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7年7月21日（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夜晚，戒备森严的两江总督府。

曾国藩正在和赵烈文闲聊当今的社会局势。曾国藩说起京师的局势，心中忧虑不已。赵烈文当着曾国藩这位大清重臣的面，口无遮拦，语出惊人的告诉总督大人，清王朝最多只有50年的寿命了，而且精确的预言了大清崩溃的全过程，首先是朝廷崩塌，接着是地方督抚手握重权各自为政，陷入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境地。曾国藩听了他的话，痛苦的说，我日夜盼望着早死，不忍心看到这一天。赵烈文是什么人？为什么能这么精准的判断局势？为什么敢当着大清两江总督的面直言“大清要亡！”

两江总督曾国藩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幕府，而赵烈文就是幕府中的幕僚，而且是最受曾国藩信任的幕僚。其实，在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的官员就有了建立幕府的习惯，比如唐代著名诗人高适就是节度使的幕府出身。到了清代，这个行业更加的发扬光大而且几乎被一个地方的人所垄断，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绍兴师爷”！

不过，曾国藩的幕府和满清所有的督抚重臣的幕府都不一样，首先是大， 达到了三四百人左右，一般的督抚幕府也就是十多人而已。二是人才济济。人才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江南七省，上到督抚重臣，下到州府官员，很多都有在曾国藩幕府中担任幕僚的经历。

曾国藩的幕府大，是因为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满清八旗和绿营早腐朽的不堪一击，被太平天国揭露了本质。无奈的满清只能依靠地方汉人大员组织团练来维持统治，比如曾国藩，自咸丰十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以来，已经身兼五大钦差大臣的岗位，管理江西，江苏，安徽和浙江四省军事。当然需要大量的军政人才的辅助。

曾国藩幕府人才多，是因为曾国藩掌握了一门奇术，相面术！不要误会，这里的相术不是封建迷信用来骗人的那一套骗术，而是积曾国藩一生与人打交道的经验而衍生出来的对人才的选择和判断的方法。曾国藩甚至还写了一本奇书，叫做《冰鉴》！

第一，察言观色：曾国藩在《冰鉴》中说，一身精神，具乎两目。意思是说，一个人精气神，全部体现在眼睛上。一个人机敏干练还是愚昧木讷，是精气饱满还是颓废迷茫，都体现在眼睛是明亮有神还是昏暗浑浊上。所以曾国藩看人，最喜欢别人的眼睛，挑选幕僚，也是这个方法。

第二，量材录用：曾国藩在《冰鉴》中说，真正的大才是天然生成的，这样的大才可遇而不可求，所以选人用人要注意选用中等左右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最多也最好培养。每次有人来投效，曾国藩都会细细考校观察，胆小谨慎的，让他办理粮饷，文采优良的，让他办理公文，学问渊博的，让他整理古籍珍本。基本上都能把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样幕僚也能在合适的位置上做出良好的贡献。

第三，亦师亦友，注重人才的培养。曾国藩不管多忙，每天都要花一定的时间和幕僚谈话，一方面听取他们的工作心得，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经验对他们进行点拨，同时给幕僚开出书单，让他们去阅读，自己也经常向幕僚谈读书心得和人生经验，甚至还定期举行考试，对幕僚的功课进行考校，曾国藩把自己的幕府办成了一所学校，他自己既是领导也是老师。

曾国藩虽然是封建官僚，却十分的开明，在他的两江总督府，什么都可以说，言论的风气十分开放，而赵烈文就是所有幕僚中最受曾国藩信任，最有才华的幕僚，经过曾国藩身边长期的熏陶，他才能对时局的判断如此准确，才敢如此在曾国藩这个大清的两江总督，朝廷重臣面前直言“大清要亡”。

所以，曾国藩的幕府中才会人才济济，光是三品以上的高官就47人，其中督抚大员33人。即便是到了光绪年间，全国八名督抚大员，出自曾国藩的幕府的，就有5人。这一切，都离不开曾国藩的识人，用人，培养人。

李鸿章（1823～1901）

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01年11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中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

曾国藩简介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转世的神话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

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出头：不信书，信运气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出名：“曾剃头”、“曾屠户”与“中兴第一名臣”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中兴第一名臣”。对于清廷而言，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几乎使清王

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确有非凡之处。

从治军来看 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沿。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养成骄惰的习气，战斗力很差。又因为兵归国有，“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从兵源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强健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营兵，也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样，基本解决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的问题。

其次，增加兵饷，诱之以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

从政治来看 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左宗棠

字季高。湘阴人。道光举人。咸丰初年，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赞襄军务。1860年，太平军连克苏州、杭州等地，曾国藩、胡林翼等极力保举，清廷特旨任为四品京卿，招募“楚军”五千人，率以援浙。寻授浙江巡抚，闽浙总督。1864年，攻陷杭州。继攻灭太平军余部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嗣在福州设马尾造船厂，制造轮船。旋任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在兰州创办制呢局。1875年（光绪元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出征新疆，讨伐阿古柏，消灭入侵的反动政权，收复新疆，对新疆的政治、军事进行整顿和改革，建议改新疆为行省，加强边防，兴办义塾，厘正赋税等，有力的促进了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中俄伊犁交涉中，积极备战，挫败了沙俄侵占伊犁的阴谋。1881年，调任军机大臣。寻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中法战争中，赴福州督办海防，积极支持台军民的抗法斗争，并选募恪靖军赴两广前线参加抗法战争。病故于福州。著有《左文襄公全集》。

纪昀

纪昀简介

纪昀，(右图）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

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庄氏史案本末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