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神文化之乡发源地在卫辉

古代时期

卫辉市，殷商时为畿内牧野地。周武王灭纣，封邶、鄘、卫三国，此地属鄘。成王平武庚叛乱后，邶、鄘并于卫，此地属卫。

春秋时期，卫遭狄侵，戴公东渡，此地更属于晋。战国时期，属魏，始有汲邑之称。秦初属河东郡东境，后属秦河内郡。

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始置汲县，属河内郡。十一年（公元前196），封公上不害于汲，称终侯（即汲绍侯），国名汲。东汉顺帝年间（126至144），县令崔瑗筑县城于汲城村。

三国时期，属曹魏朝歌郡。西晋泰始二年（266），设汲郡，郡治汲城。辖汲县、朝歌、共县、获嘉。

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迁郡治于枋头（今浚县枋城），孝文帝太和二年（488），郡治复迁汲县。东魏兴和二年（540）夏，西魏行台宫延和、陕州刺史宫元庆率户归属东魏，侨置义州于陈城（今城区城关），辖伍城郡、伍城县等7郡19县。北齐废义州存伍城郡。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废汲郡、伍城郡，置卫州，州治朝歌，改汲县为伍城县，属卫州，县治设陈城，原汲城县治废。

隋文帝开皇六年（586），改伍城县为汲县。炀帝大业三年（607），改卫州为汲郡，郡治卫县（今浚县卫贤），汲县属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设义州，州治汲县。武德四年（621）废义州，汲县改属卫州，州治卫县。贞观元年（627），州治移汲。辖汲县、卫县、共城、新乡、黎阳五县。

五代属卫州，州治汲县。

宋属卫州，州治除先后短时间迁共城和胙城外，其余时间均在汲县。

金属卫州河平军，世宗大定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186至1188）州治曾迁共城，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迁胙城。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0），属卫辉路总管府，路治汲县。领录事司、辉州、淇州。辖汲县、新乡、获嘉、胙城四县。

明、清属卫辉府，府治汲县。先后辖汲县、胙城、新乡、获嘉、淇县、辉县、延津、浚县、滑县、封丘、考城11县。

民国时期

民国2年（1913），废府设道，属河南

镇国塔

省豫北道，道治汲县。民国3年豫北道改称河北道。辖汲县、武陟、安阳、汤阴、临漳、林县、内黄、武安、涉县、新乡、获嘉、淇县、辉县、延津、浚县、滑县、封丘、沁阳、济源、原武、修武、孟县、温县、阳武24县。

民国16年（1927）废道，实行省县两级制，汲县直属河南省。

民国22年（1933）2月，河南省划分为11个行政督察区，汲县属第三行政督察区。

民国30年（1941）末，河南省改划为13个行政督察区，汲县属第十三行政督察区。

民国33年（1944）9月，又改属第三行政督察区，直至县城解放。

1943年5月，中国***领导的汲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西北部山区柳树岭村成立，属太行行署第七专员公署领导（以下简称太行专署）。

1944年12月，汲县抗日民主政府与淇县抗日民主政府合并，成立汲淇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仍属太行七专署。政府机关先后驻正面、狮豹头、小店河、塔岗等村。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汲淇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汲淇联合县民主政府。10月改属太行五专署。

1946年6月，汲淇联合县民主政府改属太行三专署。

1947年3月，撤销汲淇联合县，成立汲县民主政府，属太行五专署。

1948年11月7日，县城解放，县政府机关迁驻县城。划城区和城郊部分村庄成立卫辉市，与汲县同属太行五专署。

1949年2月，撤销卫辉市，其辖区复归汲县，汲县改属太行四专署。5月，汲县改属太行区新乡专署。8月，平原省建立，汲县属平原省新乡专署。

建国以后

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改属河南省新乡专署。

1983年9月1日，改属河南省新乡市。

1988年10月，撤销汲县，建立卫辉市，属河南省直辖，由新乡市代管。

华夏九州之说

九州之称，由来已久。关于它的含义，研究者颇多，成果亦颇多，但仍未能彻底搞清。笔者不揣浅陋，在此继承前人成果，再做一辨，以求教于学界。

关于九州，目前学界已达成一点共识，即“九州”原是虚指，后来才逐渐具体化。这是非常精辟的。从字面上看，“州”字金文中写作“A”，正象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之形，《说文解字》第十一下曰：“水中可居曰州。”可知其本意当与《诗经·王风·关雎》中“在河之洲”中的“洲”字略同，与行政区划无关。古时降水丰沛，人们往往居于傍水的高丘之上，因而“州”又成为居住区域的名称，遂有“夏州”、“戎州”、“平州”、“阳州”、“外州”、“瓜州”、 “舒州”、“作州兵”之说，犹如“商丘”、“雍丘”、“作丘甲”之类。“九”字之意有二：一是确指，如“八年之中，九合诸侯”之“九”；一是虚指，表示很多，如“九山”、“九川”、“九泽”、“九薮”、“九原”等之“九”。既然“州”是很小的地理存在，“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九”就不可能是确指，而应是虚指。所以从本意上讲，“九州”决非指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而当是众多有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的总称；由人之故，又引申为“全国”的代称，犹“天下”、“四海”之谓。

