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祠堂文化

什么是祠堂文化，祠堂是我国珍贵历史文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建筑，承载了诸多历史、人文、科学、艺术、建筑、民俗等信息,得到了更集中的关切。以下分享什么是祠堂文化？

什么是祠堂文化1

在很多祠堂的墙壁上，往往挂有“家训”、“族规”、“家法”内容的牌匾，它包含了以“忠信孝悌”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其中有些如“君臣父子”、“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是属于我们需要批判的封建糟粕。

但有些内容，如敬长老、孝父母、友兄弟、尊师长、睦近邻、崇俭朴、恤孤寡、戒*逸、戒奢侈、禁赌博等伦理规范，包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对今天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祠堂是什么呢？

祠堂是举行祭祀的建筑场所，是我们追慕先祖的地方。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根深才能叶茂，祠堂浇灌家族的根，浇灌祖宗，礼敬天地。这就是祠堂在深层次的自然实质意义。

二、祠堂的出现

在宋以前，华夏守礼延续的是礼经。宋代的时候，因为时间相去久远，三代之礼的延续有很多已经不适合那时候的要求了。所以朱子根据当时情况重新制礼。这就是《朱子家礼》中提到的：

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於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中，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於实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因，於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於礼也。

意思是，随着时代变化，礼也应该随之而变。三代之礼虽然完备，但是很多节文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时代了。当时的饱学之士虽然根据三代之礼以及现实情况进行了酌情的变化，但是详略不一，没有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进行普及推广。

甚至有的忽略了根本而逐末，或者不重视内在之实而只重视外在节文。从而导致有志好礼之士，不能列出要点而遵从。贫困的人，忧患自己终老去世之后没有可以遵从的仪文以符合礼。

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於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於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於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

于是朱子遍览古籍，遵循大原则这些不能变得。而进行损益。大体以诚敬，忠恕之道的原则，以为礼之本。在实行的时候既能体现礼之文而又能重本务实。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慎终追远，以及教化民众的意义。

在三代以前庶人（普通老百姓）是无庙的，而朱子于此时明确提出了“祠堂法”。这就是祠堂正式的起源了，从此祠堂开始正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并且其重要意义一直影响至今。

三、有关祠堂历史的演变由来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家族观念相当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姓地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多建立自己的家庙祭祀祖先。在日本祠堂也经常出现，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其中有宗祠、支祠和家祠之分。“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

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后来倒是做过皇帝或封侯过的姓氏才可称“家庙”，其余称宗祠。

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还具有多种用处。祠堂也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凡族人违反族规，则在这里被教育和受到处理，直至驱逐出宗祠，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封建道德的法庭；祠堂也可以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

正因为这样，祠堂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越有权势和财势的家族，他们的祠堂往往越讲究，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成为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祠堂多数都有堂号，堂号由族人或外姓书法高手所书，制成金字匾高挂于正厅，旁边另挂有姓氏渊源、族人荣耀、妇女贞洁等匾额，讲究的还配有联对。

如果是皇帝御封，可制“直笃牌匾”。祠堂内的匾额之规格和数量都是族人显耀的资本。有的祠堂前置有旗杆石，表明族人得过功名。一般来说，祠堂一姓一祠，旧时族规甚严，别说是外姓，就是族内妇女或未成年儿童，平时也不许擅自入内，否则要受重罚。

追溯历史的沿革，解放后特别是60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农村的老祠堂基本都被推倒砸烂或改造成了办公场所等。祖宗排位包括有些藏于其中的家谱等皆被焚烧破坏，后世之人不知祠堂为何、作何之用者比比皆是。

四、目前现存祠堂的文化及其状况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每个宗族姓氏都有自已家氏的祠堂，只不过大姓有权人家的祠堂建得豪华气派；而小姓人少建造的祠堂则简单。祠堂在文革之前，每一个县域完好祠堂据不全统计也有几十座，而这些原有的祠堂因历史上数次动荡和岁月侵袭，或在“文革”后被拆除重建学校或建粮站等，留下来的已经很少了。

