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历史较为悠久，大约从西周时期开始诞生了官话，官话就是以雅音为发音体的语言，官话在几千年的发展当中，伴随着人口不断迁移，也是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语言，也就是方言。

如今的方言都是从魏晋南北朝到宋代时期继承而来，不过方言除了客家话还保留一定的古语以外，其余的方言基本没有保留太多古语体，但是中国依旧还有13大方言：闽东语、晋语、官话、莆仙语、徽语、闽中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北语、闽南语、吴语、粤语。

在这13大方言当中，也有七大方言和十大方言一说，不管是哪种说法，福建就占据了5种方言，5种方言分别为：闽语、客家语、赣语、吴语和官话。官话就是前面的雅音，官话也也有八大体。

闽语是一种汉藏语系，闽语旗下又有5种不同的语种，可以说，闽语是方言当中一级方言，它的形成是多样的，结合上古时期的吴语和楚语，六朝和唐末五代也有大规模的迁移，因此就闽语就结合了上古、中古形成了中原汉语。

客家语来源未定，但古语较多，赣语是在西汉时期已经初具规模，隋唐时期，在盛唐两百年的发展当中开始奠定了基础，不过赣语也是融合了佛教文化的梵语以及伊斯兰语，到五代时期，这种语体已经基本形成。

但要说古老，恐怕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比得上吴语，吴语比起官话的形成更加早，语音跟古籍当中的《切韵》《广韵》高度吻合，吴语保留平仄声律，继承中古汉语整齐四声八调，吴越地区，可以说吴语发源点了。

吴语区从古至今都是紧急文化的核心，如今吴语以上海为主，吴语也是吴歌。越剧，评弹等传统曲艺的载体，古代文人也都是以吴语语感为荣，正所谓：“醉里吴音相媚好”。

那么福建为什么能拥有这么多的古语体呢？要是纵观历史，福建确实是一块宝地，远古时期就是百越之地，汉高祖又封越王，三国属于吴国，唐朝时期，正式出现福建之名，而福建的境内，山峰、河谷、丘陵连绵，盆地也是穿插其中。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由于依山傍水，成了移民首选，但地势相对封闭，由于交通不便，古语体在这里保存较好，就方言差异来讲，福建方言是多层次的。

中国方言可以说是汉语的分支了，虽然普通话在普及，但是不少的专家也在提倡方言的保存，毕竟方言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已经是一种活化石了。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跟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息息相关，只有密切联系汉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了解汉语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为三千，西周初期还分封八百诸侯,那时候汉语及其方言的情况到底如何,因史料很少难以具体论述。但中国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汉语的方言差别已可以从先秦古籍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左传·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这段记载说明当时黄河东西的汉语方言已有差异。《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这里说到齐语、楚语，表明在公元前3、4世纪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北方的汉语方言跟南方的汉语方言已有相当显著的差异。

　　秦始皇消灭了各诸侯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实行"书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种规定标准字体、使汉字定型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方言的发展，但方言的分歧还是明显地存在，这在后来西汉扬雄所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一书中反映得十分清楚。《方言》是一本各地方言比较词汇集，所收词语按通行情况大体可分4类：①通语,是各地普遍通行的;②某地某地间通语，通行区域较广的;③某地语,通行区域较窄的;④古今语(或古雅之别语)，是冷僻古语之残留，通行区域很窄。现代学者根据《方言》所称引的地名进行分合，得西汉方言区13个：秦晋、郑韩周、梁和西楚、齐鲁、赵魏之西北、魏卫宋、陈郑之东郊和楚之中部、东齐与徐、吴扬越、楚(荆楚)、南楚、西秦、燕代。从中可以看出西汉汉语方言分布的大体情形。《方言》一书所反映的汉语方言分布的情况是汉语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所造成的。

　　根据古书记载,在秦汉以前的上古时代,汉语方言除了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话以外，