到后来，“九州”终于具体化为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因在现有可靠资料中，具体的“九州”只见于战国，而未见于春秋，所以其时间可能在战国初期。对此大家异议不多。这里的关键是，这具体的九个州域，文献诸说却很不相同，为什么会这样呢？为研究方便，先将文献诸说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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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夏官·职方氏》曰：“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逸周书·职方解》与《周礼》全同，考虑到《周礼》较有系统，很可能是《逸周书》抄袭的《周礼》。）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曰：“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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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禹贡》：“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为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尔雅·释地》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杨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九州。”

《淮南子·地形训》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兖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申土。”

《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河图》曰：“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昂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

《初学记》卷八州郡部总叙州郡第一引《河图括地象》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昆仑之墟，下洞含右；赤县之州，是为中则。东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一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正北曰玄州一曰宫州，又曰齐州，东北曰咸州一作薄州，正东曰阳州。”

上述材料虽然联系密切，但区别也很明显，尤其是前四条与后三条之间差异更大。如各条中均有弇州（或作兖州，弇、兖字通。《初学记》形讹作拾州），但前四条定位在济、河间，后三条则定位在“正西”；冀州、阳州（形讹作扬州、杨州，阳古作阳）也是如此。所以上述材料应当基本分为两派：前四条为一派，可暂称为《周礼》派；后三条为一派，可暂称为《河图》派。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两派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周礼》派各家虽然也略有差异，但“九州”所包括的地域基本符合周朝的统治范围，并且各州分布亦与汉晋分布大致相同，易于理解，并无多少疑点，疑点最多的是《河图》派。《河图》派既曰“正西弇州”，而弇州就在山东西部（或曰济、河之间），古来如此，至今仍然，那“九州”范围岂不只限山东地区了吗？并且《河图》派有八个州均按以东南西北确定的八个方位分布着，正中则是冀州，为什么九州分布这么均匀呢？为什么冀州会是中心呢？

笔者前曾发表系列文章，论证了自黄帝始的先夏氏族和夏氏族可能都起于山东，夏代中晚期乃渐西迁至于河南的观点。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则《河图》派的诸种疑点都能迎刃而解。如果禹治水等活动的范围就在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地区，那根据茫茫禹迹所画的九州（虚指）自然就只能限于山东。后来（战国初期）九州具体化，如果明白真相的话（已有很多人不明真相了，如《左传·昭公元年》），学者仍会将它限于山东，在山东境内寻找要确定为州名的地名。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否则，如果九州原本就囊括整个黄河、长江流域，山东又长时期不再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学者们又怎能将它完全压缩到山东境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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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河图》派九州现在多能在山东境内找到地名来源。具体如下：

弇州，即今兖州。今市西30里有山名嵫山，大概因有奄国在附近，所以嵫山又名崦嵫山、奄山，为神话中日之所入。其上有神称弇兹，《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海渚中有神，……名曰弇兹。”西海即古之大野泽，在嵫山之西。弇州之名盖源于此；台州（或讹作括州、柱州），《列子·黄帝》曰：“华胥氏之国在兖州之西，台州之北。”地难考实。或谓源于古台县，《山东通志》卷三十三疆域志古迹一济南府历城县条云：“台县古城，在县东八十里，春秋齐邑，汉置县，属济南郡。高帝六年，封东郡尉戴野为台侯。”在今济南市东北30里，但台、台二字古异，疑非；玄州，《庄子·在宥》曰：“尧……流共工于幽都。”《尚书· 尧典》曰：“流共工于幽州。”玄、幽意同，或即幽州，地难考实。或作济州，泰沂山系之北古有济水流过（今为黄河河道），依此而名济州，亦通。薄州（一作咸州），山东东北部古有薄姑氏，《史记·周本纪》曰：“迁其（奄）君于薄姑”，在博兴县东北15里，薄州之名盖源于此。

阳州，为神话中日之所出，山东东部古有阳国，《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古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见《春秋·闵公二年》。益都今有河名阳水，莱州古有阳邱山（《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八莱州府云：“阳邱山在掖县东南三十里，亦名马鞍山。”今名大泽山），都可能与阳国有关。阳州之名盖源于此；神州，《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地难考实，惟《姓苑》云：“琅邪有神氏”，不知是否有关；昂州（或作次州），地难考实；戎州，山东西南部古有徐戎，《左传·隐公二年》云：“公会戎于潜。”即是。戎州之名盖源于此。

冀州，位居正中。文献中言之较多，如《楚辞·离骚》曰：“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曰：“冀，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但均未指出具体所在。我们只能根据其它材料做一估计。

现在所知最早与冀州结下关系的恐怕就是黄帝和蚩尤了。《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使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遂杀蚩尤。”《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其它有关黄帝战蚩尤的材料还有，《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盐铁论·结和》：“黄帝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

赤帝即炎帝，又号大庭氏，在今曲阜市附近。空桑即穷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穷桑，少皞之号也。……穷桑地在鲁北。”穷桑很可能就是宁阳县与曲阜、泗水两县交界处的小山脉。黄帝所居，即轩辕之丘，《山海经·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在（此）[其北]，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一曰]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一曰]在轩辕国北。”既曰 “不敢西射”，则轩辕丘当在穷山西，“一曰”者并不可靠。穷山即穷桑，地在“鲁北”，可见轩辕之丘当在曲阜西北。《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曰：“封黄帝之后于铸。”铸后为蛇丘县治，在今泰安市西南夏张镇南故县村，正在曲阜西北。既封其后于此，可能此即古轩辕之丘所在，至少不会太远。涿鹿即蜀禄、烛龙、九淖，为古蜀族。《左传·宣公十八年》曰：“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在今泰安市西。可见这里远古确有蜀族。又《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是谓烛龙。”章尾（yǐ）山即钟山，又名舂山、东山。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该山很可能即今蒙山山脉的主峰龟蒙顶。若果如此，则古蜀族当原在平邑县东北一带。