祠堂的规格不等祠堂有三进五开间，白墙青瓦，流檐翘角，也有三进多开规模这宏大的，点地几十亩题匾高高悬挂，雕刻着龙、虎、麒麟等吉祥物的石灰岩石鼓分立在门的两侧。多数高规格祠堂建筑为木质结构，有精美的木雕栩栩如生。

一色青砖砌成的山墙气势恢弘，上百米之长，近6米高，看不见一丝岁月侵袭的痕迹，墙钉颗颗可见，墙的侧门上方石刻“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流畅醒目。建造祠堂的古人有消防意识，在祠堂空旷的广场的上有水塘等配套建筑，可惜一大部分先后毁于历史上的多次动乱战火。

解放后祭祀祖宗被当作一种“封建事物”废除了，旧时的宗祠成了教书育人的学校，继续为家氏子孙造福，培育了一代代族氏后人。

五、祠堂保护采取的几点措施

如今，大多数宗祠、年入失修出现残破的痕迹，无人正常看管（因为没有经费发工资），这就迫切需要文物部门牵头调查、论证，或出资进行一次大的修缮，还祠堂本来的真正面目，使祠堂长久的保存下去。老祠堂虽然“贵”为文物，但如果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性措施，拿出具体的意见或建议，拨出一定的保护经费修缮费。

只是让保护工作停留于口头上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是无济于事的。当前，分布农村的老祠堂反映了这个地区乡村文化和古建筑特色，特别是一些始建于明清的祠堂更是宝贵中的文化遗产。

近年来，一些乡镇、街道、姓氏家族有组织的开始重修祠堂，过去的老祠堂的风格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甚至被破坏，应引起有关文物部门重视。人们呼吁，重修老祠堂时应注重保护它原有的风格，修旧如旧，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是一件都不能少，这是它的历史价值体现，也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作为后人一定千方百计加以保护，这是历史赋予的光荣责任。

1、建立古祠堂长效保护与管理机制。上级文物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每年对现存的祠堂进行一次调查摸底，要建立和完善各种保护管理制度，祠堂中各种物品要逐件登记造册，做到有和文字记载，有编号，有专人保管，方便人们的查阅。

2、建立看管与居住配套制度。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古祠堂、或是那些古民居、古屋类的建筑最怕的就是无人居住，因为长期不住人，不透光线，屋内潮湿，对屋内和设施有较大的朽蚀作用。

没人住的房子会因缺乏人的照看而缩短寿命，而有人居住的房子，反因有人居住而被悉心照看和护理而延长寿命。因此，有专人看管和长期居住祠堂内，对老祠堂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3、改建、维修祠堂必须维持其原风格。要使历史珍贵文物不遭受到肆意破坏，族亲们的关注最为有效，可在道路要道口或祠堂周围要建立永久性宣传牌。

积极宣传文物保护知识和意义，让全社会关注爱护祠堂文物，文物部门要在保护历史文物原貌的前提下，提出合理化的维修建议，各级政府也要出面协调，落实相关资金来源，采取多方筹集的办法：一是主管文物部门拨一点，二是地方政府支持一点，三是祠堂姓氏的族亲老板们赞助一点，保证祠堂看管和维修有充足的资金。

4、加强与旅游部门合作，开拓旅游景点。对古祠堂文物要面向游客开放，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可收取部分费用，作为祠堂的维修资金，又可让更多的人的了解祠堂丰富的文化底蕴，凭吊古迹，日月生辉，把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祠堂，不单是维系海外乡亲与本土血缘关系，同时也是给乡亲以及所有后代子孙了解祠堂文化，了解当地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载体。祠堂，可以说就是一个民俗博物馆，又可以说是一部家族变迁史。

传统中国人对于宗祠的感情，朴素、淳厚，无可扼制，无法割裂。无疑，宗祠是传统中国人心中血缘崇拜的圣殿，是灵魂皈依所在。是宗族血脉所系，也是宗族盛衰的标志。兴旺的家族，四时祭享、香火不断；

衰败的宗族，祠堂残颓，香火断绝。它以血缘为基石，以亲情为纽带，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使后人保持着与祖先心灵的沟通。在以血缘为坐标的宗族关系中，祠堂是尊祖敬宗的联结点。读懂了祠堂，也就读懂了宗族文化的真谛。

