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的人们传递信息，往往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有声语言及纹身、饰物、舞蹈等以身体为传播媒介或载体的广告传播形态来达到目的。身体或肢体是为最原始的广告媒介，其媒介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被不问断地保留并延续下来。古代社会常用的肢体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拟态与手势语。在语言使用之前，拟态与手势语是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当一个人遇到野牛群时，就立即跑到同部落的人都能望见他的高地上，两手举起身上遮体的东西，伸到头顶，然后再慢慢放下，反复不已。这是动员全部落成员围猎的信号。原始人狩猎喜欢结伴合作，当猎手们发现兽迹时，需要隐蔽行进，就相互用手势语交换情况。那些手势往往都能表现动物最显著的特征。高举双手，食指伸直，表示所见野兽是有一对大角的大捻角羚；中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大家明白这是发现了长颈鹿；发现鸵鸟则斜举手臂，象征其长颈。民族学研究证明，这种拟态与手势语在古代社会里是到处存在的，是原始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2．身体彩绘和纹身。在身体上涂色彩或画图形的装饰叫做绘身，这种装饰起源极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经常发现有可以作为颜料的赫石。直到近代，许多保持着古老习俗的民族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绘彩。我国旧俗端午节，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习惯在头面、手腕等处涂雄黄或画符，将牙齿染黑色可以说是一种绘身装饰。古籍中记载我国东南方有一个“黑齿国”：“倭国东四千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我国云南的傣、基诺、布朗等族，平时喜欢咀嚼槟榔和石灰，久之也能使牙齿变黑。

在人体表面皮肤上刺花的装饰叫做纹身，这种习俗起源也很早。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江南地方的吴人、越人、楚人崇拜龙图腾：“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能害也。”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大多数民族在古代或近代都有纹身的习俗。黎族女子开始纹身的年龄是十二三岁至十六七岁。有了情人就要在手上刺特别的标记，这种标记往往是情人亲手给予黥刺的。我国云南基诺、布朗、独龙等族，台湾高山族同胞也有纹身的习俗。……（删节）由于纹身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及原始人的群体活动中具有较强的识别作用，在不同的群体交流、争斗及通婚过程中又传递着特定的信息，随着原始群体的迁徙与活动，又在更宽泛的据土范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能够传达生活及社会信息的原始广告媒介。

3．人体饰物。在人体上加装饰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其中有空孔的兽牙、空孔的海蚶子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钻孔的鱼骨和刻沟的骨管等。它们是用带子串起来套在身上的。人体饰物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发饰、头饰、耳饰、鼻饰、唇饰、颈饰、脚饰等等。人体饰物的配带，跟不同时代人们的发型、发式密切关联。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逢节日往往满插繁花。广西瑶族妇女发式因地而异，有头上插竹箭两根，约二尺长，分头发为两股，左右盘结，绕箭而上，又以纱巾覆盖，形关如蝶翼双立。有的则头戴竹箍，两端翘起，形状象牛角，再系以珠子丝绵扎紧。浙江东部一些地方的畲族妇女，头饰用竹筒制成，长三尺左右，外面包以红呢，嵌以银边，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串珠。根据不同饰物，可以判断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和特性，可以通过不同饰物的搭配、组合传递特定思想或文化信息。在这里，人体饰物不仅反映着原始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文化信息传播到族群每个成员当中，甚至传播到临近或敌对氏族群体之中，原始广告传播的功能也表现得较为强大，具有明显的广告“告知”功能。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原始社会及文明早期漫长的岁月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肢体语言进行的，特别是一对众、群族对群族之间特定的、具有“告知”和“识别”功能信息的传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肢体语言在这里成为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广告传播媒介。

二借代物——广告信息传递的特定标记

原始人传递信息除了使用肢体语言外，更多的则是依靠现实世界的自然物来实现广告信息的传递。这些自然物，一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或存在的，如树木、岩石等，另一种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尚没有被有意识地专门用来当作广告媒介来使用，而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借用了，如图画、绳索等。这种借代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特定借代物，二是生活借代物。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也称之为草芥。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主要取意为“扫愁帚”。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慧。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3)垆。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史记》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相如烈传》)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酒楼》)

(5)灯笼。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酒楼》)