冀，金文作“B”正象双角鬼脸人形。中国古有崇鬼风俗，冀州当即鬼州之意。梁《述异记》卷上曰：“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首？]，四目六手。……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正是鬼的形象。蚩尤被杀于冀州，看来应是被杀于他的老巢。赤帝、黄帝、穷桑、涿鹿既然都在汶泗上源，由此分析，蚩尤、冀州也应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述异记》又曰：“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山东地区蚩尤遗迹很多，并且也有蚩尤戏，据马德怀先生说：“早年山东泗水县民间保存了此项传统。”也可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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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具体说来，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洋水很可能就是流穿今新泰市境内的今柴汶河，为汶河的支流之一。关于柴汶河，学界有一定争议。依《水经·汶水注》，古柴汶河原名淄水，因流经柴县故城（今新泰市柴城村）北而“世谓之柴汶河”，但其源头并非今东周河，而是今羊流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曰： “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成在今宁阳县东北90里，足证古柴汶河确名淄水，郦说当有所据。至于今东周河，《水经·洙水注》则以之为古洙水之源，西南流入泗水。但是今东周河与泗水之间隔有关山，不可能相通，也就是说今东周河不可能是古洙水的上源，而只能向西流注淄水（古柴汶河）。郦道元必是失察。至于《山东通志》言洙水之源在关山，且言小汶河（即今东周河）约在元明时汇夺淄水，那汇夺之前小汶河又流向哪里呢？总不至于自淤成渊吧？所以小汶河当自古就是淄水的一条支流，其名可能曾是洋水。《归藏·启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如果羊水就是洋水，蚩尤又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则羊水只能是以今东周河为源的今柴汶河，蚩尤只能在今新泰市境内。这是很有可能的。若果如此，冀州之地也就在今新泰市境内。

换个角度说，《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平阳县条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广弘明集·对傅奕废佛僧事》引古本《纪年》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由此可知，尧都平阳应无问题。那平阳又在哪里呢？查阅文献，古名平阳者共有四处：一在山西，《左传·昭公廿八年》：“赵朝为平阳大夫，”《水经·汾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晋烈公元年，韩武子都平阳。”今临汾市治；一在河南，《左传·哀公十六年》曰：“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今滑县东南；两在山东，《春秋·宣公八年》曰：“城平阳。”今新泰市治；《左传·哀公廿七年》： “越子使后庸来聘，……盟于平阳。”杜注：“西平阳。”《水经·泗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齐田肸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今邹城市治。

尧在河南并无证据，所以滑县之平阳为尧都的可能性很小，基本可以排除。尧在山东的证据则较多，因而新泰、邹城两处之平阳有一处为尧都是有可能的。进一步说，顾祖禹评论泰安州的形势曰：“州北阻泰山，南临汶水，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山东形胜，莫若泰山；泰山之形胜，萃于泰安。由此纵横四出，扫定三齐，岂非建瓴之势哉！”而这种“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的形势在泰安州中尤其体现在新泰县（现设市）。据考古学研究，山东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乃是鲁中南山地及其周围一带，新泰正处于该范围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尧虽然可能起于今菏泽地区，但设都于新泰一带，居中以驭四方却是极有可能的。就此而言，僻处西南的邹城是无法相比的，也就是说，如果尧在山东的话，其都平阳最大的可能是在新泰。尧在山西证据也较多，临汾之平阳为尧都虽不能完全肯定，但也无法完全否定。但既然尧在山东比在山西的可能性更大，证据也更多，那尧都平阳之在新泰也就比在临汾更具可能。综而言之，新泰的平阳最有可能是尧都。《左传·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陶唐即尧的氏族，其在冀州既明，而都邑平阳最可能在新泰，也就是说古冀州最有可能是在今新泰市境内。

明白了这一点，《河图》派九州的分布十分均匀、冀州被称为“正中”的原因就好理解了。《河图》派九州说也就并非无稽之谈了。后来，据《孟子·万章上》说：“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曰：“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可知，舜、禹皆可能都于尧都平阳，皆可能都于今新泰市境内。今市西有禹村镇，历史悠久，为这种可能又提供了一条佐证。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然是与新泰的地理形势（正中）有关了。近来学界已达成共识，周代所封夏后之杞曾长期居于今新泰境内。为什么会如此呢？恐怕是与禹可能都此有关！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疆域的扩大、对古史的遗忘，人们已经很难读懂实际保存了历史真相的《河图》派九州说了。于是便依据当时中国的版图来误读和改写它们，从而产生了《周礼》派九州说。甚至我们还可根据《周礼》派各家所保存的原貌的多少（如正东、正北、正西、正南、东南、东北等以方向定位置的词语）来大体判断其产生时间的早晚，即可能《周礼》最早、《吕氏春秋》其次、《禹贡》再次、《尔雅》最后。后来，邹衍又提出大小九州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恐怕就是邹衍既见两种“九州”说而又不能解其乖异，遂折中而言的结果。