朱熹在《家礼》中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而且，或有水盗，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品，后及家财。在朱熹时期，祠堂被视为高于一切，为家族命运之所系，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正因为这样，名宦巨贾，豪门望族，均建祠堂，以显其本，以祭其祖。宗法、血缘观念也应运得以强化。可以说，每一座祠堂背后，都凝聚着世世代代许多人的情感。这种情感天长日久，延伸成为一种文化，一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

我们现在提倡的良好家风，实则就是祠堂文化的流转，家族文化的延伸。曾国藩的田园思想就是基于保存曾氏家族的理想，这种思想非常接近孔夫子的家族制度。曾国藩身居显要，而其致子侄辈的家书中，殷殷切切的，皆是戒奢戒侈的劝导。在一封家书中他写道：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

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他所以有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是因为他从心底希望家族壮大繁荣。曾国藩以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

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七八世。朴素能令家族繁荣持久，又何尝不能令国家繁荣持久？

家族文化是中国宗祠文化的呈现。家族文化缩小了就是小家文化，放大了就是民族国家文化，祠堂是家族文化的支点所在，所具备的尊敬先人、崇扬贤德、教化后人、凝聚人心的作用，与建设和谐社会一脉相承，不谋而合。家和则国和，族兴则国兴。祠堂里的祖训族规，那些教人学好向善、爱国兴家的内容，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

什么是祠堂文化2

浅谈中国古代的祠堂文化

中国的文化很是博大精深，祠堂作为中国很特殊的文化，在历史的扉页上，写着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家族在举行重大的事情，商议重大的家族事务的时候，会在祠堂里举行。

祠堂，总给人一种肃穆幽深的印象，但是，祠堂也有很多的忌讳，制定了一定的章法，甚至规定了有些人是不能进入祠堂的。

究竟是哪些人不能进出祠堂呢？

第一是小孩子和年轻人如果死在了外面，是不能入祠堂的，因为小孩子和年轻人的煞气很重，死的时候是很不甘心的，所以，会有很大不详的东西跟着。

祠堂是处理家族内的人婚丧，寿喜的地方，如果这些人是在自己的家乡正常死亡，办理丧事的时候，同一个宗族的人，都会帮着在祠堂里给这个人办理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民族的古老传统。

今天的我们，谁家有了红事白事，第一个通知的也是自己家族的亲戚，因为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古老观念，自己宗族的人，就跟自己的家人一样，即使平时很少来往，有了大事也得让家族人知道，其他的同事，同学，不通知也不是很紧要的。

一个宗族的人，即使多么繁忙，也会来到办事的人家里进行帮忙，如果两个兄弟关系不和，准备不来往了，首先表现在表面上的就是，有了红白喜丧事情，决不通知这个亲戚，这就算是断了所有的联系。

小孩子和年轻人的阴气比较重，所以，祠堂是不愿意接受的，也就有了小孩子和年轻人死在外面，不入祠堂的说法，而且小孩子和年轻人如果死在了外面，一定要赶紧运回来，当天晚上埋了，而不是像老人死亡一样，需要在祠堂停放几天，召开盛大的丧事礼节才下葬。

年轻人和小孩子，都是当天入土为安，如果当天没有运到老家，会认为是很不吉祥的一件事，埋的时候，还不能挨着祖坟埋，这样也是为了小孩和年轻人的阴气不妨碍自己家族利益的缘故。

还有就是古代的女人，是不能入祠堂的，祠堂是男权社会施展自己权威的场所，只有男人才能进入祠堂，进行各种家族的活动。女人出入祠堂，除非是是犯了宗族的禁忌，进祠堂接受家族人的惩罚，比如一些有了丈夫的女人，和其他男人发生了不好的关系，被人抓住，就得进祠堂接受家族长辈的惩罚，严重的绑在笼子里，和男人一起沉在水里淹死，也就是俗话说的“浸猪笼”。

另外，就是入赘的男人是不能进自己祖先的祠堂的，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女方的祠堂特也是不能进去的，除非是这个男人改姓，才可以进女方的祠堂。试想一个男人姓自己的姓二十多年，入赘让儿子姓女方的姓还罢了还把自己的姓改了，相信很多人感觉很难接受，于是也就不能入祠堂。