灯笼一般悬挂在酒肆茶楼门首显著位置，上书“酒”、“茶”、“客栈”等字，十分醒目，在寒冷的夜晚也显得十分温馨。灯笼的形状因行业特点不同也有较大差别。如酒楼灯笼如酒瓮，还有圆形、椭圆形、宫灯型等形状。药铺则与葫芦相似。

店铺广告媒介使用，是行商坐贾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不同类型店铺广告媒介的使用，方便了商家与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也使商业经营的行业特色更加突出；同时，广告媒介由于制作精良、外观漂亮，在美化人们生活方面也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2．行商使用的广告媒介

行商坐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分化。坐贾守摊经营，行商则走街穿巷。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也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1)拨浪鼓。也称“货郎鼓”、“不郎鼓儿”。一般认为宋代开放市禁以后，货郎走街穿巷开始使用拨浪鼓。宋代李蒿在《货郎图》中就绘有拨浪鼓的形状。宋元明清时期，拨浪鼓是商人招徕顾客的主要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和拨浪鼓属同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还有锣、鼓、钹、铃、梆、板、盆、镊叉、木鱼、钉拐等，为不同行业的商人所使用。如元代卖糕饼的就敲木鱼，修鞋的则在货架上悬挂钉拐互相碰击发出声响来招徕顾客。(2)箫。东汉时期，箫就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介。唐宋时期，这种风俗便流传下来，到宋元时期则较普遍，主要是卖饴糖的小商小贩使用箫来传播商品信息。宋代诗人曾吟到：“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寒食假中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用箫作广告宣传的情形。在中国古代社会，此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为数众多，较为典型的还有笛、唢呐、喇叭、口琴、哨等。

中国古代社会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各行各业的行商均有自己独特的声响工具，在中国古代广告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并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略）

这些独具特色的广告媒介的使用，使中国古代广告传播活动从商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从沿海商业中心向内地广大区域扩展，广告传播也打破区域传播的局限，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开始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进程和社会进步。

3．印刷广告媒介

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递方面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新型广告媒介，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商家的经营活动中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1)铜板印刷媒介。雕板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一种新型的广告媒介——广告铜板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最为典型的实物就是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这是一种商标和广告信息相结合的雕板印刷物。铜板宽125厘米，高13厘米，正面雕刻有“济南刘家针铺”的标识字样，画面中央雕刻“玉兔抱杵捣药”的图案。图案两旁有八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分列两旁。图案下方还有特别的广告宣传文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被视为是印刷广告中的典型代表。

(2)广告招贴画。广告画出现在南宋时期，采用纸质印刷。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出现《眼药酸》杂剧印刷广告。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之人位于画面中央，一人用手指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眼药水请他使用，广告表现类似今天的广告招贴，十分生动形象。

(3)书籍广告媒介。明清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坊刻书和印书渐成风气。为了宣传所印或所刻图书质量，书商开始在图书的前言或后记，甚至封面上做广告宣传，书籍本身除成为文化信息载体外，也成为新型的广告媒介。如明弘治年间的《奇妙全相西厢记》书尾就刊印了广告，广告词为：“本坊谨依经书重新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此类广告形态随着图书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日益普及。

(4)木板年画。清代木板年画十分盛行，年画铺遍及全国各地，广告年画成为新型广告媒体。如苏州桃花坞出土的“四时名点”广告年画中，绘有《失街亭》的戏文和插图，而这种年画又充当“四时名点”的包装装璜，具有鲜明的广告宣传功效。

作为手工制作物的广告媒介，多是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通过观察、积累，结合行业特点所创造、加工，并不断改进的新型信息传递形式。因为这些媒介多是伴随着商人的经商活动而产生，并成为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识作用。

现代部分：

传播媒介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又是人类思维不断符号化的进程。从媒介发展史考察，出现过口头、手抄、印刷、电子、网络等形态的媒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媒介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这就是媒介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然，新的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媒介就必然被淘汰。正如高科技时代，民间传说、民歌等依然保留口头传播的方式，显示出不同地域、部落、民族的文化魅力，其间有个“文化滞留”的现象，即“经济现状、政府法规和政策、公共兴趣、文化习惯的影响等等，文化的技术或物质方面超越了整个社会控制和运用这种技术的能力。”[2]本文把以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介，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和以数字化时代电脑网络为代表的第四媒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对文学观念、文本形式等方面的影响。事实上，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历时和共时的关系，在分析过程中将有所侧重。