公元4世纪初，西晋上有宗王内战，下有灾民流移，当此多事之秋，被称作“五胡”的内迁非汉民族相继建政，或盘踞一方，或攻入中原。晋朝政府迅速丧失对黄河流域的控制，怀、愍二帝惨遭俘虏和杀害。318年，坐镇建康（今江苏南京）的琅邪王司马睿，在南迁士民和江东大族的联合拥戴下登上帝位，建立东晋。打回老家去，是东晋王朝的头号目标，是它政权合法性的第一来源，故其首要之敌，是在北方次第立国的前赵（329年亡）、后赵（351年亡）、前燕（370年亡）、前秦（394年亡）、后秦（417年亡）、后燕（409年亡）、南燕（410年亡）等胡族政权。上述各国的国运都不怎么样，从君主称帝之年算起，长者三四十年，短者十余年，皆告衰亡，虽曾对东晋构成莫大威胁，却无一能与后者长期对抗。

淝水之战前秦溃败，短暂臣服苻坚的他族首领乘势独立。386年，鲜卑贵族拓跋珪在草原复国，十余年间，败后燕、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称皇帝，将疆域展至黄河北岸。与之相继踵，东晋方面，将军刘裕开启“气吞万里如虎”的北伐大业，先后消灭南燕、后秦，据有青齐，顿兵关洛，与拓跋氏的北魏（内部长期沿用代国旧称）隔河相望。420年，刘裕代晋建宋，尔后，南方禅代传国的宋、齐、梁、陈，与北魏及其继承者东西魏、北齐北周、隋朝之间有战有和，直至589年归于一统：这南北对峙的170年，史家习称为南北朝时代。

12至13世纪的中国，也呈现过长达150年的南北对峙局面，南为南宋，北为金、元（蒙古）。南宋的文人士大夫，常以东晋南朝自况，吊古伤今。然而，这两个时代终归很不一样。南宋与金朝之间，先后凡三次签订有效的停战协定，最长维持41年（隆兴和议）的和平，乃至再度开战时，自幼不识干戈的边境吏民，对上回战争留下的守城兵器“谩知所措”（王致远《开禧德安守城录》）。如此漫长的休战，在5至6世纪根本无法想象。

南北朝时代，拿银子和丝绸“购买”和平的方案还没发明出来——经济上也不允许，有例可循的和亲外交，北朝曾倡议过，终被南方否决。两边频繁的通使，于和平有切实补益者极少，常常前脚使臣刚走，后脚边衅又开。战争的弦时刻紧绷，任谁都在伺机而动。用“兵连祸结”形容这个时代似显夸张，却也与实情相差不远。彼时，但凡一个年满20岁的成人，他的生命中必曾经历或见闻过至少一场大战。若是小规模的边境冲突，就更属家常便饭，屡见不鲜了。此间频繁的南北战争，该如何简要把握？若从疆域地理的大形势着眼，不妨分为三个阶段。

中国地势图（局部）

第一阶段：从黄河到淮河（420年—469年）

高山大川是自然的地理界线，南北朝疆界的形成，也不离于山川险阻。

刘宋建国之初，西段以秦岭、伏牛山为界，秦岭南缘的汉中盆地为梁州（治汉中），伏牛山南缘的南阳盆地设雍州（治襄阳）；东段以黄河为界，守洛阳城、虎牢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滑台戍（今河南滑县东），碻磝津（今山东茌平西南），立司州于虎牢，兖州于滑台。最东边，是平定南燕后拿下的山东丘陵，以东阳（今山东青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为重镇，青州刺史领之。几段防线，最险固者为秦岭，最薄弱者为黄河。南北相持，最先被北朝突破的便是黄河。

东晋末年，刘裕攻打后秦，途中收复洛阳，把疆土拓展到了黄河岸边。当时，刘裕曾想过把朝廷从建康（今江苏南京）迁回洛阳，但被参谋长官王仲德以“暴师日久，士有归心”为由劝阻。不久，为刘裕留守建康的刘穆之突然病死，担心朝局有变的他急忙赶回；部署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的诸将却起了内讧，被赫连勃勃所乘，大军仓促退出关中，部分留守河南。至此，刘裕的第二次北伐宣告结束。

此前，刘裕部队沿黄河西进时，因借道北岸，和魏人起过摩擦。断断续续的战斗，双方各有胜负，期间刘裕用战车配合步兵，布下著名的“却月阵”，大败来犯的鲜卑骑兵，有效震慑了北魏方面。此后，魏国和晋、宋之间维持了数年的和平。裴子野《宋略·总论》说，刘裕称帝后还想着“屠桑乾而境北地”，“境北地”是定关中，“屠桑干”是灭北魏，奈何大事未办，刘裕便已病逝，猛虎的足迹，最终止于河滨。

《宋略》一书，是在沈约《宋书》基础上删改而来，但《宋书》并未记载刘裕这一计划，故此仅为裴氏的一家之言，孤证不立。事实上，晋末宋初的内外形势，不容南军再有大举出击的可能：其前线将士已然疲殆，后方的三吴、岭南多处，又因水灾和动乱而敝败不堪，后勤实难为继。于是，刘宋方面只能采取“通好北虏”的策略，借北魏牵制赫连，以图河南无事。“河南安则济、泗静”（《宋书》郑鲜之语），说到底，宋人是把经营重点放在济水、泗水流域，而以河南作为最外围的缓冲区，根本谈不上攻略河北。就在去世当年（422年），刘裕还下诏以淮河为界，把豫州一剖为二，分开管理，意味着平时不再用淮南的人力财力去供养淮北的镇戍，他虚外实内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刘宋在黄河沿线的有限驻军，既要应对河南的东晋残余势力（司马楚之等），又要防备河北的魏国军队，处境很不乐观，用何承天《安边论》的话讲：“虽绵河作守，而兵孤援阔”。刘裕在世时，鲜卑尚不敢南侵，他甫一崩殂，魏明元帝拓跋嗣立即发兵渡河攻宋，将南岸的要塞占为己有。当时，跟刘宋一样，北魏也无力在河南建立深入统治，仅在虎牢等处留兵驻守，“余众悉北归”（《宋书·索虏传》），郡县则委之降附的土人，利用他们继续牵制刘宋。

