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书的篡改反映了清政府实行的什么?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17浏览:1收藏

对古书的篡改反映了清政府实行的什么?,第1张

  对古书的篡改反映了清政府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

  清朝对古书的篡改主要是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

  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大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觉得别扭而加以改动。

  再如宋代《契丹官仪》记载辽国见闻:“胡人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四库本则篡改为:“契丹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异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国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改掉“胡服”“胡人”等。

清王朝竭力吸收并利用汉族的思想文化,以巩固封建统治。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之意,康熙、雍正、乾隆时都招罗大批知识分子,大规模地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

最大规模的编书是乾隆朝所编的《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奏请自《永乐大典》中辑录古代亡佚典籍,弘历亲自批准设置四库全书馆,准备以十年时间,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纂修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编纂工作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至五十二年(1787年)《四库全书》缮写完毕,历时十多年。以后又检查书籍内容,校对错误缺漏,并补充一批书籍入四库,直至五十八年(1793年)编纂工作才全部告竣。它基本上包括了我国历代的重要著作,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包罗宏大,丰富浩瀚,收录书籍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部官修的大类书,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使许多有价值的古代典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

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有五百多人,除担任总裁官的多为宗室、大臣外,其余分任总纂官、总阅官、编纂、校勘、提调等职务的,不少是当时的知名学者。纪昀(晓岚)为实际主持者,次为陆费墀,有较大名望的还有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王念孙、姚鼐、翁方纲、于敏中、金简、陆锡熊、程晋芳、任大椿、朱筠等。四库著录的书,除小部分御制作品和奉旨撰述的官书外,其来源有的是清廷内府藏书,有的是从各省采进,有的是各地官员和藏书家私人进献,也有的是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散佚的古籍。在编纂过程中,纪昀等著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二百卷,对著录的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书籍和未著录而存其“目”的六千七百六十六种书籍,简要地叙述这些书籍的学术渊源、版本异同和内容,评论其优劣得失,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弘历自始至终关心编纂工作。经常向四库全书馆馆臣赏赐食品、文房四宝、衣物等,书成之后,大宴群臣庆功。

《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分藏于宫中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文渊、文源、文津、文溯称为“内廷四阁”,又称“北四阁”,大臣经批准可以查阅。文汇、文宗、文澜称为“江浙三阁”,又称“南三阁”,弘历南巡时谕令准许读书人前往抄阅,但不得私自携出阁外。还有一部副本藏于翰林院。可惜圆明园文源阁本毁于英法联军之役,翰林院副本毁于八国联军之役,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原在避暑山庄文津阁一部最完整,现藏北京图书馆。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弘历命对全国书籍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查禁、销毁和删改了许多所谓“悖逆”和“违碍”书籍。在开设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上谕中提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后,在各地遍贴晓谕,劝令藏书之家呈交“违碍”书籍;官府也派人到各地查访,对各类书籍进行甄别,将查到的禁书送往北京;四库全书馆也从采进本中查寻禁书。这些禁书由弘历过目批准后,在武英殿前投炉烧毁。

所谓“悖逆”和“违碍”书籍,开始时是指明末清初史书中对于清代不利的一些记载,如清人入关后,对前世为明代臣仆,受过明代册封等都不愿提起,甚至禁止称入关前为“建州卫”“女真”。弘历有意要湮灭这些史迹,同时要禁绝明末清初一些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著作中的民族意识和进步思想。以后查缴禁书的范围有所扩大,从明代著作上溯到宋、元。凡宋人著作中言及辽、金、元,明人著作中言及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也在查禁之列。后来稍稍放宽,有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可以毋庸销毁。如南宋初有一部书《攻媿集》,其中不少碑传、墓志铭于修《四库全书》时被改动。

涂改最多的是有关妇女部分。宋初沿袭唐风,女子可以改嫁,夫妻可以离异。程朱以后讲理学,重名节,主张女人守节,从一而终。清代更发展到顶点,康熙以后,朝廷每年都要大力旌表夫死殉节、未婚守志之类的节妇,给银建坊,视为常例。修《四库全书》时,便删削了《攻集》中反映女人不守节的部分,都改成从一而终。其办法是两个丈夫中谁的官位高就算谁的夫人,别的丈夫涂去不记,实在荒唐得很。还有如“胡虏夷鞑”等字样,皆被改易。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一月,正式颁布了四库全书馆拟定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以后还陆续颁发一些补充规定。在查缴禁书中,有二十多人的著述被焚毁,其中有吕留良、屈大均、金堡、戴名世、尹嘉铨、王锡侯以及钱谦益等。不但把这些书烧了,还要追查印书的版片。弘历共下令烧毁了多少书,当时没有精确统计,后世有人据《禁书总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史料考察,销毁书籍达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这是弘历打着“文治光昭”的旗号干的坏事和蠢事。

弘历除了焚毁和删改大批书籍外,还大兴文字狱,对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思想言行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

文字狱自古以来就是统治者借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清代自顺治初就有,经康熙、雍正两朝,到乾隆时期更为苛细频繁,案件比前两朝合计增加了四倍以上。其株连的广泛,惩治的严酷,都大大超过前两朝。反映了弘历对汉族地主官绅的猜忌,和他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皇权而使用的残忍手段。

乾隆朝的文字狱,除了少数几起是追查清初文人著作中流露的反满思想外,大部分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任意罗织罪状,滥杀无辜。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内阁学士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内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其所拟的试题为《乾三爻不像龙说》,弘历横加指摘说:“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并认为试题是讥讽皇上,将胡中藻处斩;胡的座师鄂尔泰已故,命撤出贤良祠;鄂尔泰的侄子鄂昌(蒙古族)因和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标榜问罪,后来又因他的《塞上吟》诗中,称蒙古为胡儿,说他“忘本自诋”,令其自尽。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浙江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集》内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还有咏正德杯诗“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弘历认为他有反清复明之心,徐述夔已故,照大逆罪戮尸;前礼部尚书沈德潜是弘历宠信的文学侍从,因给《一柱楼诗集》作序,沈德潜已故不予深究,仅撤销谥号,并将御赐碑文销毁。曾任大理寺卿的尹嘉铨,向弘历上疏为他父亲尹会一请谥,弘历批驳不准,认为赐给谥号是皇帝的权力,不能由臣下主动要求,同时告诫他家居要“安分”;尹嘉铨又上疏请将他父亲和本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一起从祀文庙,这一下触怒了弘历,认为是“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锁拿解交刑部审讯。在抄尹嘉铨的家时,详细搜查他所著书籍,发现其著作中有“为帝者师”之句,弘历生拉硬扯,竟然认为尹嘉铨是“俨然以师傅自居”,又指责说:“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尹嘉铨年过七十,自称“古稀老人”,源出于杜甫的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没想到弘历自称“古稀天子”,这又构成触犯御名、“僭妄不法”的大罪,尹嘉铨被处以绞刑。类似的冤狱几乎遍于全国。清代诗人王撰有《闻雁有感》一诗:“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龚自珍也有诗: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都是文字狱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

文字狱是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树立皇帝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维护满洲贵族统治的核心地位。它和笼络羁縻汉族知识分子是“刚柔相济,宽猛并用”的两手政策,起着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摧残人才的恶劣作用,其后果是很严重的,造成政治上和学术上沉寂窒息的局面。读书人不敢议论时政,不愿意探讨与现实关系密切的义理经济,而是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爬来梳去,以逃避现实。弘历统治后期,各地人民纷纷起义,使他的注意力转移,顾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才不得不放松文网,文字狱逐渐减少。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籍定义,"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知识信息;著作方式;文字;物质载体;文字制作技术;装订形式。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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