二

1�近代报刊的崛起，催生并哺育了新文学，报刊是新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载体，并决定其之后的发展演变。回顾历史可以说正是近代报刊媒介在中国社会历史性登场，成为了古典文学的终结者，中国文学才开始转型进入新的阶段——现代文学时代。以前，读者只是士大夫、读书人，到晚清，由于社会变革，更多的落魄文人、新式学生、职员、商贩等大众化的受众群体出现，不同阶层的受众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2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文学的传播又发生了一场革命。电子媒介时代以视听感觉综合与延伸为特点，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已由视听消遣方式代替了文本的阅读。它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便可以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中得到满足。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广播，把静态无声的文字变成动态有声的语言来传播，给人以全新的刺激和震撼。广播的传播方式给受众很大的自由度，繁忙的现代人可在伴随状态下，也就是一边做其他事，一边收听广播。**、电视把小说的文字变成已想象好的画面，直接奉献在受众的眼前，尤其是电视，与人时时相伴，有画面，有声音，有字幕与解说。不仅如此，还有电视散文、电视诗画等节目，既保留了文学作品文字上的优美，又带有情景上的想象。

现代电子媒介对传统阅读的文学观念构成了挑战。首先，它们是以一种复制形式生产文学的，它复活了被复制的对象。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式样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供人们一次性、不间断地欣赏。文本的本真性不存在，是复活者按照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进行复制活动。文学作品与读者保持神秘的、韵味无穷的个体性接触，也被复制技术改变了，人们阅读时的独处、沉静，享受着淳厚的美感愉悦，被声色震撼、感官冲击所取代。

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崭新一代的媒介正扑面而来，这就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它可同时传递文字、声音、图像、数据等信息，囊括了传统媒介的一切表现形式，其特点为数字化、全球性、多媒体、实时性、交互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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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鹿

作者：绿野千鹤状态： 

古籍烬，道卒崩，鹿璃一出天下兴，争，争，争。

万骨枯，天子令，不负皇恩负君情，命，命，命。林信给皇家做了一辈子屠刀，心狠手辣，从不后悔，唯一遗憾的是到死也没得到沈楼的心。重活一世，他决定装乖卖巧，好好把沈楼哄到手。沈楼给天下做了一辈子楷模，清心寡欲，从不逾矩，唯一出格的是喜欢上了林信那个魔头。重活一世，他决定抛开世俗，早早把林信骗进门。两个重生的人，背负各自不同的使命，重新开始，逐步解开上一世的误会

　心狠手辣戏精受 x 但笑不语心机攻

　　(《人物志》曰：“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者似察而事烦，诈施似惠而无终，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有大权似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实也？”)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长，音竹两反。)，有顺懁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焊(音汗)。”

　太公曰：“士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威威而无成者，有如敢断而不能断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倭倭迤迤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内怯者，有梦梦而反易人者。无使不至，无使不遂，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见其际。”此士之外貌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

　(桓范曰：“夫贤愚之异，使若葵之与苋，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类是而非是，类贤而非贤。”扬子《法言》曰：“或问难知曰：‘太山之与蚁蛭，江河之与行潦，非难也。大圣与大佞，难也！于乎！唯能别似者，为无难矣！’”)

　知此士者而有术焉。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又曰：委之以财，以观其仁；临之以利，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又曰：悦之以色，以观其不。)；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观其勇。又曰：惧之，以验其特。)；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又曰：醉之以酒，而观其则。又曰：醉之以酒，观其不失。)。

　《庄子》曰：“远使之，而观其忠(又曰：远使之，以观其不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又曰：近之以昵，观其不狎。)；烦使之，而观其能(又曰：烦之以事，以观其理。)；卒然问焉，而观其智(又曰：设之以谋，以观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穷者，谋。)；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隐者，谓信也。)；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又曰：纵之以视，观其无变。)。”

　《吕氏春秋》曰：“通，则观其所礼(通，达也。)；贵，则观其所进(又曰：达，视其所举也。)；富，则观其所养(又曰：富，视其所与。又曰：见富贵人，观其有礼施。太公曰：富之而不犯骄逸者，谓仁也。)；听，则观其所行(行则行仁)；近，则观其所好(又曰：居，视其所亲。又曰：省其居处，观其贞良；省其交游，观其志比。)；习，则观其所言(好则好义，言则言道。)；穷，则观其所不爱(又曰：穷，则视其所不为非。又曰：贫，视其所不取。)；贱，则观其所不为(又曰：贫贱人，观其有德守也。)。喜之，以验其守(守，慎守也。又曰：喜之，以观其轻。)；乐之，以验其僻(僻，邪僻也。又曰：娱之以乐，以观其俭。)；怒之，以验其节(节，性也。又曰：怒之仇，以观其不怨也。)；哀之，以验其仁(仁人，见可哀者则哀。)；苦之，以验其志(又曰：检之，以观其能安。)。”