就实际而言，河南之于宋、魏双方，都只是前敌缓冲带，有两句话最能反映刘宋的态度。元嘉七年（430年），宋文帝刘义隆意图恢复河南，他对内诏曰：“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埸。”疆埸者，边境是也。对外，宋国使者向魏太武帝拓跋焘宣称：“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两方面的说辞都表明，南朝出兵不过是要巩固边界，非关一统天下之大计。

刘宋中期（449年）宋魏对峙形势（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宋文帝缺乏雄才伟略，又喜遥控战局，不肯充分放权给前线将领，史称“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他在位期间三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不但未能收复河洛，还一度使自家政权陷入险境。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其二次北伐遭遇魏人长驱反击，拓跋焘亲率部队，一路开进到长江北岸，登上瓜步山（今南京六合区东南），眺望建康城。

刘宋军事上的挫败，最直观的原因是南方缺少骑兵。450年，沈庆之反对北伐时说：“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沈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步军较之马军的劣势，他再清楚不过。对阵交锋，步兵依靠地形和阵型，或许还能占到上风，但算上行军和后勤，南北军队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南朝部队和辎重的运输，十分仰仗水路，河渠不达之处，或遇暴水、枯水之时，大军便难行进。北朝骑兵来去如风，给养可赖沿途抄略，机动性远非南军可比，更能绕到后方，袭击对手的陆上粮道，甚至率先进攻南朝防守薄弱的腹心地带：拓跋焘胡马饮江，便是极佳的战例。

南朝执盾武士俑

然在当时，魏军也有明显短板，那便是善野战不善攻城。其南进时，便绕开了彭城（今江苏徐州）、盱眙（今江苏盱眙）两座坚城，归途欲攻盱眙以泄愤，非但不克，还损兵上万，“积尸与城等”。另一方面，北魏的军队组织尚不完善，颇似淝水之战时的前秦，或者说，还保留着草原游牧军团的特点，属于以拓跋鲜卑这一强势部族为核心，裹挟氐、羌、丁零、杂胡、汉兵而成的混编部队，欠缺整合。故魏军攻至长江时，已属强弩之末，外则腹背临敌，内则军心不齐，只好草草收场。

几十年后，北魏大臣高闾上表孝文帝，回顾宋魏之战说：“昔世祖（即拓跋焘）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骑数十万南临瓜步，诸郡尽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师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辟一廛。夫岂无人，以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因拿不下彭城等大镇，兵马又颇多折损，魏军连同沿途占领的郡县也无力固守，转而对民众就地洗劫屠杀，并驱赶降人“五万余家分置近畿”，充实平城一带。

魏人这一阶段的南下，达到了震慑宋人，毁伤对方有生力量的目的，其战马所过之处，青州（治东阳）、冀州（治历城）、徐州（治彭城）、豫州（治睢阳，今安徽寿县）、南兖州（治广陵，今江苏扬州），皆大残破，南起江淮，北抵济水，村井空荒，无复鸡鸣犬吠，人民藏身湖泽苇荡，百不余一。宋廷本已久丧进取河北之心，此番元气大伤后，对恢复河南一事也深感绝望。吕思勉先生将“元嘉草草”视为南北朝历史的关键转折，氏著《两晋南北朝史》云：“自景平之初，至于元嘉之末，宋魏战争，历三十年，宋多败衄，北强南弱之形势，由此遂成，此实关系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时之得失也！”

宋孝武帝刘骏时，周朗上书献策，主张国家努力积攒马匹的同时，更应收缩防线。他说，关中河南已然不守，“历下、泗间”又“何足独恋”？在他看来，劳师动众苦撑山东淮北，不过是“空守孤城，徒费财役”，因为魏人只需派三千轻骑，“春来犯麦，秋至侵禾”，不出两年，便可使镇戍军民困迫不已。既然如此，便应把战略重点移到淮河防线上，“缘淮城垒，皆宜兴复”，至于“越淮穷河，跨陇出漠”的征伐大计，就等国力能够满足“办骑卒四十万而国中不扰，取谷支二十岁而远邑不惊”的条件后再说吧。

刘骏并未理会周朗的建言，但周朗的“行见淮北必非境服”，却一语成谶。465年，宋湘东王刘彧弑杀前废帝刘子业，在建康称帝，改元泰始。次年，邓琬等人奉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即天子位，建元“义嘉”。当时，地方大员多不承认宋明帝刘彧的合法性，镇守淮北的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司州刺史常珍奇均站在刘子勋一边。孰料不久，子勋便被击败处死，刘彧虽声言不穷究党羽，但各人均不自安，纷纷向北魏求援。于是，魏献文帝拓跋弘趁机遣将攻宋，历时三年，至469年，几乎夺取了刘宋置于淮北的全部州郡。战后，刘宋的青、冀二州移治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云台山，时为海岛），徐州移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兖州移治淮阴（今江苏淮安），司州移治义阳（今河南信阳）。除郁洲岛在淮北海上外，其余皆在淮南。半个世纪前，刘裕披坚执锐、亲冒矢石取得的战果，至此尽数付诸东流。