因为祠堂代表的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只能有一个姓氏，这个男人倒插门进了女人家里，如果依然姓自己之前的姓，异性之人是不能进祠堂的，他们生的儿子，姓母亲的姓氏，是可以进祠堂的，相当于是家族的一员了。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祠堂文化里，祠堂代表着家族的兴衰，大的家族还会找专门的人看护祠堂，如果有女人不小心在祠堂门口望了一眼，也会接受处罚的，严重的还会处死。

虽然祠堂文化对于女性是如此的苛刻严谨，也总有例外发生，在安徽省的省歙县棠樾村西，有一座专让女人进入的女祠堂，它建成于清朝的1805年，是棠樾村的盐商鲍启运所建立，这个女祠堂的名称为“清懿堂”，当时这位大盐商为女性发了慈悲，为了表彰在徽商做出贡献的女性所建立。

据说明清两代棠樾村出了很多贞洁烈女，她们遵守福德，出现了很多恪守礼教的名女子，“催乳哺弟”、“送夫经商”、“养老恤孤”这些美好的事迹，是这些女子们作出的榜样，被雕刻成蜡像，成为棠樾村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她们的牌位，历代在清懿堂安放着，叙说着她们贞良清白的品格。

虽然祠堂文化在我们国家成了礼教的代名词，可是毕竟还是有些封建糟粕的，1927年在衡山县的白果，当地的妇女受到先进思潮的影响，进入了祠堂，成群结队在祠堂里大口吃酒，祠堂的家族长辈眼看着她们在祠堂里耍威风，也不敢说什么，这些妇女以后勇敢地进行了新时代的改革，。

她们解放了自己的小脚，要求婆婆不能再苛刻自己，要求打破封建的余孽，要求丈夫不能随意打骂妻子，我们现在的眼光，很难说这些女人做的对还是不对，但是，在打破旧的习俗，建立新的制度的时候，只有破釜沉舟，勇敢地进行改革，才能让新社会展现新的面貌，

祠堂文化，也许随着它的衰落，成为我们历史组成的一部分，现代的女人不再被祠堂文化束缚，已走出了世界，走向了未来。

什么是祠堂文化3

祠堂文化——什么是祠堂

宗祠即是祠堂，是汉民族供奉祖先和祭祀场所，是宗族的象征。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当时，宗庙为天子专有。到了南宋，朱熹提倡兴建家族祠堂。宗祠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传统，是家族的圣殿。作为汉民族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象征与标志，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历史价值。

祠堂有多种用途。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各房子孙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便利用这些宽广的祠堂以作为活动之用。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家族观念相当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姓的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多建立自己的家庙祭祀祖先。

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其中有宗祠 、支祠和家祠之分。“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后来倒是做过皇帝或封侯过的姓氏才可称“家庙”，其余称宗祠。

祠堂一般采用轴线对称的布局。明《鲁班经》卷一记载：“凡造祠宇为之家庙，前三门(山门)，次东西走马廊，又次之大所，此之后明楼，茶亭，亭之后即寝堂。”浙江祠堂的院落空间均为三进或四进建筑构成，即大门、仪门、享堂、寝堂，有些祠堂还在后部设置庭园。

不少祠堂中都附设有戏台，标志着祠堂作为公共建筑的性质得到加强。享堂是祠堂的正厅，它又称祭堂，是举行祭祀仪式或宗族议事之所，因此一般在建筑群中是规模最大、用材最考究、装饰最华丽的建筑；寝堂为安放祖先神位或纪念对象之所，在建筑的后部均设有神龛。设计之精美，做工之巧妙，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艺术创造力。

解放后特别是60年代的运动，祠堂基本都被推倒砸烂或改造成了办公场所等。祖宗排位包括有些藏于其中的家谱等皆被焚烧破坏，后世之人不知祠堂为何、作何之用者比比皆是。痛心之余，少数地区由于某些原因，部分祠堂得以保存，甚慰

　　家估算了一下,目前在47个国家的2000多个博物馆中,中国流失的文物大约有167万件。在全球,中国至少有数百万件文物流落异域。有的是战争时期掠夺来的,有的是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窃取的,有的是盗墓贼或文物贩子走私出去的。