　《经》曰：“任宠之人，观其不骄奢(太公曰：贵之，而不骄奢者，义也。)；疏废之人，观其不背越；荣显之人，观其不矜夸；隐约之人，观其不慑惧；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人物志》曰：“夫幼智之人，在于童[齿乙]，皆有端绪。故文本辞繁，辩始给口，仁出慈恤，施发过与，慎生畏惧，廉起不取者也。”)；壮者，观其廉絜务行而胜其私；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慈孝；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乡党之间，观其信义；君臣之间，观其忠惠(太公曰：付之而不转者，忠也。)。”此之谓观诚。

　(傅子曰：“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所长，非所谓难。所谓难者，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所谓难也。所谓难者，典说诡合，转应无穷，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怯而言勇，诈而言信，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多端以疑暗。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立不易方，贞观之道也。九流有主，贞一之道也。内贞观而外贞一，则执伪者无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

　故韩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喑者不识。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穷矣。发齿吻，视毛色，虽良、乐不能必马；连车蹴驾，试之行途，则臧获定其驽良。观青黄，察锻销，虽欧冶不能必剑；陆断狗马，水截蛟龙，虽愚者识其利钝矣。是知明试责实，乃圣功也。”)

　《人物志》曰(凡有血气者，莫不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着形。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也。)：“骨植而柔立者，谓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质也(木则垂阴，为仁之质。质不宏毅，不能成仁。)。

　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火则照察，为礼之本。本无文理，不能成礼。)。

　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为信之基。基不贞固，不能成信也。)。

　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也。)。

　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达，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

　故曰：直而不柔则木(木强侥讦，失其正色。)，劲而不精则力(负鼎绝髌，失其正劲。)，固而不端则愚(专己自是，陷于愚戆。)，气而不清则越(辞不清顺，发越无成。)，畅而不平则荡(好智无涯，荡然失绝。)。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神者，质之主也。故神平则质平，神陂则质陂也。)，明暗之实在于精(精者，实之本。精清则实明，精浊则实暗。)，勇怯之势在于筋(筋者，势之用也。故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强弱之植在于骨(骨者，植之机。故骨粗则植强，骨细则植弱。)，躁静之决在于气(气者，决之地也。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静。)，惨怿之情在于色(色者，情之候。故色悴由情惨，色悦由情怿也。)，衰正之形在于仪(仪者，形之表。故仪衰由形殆，仪正由形肃。)，态度之动在于容(容者，动之符。故哀动则容哀，态正则容度也。)，缓急之状在于言(言者，心之状。故心恕则言缓，心偏则言急也。)。

　若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崇容直，则纯粹之德也。”

　夫人有气。气也者，谓诚在其中，必见诸外。故心气粗讼者，其声沉散；心气详慎者，其声和节；心气鄙戾者，其声粗犷；心气宽柔者，其声温润。信气中易，义气时舒，和气简略，勇气壮立。此之谓听气。

　(以其声，处其实。气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咸发乎声。听其声，察其气，考其所为，皆可知矣。)

　又有察色。察色，谓心气内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诚智，必有难尽之色(又曰：诚智，必有明达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又曰：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又曰：诚勇，必有矜奋之色也)；诚忠，必有可观之色；诚絜，必有难污之色；诚贞，必有可信之色。质色浩然固以安，伪色曼然乱以烦。此之谓察色。

　(《人物志》曰：“夫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仁目之精，悫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强。夫忧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乱而垢理；喜色，愉然以怿；愠色，厉然以扬；妒惑之色，冒昧无常。是故其言甚怿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言已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凡此之类，虽欲违之，精色不从，威愕以明，虽变可知也。)

　又有考志。考志者，谓方与之言，以察其志。其气宽以柔，其色检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每自见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胜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废其所不能者，是损人也。(太公曰：“博文辩辞，高行论议，而非时俗，此人也。王者慎勿宠之也。”)