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也可能已经在东南地区内逐渐形成。《汉书·地理志》注说："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和广东、广西大部)至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和浙江大部)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从《史记》、《汉书》及《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可知百越之地古代早就有汉人居住，但他们的来源地并不一致。在汉人跟汉人、汉人跟异族人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发生语言的互相影响和融合，逐渐地形成吴、粤、湘等方言。《吕氏春秋·贵直篇》引伍子胥的话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能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这表明当时北方话的齐语跟南方话的吴语差别已经很大，而吴语、越(粤)语之间的差别倒还很小。《吴越春秋》里的渔父歌,写伍子胥由楚奔吴至江中遇渔父的故事。渔父所唱的吴歌，诗句结构接近楚辞，例如"日月照耀兮寝已驰，与子期兮芦之漪";"日已夕兮,余心忧悲,月已迟兮，何以渡为，事寝急兮将奈何!"这个例子似乎表明春秋时代吴语跟楚语的差别并不大。扬雄《方言》多次提到"南楚江湘"

,有时也提到"荆汝江湘"和"江湘九嶷",今天湖南省境内的湘方言,或许在上古时期就已形成并从属于楚语这个南方大方言之内。周秦以后，汉人逐渐南下进入南粤(今广东、广西等地)，作为交际工具的汉语，一方面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跟北方汉语越来越疏远;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杂居而引起语言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于是就逐渐形成了粤方言。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居住在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相继在北方地区建立政权。原来统治北方地区的司马氏政权南迁江南，大批汉人也因社会动乱而不断南迁。在北方地区，汉语和异族语发生了融合，引起汉语面貌的重大变化;在南方地区，南渡的北方人把北方汉语带到江南，跟当地的汉语方言相互影响和渗透,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汉语出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颜氏家训·音辞篇

》)的混杂局面。社会的变动，人民的迁移，民族关系的发展等因素都会推动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这在魏晋南北朝急剧的社会变动时期更为明显。客家方言、闽方言乃至赣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就跟中古以后发生的人口大规模集体迁移密切相关。根据历史记载,客家先民第1次大规模的迁徙发生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他们自河南并州、司州、豫州等地南迁，定居在江西中部一带今赣方言区域;第2次大规模的迁徙发生在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黄巢起义的战火迫使河南西南部、安徽南部的汉人以及已经南迁江西的移民继续往南迁移，到达闽西及赣南一带;第3次是在蒙古元人南下、宋室濒亡之际,中原汉人随着抗元义军继续南迁,到达粤东和粤北一带。这三次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南迁,语言学家认为是形成汉语客家方言的主要社会原因。今天的闽方言地区在秦汉之际就有中原汉人移居，但人数尚少。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移入闽是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当时中国处于兵荒马乱之中，北方汉人相率离乡背井，播迁于大江东西、五岭南北、入闽的汉人比较集中地定居在闽北以建瓯为中心的建溪、富屯溪流域，闽东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以及闽南以泉州为中心的晋江流域。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南迁，汉人进一步成了福建境内居民的主体，他们带来的当时河南中州一带的中原汉语，跟当地原有汉人所说的汉语乃至异族人所说的语言发生接触，逐渐地形成了闽方言。今天所谓"十五音"系统的闽方言，它的源头或许就是东晋中原汉人入闽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汉语方言。赣方言的历史形成，因限于史料，目前还难以作准确的论断。江西在春秋时代位于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在汉代则介于荆州、扬州之间。据此推测，这一片土地上的居民当时所使用的汉语，很有可能包括在吴语和楚语的范围之内，或者跟吴语和楚语有很密切的关系。魏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几次大规模的南移，江西为必经之地，当地的原有汉语方言跟被带进的北方方言互相影响、渗透和吸收，导致形成既不同于吴、粤方言又不同于北方方言的赣语。由于长期受四周方言的影响，赣方言的语言特征不够突出，分布的地域也不很明确,就现代赣语主要的语音特征看,赣方言跟客家方言比较接近，因而有的语言学者把二者合称为"客赣语"或"客赣方言"。汉语存在着方言差别的同时，也一直存在着共同语，共同语的书面形式自秦代以来都是统一的。这种汉语共同语在春秋时代叫做"雅言"。《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平时大概说山东方言,但在读《诗》、读《书》、行礼的时候,则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汉语共同语往后发展，至汉代扬雄在《方言》里称之为"通语",