第二阶段：沿淮拉锯期（470年—547年）

《宋书·索虏传》记载，“义嘉之难”时，魏人入侵的目的之一，是“纳昶反国，定其社稷”，即护送之前被刘子业逼降北魏的宋义阳王刘昶去建康称帝，建立傀儡政权。其南征诏书大抵是由高允、高闾父子起草，中有“六军燮伐之期，率土同轨之日”等语，口号指向天下一统。不过，类似的表述，在北魏初年的文书中就已存在，因为草诏者都是汉人，内容又是抄撮典故、润饰其辞，故并不能反映鲜卑执政者的真实心态。

然而，魏人此次南攻取胜后，与元嘉末年仓促回兵、屠杀百姓不同，是颇致力于安抚民情的，还下诏“曲赦淮北三州之民”，督促“镇统之主，勤加慰纳，遵用轻典，以莅新化”，若驻守将领敢“令民逃亡”，则将“加罪无纵”。这些举措，体现了北魏政府华夏化程度的加深，统一南北也不再是纸面虚文，而是要落到实处的长期战略。

当时，北魏的实际掌权者是汉化程度很深的冯太后（血缘上也是汉人），她执政时期主导一系列改革，推动了魏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由她抚养成人的孝文帝拓跋宏，在亲政后更是发起了迁都洛阳、全面华夏化的大变革。北魏侵吞南朝疆域的新动向，及表现出的更大野心，想来与冯氏不无关系。

冯太后之墓，大同方山永固陵

正所谓得陇望蜀，占领了淮北，北魏便又想着进取淮南。479年，齐高帝萧道成篡宋，旋又杀死宋顺帝刘准，给了魏人出兵的口实。是年，魏军再度以护送刘昶归国为名，向寿阳（今安徽寿县）、钟离、淮阴等沿淮重镇发起进攻，这仗打到481年，魏军终无所得。483年起，魏、齐两国建立通使关系，除去个别局部冲突外，维持了约十年的相对和平。

493年秋天，魏孝文帝以南伐萧齐为名，带领百官和军队从平城出发，行至洛阳，次年宣布就地定都。北魏迁洛，宣告南北战争从此进入一个更加白热化的阶段。于名，拓跋宏（元宏）深以中华天子自居，统一中国的使命感比其祖先们都要迫切；于实，洛阳迫近国土南界，为都城安全计，也亟需进一步打开局面。就这样，从494年起，南北双方开始了频繁的攻防作战，你来我往，一直打到529年。

萧齐后期（497年）齐魏对峙形势

纵观这35年的战局，起先占优的仍是北朝。498年，元宏率军攻陷新野、南阳，次年又于马圈城（今河南镇平南）大败齐军，夺取南阳盆地之大部。500年，齐国寿阳守将裴叔业因皇帝萧宝卷不断诛杀大臣而深感惊惧，举城降魏，元宏生前苦攻未破的淮河防线，魏人至此不费吹灰之力便撕开了一个口子，兵锋一直进到巢湖北面，占领合肥。504年，淮河上游的义阳陷落，下游的角城（今江苏泗阳境内）投降，南朝在淮河方面全线告急。505年正月，夏侯道迁据南郑（即汉中）叛梁，汉中盆地亦入于魏，南朝遂全失秦岭、伏牛之险，退守大巴山—武当山—汉水—桐柏山一线。

局面逐渐倒向南朝，是在梁武帝萧衍代齐（502年）并稳定政局之后。506年，梁军收复合肥、霍丘（今安徽霍邱）。509年，魏宿豫城（今江苏宿迁）降梁。时淮南重镇寿阳仍在魏人手中，考虑到寿阳城坚兵多，萧梁方面决定采用水攻之计，自514年起，凡动用数十万人，在寿阳下游的浮山峡（今江苏泗洪与安徽明光、五河交界处）构筑堤坝阻遏淮水，欲使之回灌寿阳城。516年浮山堰成，水淹数百里，魏军溃走，然寿阳之戍事先转移到了八公山上，仍未拔除，沿淮百姓却因水灾饱受损失。

北魏孝明帝时期（515年—528年），内则朝政混乱，外则六镇反叛，四方多事，萧梁在这一阶段持续取得更多战果：526年取寿阳，527年取涡阳，528年又取义阳。义阳归附梁朝，正值魏孝明帝死去，权臣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杀死胡太后、幼帝及王公百官数千人。变乱之后，北魏淮北州郡降梁者甚多，宗室王元颢等人也来投奔萧衍。萧衍封元颢为魏王，同年冬，命陈庆之率军护送元颢入洛，此行创造了南朝百年以来北伐的一个高潮：陈庆之北上途中，一路攻下铚城（今安徽濉溪西南）、荥城（今河南商丘东）、睢阳（今商丘）、考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荥阳、虎牢，经四十七战，克三十二城，所向披靡，魏孝庄帝仓皇出逃到尔朱荣处求援。

529年五月下旬，梁军进入洛阳，旋遭尔朱荣来袭。陈庆之率所部进至黄河北岸同敌军相持，终因寡不敌众而退。七月，元颢败死，梁军覆没于山洪，庆之幸免于难，辗转回到建康，先前所得郡县复被魏军收回。对此，有学者批评称，梁武帝组织的这次行动，属于北伐余力不济情况下的一场投机，该决策本身是十分荒唐的。要之，陈庆之战术上的成功，挽救不了萧衍战略上的失败。