　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者，是质人也。(又曰：与之不为喜，夺之不为怒，沉静而寡言，多信而寡貌者，是质静人也。议曰：太公曰：“朴其身头，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得，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夫质人之中有如此之伪者也。”)

　若其貌曲媚，其言谀巧，饰其见物，务其小证，以故自说者，是无质人也。(议曰：晏子云：“谗夫佞人之在君侧，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诚于中者，必谨小诚于外，以成其大不诚。此难得而知也。荀悦曰：“察人情术，观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悦于己者，必佞人也；观其言行，未必悦己而合于道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以事而志不惑，深导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又曰：荣之以物而不娱，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迁，临货而不回者，是果正人也。议曰：孔子称：“取人之法，无取健。健，贪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

　若喜怒以物而心变易，乱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迁动，慑之以威而气恇惧者，是鄙心而假气人也。(又曰：若格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诺而不决者，是情弱之人也。)

　设之以物而数决，惊之以卒而屡应，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议曰：太公云：“有名而无实，出入异言，扬美掩恶，进退为功，王者慎勿与谋。夫智思之人，弊于是矣。”)

　若难设以物，难说以言，守一而不知变，固执而不知改，是愚佷人也。(议曰：志士守操，愚佷难变。夫不变是同，而愚智异者，以道为管也。何以言之？《新语》云：“夫长于变者，不可穷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故君子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目不炫耀之色，耳不乱阿谀之辞。虽利以齐鲁之富而志不移，设以松乔之寿而行不改，然后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观其道业。”此其所以与愚佷异也。)

　若屏言而勿顾，自私而不护，非是而强之，是诬嫉人也。(议曰：刘备以客见诸葛亮而贤之，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形外露，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后果然。夫人容止，大抵如是。

　何晏、夏侯玄、邓扬等，求交于傅嘏而不纳也。或怪而问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败衅，妒前而无功。以吾观此三人，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后皆如嘏言。夫妒者之行，有如此者。)

　此之谓考志。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堪物侄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诗》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心小也；‘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

　又有测隐。测隐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让而大争，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隐于仁贤。(孙卿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桀耳，曷足称大君子之门乎？”)

　若问则不对，详而不穷，貌示有余，假道自从，困之以物，穷则托深。此隐于艺文也。(又曰：虑诚不及而佯为不言，内诚不足而色亦有余，此隐于智术者也。《人物志》曰：“有处后持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解者；有因胜情错失、穷而称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数似者，众人之所惑也。”)

　若高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而称说，以诈气临人。此隐于廉勇也。(议曰：太公云：“无智略大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将。”此诈勇之弊也。)

　若自事君亲而好以告人，饰其见物而不诚于内，发名以君亲，因名以私身。此隐于忠孝也。此谓测隐矣。(《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内真，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违。而人之求奇，不以精微测其玄机，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真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何自得哉？故须测隐焉。)

　夫人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而立假节以惑视听者，曰毁志者也。(《人物志》曰：“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依讦似直，以计讦善；纯宕似流，不能信道，依宕似通，行傲过节。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观其依似，则毁志可知也。”)

　若饮食以亲，货赂以交，损利以合，得其权誉而隐于物者，曰贪鄙者也。(太公曰：“果敢轻死，苟以贪得，尊爵重禄，不图大事，待利而动，王者慎勿使也。”)

　若小知而不大解，小能而不大成，规小物而不知大伦，曰华诞者也。(文子曰：“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诚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未足多也。”)

　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无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变而能治效，穷而能达，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议曰：鱼豢云：“贪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处所然耳。”是知别恭俭者，必在于富贵人也。)有隐约而不慑，安乐而不奢，勋劳而不变，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爱以事亲，情乖而不叛，力竭而无违，曰忠孝者也。此之谓揆德。

　(桓范曰：“夫帝王之君，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贤，恶亡国之失士。然犹授在凶愚，破亡相属，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术谋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识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良；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趋之功而不信道德之化；言语之人，以辩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凡此之类，皆谓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矣。”又曰：“夫务名者不能出陵己之后，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此又同体之变，不可不察也。”)

　夫贤圣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尽与游处。何以知之？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必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务以流数，抒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者，谓兼也；好陈己善，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谓偏也。)是故，仲尼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爱物，蔽在无断；信者露诚，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