一时的孟孙。但当孟子出生时，他的家族已趋没落。春秋晚期的大混乱，使他们的家族渐趋门庭式微，被迫从鲁迁往邹。再以后历事维艰，到孟子幼年时只得“赁屋而居”了。 孟子父母的状况，今已不可考。流传下来的只知孟子幼年丧父，与母亲过活。为了孟子的读书，孟母曾三次择邻而居，一怒断机。 孟子从40岁开始，除了收徒讲学之外，开始接触各国政界人物，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自己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倡“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认为善性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本性，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

　无论新旧文化怎样激烈的碰撞，无论东西方文明怎样相互融合、渗透，棉队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我们都无法漠视和背叛，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身份标志。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30部国学经典，欢迎阅读。

　阅读的方度，改变生命历程的长短;阅读的深度，决定思想境界的高低。 无论新旧文化怎样激烈地碰撞，无论东西方文明怎样相互融合、渗透，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我们都无法漠视和背叛，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身份标志。从春秋战国诸子并起，中国历史虽然朝代兴替，世事沧桑，但中华文化却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浩如烟海的国学经典是使中华文明屹立于人类文明史的明证。

《论语》

　被公认为世界十大名人之一的孔子是影响中国文化，政治，制度等最深远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记录他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被中国称为"致圣"。

《道德经》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所著的《道德经》博大精深，两钱多年来，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乃至普通百姓，纷纷从中汲取智慧。

《庄子》

　庄子是道家集大成者，在战国时代那个动荡喧嚣的环境中，他的思想映射出一片宁静的光辉。《庄子》一书堪称中华民族深邃而充满内蕴的思想，资源与哲学宝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每一个人的灵魂。

《孟子》

　被誉为儒家"亚圣"的孟子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百世之师，是因为其著作《孟子》中体现的深刻思想。孟子的一腔"浩然之气"，以及："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操钱年之后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

《墨子》

　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的强本节用，强国富民的经济理论，非攻反战，防御自卫的军事思想。别开生面，体系完整是逻辑学说。

《荀子》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采，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苟况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 荀子看称集大成者。

《韩非子》

　《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 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 文学价值。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 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 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On War)还早2300年。

《左传》

　《左传》散文艺术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善于写人。《左传》虽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并非自觉描写人物，但毕竟涉及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全书有姓名可稽者，几近三千之众。其中形象较为鲜明、具有一定个性者为数不少。作者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描述，刻画了许多各具性格特征的动人形象。《左传》散文艺术的又一突出成就是工于记言。春秋时列国外交空前频繁，行人聘问讲究外交辞令。这些外交辞令经《左传》采录后精心提炼，都已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

《楚辞》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 秦国 丞相 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但舍弃了其中消极的成分。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史记》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 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 纪传体通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书》

　《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从此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史通·六家》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刘知几的这个评价，今天看来还是很公允的。

《论衡》

　《论衡》书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学)，而且它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因此，后人称《论衡》书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书。尽管《论衡》书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它对今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嵇康集》

　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9銍(今安微 宿县西南)人。与魏宗室通婚，官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为"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齐名。因倡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权之司马氏集团，遭钟会构陷，为司马昭所杀。在哲学上，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均禀受元气而生。又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主张返回自然，厌恶儒家烦琐礼教。鲁迅称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与山世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格清峻，有《幽愤诗》传世。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感情。善鼓琴，所弹《广陵散》尤著名，并作《琴赋》，对琴之奏法及表现力，均作细致描写。所著有《嵇中散集》，已散佚。后人辑本，以鲁迅所辑校《嵇康集》为最详备。

《陶渊明集》

　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仆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几如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主要部分。总论5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文体论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主要文体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创作论19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问题;批评论5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专门探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这部著作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其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正如作者在《附会篇》中所说："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其体大精思，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

《六祖坛经》

　在《坛经》中所见的如来藏系统的经典，除以上所举的《大涅盘经》和《维摩经》之外，尚有《菩萨戒经》、《法华经》、《华严经》、《观无量寿佛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等。

《韩昌黎文集》

　《韩昌黎文集》盛世中唐的瑰丽诗文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与《史记》重合战国——汉武帝的部分。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

《苏东坡全集》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其文学精神更直得后人学习。

《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 《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所以要看看哦!

《传习录》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其深刻的影响。本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对它作现代解释并力图克服其偏失。

《焚书》

　李贽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64岁高龄时著《焚书》，又称《李氏焚书》，6卷。他死后由门人汪本轲编辑成集，刻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续焚书》，5卷。两书收录了这位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生前所写的书信、杂著、史评、诗文、读史短文等，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是我们研究李贽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著作。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他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同上)。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真可谓一针见血，句句中的。

《日知录》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和政治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但开有清一代学风，而且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也从他那里吸取了精神力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木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明夷待访录》

　本书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读通鉴论》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晚年的历史评论性著作。

　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读通鉴论》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己矣。"卷二十四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作者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代以下，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卷一，被分封行郡县变革的成功是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作者还进一步带证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卷一，秦始皇是出于"私天下"的动机而实行郡县制的，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过秦始皇主观动机这一偶然性体现出来的。

《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概述龚自珍，清代思想家、文学家，是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从小勤奋好学，15岁开始写诗，但屡试不第，38岁才中进士，做了几任小京官。他对清朝的思想统治不满，不愿和统治者合作，终于在鸦片战争前一年辞官回家。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著名的是《己亥杂诗》共350首。

《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三洞之中，每洞又分为十二类，也称十二部。第一本文，指道经的原本真文；第二神符，指以符篆咒语为主的道书；第三玉诀，是注解道经的文字；第四灵图，是以神灵图像为主的道书；第五谱录，记神仙谱系；第六戒律，收道教的清规戒律及功过格一类典籍；第七威仪，记道教各种礼仪制度，如斋醮、祀神、请经等仪式；第八方法，记修行与招魂制鬼之法；第九众术，记炼丹及变化之术；第十记传，指道史及神仙传记；第十一赞颂，是以赞词、颂偈为主的道书；第十二表奏，列斋醮、祭祀所用的章表、奏疏等程式。由于三洞各十二部，合为三十六部，故“三十六部尊经”也成为一切道经的代称。十二部分类比三洞、四辅较为切合道书的实际情况，特别如戒律、神符、威仪等目是根据道书特点而确定的部类，切实可用。但也有不足之处，如“本文”和“玉诀”，将道经正文和注释分为二日，既不便查阅也不便利用；“方法”与“众术”分为二日，也界限不明，容易混淆；“赞颂”与“表奏”是从文体上区分，又与按内容区分的各类体例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