梁朝后期（546年）的南北形势

入洛失败后，梁朝无力继续北进，北魏不久分裂为东、西魏，相互攻伐，南北之间战事停歇，梁朝疆界维持近二十年，直到侯景来降。

第三阶段：从淮汉到长江（548年—589年）

547年，东魏实际统治者高欢病逝，他生前委任去镇守河南之地的将领侯景，因不服其子高澄，转而投靠西魏。见西魏并不积极响应，侯景又同时联络梁朝，表示愿献土归附。闻说消息后，利令智昏的梁武帝开始了他的又一场投机，不仅接受降表，还派出军队援助侯景共抗东魏。548年，在东魏的攻势下，侯景军与梁军皆败，河南之地全失。侯景败后，梁武帝非但没有将其驱逐，还允许他率残兵屯驻寿阳并任地方长官，此举竟成“开门揖盗”。东魏与萧梁转眼议和，侯景担心被萧衍出卖给高氏，经数月之密谋，终于发动叛乱。

梁武帝在位近半个世纪，政权与社会内部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以侯景之乱为契机，一下子爆发出来。奴婢的倒戈，宗室的背叛，都是侯景的重要助力。549年，侯景攻入建康台城，梁武帝病饿而死。就在侯景军洗劫建康、蹂躏江东的同时，梁朝的皇子和宗室们却在互相争斗，为了取胜或自保，他们不惜向敌国求援，以致国土落入外人之手：雍州刺史萧詧不敌荆州刺史萧绎，求西魏保护，魏人得襄阳；北徐州刺史（治钟离）萧正表投靠侯景，被南兖州刺史萧会理击退后，举州投东魏；合州刺史（治合肥）萧范向东魏请兵助讨侯景，而州竟为魏军所踞。

552年，萧绎命王僧辩东下，平定了侯景之乱。同年萧绎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即帝位，是为梁元帝。元帝向西魏称藩，请兵伐蜀（萧纪），导致四川盆地入于魏人版图。554年，元帝要求西魏归还所占梁境，魏人大为不满，直接消灭了萧绎政权，改立傀儡萧詧于江陵。与此相先后，淮东的南兖、北兖（治淮阴）、秦（今江苏六合）等州被取代东魏的北齐占有。至此，南朝自东向西的淮水、汉水、大巴山防线全告丧失，只剩半条长江可守了。

陈朝中期（572年）的南北形势

就在南朝濒临全面崩盘的危难时刻，陈霸先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556年击退渡江围困建康的北齐大军，次年代梁，建立陈朝。陈初，武帝（霸先）、文帝（陈蒨）叔侄致力于平息内乱，及至宣帝陈顼时，始图突破长江，拓展国境。时，西魏已被宇文氏取代，北周建立。北周欲执行大臣韦孝宽提出的联陈灭齐方针，得到陈朝方面的积极响应。573年三月，陈宣帝派吴明彻督军北上，陈军没有遇到强大抵抗，用了两年时间，顺利收复淮南诸城。时齐人闻陈军北上，说“国家待遇淮南，失之同于蒿箭”（《北齐书》源文宗语），意思是齐朝根本不重视淮南。而所以如此，是因北齐正集中兵力防御北周，实在不暇南顾。

577年北周灭齐，消息传到建康，陈宣帝令吴明彻进军淮北，与周人抢夺胜利果实。次年，陈军攻彭城途中遭北周野战部队包抄，主帅被俘。接着的一年多内，周师两伐淮南，579年突破淮河西段，陈朝见势不妙，赶忙将剩余的各城军队连同百姓一并迁往江南，淮南之地尽为北周所得。从此直至灭亡，南朝都无力量再向淮甸。

走向统一

581年，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588年冬，隋兵五十余万分八路攻打陈朝。待大江中、上段的陈朝部队相继击破后，次年正月，于下游待命的隋军，其主力由韩擒虎、贺若弼率领，分别从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和广陵渡江，拿下姑熟（今安徽当涂）、京口（今江苏镇江），合围建康。正如杜牧《台城曲》所写的那样，“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589年正月二十日，带着宠妃张丽华一同躲入井中的陈后主被韩擒虎部下抓获，陈朝灭亡。旷日持久的南北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战争是南北朝历史的主旋律，但正如欧洲中世史上的英法百年战争，最长曾休战二十年一样，南朝北朝交兵的间隙，也有过短暂的和平。《礼记》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左传》云：“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十年八载无大战的岁月，于农业社会元气之恢复而言，亦已足矣。局部地区，甚至还能出现欣欣向荣的小康面貌。《南齐书·良政传》云：“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永明之世（482年—493年）的十许年，正是南齐北魏刀兵暂止的十许年。雨季再短，不碍夏虫欢乐，但若站在上帝视角，俯瞰这转瞬即逝的繁华，恐怕任谁都不免生起浮世无常、国土危脆的悲凉感吧。

学界前贤都说，南北朝的历史，其进程之主流在北而不在南，南方不唯武力不如北方，人口财力也逐渐不如北方，北方统一南方，诚为历史之必然。但是，历史的走向绝非线性，而系呈现一种必然与偶然交织的混沌状态。如果刘裕和他的助手刘穆之都能更长寿一些，晋宋是否有望荡平河朔，统一北方？若没有侯景之乱，保有淮河两岸和巴蜀的南朝，能否多撑持数十上百年，甚至北伐成功？ 惜乎，历史不容假设。