　　中国文物流失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后开始的。1860年10月18日,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文物史上最大的劫难。圆明园自康熙以来历代帝王庋藏的纯金、镀银、玉雕、铜铸佛像达10万尊以上。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和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募本等都散失殆尽。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总数多达23万余件,珍品如山。其中我国古画有数百件之多。被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永乐大典》、《女史箴图》、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和“考察队”窃取的敦煌画卷就收藏于此。这里的中国馆是1990年香港商人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约2700多万人民币)改建的,改建的目的是便于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展览。大英博物馆一向被认作是在中国之外藏有最多最好的中国文物的博物馆。事实上,大英博物馆某些类别的收藏还要优于中国,例如敦煌画卷与经卷(经卷现已随大英图书馆一起搬出)。

　　大英博物馆的文物除少数为爱好者捐赠外,绝大部分为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大肆掠夺而来。近年许多国家纷纷向英国政府交涉,希望能够取回属于他们的展品。希腊为争取古代巴特农神庙埃尔金大理石雕的归还,至今仍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也非常大,且品种丰富。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大概在数十万件。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巴黎卢浮宫国立博物馆分馆——吉美博物馆藏品的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文物,达3万多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以收藏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

　　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我国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万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万件。

　　面对如此多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如此众多的无价之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和惭愧。

　　文物走私猖獗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非法文物交易价格不断攀升,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走私的巨额利润,导致全球性文物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挖坟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行业。青海某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被毁古墓1000余座,5000多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珍品被哄抢一空。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10万余起,被毁古墓20余万座。在英国倒卖中国文物的犯罪嫌疑人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这些唯利是图的文物贩子们是中国文物流离失所的源头,也是屡禁不止的文物犯罪的祸首。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2003年8月,深圳海关对外宣布,该关成功破获一起走私国家珍贵古生物化石的走私团伙,截获国家一级文物等国家限制出口文物共计2165件。这一案件是建国以来海关系统查获的最大一宗古生物走私案件。这批走私化石数量之多,级别之高,品种之全,国内罕见。

　　因管理不善或监守自盗而造成的文物流失,已成为中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古墓盗掘的第二大来源。2003年6月18日,在因坐拥避暑山庄而久负盛名的河北承德,共有158件文物被从门禁森严的文物仓库中盗出,其中数件为堪称中国国宝的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其余为国家二级或三级保护文物。案件所涉文物数量多,品级高,业内人士认为,这很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博界第一大案。2003年10月9日,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管理文物的办公室副主任陈迪宽,因涉嫌贪污文物被当地检察机关逮捕,之后又有两名工作人员被刑事拘留。这个馆5000多件文物不翼而飞,也没有报案,主管部门也未作深究。2003年11月27日晚,央视《焦点访谈》“访谈”了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一个经营了近20年的博物馆连一个完整的账目都拿不出来,出现文物大量流失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此之前,也报道过故宫字号文物被盗流失的事,流失的原因也是难敌“家贼”。

　　长期以来,资金和人手不足是中国文物博物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客流量最大的上海博物馆,每年2000万元的门票收入仍不足以使其自足。有的博物馆则因为新文物的出土,不得不在既无人员补充又无资金注入的情况下,背上看守墓葬的沉重负担。近几年来,全国诸如周口店遗址这样的国宝级文化遗产,由于缺乏维护、保护资金,都纷纷陷入了困境。文物保护经费的巨大缺口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现象。目前国内许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多少有些收入,有的单位如秦俑博物馆等的门票收入都过亿元。这些收入大部分上缴当地政府,上缴的部分返还给文物部门很困难,实际上很难做到专款专用。

　　海底“沉宝”“守业”难

　　2004年3月1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佳士得公司拍卖大厅,有1700余件精美的中国瓷器被同时拍卖。这些产自明朝万历年间的漳州瓷器是越南渔民几年前在南海的一艘中国古沉船上发现的。如此大量的中国海底文物在境外被批量拍卖已经不是头一遭。中国南海的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由于船的装载量大,因此在文物市场上形成了“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的瓷器。