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里称之为"天下通语"，明代张位在《问奇集》里称之为"官话"，辛亥革命以后称之为"国语",

现在称之为"普通话"。由"雅言"、"通语"、"天下通语"到后来的"官话"、"国语"以至现在的"普通话"，其发展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汉语共同语在两千几百年间发展的大体过程。汉语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基础方言及其中心地带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上古时期的秦晋方言在各地方言中影响最大，可以把它看作当时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汉代以后，中国社会经历魏、晋、南北朝长时期的社会变动，汉语发生了重大变化，共同语的基础方言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它的中心也逐渐由陕西、山西东移至河南汴洛中州以至江苏金陵一带。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谈论当时的审音标准时，认为"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辽、金、元、明、清各朝近千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步东移，汉语共同的基础方言的通行区域不断扩大，达到东北和西南各省，基础方言的中心也进一步东移至北京一带。汉语共同语随着基础方言的扩大、变化而变化。作为统一的汉语共同语的书面语，也由古老的文言文发展到现代的白话文。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封建社会，薄弱的经济基础使社会处于不够统一的状态，因而使汉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话始终不能完全取代方言而实现汉语的高度统一。正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条件下，汉语方言一方面能保持自己的特点并不断发展，甚至由于各地方言的不同演变,造成新的方言分化;另一方面由于汉族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统一，汉语方言又要服从自己所从属的汉语共同语的发展趋势而继续作为汉语的方言。因此，汉语的各大方言尽管分歧很大，仍是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而不是与共同语平行的不同语言。

　　作为汉语统一的书面语表现形式的汉字，它的读音在不同的方言区各不相同，方言区的人遇到不认识的字，只要知道它读如某字，就可以用自己方言里该字的读音去读。同时，词语的读音虽然古今有别，但汉字的写法却是一样的，这在客观上也便于沟通古今，加上自有汉字以来，政府法令、契约文书、经典文献、圣人立言以及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哲学的名著等都用汉字记载，人们不敢轻易改动其中的字句，甚至古代一些句式和词语的用法，通过师生传授,代代相传,一直沿用下来。汉语共同语和各地方言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能不受到这种统一的汉语书面语的影响和制约，比如在许多方言里都有口语音与读书音(接近书面语和共同语的读音)的差别，而在一些方言(例如闽南方言)里二者的差别几乎成了双重的系统;只有在汉语这样的语言中才出现书面语跟口语这样特殊的关系。

　　汉语方言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不间断的、渐变性的，然而现代汉语方言跟古代汉语方言的面貌已大不一样，如同现代汉语共同语的面貌有别于古代汉语共同语的面貌一样。事实上每一种汉语方言(无论是大的方言区或小的方言片)都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语言发展的大量事实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汉语方言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向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靠拢，普通话的口语和书面语的规范形式必将逐步取代各地的方言。

文化艺术特征和民族传统文化意蕴。彝语东部方言区的彝文古籍文献的特点是文化艺术特征和民族传统文化意蕴，贵州的彝族地区属于彝语东部方言区，这里是彝文的发祥地，是彝文古籍保存最多的地区之一。

孬是东北、河北、河南、山东、内蒙、江苏、安徽等地的方言。

“孬”的意思是：坏、不好、怯懦、无能。例如在东北和内蒙地区，说“孬种”，意为这个人怯懦、无能；在四川地区说“稀孬”，指坏的，差的。

“孬”在古籍解释为：《正字通》呼怪切，歪去声。不好也。范成大桂海杂志，土俗字。𨱥音矮，不长也。奀音动，人瘦弱也。𧗩音腊，人不能举足也。孬与𨱥奀诸文同。范所谓俗字，皆六书所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