不过，无论谁胜谁败，中国的统一都将是大势所趋。北方政权华夏化的深入，南方对北方认同度的提高，此等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在影响历史走向的方面毕竟居于次要位置，更为根本的，还是中国地理的大格局，不容南北形成长期稳定的对立状态。农耕时代的中国，最主要的产粮地，一在黄淮海平原，一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两大平原相连属，江、河、淮、济“四渎”流于其上，都非不可逾越的障碍。河川既然不足凭恃，南北政权欲守护各自的经济要区，便需动用大量人力来填补地理的“缝隙”。然以兵守边，耗费甚巨，非但百姓困苦，官员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一点的弊害，在戍兵稍多、经济稍弱的南朝，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为军费开支庞大，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南朝建康城中，靠俸禄养家糊口的寄生官僚，很多在世时家人每餐便难于“兼肉”（有两种肉类），死去后子女更常落入“孤贫”的境地。所以，他们经常希望到待遇较优、捞钱方便的地方郡县任官，而朝廷将外职授予部分在京官员，允许他们挂数职、吃空饷，也成例行的恩赏。国家的集权需以财政为依托，要走出财政的困境，扩大税收底盘无疑是最便捷的办法。税收底盘是什么？那就是土地和人民。所以，南朝有为之君，无一不思北伐。

战争是一场豪赌，其赌注之一，是比平时投入更多的军费。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伐，为筹措粮饷，立将百官俸禄减少三分之一，号召王公、后妃、公主、内外官员捐献金银财宝，又向后方较富有的寺院和民家征借25%的资产。梁武帝普通五年（524年）北伐，“京师谷贵”，昭明太子“菲衣减膳，改常馔为小食”——连储君都得跟着艰苦朴素。是可谓进亦忧，退亦忧，战亦苦，不战亦苦。如此，南北混一，四海一家，于君于民，都是最好的结果。南朝政权再怎么“本土化”，处境再怎么不利，统治集团都没有抛弃过统一天下的思想。生在南朝、长在南朝的萧道成，于立国未稳之际，曾对豫州刺史垣崇祖说过：“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虏寇！”岂帝王天生自带理想光环？盖形势与视野，使其不得不然耳。

（雠温社是我们南京的几位青年学者在2015年组织的读书会，两年来每周活动一次，共读中古史料。夫对读互正曰雠，因故知新曰温，又《魏书》云李奇冗散数年而与高允雠温古籍，读书会既未始有意于形式，因以“雠温”名之，兼志冗散也。本文是雠温社系列作品之一。）

《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传》：“蔡墨对魏献子曰：‘昔 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①畜龙，以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②川，鬷夷氏其后也。’”

《路史·后纪》卷十一：“当舜之时，人来效献（献也）龙，求能食之。高阳之后，有董父能求其欲，使豢之。赐之氏白豢龙。封于鬷川，于是始有豢龙之官。

《九州要纪》云：“董父好龙，舜遣豢龙于陶丘，为豢龙氏。”

《国名纪》丙卷：“董姓豢龙在滑之韦城。古城内有豢龙井。”又曰：“豢龙井在韦故城内，有古记云‘左右直殳上日汩木下八十一口’。”

《后纪》卷八又云：“ 有叔安异（裔）封于董，董甫（父同）以豢龙事舜，封于鬷川，别为 鬷邑，更为关龙，音豢龙。豢龙同关龙，龙逢其后也。廖、董、关龙，则夏灭之，鬷则商灭之。”

《昭公二十九年》《左传》又云：“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③，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姓（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 醢以食夏后。夏后飧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寰宇记》云：“今长葛西四十里，临颖县有豢龙城，豢龙氏邑也。而汝之龙兴东南五十里，又有豢龙城，长垣东南龙城，灵宝西南七里有豢龙坟。”

《路史·后纪》云：“豢龙氏后，有关龙氏，殆声转也。”

王符的《潜夫论》以为夏桀所杀之关龙逢④即豢龙逢。故王屋山有龙逢祠，长安有龙逢居。惟韦城为古豕韦国， 董氏之豢龙实居于此。若临颍之长葛、汝之龙兴，则豢龙之后分封之地也。长垣之龙城、王屋之龙逢祠，则以有龙逢故居与祠墓也。灵宝之豢龙坟，则因关龙逢葬于龟头原而名也。

曹南的《文献录》云：“范县南三十里龙王庄相传为刘累豢龙处。”盖因刘累迁鲁，其后封于范也，故范县南二十里，亦有故豢龙城。又云：“观城县亦有豕韦城。”然韦乡古国，终以在滑县者为是，故豢龙氏初封之地，亦当在滑之古豕韦国。

《路史·后纪》：“尧有九子，其封于留者为留氏，字亦作镏。后有留累，累亦作絫。以豢龙事孔甲，赐之氏曰御龙，以更　 董之后，则知留累之前为豢龙氏，豢龙之后为关龙氏。刘絫既迁鲁县，之后，则不名为豢龙，而氏为御龙矣。”

注释

① 扰——此处指驯养。②鬷 ——Zong综。夷，复姓。③ 孔甲——夏帝名，禹后十四世。④ 关龙逢——古史传说夏之贤臣。夏桀无道，为酒池糟丘。关龙逢极谏，桀囚而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