　　关于海底沉宝的归属问题,根据国家文物局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对于遗存于中国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为了获得中国文物并逃过法律制裁,海上盗宝者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比如探宝者在获得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就可进行海底打捞工作,只须按协议与其共同分享打捞上来的宝物即可。但是有些探宝者利用这些国家的许可证作幌子秘密在中国海域进行打捞。外国盗宝者们将其打捞沉船的经纬度作为最高机密,从不对外公布,使外界无法找到其违法的证据。国际公约中有“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规定,于是他们钻国际法的空子,将从中国海域打捞上来的文物藏匿一段时间,等过了法律规定的确认期限,再将其堂而皇之地送往拍卖行拍卖。

　　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中国目前还无法对南海海域的中国沉船进行保护性打捞。尽管沉船数量很多,但是由于分布在浩瀚的大洋中,水下打捞无异于一场巨额赌博。打捞一艘比较深的沉船动辄需要几千万元。中国曾经组织过一次对一艘日本近代沉船“阿波丸”的大规模打捞工程,结果前期开支预算就高达1�2亿元。

　　海底沉船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装载的文物值钱与否,人文价值才是最重要的。近年来,中国海底文物严重流失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注意,目前中国正在着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遏制这一现象。

　　文物回归不惜血本

　　我国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开始步入小康,许多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陆续回归。这原本是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却花了大量血本。2003年9月,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斥资700万元,以物业发展项目名义,购入圆明园乾隆御制錾花铜猪首并将其赠送保利艺术博物馆。2003年4月,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最善本四卷被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中购回。据说这还是占了大便宜,此前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一些拍卖行等都想要这一阁帖,出价均不低于这个数,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这四卷《淳化阁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上海出现过,后来就流出国门。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为美籍犹太人安思远以30万美元拍下。

　　2002年12月6日,散轶多年的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行书《研山铭》被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海外征集回国。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指定《研山铭》采取定向拍卖方式,在12月6日拍卖会上,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依法参加竞买,最终以2999万元购回《研山铭》,并由该中心代接代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放保护。这是国家设立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后收购的第一件珍品。故宫近几年在文物拍卖市场已经展示好几次大手笔了:1800万元收购张先《十咏图》、400多万元收购清石涛《高呼与可图卷》、600余万元收购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200万元收购《出师颂》。

　　近年来,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品中有30%左右为海外回流品。看到国人为购回国宝而奔忙不止,并且时有所获,我们在庆幸之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如果按照这些价格,数以千万计的大量流失文物,今后又将如何收回。一件件以巨款赎购根本就不现实。正因为经费短缺问题,不少国宝我们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买走,我们出不起那么大的价钱。2003年7月12日,康熙御用传世玉玺被海外神秘人士以600万元拍去。华辰公司在征集2003年春拍物品时,从一位海外收藏家手中征集到了这件国宝。这枚玉玺被称为“康熙御笔之宝”,仅印面就有9�5厘米见方,是康熙年号玉玺中尺寸、体积最大的一枚,在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遗失海外。康熙共有120方印章,大部分在这次国难中流失。玉玺这种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收藏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它拥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学术价值以及艺术价值。

　　从2002年开始,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一般安排5000万元。只能有所选择,“买回一件算一件”,以“填补文物空白”为要。大部分只能眼睁睁看着被人家买走。乾隆的《大阅图》有三件,第一件在故宫。前些时候第二件拿出来拍卖,故宫曾想以500万元收购,但人家的底价已是800万元,最后拍到了2000多万元。《康熙南巡图》一共12卷,故宫有几卷,卖方的开价高也没有买。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故宫的心理价位是1000万元,当叫到2300万元的时候,都不敢举手了,只好看着国外买家拿下了,后来进了美国的博物馆,估计永远不会再出来了。

　　立法保护有待加强

　　对非法出境的文物,世界各国少有重金赎回的先例。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法律和道义的原则,锲而不舍地竭力追索。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甚至不惜采用强硬的外交手段。2003年6月17日,美国向中国归还了6件走私文物,这是中国通过法律程序追索文物取得的一项成果。2000年3月,我国墓葬文物武士浮雕像出现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在中美两国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成功阻止拍卖,最终得以按照司法程序将这件文物没收为国家财产,并无偿归还给中国政府。武士浮雕像的胜利追索,开创了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合作,打击非法出口文化财产,返还被盗文物的先河。追寻文物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依靠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各国追回被盗文物。我们现在追寻文物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但有一个问题存在,返还文物至公约生效以后实行,不溯及以往。当然,国际公约也没有肯定以前的非法流失文物的合法性。

　　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文物无偿返回祖国,是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企盼。国宝回归的前提是必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按照国际公约,于情于理,无可辩驳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若“不惜重金”赎回,确有损于中国人民的颜面和自尊,有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但2002年12月9日,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表示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相抵触。按照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就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归还要求。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决不放弃追索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

　　为了打击文物走私,中国对文物出境实行许可证制度。这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一种文物出境管理制度,未经我国文物出境鉴定机构审核许可,以任何方式携运文物出境都是非法的,是走私文物出境,都要受到法律追究。我国在禁止非法发掘、禁止文物的非法交易和严厉打击文物走私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能得到严格执行,文化遗产受破坏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变。针对国际文物走私猖獗的现象,亚欧一些文化官员呼吁制订一部国际公约,打击文物走私,防止文化遗产流失。目前许多国家都有针对文物走私而制订的相关法律规定,但国际社会需要一部更为详尽可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以确保人们不会掠夺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同时保证被掠夺的文化遗产能返还给其原属国。

　　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书呢？笔者在七、八年前就开始思考和探寻这个问题。在一年多前，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眉目。　　一、源头　昆明大学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于2004年5月合并后，改称为昆明学院。

昆明大学建于1984年3月3日。2003年2月，昆明大学合并了原昆明市轻工业学校、昆明市城乡建设学校、昆明市立信会计学校三所中专学校。这三所中专学校都是建国以后才创办的。因此，合并以后的昆明大学图书馆有古籍的可能性不大。笔者在昆明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几经查访，结论是：昆明大学图书馆没有古籍；昆明大学图书馆虽然有一部分线装书，但都是近二十多年来在普通书店购进的线装书，这些线装书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拍照制版后印刷的，因而不是古籍，更谈不上是善本。所以说，原昆明大学图书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像样的镇馆之宝。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于1981年4月。2001年1月5日，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了原昆明师范学校和原昆明幼儿师范学校。昆明幼儿师范学校始办于1978年，即建国以后才始办的，因而有古籍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昆明师范学校却始办于1905年，即始办于光绪三十一年。另外，笔者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查到：晚清时期全国各地的不少书院相继改建成师范学校；昆明地区在晚清时有三大书院。两年前，笔者亲眼目睹了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的古籍上钤有五华书院的印章。因此，昆明师范学校有可能是在1905年，由五华书院改建而成的。所以说，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有古籍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几年前，笔者曾听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人说，他们图书馆大约有两千本古籍。

两年前，由于宣传工作上的原因，笔者与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一起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即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在闲谈中谈到了古籍的话题。一位北校区图书馆曾经保管过“古书”的工作人员说：北校区图书馆的“古书”都是民国以后的，并且都被虫吃成了筛眼、一包灰，一碰就碎，没有什么价值。当时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也在场，但他对古籍的话题没说一句话。回来后，笔者越想越不对劲，就对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说，想去看看北校区图书馆到底有没有古籍；那些“古书”真的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吗？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同意了，说等他与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联系好后，一起去看看。

二、初见端倪

时隔不久，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就与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联系好了。笔者就与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一道专程去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看那些“古书”。那天，我们受得了北校区图书馆负责人的热情接待。

当笔者看了四册一套的《温飞卿解集》后，眼睛一亮。它的字的结构匀称；字距和行距合适；墨色浓黑；字迹都清晰；版本是木雕本；纸质比较厚实；纸的老化和氧化程度自然；纸的暗帘较宽；版式大小和装帧形式都与康熙时期的相符；把它靠近鼻子闻一闻，闻到了古籍的那种特殊的香味；只有一个序，序的落款的年代是康熙，序的附近连撕去一页的痕迹都没有，仔细查看装订线，装订线是原装的，没有被拆开后抽去年代较晚的序的情况；从目录查到，这套书共有四册九卷，除其中的两册的前几页有一两个被虫蛀成的小洞外，四册都没有油污和水渍等，四册都基本保存完好；《温飞卿解集》的内容是诗集；这套书是齐全的、成套的。笔者凭收藏古籍十多年的经验，当时就认为《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的刻本，并且应该是善本。

十多年前，云南省成立省文物收藏协会时，笔者成为了云南省省收藏协会的第一批会员。2010年11月，笔者参加了第二十五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在培训班学习期间，笔者有幸跟李致忠老先生、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徐忆农、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罗琳先生等全国知名的古籍专家学习古籍知识。应学员们的请求，李老先生讲授了古籍的鉴定。笔者从多年收藏的古籍中，挑选了十几册（种）请李老先生鉴定。李老先生的鉴定结果是:十几册（种）都是古籍，没有赝品；其中有三册（种）还是明代的古籍。

另外，笔者还在北校区图书馆看到了二十来个装满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书柜。其中古籍大约有两千册左右。在古籍中，除《温飞卿解集》和同治、光绪时期的几套古籍成套外，其余的古籍都不成套，不齐全。在这些古籍中没有发现活字本，也没有发现套印本。在其中的几本古籍上钤有五华书院的印章。

这二十来个书柜，每个书柜都有两扇用茶色玻璃做成的梭门（滑动门）。对这些书所采取的防虫蛀的措施，只是放了一些旱烟叶。并且这些旱烟叶是几年前购买的，已经闻不到旱烟味，也就几乎没有防虫蛀的效果。这些古籍中有一小部分被虫蛀成了筛眼，但字还是能够辨认出来的。有几册古籍的卷首和卷尾已成了碎片，但卷中可能还是可以修复的。其余大部分古籍都基本保存完好。此外，那些民国时期的图书也都基本保存完好。笔者看完这二十来柜书后，觉得：除《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以外，其它两千册左右的古籍都是清中晚期的；其余的都是民国时期的图书。这二十来柜的书的价值不小，其中《温飞卿解集》最为珍贵。

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说，这批书有一万本。但只有数字，没有书的花名册，更没有具体年代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说明。

从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回来后，笔者及时向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做了汇报。同时还向图书馆领导提出三个建议：

1．目前对那些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防虫蛀的措施不得力，可以先买一些樟脑精或樟脑丸之类的防虫物品防虫蛀。等向院领导汇报后，批到经费，再采取更为有力的防虫蛀等的保护古籍的措施。

2．由于云南大学图书馆有十几万册古籍，其中有一套还是宋元刻本，还有明代的一些孤本。他们馆的古籍专家鉴定古籍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而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与云南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比较熟悉。因此建议：由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出面，请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鉴定那些古籍。

3．目前对那些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管理比较混乱，应加强管理。

三、有了眉目

事隔不久，即在一年多前，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叫笔者与本馆的党委书记一道，陪同云南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古籍专家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鉴定那一万册左右的书。这位古籍专家是古籍方面的硕士。

陪同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到了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之后，笔者欣慰地看到了那二十来个书柜里，已放进了一些樟脑丸。尽管进屋后闻到的樟脑味还不够浓，但多少还是起了一些防虫蛀的作用。

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把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仔细地看了一遍。并且同时做了一些记录。然后回到云南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和上网考证。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的刻本，并且是善本。

2．其余古籍是清代中晚期的刻本，且多半不成套，不齐全。

3．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中，有两千册左右是古籍，其余是民国时期的图书。

4．这一万册左右的书的价值不小，比较珍贵。

5．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中，《温飞卿解集》的价值最高，最为珍贵。

综上所述，《温飞卿解集》是笔者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昆明学院图书馆目前总建筑面积达40075平方米，现在藏有印刷型（纸质）图书135万册，电子图书123万册（种），现有阅览座位总计3300余个，每周开馆时间可达100余小时。现有在校学生1万5千人左右。如此规模的高校图书馆，如今总算有了比较像样的镇馆之宝。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好这一镇馆之宝！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8YNSKNO059）阶段成果之一。该课题的负责人是昆明学院图书馆的祁跃林研究馆员，本文作者是该课题组的成员之一。

（责任编辑 刘 新）